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畏

论南中政区的形成

何 畏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1）

“南中”地名的含义是“（巴蜀）南方的区域”，在蜀汉时期正式得名并形成。南中与西南边疆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南中是汉晋时期在西南边疆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一个区域。以位于巴蜀以南和“种别域殊”为标准，这一区域经历“西南夷南部地区”、“西南夷南部郡县”、“益州南部郡县”、“南中”等阶段，在蜀汉时期形成整体，具备总体的地名指称。随着“庲降都督”成为总摄南中的高层准政区，南中区域与政区同一。

南中；区域；政区；庲降都督

汉晋时期，在我国西南边疆（今云南、贵州两省及四川省西南部），存在一个名为“南中”的区域。南中这一地名在史籍中大量记载，如“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1]1046、“南中七郡，阻险斗绝”[2]1030等。这一地名何时出现，含义何解？这一区域何时成为一个整体，它的范围经历了哪些变化？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进一步研究西南边疆史和边疆历史地理。过去，学术界较少对南中区域进行专门研究，较少关注南中区域在形成演变中盈缩变化的动态过程。本文拟从历史政治地理的视角对南中区域的形成进行研究。

古人在地名里常用后缀，起类似于通名的作用。战国秦汉以后，出现一些以“中”字为后缀的地名，如云中、黔中、汉中等，此处“中”并非指中心或中部，而指某个区域。南中也与这些地名类似，以“南”为名，以“中”为后缀，即“南方的区域”。史籍中南中有时又被称为“南域”[3]2845、“南方”[4]920等，也印证了这一点。

汉晋时期我国的西南边疆与南中区域，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概念。西南边疆经历了西南夷南部时期、武帝置郡县时期、益州刺史部南部时期，不同时期范围有盈缩，最后在蜀汉时期才形成了以“南中”为名，作为整体的区域。从地域范围上看，南中区域一般等于或小于西南边疆；从时间上看，蜀汉以后才有严格意义上的南中区域，而西南边疆则长期存在。总之，南中是汉晋时期在西南边疆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一个区域。

《华阳国志》称刘邦“虽王有巴、蜀，南中不宾也”[5]214，虽不能证明秦汉之交即有南中这个名称，但东晋时常璩已将各个时期该区域统称为“南中”，并专列《南中志》一卷。为叙述简便，本文依常璩旧例，也将汉晋各时期的相关区域概称为“南中”。

一、西南夷南部地区时期

在我国西南边疆，很早以前就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如夜郎、靡莫、邛都、嶲、昆明、徙、笮都、冉駹、白马等，史称“西南夷”。西南夷分为西夷和南夷。“‘西南夷’的‘西南’不是中国的西南，而是巴蜀的西南”[6]。在巴蜀外西、南两个方位中，有部分西夷如笮都、冉駹、白马等部活动在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不在巴蜀南方的区域，因此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据方铁先生研究，之所以《史记》、《汉书》将笮都、冉駹、白马等部以及在其部族基础上后来设置的沈黎、汶山、武都等郡纳入西南夷范围，是因为这些部族或地区是通过同一次征服行动几乎同时纳入西汉版图的[7]。另一部分西夷活动在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地区和云南部分地区，南夷则基本活动在今云南、贵州地区。方铁先生指出，“在汉代记载中，西南夷既是对西南边疆一些民族的统称，又指这些民族居住的地域。”[8]此论甚是。

这一区域的特点，首先是“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9]2991，即这一区域与巴蜀地区相分野，是两个不同的区域，巴蜀之外才是该区域。《华阳国志》说汉高祖“虽王有巴、蜀，南中不宾也”，南中与巴、蜀并提。

再者，《汉书》说该区域是“西南外夷，种别域殊”[10]4268。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将西南夷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二是这个区域的居民多数是不同于汉族的其他民族，即所谓“种别”；三是该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即所谓“域殊”。

可见，南中并未包括在巴蜀之内，而是在巴蜀以南的西南夷地区。这一时期的南中，因为其“种别域殊”的特点，对它的指称必须通过在其范围内活动的部族名称来指示。“西南夷”具有族群与地域的二重性，因此更多的是以一个文化地理概念出现的，大范围地域的指称虽很明确，但由于尚未置郡县，没有较明确的具体地名，界线范围较为模糊，即指巴蜀区域外南方的蛮夷聚居区。

二、西南夷南部郡县时期

汉武帝经营“西南夷”置郡县，该地区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由于在蛮夷的基础上设置郡县，形成了地名，使明确区域的范围成为可能。此后，历代所指南中的范围，均以当时南中包括的各郡的范围总和而言。

汉武帝时期，朝廷分别派唐蒙、司马相如等人对西南夷地区进行经营，先后建立犍为（治鳖县，在今贵州遵义）、蜀郡南部都尉（治邛都，在今四川西昌）、牂柯（治故且兰，在今贵州贵定东，三国两晋时期作“牂牁”）、越巂（治邛都，在今西昌）、沈黎（治莋都，在今四川汉源东北）、汶山（治汶江道，在今四川茂县）、武都（治武都道，在今甘肃西和西南）、益州（治滇池，在今云南晋宁东北）、犍为南部都尉（治朱提，在今云南昭通）等七郡二都尉。其中沈黎、汶山、武都在今四川省西北部、甘肃省南部一带，不属于南中范围。《晋书·地理志》也说“武帝开西南夷，更置犍为、牂柯、越巂、益州四郡”[11]438，虽然此处《晋书》未将沈黎、汶山、武都纳入西南夷范围值得商榷，但说明犍为等四郡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与沈黎等三郡属于不同地区。再者，如认同《晋书》的观点，若沈黎、汶山、武都三郡连“西南夷”都算不上，则更不属于“南中”的范围。

“开西南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前后历经二十余年。犍为、牂柯、越巂、益州四郡的建立过程与“开西南夷”是同步的。此时南中的范围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包括犍为郡到不包括犍为郡，二是范围由蛮夷范围的概念到较明确的政区地理概念。变化的标志就是元封二年（前109年）益州郡和犍为南部都尉的设立。在此之前，南中范围是包括犍为郡的。

汉武帝“开西南夷”，主要从两个方向拓展，目的不同。一是从蜀郡（治成都，在今四川成都）往东南方向，派唐蒙等人经略南夷，目的是对南越的征伐，因此建立犍为郡作为基地；二是从蜀郡往南，派司马相如等人经略西夷，目的是打通通往身毒的道路，因此建立蜀郡南部都尉作为基地。蜀郡南部都尉设于西夷的邛都地区，后来演变成为越巂郡，属于南中，这一点较明确。而犍为郡的问题则比较复杂。

《华阳国志》记载：“（建元）六年，分巴、蜀置犍为郡”[5]217，原文本为“分广汉置”，据刘琳考证，于地望不合，应为“巴、蜀”。据此，犍为郡是由巴、蜀一部分区域组成的。但《汉书·地理志》明确称“犍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12]1646，是否前文所说以巴蜀外作为与西南夷（或南中）的界线这一标准有误呢？非也。

《华阳国志》在说“（建元）六年，分巴、蜀置犍为郡”之后，接着说“分犍为置牂柯郡”[5]218，即此时犍为郡除了包括巴、蜀部分地区外，还包括后来牂柯郡的部分地区。我们知道，“开西南夷”设置郡县的模式是武力征服为先，然后在新领土上设置郡县。因此在新领土已征服但尚未设置郡县时，这些领土属于发兵的基地郡的范围。“分牂柯置益州郡”[5]218，也应属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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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犍为郡既包括巴蜀部分地区，又包括西南夷的部分地区，那么此时为何要将它归为西南夷？《华阳国志》称“（犍为郡）时治鳖，县十二，汉户十万。鳖，故夜郎地是也。鳖有犍山，见《保乾图》。”[5]270可见犍为是在夜郎国基础上建立，且因郡治的犍山而得名。所以它虽包括巴蜀的部分地区，但郡的缘起、郡治的所在都说明它属于西南夷地区。

上述状况并未持续多久，随着牂柯（前111年）、越巂（前111年）、益州（前109年）三郡的先后建立，西南夷地区建立了完整的郡级政区体系，乃发生两个重要的变化：

其一，从犍为郡中分出犍为南部都尉（前109年），犍为南部都尉是犍为属国（东汉）、朱提郡（蜀汉）的前身，加上牂柯郡，原犍为郡已分为两部分，即属于巴蜀的一部分（即后来的犍为郡）和属于南中的一部分（即犍为南部都尉、牂柯郡），以后犍为郡就不再属于南中的范围。此即前面所说以巴蜀以南作为南中的界线，在这时得到确认。

其二，在犍为南部都尉划出的同年，益州郡也得建立，标志着南中核心区域的设治，即西南夷地区的政区设置基本完成。《汉书·地理志》的相关叙述是准确的，称“犍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并未提到益州郡，这是由于所说的是“武帝初”，待武帝后期的元封二年（前109年）益州郡设立后，南中（或称西南夷南部郡县）的范围就变成益州、牂柯、越巂和犍为南部都尉了。

三、益州南部郡县时期

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朝在全国设十三刺史部作为监察区。十三刺史部虽还不是一级行政区，但是作为全国性的地理大区划分，逐渐确立并为后世所沿用。其中益州刺史部的范围，包括秦汉以来的巴蜀地区和西南夷地区，而前面所说的西南夷的南部诸郡，就变为益州刺史部南部诸郡了。

武帝之后，益州刺史部南部地区的行政区划较稳定，主要是益州郡、牂柯郡、越巂郡，也包括犍为南部都尉。新莽时期，益州地区之88.9%的郡、23.4%的县名称都被更改，但益州地区的行政区划并未调整[13]，因此大致可略过这一时期。

永平十二年（69年），东汉分益州置[14]3513永昌郡（治不韦，在今云南保山）。此处的“益州”当指益州郡，永平十年在其西部不韦（今云南保山）、嶲唐（今云南大理、保山、怒江三州市交界地区）、比苏（今云南云龙）、楪榆（今云南大理市北）、邪龙（今云南巍山）、云南（今云南祥云）六县，“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镇哀牢人、楪榆蛮夷”[14]3514。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邈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3]2849。上述记载说明永昌郡的范围，包括益州郡西部的六县，再加上因徼外哀牢的归附而新设的哀牢（今云南盈江）、博南（今云南永平）二县。在东汉初年，除了上述牂柯、越雟、益州三郡及犍为南部都尉外，永昌郡也属于南中的范围，南中的范围因哀牢夷内属增置二县有所扩大。

永初元年（107年），东汉置犍为属国（治朱提，在今云南昭通）。据《续汉书·郡国志》：“故郡（犍为）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为属国都尉，别领二城。”[14]3515说明犍为属国即上文提到的犍为南部都尉所改而来。属国都尉较都尉进了一步，不但“治民比郡”，在名称上也改变为与郡平级的“国”。由于属国主要是为了安置降附的蛮夷而置（犍为属国主要是羌、僰人居住），犍为属国与西汉犍为南部都尉辖境又一脉相承，进一步说明这一地区是与巴蜀不同的区域。

就益州刺史部而言，东汉后期的郡级政区包括：汉中郡（治南郑，在今陕西汉中）、巴郡（治江州，在今重庆市）、广汉郡（治雒县，在今四川广汉）、蜀郡、犍为郡（治武阳，在今四川彭山）、牂柯郡、越雟郡、益州郡、永昌郡九郡及广汉属国（治阴平道，在今甘肃文县）、蜀郡属国（治汉嘉，在今四川名山）、犍为属国，共12处郡国。在这12处郡国中，哪些属于益州刺史部南部呢？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刘备群臣向朝廷上表，“推举”刘备为汉中王，称：“臣等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15]885这段材料透露出重要的信息。

刘备奉汉朝为正朔，以汉臣（后来以汉主）自居，奏章必须依汉旧典。汉中王的封地，与其实际控制的区域相一致，事实上，这次封王事件就是在击败曹操夺取汉中后，刘备希望以此举将其占据的地盘合法化。所以，笔者认为并非虚封而是实封。既然是合法的“封地”，自然越大越好。刘备自214年自称益州牧，整个益州地区都应进入其封地的范围，但此处未提及南中地区，原因是当地尚未完全被控制，还存在夷王、大姓等地方势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汉中、巴、蜀、广汉、犍为”是何时的政区？首先，刘备等所说的不是当时（建安末年）的政区。当时的益州已不止12处郡国。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在12处郡国的基础上，汉灵帝“以汶江、蠺陵、广柔三县立汶山郡”[11]438。献帝时期，刘璋立有永宁、涪陵等郡，刘备也立有固陵等郡。刘备群下声称“依旧典”、“依汉初诸侯王故典”，那么是否是以汉初的行政区划为标准？非也。因汉初并无犍为郡。所说的“故典”，显然是指汉武帝设犍为郡之后，汉灵帝立汶山郡以前的旧制。

前文言及设犍为郡时还未有牂柯、益州等郡，犍为郡包括一部分西南夷地区，那么是否是这个时期的犍为郡？换言之，若按建元六年（前135年）设犍为郡之时为政区的标准年代，刘备的汉中王所辖应包括西南夷地区。但经营西南夷之初其政区变化较为频繁，犍为郡几次缩小，最后归入巴蜀范围才稳定下来。奏章表述的不可能是有争议的地域范围。因此，刘备等所说的“依旧典”，应根据《续汉书·郡国志》永和五年（140年）时的标准，即益州12处郡国时的标准。

若按照这个标准，在12处郡国中，汉中郡、巴郡、广汉郡、蜀郡、犍为郡为汉中王的封地，广汉属国、蜀郡属国在巴蜀以西，并不属于南中。只有牂柯郡、越雟郡、益州郡、永昌郡、犍为属国在汉中王的封地以南，即所说的“南中”。

四、南中区域最终形成时期——庲降都督总摄南中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占领益州后将犍为属国改为朱提郡，并将庲降都督的治所设于此，为刘备经略南中、推行内郡化尝试的开始。[16]首任都督邓方，次任都督李恢分别驻朱提郡南昌县（治今云南镇雄）、牂牁郡平夷县（治今贵州毕节），主要负责处理蛮夷降者事务，具有军事职能，但庲降都督当时还不是行政区域，也未总摄南中。[17]此时的南中包括益州、永昌、牂牁、越巂、朱提五郡。

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其秋皆平。诸葛亮南征，是南中区域发展和政治地理变迁的重要转折。南征以后，诸葛亮将南中五郡析置为七郡，即建宁（原益州郡）、云南、兴古、永昌、越雟、朱提、牂牁。庲降都督于建兴七年（229年）迁治建宁郡味县（治今云南曲靖），开始总摄南中七郡。此时的庲降都督已具军政合一的特点，与州一级政区几乎无区别，因此南中成为一个整体的（准）政区。“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1]1046，南中成为与宁州相提并论的行政区域。随着“庲降都督”成为总摄南中的高层准政区，南中区域与政区同一，南中即“庲降”，“庲降”即南中。至此，行政化的、整体的南中区域最终形成。

南中成为一个整体，还有战略考虑方面的原因。在两汉时期，益州是一个区域的整体；而在蜀汉政权的视野下，其占有两个面积相当、差异明显的区域，即巴蜀与南中，南中乃被视为整体看待。前面提到刘备将巴蜀地区合法化为封地，实际上就是作为根据地来看待的，南中在其地区以南，“种别域殊”，在文化上、战略上与根据地都不相同。诸葛亮治理南中，虽有其开明的一面，但作为以蜀汉统一全国为目标的政治家，他将南中定位为北伐的基地，即提供战争资源的区域，与巴蜀之“本部”不同。

具有总体的地名，是一个区域已形成稳定整体的标志之一。在蜀汉时期，“南中”正式成为了一个区域的总体地名。“南中”地名在正史中始见于《三国志》。《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南中诸郡，并皆叛乱。”[4]918在《三国志·李恢传》注中，裴松之进一步说“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蜀汉的统治中心位于巴蜀之地，南中在其地以南，因此蜀汉时期人们将其称为“南方的区域”，是符合逻辑的。

[1]陈寿.三国志·李恢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

[2]陈寿.三国志·谯周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

[3]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

[5]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蜀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6]林超民，秦树才.秦汉西南夷新论[J].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第8辑[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13．

[7]方铁.《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3）：65—72．

[8]方铁.西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92．

[9]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班固.汉书·叙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房玄龄等.晋书·地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何畏.也谈王莽改地名[J].文山学院学报，2012，（4）：50—54．

[14]司马彪.后汉书·郡国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陈寿.三国志·先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

[16]何畏等.论蜀汉前期在南中地区的内郡化尝试[J].昆明学院学报，2014（4）：40—44．

[17]何畏.蜀汉庲降都督新考[A].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历史地理(第三十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73—86.

On the Formation of Adm inistrative Region in Nanzhong

HE Wei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091，China）

As a place name,Nanzhong meaned the south area to Bashu,it formed and was named formally in Shu Han Dynasty.Both Nanzhongand the Southwest Frontier were associated,but also different.Nanzhong was a region that formed and evolved gradually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during the Han-Jin period.The region lied on the south to Bashu,and it was a special area where the other ethnic groups lived in.After the phases that‘South areaof Xinanyi’,‘South prefecturesand counties of Xinanyi’,‘South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of Yizhou’and‘Nanzhong’,the region became a whole and had a general place name.Alongwith Laixiang Governor becameaquasiadministrative region that dominated Nanzhong,the areawas sameas the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Nanzhong.

Nanzhong；Region；Administrative Region；Laixiang Governor

1009—0673（2015）02—0035—05

K236.2

A

2015—02—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边疆治理传统战略研究”（14XZS002）。

何畏（1977— ），男，四川成都人，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边疆史、历史地理研究。

责任编辑：韩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