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敏 黄秦 郑英隆

一、研究背景

自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其经济已经全面融入全球化的体系之中，国际市场的任何变化，都会显著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广东的经济结构为外向型经济，外贸依存度高达150%，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 年，全国的外贸增长17.8%，外贸总量居全国第一（三分之一）的广东却仅增长7.7%，而2001 年其外贸增长却曾高达25.7%①。外贸总量增幅的下降，给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挑战。

之后经过各方努力，2010 年广东的外贸进出口恢复增长为28.3%②。但在2010 年之后，广东企业的用工成本迅速上升，直接导致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竞争优势下降，订单减少。2014 年1 月16 日，商务部召开例行发布会，其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受成本高企、资金短缺、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2014 年外贸形势将十分严峻复杂③。以广东为例，作为外贸大省，《2014 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制订的外贸增长目标仅为1%，在2014 年5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出台之后，广东在《广东省支持外贸稳定增长实施方案》中提出了多项措施以舒缓广东外贸进出口下行压力，目标在于确保2014 年外贸进出口增长2.4%。从全国的数据分析，2015 年1 月13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2014 年全年进出口情况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介绍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2014 年比2013 年增长了2.3%，这个增速与年初的预期目标7.5%存在较大的差距④。

外贸出口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于2004 年到来之后，工资上涨迅速，超越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加速减弱了中国经济在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蔡昉等，2013）。根据蔡昉教授（2013）的研究，2004-2009 年期间，中国制造业的名义小时工资提高了72.7%，快于小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提高了16.1%。带动工资上涨因素有多方面，既有经济运行带来的通货膨胀因素，也有近几年劳动争议增多、尤其是集体劳动争议引发的加薪潮。以南海本田公司的一线一级员工工资为例，2010 年南海本田大规模停工事件前一线一级员工工资为1510 元⑤，经集体谈判协商后，工资涨为约2044 元⑥，随后逐年上调。截止2013 年，南海本田一线一级员工的工资在2500 元/月左右，扣除各种保险费用后，拿到手的工资大约是2200 元。同年，佛山南海本田部分工人因不满年度薪酬调整方案再次发生集体停工事件。在各部门的积极协调下，本田公司劳资双方已达成一致共识，一线一级员工工资上涨310 元（14.4%），另有50 元房补，名义工资达到2810 元左右⑦。即南海本田一级员工的2013 年名义月工资比2010 年增加约86%。考虑到2010 至2013 年，佛山市通货膨胀率为11%⑧，南海本田一级员工的2013 年实际月工资比2010 年增加了约75%。这种加薪对于劳动者来说，的确是值得欣慰的局面。

但在经济层面，由于员工工资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已经开始影响出口和吸引外资了。据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7 月10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有关2014 年我国上半年进出口情况的介绍：传统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商品，正在向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转移在加快。2014 年一季度，我国纺织品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下降了0.6 个百分点，至44.4%。在欧盟和日本的市场份额分别下滑了0.9 和2.4 个百分点，分别是41.2%和58.2%。与此同时，越南、墨西哥、印度等同类产品在美国市场份额分别提升了0.8 和0.1 个百分点；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的同类产品在欧美市场份额同比分别提升了0.6、0.3 和0.4 个百分点；越南、泰国、孟加拉的同类产品在日本市场的份额分别提升了1、0.4 和0.1个百分点⑨。

工资和劳动生产率这两个话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的关注焦点，学者普遍认为工资上涨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由此，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是：既然在可预计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需要依赖以制造业为首的劳动密集型外向企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如何在全球化竞争环境中保持国家、行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本文首先分析竞争优势的构成因素，进而剖析员工工资变化与一国国家竞争优势、行业竞争优势、企业竞争优势三个不同层面的内在关系（聚焦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制造业），然后分析员工工资（主要以农民工工资增长情况为例）“无序增长”对于竞争优势的损害，接着对比分析中欧在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目标和路径方面的差异。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提出今后完善集体劳动争议处理路径之一的工资集体谈判/协商制度的思路建议。

二、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构成要素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研究中心将国际竞争力定义为“一国创造与保持一个使企业持续产出更多价值和人民拥有更多财富的环境的能力”（王勤，2006）。国际竞争力理论最早由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演化而来的，赫克歇尔和俄林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比较优势的来源，提出了“资源禀赋理论”，这些研究对于早期的国际贸易和国家竞争力给出了很好的解释。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一个真正明确的竞争力概念下，一套完整揭示国际竞争力演变规律的理论逐步成形，其中竞争优势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竞争优势理论代表人物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1988）认为：一个企业长时间维持优于平均水平的经营业绩，其根本基础是持久性竞争优势。尽管企业相对其竞争对手有很多优势和劣势，企业仍然可以拥有两种基本的竞争优势：低成本或差异性。一个企业所具有的优势或劣势的显著性最终取决于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相对成本和差异性有所作为，成本优势和差异性又由产业结构所左右（波特，1988）。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称为劳动集约型企业，生产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即产品成本中活劳动量消耗占比较大。因此，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大都依靠低廉的劳动成本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业、服务业、日用百货零售业等）平均每个工人的劳动装备不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目标是要力争成为产业中的低成本生产厂商，其中对劳动力成本的控制就显得极为重要了，而工资恰恰是劳动力成本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廉价劳动力俨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优势。正是依靠这种廉价劳动力，中国经济过去30 多年达到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大量农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为出口加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相关企业也因此获得成本优势。凭借低廉的工资成本，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及对外贸易方面有了飞速发展，并因此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凭借廉价劳动力，中国的资本积累不断加速，经济得以持续增长（胡放之，2005）。同样，我国吸引外资的巨大优势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据统计，我国已连续9 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首位，并曾连续5 年高居全球第二。到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500 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 多家来中国投资。正是凭借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我国迅速进入国际产业的分工体系，制造业名列世界第四位，被冠以“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中心”等称号（蔡的贵，2006）。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贸易全球化进程加剧，产业升级换代愈演愈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内学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劳动力成本（工资）与竞争优势的关系。在国家竞争优势层面上，学者基于中国1980—2008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适当提高劳动者工资有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短期内这种影响是显著的，长期则是均衡的（程承坪等，2012）。在行业竞争优势层面上，受产业结构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而劳动者低工资水平很有可能使制造业陷人“低工资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产业层次（低产品附加值）”的死循环中，因此应当逐步提高制造业劳动者工资水平（吕政，2003）。在企业竞争优势层面上，由效率工资理论可得，较高的工资水平对劳动者有着独特的激励作用。此外高工资水平还可以产生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乘数效应”，如减少企业内部资源流失、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产品服务质量、增强执行力及提升创新力（雷辉，2008）。

三、与劳动生产率相比较的农民工工资无序增长

对企业而言，工资是成本；对劳动者而言，工资是收益。工资作为一个复合指标，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有序增长，是商品经济运行内在的要求。在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工资的增长大致上与社会物质财富增长同步（鲁士海，1989）。国内学者借鉴托宾动态总量经济增长模型对劳动者工资、物价及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工资水平、物价水平及经济增长三者关系应该相互协调，否则会影响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刘丽等，2008）。劳动者工资增长应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联动，如果工资不考虑其变化而按照自身方式增长，会导致货币数量增加及劳动生产率下降，从而爆发更为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劳动者工资增长同时又不应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直接硬性挂钩，如果工资与物价互相推动，造成螺旋式上升，易导致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陈黎明等，2010）。相关研究表明劳动者工资和GDP 同步增长是遏制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前提，工资的停滞增长或者大幅度超常增长产生的“不一致”，都会对经济良性增长产生不可忽视的冲击。总结众多学者的相关理论，可以得知工资“有序增长”是指工资增长应与劳动生产率、物价水平、国民收入、企业效益等指标的增长相协调，即大致同步，工资的增长既不能过分滞后于上述指标的增长又不能大幅度超前于相关指标的增长。反之即视为工资的“无序增长”。

与我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农民工为主的一线工人普遍偏低的工资。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职工工资相当于所有行业平均工资的比例不到90%（莫荣等，2011），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职工工资水平较低已经成为当下的关注热点，而其中有关进城务工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更是引起了包括政府、社会和学术界的讨论及争议。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工工资相比起国有单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员等，不仅收入普遍低下，而且一度增长无序。有关数据表明，1991-2003 年之间，珠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月工资平均只提高了68 元，工资增长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

2004 年之后，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力市场萎缩，各地相继出现了“用工荒”现象，与此同时，物价上涨严重，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和维权意识加强，最低工资标准设定及《劳动合同法》等因素的叠加效应，农民工工资开始呈现持续增长状态，但这种增长依然是无序状态。例如，2004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工资仅为780 元，到2008 年上涨为1205 元，在这期间农民工工资每年的增速基本保持在接近或达到10%以上。但2009 年至2011年之间，农民工工资却是高速增长，最高增长率一度达到21.2%，之后的2011 年至2013 年期间，农民工资增速虽有所回落，但依然保持10%以上的增速。从数据可以看出，十年之间的最低年增长率为9.9%，最高为21.2%。详见表1 所示。

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在2004 年到2013 年这十年期间实现了一个快速的增长。由2003 年的101939元/人增长为2013 年的324842 元/人。其中，除去2006、2007 年、2009 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速均在10%以上，最高一度曾经达到2008 年的21.5%和2013 年的21.3%，即使是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随后的2009年，年平均增速也保持在9.7%的水平。详见表2 所示。

表1 2004—2013 年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元）和增长率（%）

表2 全国劳动生产率（千元/人）和劳动生产率增长（%）

表3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78 年=100）和增长率（%）

表4 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 年=100）和增长率（%）

表5 全国国民总收入指数（1978 年=100）和增长率（%）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面简称CPI）在2004 年到2013 年这十年期间的增长曲线呈现“对称式”，由2003 年的455.8 增长为2013 年的594.8。受金融危机影响后的2009 年，我国CPI 出现了0.71%的负增长。以此为基点作中轴线观察发现2009 年前后的年份，CPI 增长曲线呈现“对称式”。详见表3、图1 所示。

作为国民收入的两个主要统计数字，国内生产总值（下面简称GDP）和国民总收入（下面简称GNI）在2004 年到2013 年这十年期间呈现了基本同步式的增长过程。GDP 和GNI的年增长率“拐点”同样出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后的2009 年，增长率分别为9.2%和8.3%。详见表4、表5、图1所示。

对比分析农民工工资增长率和上述各项指标的增长率情况。首先是对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可以发现自从2005 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大于外出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但随后的两年，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反超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2008 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又重新超越农民工工资增速；而2009-2011 年期间，农民工工资增速一直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且两者之间的相对差值逐渐拉大。2012 年到2013 年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再度超越农民工工资增速。其次是对比CPI 增长率。我们可以发现收入增长率在2004—2013 年十年期间整体均高于CPI 增长率，2009 年CPI 增长率为负的最低点时候，收入增长率达到17.6%，而收入年增长率在2012 年为最低的8.4%后又迅速上升至2013 年的13.9%，CPI 同期则呈现平缓增长，两者关系极不协调。最后是国民收入指标，即对比GDP和GNI 的增长率。可以发现2007 年之前收入增长率均低于GDP 及GNI 的增长率，2008 年之后高于GNP 及GNI的增长率。GDP 及GNI 在2008 年之后增幅逐渐下滑，而收入增长率增幅一路高涨到2012 年才大幅度减小。相比之下，工资增长并没有和GDP 及GNI 的增长相适应保持一致。由此得出结论：农民工的工资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你追我赶”的情况，工资增速和CPI 增速呈现极不协调局面，和GDP 及GNI 的增速则呈现不一致的情况。工资增长并没有达到一种和谐同步增长的“有序”局面，农民工工资增长呈现出一种“无序混乱”的状态，即工资“无序增长”。详见图1 所示。

图1 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长率（%）和全国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增长（%）

四、中国与欧盟工资控制对比分析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欧洲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环境变化等诸多问题，经济增长变得缓慢。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带来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人口老龄化直接造成劳动力供给减少，使得欧洲社会保障体系不堪重负。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之下，国际经济竞争日益加剧，新经济方兴未艾，跨国贸易和资本流动速度加快，世界各国都纳入到全球分工体系中。一些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利用人口规模的优势大力实现经济转型，从而成为制造业重要的生产者、出口商和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这些因素构成了对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导致欧洲总体失业率的上升。此外，日益严重的环境变化问题，对欧洲可持续经济增长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张明哲，2010）。

为了应对上述严峻挑战，巩固以欧盟为首的欧洲各国在全球的政治地位，欧盟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措施，工资集体谈判为代表的工资节制为主要手段。其中工资节制，即通过工资集体谈判使得实际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过程，是欧盟切实有效的措施之一；而中国采取的是当地政府公布工资指导线，目的在于为企业确定工资水平提供依据，在发展生产、提高效益的基础上适度增加工资。为了保持企业的经营灵活性，其工资集体谈判中把工资划分为模块，基本工资在国家、或者行业层面进行谈判，而与企业利润挂钩的绩效工资和福利等，则由各个企业分别与工会谈判。两者的对比如表6 所示。

表6 欧盟和中国工资控制目标和手段对比

值得强调的是中欧工资控制的目标对比。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欧洲便以竞争优势为目标的工资谈判逐渐取代了过去几十年来的以关注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工资集体谈判。这种工资集体谈判的核心是通过工资节制来增强国际竞争力及国家和地方的投资吸引力，工资节制不仅是降低劳动力成本的一种方式，而且成为增强竞争力的一个核心手段（马腾等，2013）。工资节制的结果是：1995-2007 年欧盟27 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3%，而实际工资仅增长了13.9%。在欧元区，工资节制尤为明显，欧元区的劳动生产率上升了16.9%，而实际工资增长仅为6.8%（马腾等，2013）。经过十几年的调整和谈判，欧盟各国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其中荷兰是第一个将工资节制制度化的国家，这使得荷兰长期处于通过工资节制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轨道上；而德国作为工资节制的典型代表，正因为其强大的竞争力，才有能力在欧债危机中援救希腊、西班牙等国。

与中国比较，低人工成本构成了中国出口行业的竞争力。2010 年之后，工资快速上涨带来成本上升，导致许多中小型企业不敢接外贸订单。造成工资上涨因素有经济运行带来的通货膨胀，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近几年劳动争议增多、尤其是集体劳动争议引发的加薪潮。工资的无序上涨，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损害（莫荣等，2011）。有鉴于此，国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针对工资增长，提出了控制原则，即：“按照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平等协商确定、政府监督指导的原则，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滕一龙，2013）”。但很遗憾，其中没有明确工资控制的目标。

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有两个具体问题值得思考：第一，工资集体协商的目标。中国的集体劳动争议，地方政府的目标重点在于维稳。由前文数据可知，农民工工资增速和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你追我赶”的情况，并没有达到一种和谐同步增长的“有序”局面，农民工工资增长呈现出一种极其“无序混乱”的状态，究其原因在于忽视可持续性增长的竞争优势为中国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的最终目标。目前的工人自发停工/罢工行为，迫使工资增长，导致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处于无序状态，伤及国家、行业、以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伤及农民工的劳动积极性。

第二，目标达成的路径，即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的路径。集体劳动争议的处理路径，既有法律的集体处理路径，也有工资集体协商（更多时候用“协商”代替“谈判”，精准地反映了集体谈判在中国的实际含义）的路径选择，还可以聚焦在工作现场，采取管理创新手段等第三种路径。但无论哪种路径，都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考虑和设计，需要借鉴欧盟的经验，从国家（社会）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多方协作和配合。例如工资集体协商，广东总工会前任主席孔祥鸿就强调：“要将工资集体协商纳入可控渠道”。作为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的路径之一，中国的集体协商依靠的是“国家主导”模式，完全不同于欧盟各国的资方与劳方之间相互博弈的模式，虽然集体合同签订率和覆盖率都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但效果仅仅体现在数字方面，正如吴清军（2012）指出：“国家规范劳动关系并非简单控制，而是通过指标管理实现对基层产业秩序的治理”。因此，“100%的工资集体合同和集体协商努力，只有1%的成效”（周驷耕，2014）。

对比分析可知，欧盟各国的工资集体谈判目标在于提升国家、行业和企业的竞争力，通过以竞争为导向的工资集体谈判，规范治理了工会、资方、政府三方的关系，凝聚了共同的力量，达成了国家、行业和企业的竞争力目标的提升。而作为中国集体劳动争议处理路径之一的工资集体谈判/协商制度主要目标不在于推动劳资博弈、控制人工成本、保持和提升竞争优势，而主要目标在于维稳，把劳资双方纳入到一定的法律制度框架之内，使劳资双方行为能够法制化和契约化，从而化解劳资矛盾，维护基层产业的良性运转秩序。

五、结论和建议

在中国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工资与收入一直是社会和企业关注的焦点。工资上涨速度过慢（工资增速远远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极大打击，企业也没有动力去进行技术创新及产业升级，最终很有可能陷入“低工资低效率”的恶性循环中；工资增长速度过快（工资增速远远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就会大大缩减企业的利润空间和降低竞争力，尤其对于欠发达地区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来说，工资过快上涨带来的不利冲击会更大，最终可能会导致企业转产、转移甚至倒闭。此外，工资过快上涨还会产生替代效应，部分企业会通过扩大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弥补人工成本的上涨以此降低生产成本，这样会导致总社会用工需求的减少，从而进一步提升失业率（李平等，2011）。而适度的工资上涨（工资增速略微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或者与其同步增长）不仅可以保证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工资收入有最大可能的提高，同时又可以保证剩余产品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增长（李石泉，1983）。工资增长对企业来说这不仅是无害的，而且容易形成“高工资高增长”的良性循环。因此，相对于劳动生产率提升而言，工资上涨应该保持一个合适的速度，即工资增速应该略微滞后于或者接近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工资的过慢和过快上涨都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最终有损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于2004 年到来，从2011 年开始，15-39 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这种人口转变态势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反映，就是劳动力短缺成为常态，企业招工难愈演愈烈；表现在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上，则会促使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鉴于长期以来工资水平的提高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偏低，工资上涨无疑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均衡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但是，工资增长归根结底需要考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在对以往两者之间的脱节，即工资增长相对滞后的状况做出了补偿之后，工资进一步提高超越了劳动生产率的限度，则会加速减弱中国经济在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能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留出足够的时间，导致经济增长减速过于剧烈，无异于一种休克疗法。从前文的分析和对比可知，中国近几年来制造业等相关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由强劲到疲软背后的主要原因恰恰是由于近几年劳动争议增多、尤其是集体劳动争议引发的以农民工为首的工人工资的无序加薪导致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企业不堪重负。

虽然中欧各国都意识到工资增长需要控制，但中国的工资增长机制主要由国家主导，缺乏国际竞争优势的目标导向，仅仅以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稳定为主要目标；欧盟各国则清晰地界定其控制目标以国际竞争优势为最终目标，兼顾到社会福利的改善和贫富差距的缩小，相应手段则是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工资集体谈判。

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提出，要对私营企业及国家正规单位工资制度进行大幅度革新，积极实践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并极力保护劳动收入。即国家依然在重视与大面积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因此，在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中，建议实施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计划，明确以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工资集体谈判/协商制度。鉴于中国各个省市经济发展不均衡、劳动关系争议的差异较大，具体措施建议：从地方立法层面首先规范集体劳动争议的处理机制。如新修订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于今年1 月1 日起正式实施。与1996年颁布实施的旧《条例》相比，新修订的《条例》最大的特点就是对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增强其可操作性。《上海市集体合同条例修正案（草案）》近日也提交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针对近年来屡次发生的因拖欠工资薪酬等矛盾引发的过激行为，草案新增、列举了开展集体协商过程中企业和职工双方不得采取的行为，也兼顾了企业方和职工方的利益，上述两省市的立法举措值得借鉴。在操作层面上，建议从各个省市的地区层面、行业层面、企业层面展开工资集体协商，探索建立和完善具备中国特色的、保持和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要建立这样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工资的有序增长，首先是要注意均衡参与协商的力量，尤其是对于增强职工一方的协商能力、提高协商技巧要从不同层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解决职工一方协商代表不敢谈、不会谈的问题。此次，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协商主体要切实把焦点转移到提高企业竞争力上而不是拘泥于劳动者热衷于短期内的工资大幅度增长和企业致力于压缩劳动者生产成本上，唯有这样才能促进工资集体谈判/协商制度的长远发展。

注 释

①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1/13/content_10651188.htm

②数据来源：广东统计信息网http://www.gdstats.gov.cn/tjkx/t20110124_81331.htm

③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1-16/5744380.shtml

④数据来源：人民网http://www.022net.com/2015/1-13/451538232215887.html

⑤王广永、邓柱峰：《南海本田员工或加薪》，《广州日报》，2010 年5 月21 日，第FSA2 版。

⑥http://www.job853.com/MacauNews/news_list_show_macao.aspx?type=2&id=12238

⑦黄晓晴、赵映光、郑诚：《南海本田工人停工求加薪》，《羊城晚报》，2013年3 月20 日，第A23 版。

⑧数据来源：佛山市统计信息网http://www.fstjj.gov.cn/

⑨http://gd.sina.com.cn/szfinance/chanjing/2014-07-10/15173304.html

1.蔡昉、王美艳：《2013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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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吕政：《论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载《中国工业经济》，2003 年第4 期，第5-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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