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在新一年诺贝尔奖颁奖季，美国耶鲁大学这座盛产诺奖得主的一流学府再一次被媒体聚焦解读，这所“精英主义、自由教育和领袖的摇篮”被认为在近300年的历史中形成一种“从不公开表述、无法明确指明，却极被看重的高贵意识，那就是服务社会、贡献国家”。建校以来，耶鲁历史上出过五位总统，就在当代美国政坛，美联储首位女性掌门人、深具全球金融影响力的珍妮特·耶伦也是从耶鲁走出，这些出类拔萃的精英人士无时无刻地用自身的成就标榜着耶鲁“卓越灵魂与领袖摇篮”的标签，也在告诉世人，这座象牙塔内的师者学人的影响力远在象牙塔之外。

詹姆斯·托宾、耶伦在耶鲁时期对其影响至深的老师之一，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不仅在他的时代曾出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也在今天通过其学生耶伦间接地影响着美国的金融经济。这位杰出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于2002年辞世，被认为是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托宾是因为他的贡献“涵盖经济研究的多个领域，在诸如经济学方法、风险理论等内容迥异的方面均卓有建树，尤其是在对家庭和企业行为以及在宏观经济学纯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应用分析方面独辟蹊径”。本期大家介绍詹姆斯·托宾的治学历程和学术贡献，近距离为读者呈现这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不凡人生。

哈佛骄子，耶鲁名家

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曾引用弗罗斯特的诗句：“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弗里德曼自认为是一连串的意外使他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对托宾而言，也是因为一笔“意外的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最终走进经济学殿堂。

1918年3月5日，托宾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受其父亲从事记者职业的影响，小时候的托宾很喜欢新闻记者的工作，6岁时就开始自行编辑报纸，他也喜欢争辩讨论，曾有过读法律的念头，十多岁时对政治也很着迷，然而经济学是怎样的学科他一无所知。年少的托宾学习成绩优异，按最初的计划他应该就读于家乡的伊利诺伊大学。然而一个契机、一笔“意外的奖学金”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托宾的父亲博学多闻，喜欢阅读各类书籍，一次读《纽约时报》时看到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为扩大该校学生在地缘与社会阶层上的覆盖面特向中西部五个州每个州提供两名新生奖学金，托宾接受了父亲希望他申请这一奖学金的建议成功拿到了进入哈佛这所有着北美首屈一指经济学研究中心的高等学府深造的通行证，自此经济学大门向其渐次打开。

哈佛的岁月是难忘的。自1935年9月入学，托宾先攻读下经济学学士学位又进一步攻读了硕士研究生。哈佛良好的经济学教学研究环境让这期间的托宾受益良多，熊彼特、汉森、钱伯霖、哈伯勒、里昂惕夫、萨缪尔森、加尔布雷斯等一众优秀的经济学人构筑了当时哈佛大学学术讨论的热烈氛围和黄金时代，身处其中的托宾极力吸收着哈佛的养分、奠定了他进一步深造的学术基础。

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托宾以经济专家身份在政府任职，先后在物价管理署、战时生产局工作。后来托宾加入美国海军后备队服役，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90天军训后任驱逐舰指挥官，随舰到达大西洋和地中海，并参加了进攻北非和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战役。退役时获海军预备役上尉军衔。

“我喜欢并且珍视这些经历，正因为它的要求与学术工作如此不同”，后来的托宾回忆道。然而真正让他得以施展才华的并非战场而是经济学的学术阵地。1946年托宾回到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完成了一篇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和统计的论文，并于次年当选为研究会副研究员，让他得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补习战时失去接触的计量经济学并且与研究会极富才华的研究生和青年老师共同研讨进而在战后延续了哈佛经济学研究的辉煌。1949年托宾赴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访学。

1950年后，托宾就一直在耶鲁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耶鲁任教期间，从1955年至1961年和1964年至1965年，托宾两度担任考尔斯基金会主席，帮助过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但在托宾看来，他自己更是获益匪浅的那一个。他认为耶鲁是极好的教研和生活的地点，经济学系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他喜欢耶鲁对学生教学重视的氛围，他个人也热爱教学，并身体力行、为教好学生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学习，在与师生争论协作中交到许多不同年龄的朋友，收获了一份对他来说持久丰厚的报酬。在托宾及其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耶鲁大学也成为一个从事宏观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研究的深受鼓舞的工作环境，不仅他个人登顶诺奖高峰，也培养出像珍妮特·耶伦等出色的经济学人。

与萨缪尔森早年得志、一生荣耀加身相类似，托宾的学术生涯也鲜花满途，仅凭1955年获得美国经济协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58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71年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81年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收入囊中这几项人生的里程碑就已让他写就一部哈佛传奇，奠定了这位耶鲁名家一生的学术地位。

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

托宾总结自己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在他看来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动人且富有挑战性的学科，而自己对理论推导和定量分析有着强烈的兴趣且颇为擅长，使得这门学科更富吸引力；另外，透过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了解经济大萧条及其对全球政治走势的影响甚至可以提出解决之道，这一原因让托宾更认为是他们这一代经济学家致力于经济研究的共同根源。尽管托宾本人并未受经济大萧条之苦，但其父亲的丰富智识以及其母亲所从事的处理失业贫穷问题的社会工作，都让托宾深切感受到当时经济政治面临的各项问题。而在哈佛最开始的经济学课程一下子把他拉进经济学大门且着迷于凯恩斯理论。

在哈佛读大二时，托宾在导师波拉德的指导下接触到了一本“来自英格兰的新书”、由凯恩斯撰写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跟波拉德共同讨论此书的托宾当即被经济学迷住了，且比哈佛许多前辈更早更深入地开始了对凯恩斯著作的研读。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创建者，凯恩斯理论以“整体的产出理论”著称，即以一套联立方程式的系统将整体经济情况加以模型化，鲜明地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学。托宾由于一早接触了这门新学问且没有过去理论的包袱，他怀着满腔热忱学习凯恩斯理论、成为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且成为把凯恩斯理论革命带到美国的经济学家之一。此前，资本主义经济与政府强力干预非此即彼不可折中，经济大萧条的到来让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罪魁祸首，自由市场经济似乎已到尽头。凯恩斯理论的出现则为自由市场体系在未来避免萧条开出“药方”，即审慎地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这也成为托宾一生的学术研究方向——他大部分的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都是投注于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不断完善着凯恩斯理论。

托宾早期的研究为凯恩斯的整体经济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所著的《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就包含了他十二年里撰写的43篇以政策为导向的论文，体现了他的经济学思想和政策主张。托宾将凯恩斯宏观政策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其一，明确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去实现实际经济目标，特别是充分就业和国民总产出的实际增长；其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是能动的，它能对实际观察到的经济状况以及不同政策选择下发展道路的设计做出灵活的反应；其三，凯恩斯主义希望确定协调一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其四，凯恩斯主义者并没有乐观地认为，需求管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就足以实现名义和实际的双重目标，即同时获得充分就业和价格或通货膨胀的稳定。

在此基础上，托宾进行了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当1981年托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传回美国国内，大家争相关注的是托宾在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研究。当记者要求用通俗的说法来阐释这一理论时，托宾讲出“不要把你的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道出了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精髓即分散投资风险。资产组合选择理论被看作是托宾一生最重要的贡献，这一理论着重考察了家庭和企业在不确定条件下怎样确定以各种不同的实物和金融资产形式来持有财富，其创新处在于将此理论运用于货币需求的决定中，把凯恩斯模型中货币与债券的简单替代转变为多种资产间的替代，从而修补扩展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

进一步地，托宾将资产选择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发展成一个包括金融资产和物质资产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经济体系中二者间的相互作用，其研究重点在于金融市场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来影响生产、就业和物价。托宾的研究为核心经济理论中实物和金融结合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助其折桂诺奖；他也曾尖锐批评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架构、为维护需求管理反驳“新古典宏观经济”的消极结论，不断让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理论成熟完备向前发展。

这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生前始终认为 “凯恩斯学派的经济观念在今日仍有其价值，不论对经济运作的说明或是对改善政策的建议”，他所指的不仅限于凯恩斯的经典著述，更包含了后人不断对这些理论所作的修正、发展与改善；托宾从来坚信“最优秀的经济学者，都是由周遭的世界中找到研究的题目”、“学科的茁壮进步存在于不断的论争之中”。他也像凯恩斯一样“以拯救世界为己任”，一生致力于寻求调控市场之策，研究经世致用之学。

托宾的影响力

“今天，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赢得如此众多的追随者或者对当代经济研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托宾颁奖时如此评价道。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托宾就从事过一些公共写作的工作，针对当时的经济议题，撰写一些供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发表在《新共和》、《耶鲁评论》、《挑战》和《纽约时报》等刊物上。托宾的一段主要公共生活也是在接下来的六十年代初期。在肯尼迪竞选总统期间托宾撰写的有关经济成长方面的备忘录以及政策立场声明等为肯尼迪竞选助力，大选后，肯尼迪以总统身份专门打电话请托宾担任经济咨询委员会委员。在一次演讲中托宾回忆道这一情节——

“恐怕你找错人了，总统先生。我只不过是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托宾对着电话那一头的肯尼迪说。

“那最好不过了，我也会是象牙塔内的总统”，肯尼迪回答道。

就这样，托宾开启了他一年又八个月的经济顾问生涯。尽管这一时光短暂却让托宾心情澎湃、引以为傲。肯尼迪的经济委员会在当时有着一群“梦幻般组合”的幕僚，海勒任主席，奥肯、索洛、阿罗、戈登等任职委员，这一众意气相投的学者透过全体一致的共识来运作这一委员会，并出版集体著作《经济报告书》将其理念应用于当时美国和世界经济状况，这些杰出的学者都乐观地相信凭借其在经济学上的素养会有助于政策的改善、对世界作出相应贡献。当理念被较大程度接受化为政策并产生一定效力时，在托宾看来其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初衷也得以实现。这一汇聚了美国最卓越的经济学天才的肯尼迪“幕僚组合”也让后来的托宾时常感怀。

伦敦《金融时报》称托宾“是一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华盛顿邮报》认为托宾是“他那一代学者中最有影响力和创造力的经济学家”；亦有人评价“托宾的著作第一次揭示了金融资产与政府财政政策的关系”。然而，真正有影响力的学者不仅在当世发挥着影响力，对后世也不乏奠基和启示作用。对托宾而言，即使不清楚他对经济学的具体贡献，也会对“托宾Q值”、“托宾税”、“蒙代尔—托宾效应”、“托宾分析”等一系列以其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名词耳熟能详。这些代表着一定经济学思想的名词渗透了托宾对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交互作用的观点，在实践中广为应用。

托宾Q值代表企业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本之比，显著体现在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上，不论在实体经济层面还是金融层面，Q值都对相关决策有着重要意义。据说某段时间，耶鲁大学有不少身着印有字母Q文化衫的师生以此来表达对托宾的崇拜；此外，象征着“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里掷些沙子”的“托宾税”则在防止跨国金融投机领域被引用实践、也曾被列入世界级会议上的严肃议题加以讨论争辩……

托宾逝世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8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发表纪念文章说，托宾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辞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作为中国人，似乎更应该记住另一个与托宾有关的历史时刻——2000年4月，旨在敦促美国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在美国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这一公开信的联名者当中，就有业已八十二岁白发苍苍的托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