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伟

（1.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郑州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2.山东理工大学，山东 淄博 255049）

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研究有多种途径：一是偏重于思想史的研究，即主要研究一些名家的教育思想；二是偏重于教育制度的研究，即研究教育制度的变迁；三是偏重于研究教学形式以及师生关系状况。教育家的思想和教学实践一部分反映在子书中，如先秦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子》、《老子》，汉朝陆贾的《新语》、王充的《论衡》等。还有一部分重要的材料主要反映在史书中，如《史记》、《汉书》。子书的记载往往偏重于理论的阐发，不局限于教育思想。而教育制度的变迁、教育思想的产生以及教育家的教学实践都可以从史书中钩取出来，不过史书的记载很庞杂。在人物传记中，往往以传主的政治实践为主。所以，我们认定为教育家的人，如果其政治实践不多，则史书记载也比较简略。我们的教育史研究往往是排除掉其他材料，仅从中梳理与教育有关的材料，这是教育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不过，笔者认为，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些材料，来研究古代教育和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用古代的词来说，就是学仕关系。本文将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研究先秦到两汉儒家群体对学仕关系的设想和建构。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者，自然是我们研究的起点。本文说的儒家群体是指孔子及其传人，以传习六艺为其内在特征，以儒冠儒服为外在特征。本文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三类人：一是同时拥有教育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儒者；二是有政治实践的儒者；三是无政治实践但在教育上有卓越成就的儒生。我们所说的政治实践主要指与学仕关系建构有关的政治实践，第三种人虽然没有政治上的直接影响，但是由于其在儒家教育上的贡献，所以对学仕关系的建构依然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也列入研究范围。本文所关注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与学仕关系有关的论述，这些思考对儒者的教育实践和政治实践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也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历史的研究，揭示对儒家群体在面临社会环境的变化时，如何根据已有的教育思想，展开教育实践，来建构与儒家有利的学仕关系。

一、先秦儒家对学仕关系的思考与实践

（一）孔子及其弟子的思考与实践

孔子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启了私家讲学的风气，提出“有教无类”的教学思想。但是，我们要看到，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学仕关系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论语·子张》记载：“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集中反映了儒家的学仕关系价值观。根据朱熹的注解：“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然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1］《子张》朱熹的解释很好地说明了儒家对学仕关系的设想，首先从政的人有余力要学习，其次学习有余力的人则要从仕。学仕虽然为两件不同的事，但是关系密切。

那么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孔子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他的目的是恢复周公之治。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八佾》可见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古代的典籍制度，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本人走的就是学仕结合的道路。孔子对学仕制度提出明确的看法，他认为学仕制度也应该恢复周公之道。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西周教育制度主要在《周礼》、《礼记》中，其中的记载是西周的教育制度实录，还是儒家理想化的叙述，是有争议的。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就认为这是后人的体会［3］15。

孔子对其他学说的态度，现在也不是很明了。孔子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矣。”［2］《为政》这句话虽有不同的理解，但通行的理解是：“攻治异端，这是有害的。”就这段话而言，孔子对异端是明确反对的。这个异端的意思是模糊的。在后代思想的争论中，异端都会有确指。可见孔子认为自己继承了文武周公之道，有自居正统的想法。他这一态度为后代儒者所继承。既然是正统，那就有占据权力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所以孔子对儒家在学仕关系中主体性的建立至关重要。

孔子的弟子对于学仕关系也有重要论述。如《论语·学而》第二章：“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句话很明确地说明了儒家的孝悌教育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所以在《论语》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去世后，“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也。”虽然后来有若没能保持这个地位，但他的地位应该不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又载：“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子夏是儒者中早期为王者师的人，可见上述子夏对学仕关系的论述是有实践基础的。在汉朝，太子太傅、少傅等职位一般为儒家垄断。追溯其源头，则可以到子夏这里。

（二）孟子的思考与实践

孟子生活在“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4］2343的战国时期。孟子“言必称尧舜”［5］《滕文公上》，又不以“利”劝人主，所以前后游说齐宣王、梁惠王，都不得志。

不过孟子积极与其他学派辩论，批评其他学派，使得儒家学派得以弘扬。他批评杨朱和墨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5］《滕文公下》这是儒家教育系统中对其他新兴学派的明确回应。批评其他学派，实际上也有垄断思想和言路的意图。

（三）荀子的思考与实践

荀子在齐国稷下先生中“三为祭酒”，这使他对诸子的学说有很深的了解。他在《荀子·非十二子》中不但批判了其他学派，也批判了儒家的其他学派。子思、孟子也成为他的批判对象。这体现了儒家内部思想整合的倾向，也表现出思想一统的倾向。“上则法尧、舜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张之制，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6］97

荀子提到，孔子为大司寇时，诛杀少正卯。少正卯同孔子一样，也是讲学者。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后代一直有人怀疑。但是荀子讲述这件事情，至少说明荀子是赞同这个做法的。荀子可能还做过楚兰陵令，一直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但他的思想到李斯、韩非子那里呈现出更强的专制倾向。如李斯提出“焚书”的建议大概根源于此。

二、秦朝到汉武帝之前儒家的衰落和恢复

（一）秦朝的“焚书坑儒”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嬴政喜好韩非子的学说。《韩非子》中有《五蠹》和《显学》两篇来批判儒家以及其他学派。可见秦始皇对儒家的态度大概是不以为然的。但是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还是把儒家和诸子中的其他学派也列入博士序列，以备咨询。

在秦灭六国之前，秦王嬴政在嫪毐案以及下“逐客令”两件事上，齐人茅焦以及李斯能以统一天下的厉害来劝谏嬴政，他还能听进劝谏。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嬴政灭亡六国，在议称号之事上听取了大臣和儒生的意见。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4］238可见在与古代制度有关的事情上，博士以及儒生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始皇也信奉阴阳家的五行学说，以秦为水德，“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任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4］238，可见嬴政杂糅阴阳家和法家的学说，并不专注一家。同时他信任术士，求不死之药。受嬴政酷法的不仅有普通百姓，也有治狱吏。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2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4］253同年，博士淳于越认为应该恢复分封制，他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4］254这大概是儒家的议论，李斯称之为“愚儒”。这直接导致李斯的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4］254可见这个命令的关键在于避免民众引用《诗经》、《尚书》、诸子来批评朝政［7］。“以古非今”大概主要针对儒生。烧书影响的范围最广，所谓“悉诣守、尉杂烧之”，意思是要献书者在守、尉面前烧书，可见这种法令得到严格执行。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1年），由于侯生、卢生亡去。他们是方术士，是为嬴政求仙药的，这引起了嬴政的震怒［8］。案查“诸生在咸阳者”，“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4］258此时大臣似乎没有食客制度，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博士的弟子，《史记》没有明言是儒生。但是扶苏进谏说：“诸生皆诵法孔子。”［4］258这至少说明儒生在其中占的比例较大，所以后代有“焚书坑儒”的说法。不仅对儒家，对于诸子学说也有重大的打击。后来汉朝恢复博士制度，但是一直都没能达到秦朝“博士七十人”［4］258的规模，儒家外的学派也没能再立为博士。

赵高对胡亥继位起到重要作用，是因为赵高和胡亥有师生关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法令事，胡亥私幸之。”［4］264赵高熟悉律令，我们勉强可以认为赵高为法家人物。由于赵高对秦朝灭亡起到的促进作用，所以在汉朝法家人物很少能做皇帝的老师。

（二）儒生对秦朝政权的反抗以及对新政权的参与

“焚书坑儒”的政策实际上是国内矛盾激化的反映，由于沉重的劳役，严酷的形罚，国内议论比较多。嬴政使儒家丧失了教育的权利，所以儒生也积极投入到抗秦的战争中。孔子八世孙孔鲋偕礼器投奔陈胜，为陈胜博士。叔孙通作为秦朝的博士，降汉，为汉制作礼仪，任太常，从此以后，太常职位为儒生垄断。这为儒家的复兴奠定了权力基础。

（三）儒家对秦朝灭亡的总结

陆贾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来劝说刘邦，作《新语》，以儒家的仁义学说来解释秦朝灭亡的道理。这套理论影响深远，为儒家成为国家学说奠定了基础。刘邦本来是轻视儒术的，在陆贾的影响下，刘邦开始对其有所尊敬。贾谊作《过秦论》，使儒家对秦朝灭亡的解释更加流行，这为儒家的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汉初的讲学和博士的设立

汉承秦火之后，儒家典籍残落。但是仍然有一些儒生坚持讲学，如伏生、申培公、韩婴、辕固生等。这些讲学活动为儒家的恢复奠定了人才基础。

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一）儒家与其他学说的辩论

辕固生和黄生关于唐、武是否受命的辩论，证明了儒家学说更有利于为汉朝的建立辩护。这在后来的谶纬学说中，逐渐演化为孔子为汉朝立法的说法。辕固生与窦太后的辩论，导致辕固生被迫与野猪搏斗。田臧、卢绾在汉武帝初期试图兴礼乐，受到窦太后的打击，被迫自杀。

（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儒家因为“是古非今”，在秦朝受到重大打击。董仲舒吸收阴阳家的学说，使儒家在评议朝政时，多了天象的支持。这开启了后来的谶纬之风，不过有利于提升儒家的地位。

（三）法家学说对儒家的吸收

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一些学法律出身的官吏开始“饰以儒术”。如汉文帝时，朝廷派法家色彩浓厚的晁错去伏生处受《尚书》。汉武帝时张汤召集一些儒生作为自己的属员，为判案提供儒家色彩的理论支持。儒家和法家在严上下之别、推崇皇权等方面是一致的，所以能有所融合。

（四）太学以及郡县教育的兴起

太学的设立，标志着儒家在教育上的权威地位正式形成。太学的设立与博士制度以及察举制度都有密切的关系。博士制度是汉承秦制。察举制度与太学制度的建立，与儒家对周朝教育制度的阐发有关，表明儒家在积极建构学仕关系。

郡国设立学校，始于蜀郡文翁。学校的设立与地方官的热心程度有关。另外，地方官是否儒生，影响也很大。随着儒生官吏的增多，郡县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察举制度的建立，对于兴办学校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汉武帝之后儒家的发展

（一）与儒家教育有关的制度

整个汉朝博士数目有限，到东汉时，只有十四个博士，远远低于秦朝的数目。但是与秦朝相比，这些博士全是五经博士，体现了儒家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性。博士弟子数目逐渐增多，至东汉，博士弟子达到三万人。博士有可能担任太子太傅或少傅，为王者师，这对儒者地位的提升有很大的影响。儒者由此可以进入权力中枢。博士弟子在官僚体制中也有晋升的机会。博士与博士弟子联合起来，是很大的政治势力，甚至可以与外戚势力以及宦官势力相抗衡。

东汉晚期的党锢之祸对儒家是一个重大打击。这说明儒家在处理学仕关系时的缺陷。如果皇帝不宠信儒者，即使儒家教育很发达，也有可能受到致命打击。这个问题直到科举制度建立后，才得以解决。但是实际上的政治运作，仍然对儒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今古文的争论

西汉末年，围绕着是否立《左氏春秋》为博士，产生了一场争论。刘歆支持《左传》设博士，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东汉。西汉儒学重师法，东汉重家法。到了东汉，儒家和其他诸家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围绕着古文学派是否能立为博士，今古文之争逐渐上升为儒家内部的重要矛盾。这种争论的激烈程度与儒家对学仕关系的重视有关。

“仕而优则学”，牵涉到儒家对其他背景官僚的教化，“学而优则仕”则涉及儒家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是否有入仕的资本。儒家对学仕关系如此重视，必注重其自身理论的正统性，这就要求对异端邪说进行攻击，同时也要纯化儒家内部，以处理好与朝廷的关系。在嬴政统一六国后，这又涉及到对专制皇权制度的适应问题。儒家通过参与抗秦的斗争，并积极总结秦朝灭亡的经验；同时坚持自身经典的教学与传播，终于获得朝廷认可。在新的教育制度建构过程中，得以按照自身对学仕制度的构想来设计教育制度，并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权威地位。这样，在诸子竞争中，儒家实际上吸收了其他学派的一些因素，具有综合性，因此汉武帝刘彻才会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在新的教育制度建立后，儒家对学仕关系的处理，主要涉及内部矛盾，即今古文的斗争，以及外部矛盾，即加强自身在官僚系统的地位，这开启了此后儒家处理学仕关系的范式。

［1］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孔子.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陈青之.中国教育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0.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孟轲.孟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6］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0.

［7］陈淑霞.从《史记》看秦始皇“焚书”、“坑儒”［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4（6）：96－100.

［8］杨丽.秦博士卢敖考述［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2）：10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