周雷鸣

（中国药科大学社科部，江苏南京，211198）

2013年冬，笔者访学于台北，在“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中发现颇多。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早年毕业于同济德文医工学校，两度赴德留学，1922年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朱家骅是民国时期学人从政的典型。在学界，他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中研院总干事及代理院长等职。在政界，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调查统计局长、考试院副院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等职，三次出任教育部长。他利用其在政界的地位和权势，推动文教学术事业的发展，以竟学术救国之志，贡献颇著。在他的档案中，笔者发现其与周恩来的一次往来通信，事关抗战初期离开中研院史语所前往延安的王湘、杨廷宾回所工作之事。兹录如下，并作考释。

一、朱家骅致周恩来函

恩来先生大鉴：

日前晤谈至快。王湘、杨廷宾二君均系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从事考古工作多年，颇著成绩。二十六年抗战开始时走往延安，闻渠等年来工作与学术无关，故有回院之意。因念造就专才之不易，殊为可惜，本院甚愿渠等回院工作，则渠等经一短时期温习，当可恢复其过去之工作效力，此亦为国爱才之道，可否请即转向延安探询渠等服务机关，并代为洽商，准予离陕仍返本院工作，公私均感。耑此奉达，并希裁复是幸。顺颂

台祺

朱家骅拜启 十二［1］

此函为草拟稿，信末时间为“十二”，正式信函应写于1942年10月13日，寄往周恩来在重庆红岩嘴的办公地——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据信的内容可知，朱家骅是以中研院代理院长的名义致函周恩来的。

首句“日前晤谈至快”，表明不久前朱周二人曾有会面和交谈。随后，朱请周代询在延安的原该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王湘、杨廷宾是否愿意回所工作。

王湘（1912— ），字子湘，河南南阳人，16岁入史语所考古组，先后任练习助理员、助理员。自1928年随董作宾参加殷墟第一次发掘，至1937年，王湘参加了15次殷墟发掘中的10次。当时，先后入考古组的年青人有十兄弟之称，按照年龄和入所先后排行，分别是老大李景聃、老二石璋如、老三李光宇、老四刘耀、老五尹焕章、老六祁延霈、老七胡厚宣、老八王湘、老九高去寻、老十潘悫。在十兄弟中，位居老八的王湘年龄最小，但参加殷墟发掘时间最早，次数最多。1930年11月、1931年10月，王湘先后参加李济、梁思永主持的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一、二次发掘。在参加多次发掘后，1934年11至12月间，他与李景聃一起，在安徽寿县进行史前遗址调查，发现了12处古文化遗址，独立撰写了《安徽寿县史前遗址调查报告》，显示其独当一面的能力。

在殷墟的15次发掘中，最高成就是1936年6月12日在第十三次发掘过程中的H127坑的发现：一个半小时，在半立方公尺的土中，出土了3760块龟版。而此坑的发现者正是王湘。考古组主任李济对这位考古才俊颇为赞赏：“非常幸运，负责H127发掘的是王湘先生。他除有长期从事安阳发掘的经验外，还是最有独创性的田野工作者之一。”［2］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右一）等在延安机场迎接来访的傅斯年（右六）等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有关王湘的资料极少，笔者在夏鼐日记中又看到其质朴纯真的一面。1935年4月，殷墟第十一次发掘期间，董作宾带着在北平读书的女友熊海平来安阳参观、游玩，董原有糟糠之妻，但与熊形如夫妇。发掘团招待董、熊等人，王湘等几位年青人本想灌醉熊海平，不料熊酒量颇大，却将大家喝得东倒西歪。王湘颇为董妻鸣不平，背后对夏鼐等说：“这（指熊海平——引者）不是他的表嫂子，他另有表嫂子。”［3］

杨廷宾（1910—2001），河南南阳人。1926年春在北平中法大学附设西山中学读书期间加入共产党，1935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次年入史语所考古组任技术员，主要从事出土古物的绘图工作。因入考古组迟，未名列十兄弟之中。

抗战爆发后，王、杨二人随史语所西迁，于同年10月到达长沙。史语所借圣经学校校舍办公住宿，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借用该校一部分校舍上课，王湘与临大学生多有往来。12月，南京失陷的消息传到长沙，史语所准备继续搬迁，但搬迁到哪里，一时尚难确定。因圣经学校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史语所所务会议决定：家乡没有沦陷的，先回家；家乡沦陷的，可以跟着史语所一起走，如不想跟着走也可自便。老大李景聃、老二石璋如回家，老三李光宇、老七胡厚宣、老九高去寻、老十潘悫留下跟史语所继续搬迁，老四刘耀、老八王湘等准备离职参加抗战工作。离别在即，考古组于12月14日下午在长沙清溪阁举行离别宴，参加者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刘耀、祁延霈、王湘和杨廷宾等人。李、董、梁3位研究员酒量不大，刘耀、王湘、祁延霈和石璋如几个山东、河南籍的年青人喝酒爽快，你一杯，我一杯，喝了起来。第一杯祝中华民国万岁，第二杯祝中央研究院万岁，第三杯祝史语所万岁，第四杯祝考古组万岁，第五杯祝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祝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第七杯祝河南古迹研究会万岁，第八、九、十、十一杯分别祝李、董、梁三先生和十兄弟健康。菜还没上来，酒已喝了不少，刘耀、王湘、祁延霈和石璋如四人醉倒在了餐馆地上不省人事。第二天，要离职的刘耀、王湘、祁延霈和杨廷宾等人将已经整理好的工作交到组里，醉意尚未完全消去即各自上路。［4］

长沙分手后，史语所考古组于1938年初迁往昆明。人才难得，培养专才不易。所长傅斯年关注考古组几位离职助理员的去向。1938年5月6日，他致函李济，表示从张政烺处得知祁延霈去了新疆，刘耀、王湘在陕北，李景聃回家，杨廷宾则去向不明。傅认为刘、王到陕北“必失望也”，他建议李济：除祁延霈外，其他人“可招之返也”。［5］不久，回家的石璋如、李景聃先后到达昆明，重回考古组工作。但不知何故，直到1942年10月，李济才请朱家骅致函周恩来探询王、杨二人的情况。

二、周恩来致朱家骅函

骝先先生台鉴：

接奉十月十三日大札，当即转电探询王杨二君近况。顷悉王湘君现任延安振华造纸厂厂长，杨廷宾君现在延安解放社出版局图书馆工作。渠等颇安心工作，不拟离延他往等情，用特函覆。敬希鉴谅是幸。耑此，顺颂

公祺

周制恩来谨启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日［6］

1935年春殷墟发掘团合影。左起王湘、胡厚宣、李光宇、祁延霈、刘耀、梁思永、李济、尹焕章、夏鼐、石璋如

此时在重庆的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民参政会中共代表。在接到朱家骅的来信后，周恩来转电延安，询问王、杨二人的情况。王湘、杨廷宾离开长沙后，于1937年底到达延安。王湘改名王元一，曾任三原县八路军联络站站长，此时任延安振华造纸厂厂长；杨廷宾先入陕北公学学习，次年春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分配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延安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工作，此时在延安解放社出版局图书馆，负责美术工作。

据杨廷宾自述，受周恩来委托，叶剑英曾找过他，问其与中研院院长关系如何、是否愿意回院工作，杨表示愿继续留在延安，不再回所工作。［7］周恩来在得知王、杨二人情况后，复函转告朱家骅。朱于同月18日致函李济，告知探询结果。［8］

1945年7月初，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与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期间，杨廷宾曾拜访傅斯年，一来表示问候，二来表示愿继续留在延安工作。

朱家骅和周恩来的往来通信仅提及王、杨二人，实际上，在1937年底前后，十兄弟中到延安的还有老四刘耀、老五尹焕章、老六祁延霈。老六祁延霈于193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入考古组，曾参加殷墟第九至十三次发掘及山东两城镇等地考古发掘。长沙分手后，他先到重庆寻访亲人，后于1937年底到达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祁天民，被派往新疆工作，任新疆学院秘书兼教育系主任。他与共产党人林基路等欲将新疆学院办成“抗大第二”，而为新疆督办盛世才所不容，被调任哈密教育局长，1939年因患伤寒病不治去世。

老四刘耀原为河南大学的学生，1931年入史语所考古组，后转为该所研究生，先后参加了殷墟第四、八、十、十一、十二次发掘。1932年，他参加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地和大赉店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其中大赉店发掘由其主持，后来写成《河南大赉店史前遗址发掘报告》。1936年，他和祁延霈一起，参加梁思永主持的山东滕县两城镇龙山文化考古发掘，后负责撰写《山东两城镇附近史前遗址发掘报告》，在完成十分之九时，因抗战爆发而中辍。刘耀到延安后，改从母姓，化名尹达，在经过短期学习后，先后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研究院任教、研究，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刘耀的哥哥赵毅敏（原名刘焜）是共产党员，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曾在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抗联工作，刘耀奔赴延安受其哥哥的影响。

1945年7月，傅斯年访问延安期间，刘耀曾与傅有一晤。次年2月，他在将赴华北之际，致函傅斯年。

孟真先生：

安延（应为延安——引者）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

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中作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发见多处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妨碍旅行中作此调查耳。

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力于学术事业，未审所中师友愿否？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

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至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

学安！

后学尹达 二月十五日［9］

刘耀到延安后并没有完全脱离学术工作，1939至1941年，写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还参加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的撰写。但与史语所相比，延安的学术环境毕竟有了很大的变化，刘耀感到对于学术工作“尽力甚微”，不免“思之怅怅”。他难以忘情于从事7年之久的考古研究工作，于是向傅斯年报告拟趁赴华北之机，在山西从事考古工作，希望与师友取得联系和获赠史语所的考古出版物，并表示愿继续完成《山东两城镇附近史前遗址发掘报告》。

老五尹焕章经王湘介绍于1938年携带妻儿赴延安，尹入抗大学习，妻子入保育院工作。不久因其妻坚决要求回乡，一家人离开延安，尹后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

抗战的烽火，中断了史语所殷墟发掘的进程。长沙一别，十兄弟未再齐聚首。老大李景聃于1946年病逝。1948年底，老二石璋如、老三李光宇、老九高去寻、老十潘悫跟随史语所迁往台湾，后来高去寻、石璋如先后于1966、197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高去寻还先后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史语所所长等职。留在大陆的老四尹达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曾任中科院历史所副所长、考古所副所长、所长。老五尹焕章曾任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华东文物工作队副队长，与院长曾昭燏一起提出“湖熟文化”，“文革”期间自缢而亡。老七胡厚宣任教于复旦大学，1956年调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兼秦汉史研究室主任，研究甲骨学不辍，成为甲骨学研究的大家。老八王湘先在中南区重工业部工作，后调至北京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杨廷宾解放初期任东北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哈尔滨122厂副厂长，1960年以后任中科院黑龙江分院副院长、中国美术馆副馆长等职。［10］

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ZS064）、2014年度中央高校科研专项基金项目（ZJ14094）“中央研究院与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研究（1927—1949）”的阶段性成果。

［1］朱家骅致周恩来函，朱家骅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典藏号：301-01-07-015。

［2］张光直：《李济文集》卷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384页。

［3］《夏鼐日记》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页。

［4］陈存恭等访问、任育德纪录：《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版，第188—190页。

［5］傅斯年致李济函（1938年5月6日），《傅斯年遗札》第二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版，第865—866页。

［6］周恩来致朱家骅函，朱家骅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典藏号：301-01-07-015。

［7］丁淯清：《默默奉献的延安版画家杨廷宾》，《宛城旧事》，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93页。

［8］朱家骅致李济函，朱家骅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典藏号：301-01-07-015。

［9］王汎森、杜正胜：《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版，第222页。

［10］杨廷宾：《我的经历》，政协南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阳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