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丽梅 陈怡亮

【摘 要】 文章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影响。以我国2010—2012年间A股上市公司所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首次证实了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概率会更高，并分析研究了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主体提供者对鉴证质量的影响，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鉴证质量较高的咨询机构作为鉴证主体的提供者。

【关键词】 政治关联; 社会责任报告; 鉴证

中图分类号：F270;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06-0049-03

一、引言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我国累计共有355份社会责任报告经过了鉴证，企业对社会责任报告进行鉴证会产生一定成本，企业为什么会自愿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Park J. and Brorson T.（2005）通过对企业高管访谈发现，鉴证价值的不确定、鉴证成本过高、外部压力小等因素使得企业选择不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沈洪涛、王立彦和万拓（201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行为受公司规模影响。戴慧婷、秦信任（2012）发现，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行为还受到企业特征、公司治理和审计师类型等因素影响，公司规模较大、董事会规模较大以及年报审计师是“四大”的企业更倾向于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沈洪涛、万拓、杨思琴（2010）对鉴证提供者的不同及其鉴证质量进行了分析。本文拟从政治关联度角度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影响。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影响，为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已有的文献鲜有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影响，目前中国上市公司有很多公司董事长等具有一定的政治关联，如公司董事长或是人大代表亦或是政协委员，所以在研究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影响因素时，政治关联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第二，本文结合我国社会体制从政治关联角度研究了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动因，对于研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具有积极意义。第三，目前鲜有文献研究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提供主体对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质量的影响，本文拟进一步从政治关联角度研究具有政治关联企业和无政治关联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提供主体的不同，并从提供主体的不同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质量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黄欢（2012）在研究政治关联对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时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获取更多的资源，为企业创造价值，从而更加愿意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张萍、梁博（2012）发现企业的政治关联度越高，社会责任的履行就越好，二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社会责任履行较好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以与其他企业区别（沈洪涛、王立彦、万拓，2011）。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由于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受公众的关注程度高，社会责任履行比较好，往往会对社会责任报告进行鉴证来回应公众的关注并提高其社会责任报告的可信度。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通过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提高其在政府和公众视野中的形象，从而维持或提升企业的政治级别，与不进行鉴证相比可以获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王成方、林慧、于富生（2013）发现企业通过向政府、投资者、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展现其良好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可以提高其政治关联度。敖小波（2014）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便利，同时，政治关联因素还能提升企业的经营业绩。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愿意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择、变量定义以及模型建立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11年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15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但部分公司缺乏相关财务数据以及信息披露，最终的研究样本只有60个。本文使用的样本公司为2011年间所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主要来自商道纵横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资源中心”网站以及手工整理和收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主要来自商道纵横和国泰安数据库以及手工整理和收集。

对于如何衡量企业的政治关联度，国内外通常采用高管与政治的联系衡量企业政治联系的方法。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公司高管中是否有现任或曾经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是曾经有过从政经历作为企业政治关联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

除了政治关联外，已有文献研究发现还有很多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有影响，如规模越大的企业会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广泛交流以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目的，越有可能提供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戴慧婷、秦信任，2012）;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也有影响，公司在资产负债率较低且没有偿债压力下，会选择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活动（李正、官峰、李增泉，2013）。因此本文对上述因素进行了控制。

本文将公司规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并将样本分为有鉴证和无鉴证两个子样本，研究变量如表1所示。

本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检验研究假设，Logistic 回归拟合的方程是：Ln（P/1-P）=？琢+？茁X+？酌iYi+？着（i=1，2，3，4）

其中，P是上市公司是否提供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概率，X为解释变量，Yi代表各类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资产负债率。？琢为常数项，？茁、？酌分别是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向量集，？着是残差项。

（二）描述性统计

根据样本是否进行鉴证，将样本分为鉴证与无鉴证两个子样本，在对总样本和子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表2可以看出，在60份社会责任报告研究样本中，有35份进行了第三方鉴证，政治关联变量按是否提供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分组后，可以看出鉴证组中政治关联的均值高于非鉴证组政治关联的均值。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将政治关联作为自变量放入方程中与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和公司规模一起回归检验。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政治关联与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正相关并且在1%上显著，说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愿意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以此来提高社会责任报告的可信度。

四、鉴证提供主体的研究

本文还对鉴证的主体进行了进一步研究。研究显示，35份进行了鉴证的社会责任报告中，鉴证的提供主体大多是行业协会和专家或是专业咨询机构，而会计师事务所占的比重较低。35份鉴证报告中只有5份（14%）由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其中毕马威3份，普华永道2份;有16份（46%）由咨询机构提供，其中挪威船级社7份，必维国际检验集团8份，香港通用公证行有限公司1份，其余由行业协会或专家提供。而在鉴证组中26家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有9家由专业咨询机构提供，7家由行业协会或专家提供，有8家企业同时提供了行业协会或专家和咨询机构进行的鉴证。非鉴证组中鉴证提供主体大多为行业协会或专家。在这些企业的鉴证报告中鉴证主体都明确说明了采用的鉴证标准。沈洪涛、万拓、杨思琴（2010）发现鉴证提供主体为执业会计师或咨询机构，其更多采用国际鉴证标准，鉴证质量较高。但我国目前执业会计师拥有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市场份额仅为9%，沈洪涛、秦信任（2010）发现我国企业目前对鉴证主体的选择不倾向于执业会计师的原因是鉴证费用过高和鉴证程序过于复杂、时间跨度较长。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因为鉴证程序复杂和鉴证时间较长，不符合其快速回应政府、公众等的关注和较快地向政府证明其社会责任的较好履行以获取更高的政治关联度的利益需求。同时提供行业协会或专家和咨询机构的鉴证既体现了我国企业鉴证的本土化特征，也符合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在较短时间内能够提供质量相对较高的鉴证服务的鉴证主体需求。

通过对有无政治关联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主体提供者的研究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对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主体提供者的选择呈现本土化的特征并且受其利益需求的影响更倾向于选择鉴证质量相对较高的国际咨询机构，以此来提高其社会责任报告的鉴证质量，而无政治关联企业出于鉴证费用过高、没有较大的外部压力和其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考虑对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主体提供者的选择较多为行业协会或专家，这使得其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质量不高。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11年间上市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6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同时还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时，大多选择咨询机构作为鉴证报告的提供主体，对鉴证报告的质量具有一定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政治关联进行衡量时，没有对企业政治关联的类型进行划分，不同的政治关联类型以及政治关联度会对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在对样本进行选择时，由于非上市公司数据较难收集，所以没有考虑非上市公司。未来的研究可以综合考虑这些方面，以便更全面地研究政治关联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Park J，Brorson T. Experiences of and views on third-party assurance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s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5，13（10）：1095-1106.

[2] 沈洪涛，王立彦，万拓.社会责任报告及鉴证能否传递有效信号？——基于企业声誉理论的分析[J].审计研究，2011（4）：87-93.

[3] 戴慧婷，秦信任.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影响因素研究[J].财会月刊：理论版，2012（9）：17-20.

[4] 沈洪涛，万拓，杨思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现状及评价[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6）：68-74.

[5] 吴丹红，杨元.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体、质量和行为特征研究[J].会计之友，2014（29）：19-23.

[6] 黄欢.政治关联与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实证分析[J].求索，2012（1）：39-40.

[7] 戴慧婷，沈洪涛.国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研究述评[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3，26（6）：44-49.

[8] 李正，官峰，李增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活动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13（3）：102-112.

[9] 沈洪涛，秦信任.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与注册会计师新业务拓展[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0（12）：74-81.

[10] 张萍，梁博.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履行——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证据[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12（5）：14-23.

[11] 于富生，王成方，林慧.政治关联、政府干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C].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第25届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12.

[12] 敖小波.政治关联、融资便利与公司绩效——来自房地产行业的经验证据[J].会计之友，2014（7）：70-74.

[13] 万寿义，刘威，李笑雪.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沪市A股的实证检验[J].会计之友，2013（21）：23-31.

[14] 许家林，刘海英.我国央企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研究——基于2006—2010年间100份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6）：7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