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凯 黄爱梅

法治的先声
——《商君书》《韩非子》导读

☉于凯 黄爱梅

法家是战国时期一个重要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他们主张社会变革，强调用法治代替礼治，反对贵族特权，主张君主专制集权，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及政治哲学的演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先秦法家思想的源流

关于战国法家学派的渊源，东汉班固有“诸子之学，出于王官”之说，认为法家出自古代理官（主管刑狱之官）。中国古代有“皋陶以刑为治”的传说，西周时则有《吕刑》，这些都体现了古代“以法为据”的社会治理思想。但在“礼治”及“德治”传统下，从来都是“德主刑辅”，且强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法治的原则，并未得到特别的重视。

春秋以降，随着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及礼乐制度的日渐崩溃，各国统治者都面临着新形势下如何执政的严峻挑战，有不少人主张重视法的作用。战国初期，各国为应对兼并战争的压力，纷纷推行以“农战”为核心的变法措施，法家思想逐渐流行。李悝之后，法家主要有三个流派，以讲“势”为主的慎到，以言“术”为主的申不害，以“明法”为主的商鞅。到战国晚期，由韩非集大成，最终建立了法家思想的理论大厦。

二、商鞅与《商君书》

商鞅（约前395～前338），卫国（今河南安阳一带）人。战国中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大约与孟子同时。商鞅本与卫公同族，人称“卫鞅”，又称公孙鞅。《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是战国法家学派的代表作品。《商君书》各篇，强调变法、重农战、重刑少赏、排斥儒术，反映了作者鲜明的法家集权倾向。

1.“变法”的理念。《商君书》提倡革新变法思想，是法家思想的精髓。商鞅从“历史进化论”理念出发，将人类历史分为“上世”“中世”“下世”“当今”四个阶段，认为不同世代的社会发展状况不同，所采取的社会治理方法也应该有别。

2.“富国强兵”理论。“富国强兵”是《商君书》的核心理念，也是商鞅变法的主要目的。商鞅认为，力量决定政治关系，而国力的根本，就是“农战”。他一方面强调以农为本，另一方面奖惩并重，驱民务战；以“耕战”为核心来制定国家政策，使秦国社会组织、思想意识及行政政策均实现了“准军事化”，最终形成了具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社会统治格局。

3.法治思想。《商君书》特别注重“法”的作用，认为“法”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从“定分尚公”“利出一孔”“以法胜民”和“轻罪重罚”等四大原则出发，提出了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能力的具体思路，完善和丰富了先秦法家思想。

三、韩非与《韩非子》

韩非（约前281～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其身份是韩国公子，曾与李斯一道，做过荀子的学生。韩非子著文，构思精巧，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语言幽默，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表达出他的法家思想及其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颇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如守株待兔、自相矛盾、滥竽充数、削足适履、讳疾忌医、掩耳盗铃、老马识途等至今流传，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

1.韩非思想的理论来源。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其思想体系建立过程中，从法家、道家及儒家、墨家等学派中汲取了大量思想资源，具有兼容并包的基本特征。韩非子将这些不同学派的思想与法家“以法为治”的基本理念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一个兼容法、道、儒等诸家思想，以法治理念为核心，以道家“虚静无为之术”为指导，以荀学“功利论”和“性恶说”为理论前提，囊括“法”“术”“势”等法家治术的新型法家学说，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后世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2.韩非的历史观与人性论。韩非的国家治理理念，根基于他对历史与人性的基本看法。在历史观方面，韩非继承了商鞅学说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将人类社会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及当今之世，认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结构也有很大区别。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社会组织的变化。面对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得用全新方案来解决。同时，他认为人性本身，是自为、好利的，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以“自利”为纽带。因此，韩非提出“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如果看不到时代的变化，一味强调“复古”，强调“仁义道德”“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韩非子·五蠹》），就像那位守株待兔的农人一样，是极其愚蠢的。

3.韩非的社会矛盾观。韩非认为，人类社会是充满矛盾的，矛盾双方是对立与排斥、势不两立的。他特别关注君臣之间的内在利害关系，强调“臣主之异利”（《韩非子·八经》），认为主上用官爵取人臣的死力，臣下为追求富贵，而用死力换取君主的官爵。双方之间的共生关系，无非是建立在“各为其利”基础之上的。

4.“法”“术”“势”治理理论。韩非坚持从“君利中心论”的角度出发，提出“国者，君之车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论断，认为君主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因此，治国者，要善于调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有效统治。韩非于是将前期法家的“法”“术”“势”理论，结合为系统的整体，术者“人主之所执也”，法者“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君主还必须善于用“势”，势，实质是君主利用身份、地位及所掌握的权力、法律等相关统治资源而生成的一种有力位置。

5.君权至上论。韩非主张君主权力至上，他提倡尊君，主张君主集权、专制。他激烈批评了儒家和墨家的学说，主张严格控制言论与思想，禁止私人著作与讲学，实质上是一种思想专制与文化集权主义。

四、法家传统的历史影响

法家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集权理论”，或曰“权力哲学”。这一思想的出现，是战国历史时局大变动的产物。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法家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兼有正面及负面的双重价值。从正面价值来看，法家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1.法家思想的诞生，契合了战国时代变迁的现实需要，为各国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撑，直接促成了先秦贵族制的瓦解，同时也催生了中央集权体制，为中国古代大地域国家统治秩序的建立与维系，提供了有效的治理原则和制度方案，将中国历史推向一个崭新局面。

2.法家关注政治权力的分配及有效运用，强调维护君主集权，提出君主要对臣下有效分权，主张任官分职，循名责实，加强考核；综合采用“法”“术”“势”手段来维持治理秩序，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后世王朝统治手段的完善，提供了有益借鉴，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看重。

3.法家强调“万事一断于法”，主张运用法治手段，加强社会管理。社会成员不分贵贱，均受到法律节制，具有“潜在”的法律平等意识；法家强调因时而变，倡导变法图强，对于结束社会动荡与混乱，确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也有某种积极意义。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法家思想本身，也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

1.法家的政治目标往往过于直接，过分功利，极端忽略道德教化，窒息文化建设，不利于社会的总体和谐、稳定及协调发展。

2.法家过分强调君主权力绝对集中，主张“君主至上”，容易导致君主专制权力的无限膨胀和失衡，埋下了王朝统治失败的隐患。

3.法家强调重刑主义，强调“严刑峻法”式的极权统治，推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容易导致暴政专权。

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法家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几乎是同时发挥作用的。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同时也是最彻底地运用法家统治理念，实施国家治理的是秦国。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第一次展示了法家思想的强大威力。但与此同时，由于秦王朝一味推行暴政，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书坑儒，严刑酷法，最终招致二世而亡。纯粹法家统治的弊端，也因此暴露无遗。

汉人对法家思想展开系统反思，在坚持“汉承秦治”，继承秦朝帝国治理框架的前提下，适度调整统治策略，先引入“黄老无为之术”，以纠法家“刻薄寡恩”之弊，后转而提倡“儒术独尊”，以儒家思想改造和补充法家统治之弊，逐渐形成了具有“外儒内法”特点的基本治理格局，奠定了后世王朝统治的基本准则。

（倪红燕根据《国学经典导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