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婷婷

乍一看，这篇小说颇像现代版的水浒故事；事实上，这是一个传销受骗者的自述史。一个是英雄好汉替天行道的聚义地，一个是三教九流劫贫济富的传销场，似乎八竿子也打不着。但弥漫于梁山水泊的那股子豪气与痞气却已融入整篇小说的气质，再加上作者流畅的行文与不加修饰的口语，却也将一个众人谈之色变的话题讲得诙谐幽默，生动有趣。这或许就是这篇小说区别于媒体触目惊心的报道或受害人声泪俱下的控诉的一个最大区别。小说抛弃了居高临下、先入为主的审判视角，尽管有着明确的价值判断：“至于那个组织、那个团队、那个山寨，如今不提也罢”，却在回想起那段传销时光的时候，“回忆中不时也泛起一丝温情”。这种颇为暧昧的情感立场在这个人人谈“传”色变的年代似乎显得有些不可理喻与大逆不道。也就是在这“不可理喻”与“大逆不道”之中，我们似乎发现了这篇小说与《水浒传》的真正相通之处。

施耐庵的水泊梁山虽然充满了刀光剑影，却是一个物质上可以“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精神上可以“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一个豪情万丈的世外桃源。而沧州的这个水泊梁山，虽然物质上清贫艰苦了点，但精神上的万丈豪情却丝毫不输一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版的“come on money”其实也正是古代版的“替天行道”的一种更为直白的表达。现代社会的三教九流便在这共同目标的号召下齐聚一堂。尽管这种“齐聚”在很多时候都是带有欺骗与暴力色彩的“被齐聚”，但在最初的反抗之后大部分人却毅然决然地踏进“传销”的山寨，这种神秘乃至诡异的魅力也正是人们往往谈“传”色变的重要原因：是怎样神奇的魔力让许多明知前面是陷阱的人还前仆后继地往里面跳呢？很多时候，这种行为往往都只是被简单地贴上“利令智昏”以及“被洗脑”的标签，而邓悠哉的这篇小说却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的可能。整篇小说中并没有对传销的所谓“发财诀窍”以及经营模式进行连篇累牍的介绍与批判，而是着重于对“我”陷入传销组织之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世界：无论你之前来自何种职业，是贫穷还是富有，来到这里便全部“清零”，每个人都是拥有平等发财机会的“老板”，每个人都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兄弟姐妹，互相分享着各异的人生理想，拥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在这里，每个人都褪去了在原先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外衣，失去了网络，失去了美食，失去了自由，却意外获得了久违的激情与快乐：一种全身心投入所谓梦想的激情以及一种退回到人类最初阶段的游戏之乐。西方学者福禄贝尔认为“游戏是生命的镜子”，伽达默尔认为“游戏的存在方式是自我表现”。事实上，这些久违的“游戏”正是在传统社会中被压抑的灵魂释放自己的一种方式，那些与警察东躲西藏的游击战，那些为一点麻酱当小偷的刺激，那些一帮成年人偷偷玩叠罗汉的乐趣，与其说是枯燥生活的调节剂，不如说是一种释放自己，回复本真的仪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令人闻之色变的传销组织竟是一个精神的“桃花源”。这也难怪最后“我”在离开传销组织时觉得又是被组织“遗弃”又是被社会“招安”——虽是一场骗局，但荒唐过后仍怅然遗留于心头的那股激情与快乐却也成为幡然醒悟之后的一份隐秘馈赠。

两个梁山，一个大，一个小。这一大一小之间，折射出的却是幽微的人性世界，以及作者试图在“中国经验”下观照当下社会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