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荣

新中国总管家周恩来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和优秀的个人品质，早在中央苏区就已经显露了风采。

体察民情 顺应民心

1931年12月中旬，周恩来从上海经地下交通线辗转来到闽西，踏上中央苏区的土地。

对于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一方面军开创的中央苏区，周恩来早有耳闻并心向往之。如今终于身临其境，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在12月25日给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信里就高兴地写道：“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然而，高兴之余，他也惊愕地发现县、乡、村苏维埃干部不愿多说话反映情况，一般老表见了“公家人”也避之唯恐不及。细察之下，周恩来才明白是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恶劣影响。对此，他心急如焚，夜不能寐。12月18日，他在赴长汀途中就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希望引起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注意，妥为解决。到达中央苏区后，周恩来针对某些地方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借口“群众不好”、“军事作战时期不得已”，用肃反扩大化（乱怀疑、乱拘捕、滥施刑，甚至滥杀无辜）来扩大红军、推动工作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指出这样做“对群众将成如何影响”，“无怪现在扩大红军之遇到最大的困难了”。在12月25日的信中，他又强调：“假使不是肃反工作做得那样严重错误，则群众的积极性与干部的产生必不致如现在感到困难。因此，加强党的正确领导，是闽西党的根本任务。”

1932年新年刚过，周恩来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后第一次主持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就专门研究苏区肃反问题。会议通过了旨在纠正肃反扩大化的《苏区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决议案》。会后，周恩来又根据群众意愿，领导苏区中央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处分滥用肃反大权的李韶九，禁止随意将犯错误的同志定为反革命，健全司法制度等，从而有效地制止了苏区肃反扩大化，受到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的称赞。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和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也因此有了较大起色。

在瑞金期间，周恩来十分注意教育干部不仅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而且要关心群众，给群众谋利益，进而影响群众，推动各项工作，而不是靠强迫命令过日子。1932年9月14日，他给中共江西省南广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和南广县委书记聂照良写信，针对南广县急于成倍扩充游击队，强调指示：“要注意不是‘拉夫式，不是‘指派来的，要是经过宣传鼓动自愿去到白区游击与发展新苏区的。在自愿来的人中，必须打破那种‘为打土豪分东西而来的错误观念。”对于反动的大刀会，周恩来认为以武力消灭其靠山靖卫团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怎样争取大刀会下被欺骗的群众”。为此，就要组织武装宣传队和武装割禾队、分谷队，“要去割这些区域土豪的禾，分这些区域土豪的谷子，散给就地的贫差群众，而自己绝不带走一点”。“这种影响扩大了，我们便可以请他们到已分了田的苏区来参观，给他们以实际的影响。”周恩来充满信心地断言：有了这些初步工作，再进一步去消灭靖卫团，去扩大苏区，去争取更多的群众，“必能得到这些地域群众的热烈拥护，必能夺取这些群众到苏维埃方面来”。实践证明，周恩来的这些认识和办法，的确是苏区治国安民的法宝。

顾全大局 不计小我

周恩来进入瑞金后，除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外，还从1932年6月下旬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经济、财政和劳动的动员事宜。稍后又一度代理、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直至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可见，在当时以革命战争为中心，一切服从、服务于革命战争的特定条件下，他事实上做了赤色中国的大半个总管家。

可这总管家并不好当，他不能不听命于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而做出有违苏区实际的一些决策。正是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他显示出顾全大局、不计小我的高尚品质，推进了苏区的革命事业。

奉行“国际路线”“进攻路线”“城市中心论”，着眼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中共临时中央，不顾周恩来和毛泽东认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的明确表示，坚持要红一方面军至少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周恩来不得不在行动上服从，根据苏区中央局多数同志的意见选择了攻打赣州。此仗失败后，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红一、红五军团东向入闽的意见，批准了毛泽东的漳州战役计划。他还决定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东路军入闽指挥作战。与此同时，亲率苏区中央局东移长汀，在长汀积极组织兵力，筹集给养，调动瑞金、会昌、兴国等地农民运输队随军行动，保障前线需要。漳州战役取得巨大胜利，剪除了敌人的一翼，同时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军获得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补给。然而，正在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对此却十分不满，接连提出严厉批评，要求苏区中央局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周恩来不得不又一次作出违心之举，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上发表文章，检查自己“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等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右倾机会主义”这顶帽子此前一向是为毛泽东预备的。

1932年6月，蒋介石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出卖淞沪权益的停战协定后，腾出手来集中力量进攻红军。他调集约50万兵力，向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

在苏区形势骤然紧张的情况下，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在红军作战方针上，却与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方出现了对立。前者一再催促后者趁一周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的势头继续北进威胁南昌，以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后者则认为不利于马上作战，宜以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主要敌人为行动方针。这就导致两方于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小源举行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与会的大多数人指责前方军事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而这种观念则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情绪的集中反映。他们因此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而由周恩来负领导战争的总责。周恩来主动承受了上述指责，承认“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他想以这种姿态来缓和前、后方同志间的对立情绪，维护大局。但他反对把毛泽东召回后方，而提出留毛泽东在前方的两种办法供会议选择。为此，周恩来再次招致严厉批评。

会后苏区中央局一些人仍对周恩来不满，致电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在讨论苏区中央局问题时也指责他“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不过，临时中央接到关于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的两份电报报告后，倒是肯定了周恩来在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并非调和派。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面对并不正确的批评指责，既未撂挑子不干，也未从此不再重视毛泽东的意见，而是照常忠心耿耿、殚精竭虑地做好所有该做的事，对党对革命事业负责。

审时度势 果敢决断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与朱德随军从广昌出发赴前线指挥作战，并果断决定：趁敌方部署未定迅速击破其一方，打通同赣东北红军的联系。1932年10月18日、19日、22日，红一方面军连克赣闽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四城。11月间，又攻克光泽、资溪和金溪。以此建立闽赣省并使闽北和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另一方面，在敌人第四次“围剿”下，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先后退出原有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乘势集中主要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周恩来和朱德决定乘敌人部署尚未完成时，主动打到外线去，打乱敌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1933年1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黄狮渡首战告捷，接着打胜浒湾一仗。周恩来拟以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一带，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待抚州等北线敌军出动增援或进攻红军时，在抚河到信江之间的广大地区运动歼敌。可惜这么一个好主意又遭到苏区中央局的反对，他们和临时中央都要红一方面军集中全力，进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城。周恩来几次致电前者，反复申述不能强攻南丰城的理由，并指出攻城的“五不利”：暴露企图;易受夹击;损伤大;不能筹款;耗费时日。然而，苏区中央局却不管不顾，直到蒋介石在南昌设立行营，大战迫在眉睫，他们还强令红一方面军先攻南丰。1933年2月7日，周恩来不能不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但他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如强袭不成，“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他还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难处置。”而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执意不予理会，周恩来、朱德只得率军完成对南丰的包围，于2月12日傍晚发动全线进攻。

国民党“进剿”军中路主将陈诚针对红军强攻南丰，调兵遣将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歼灭。周恩来和朱德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从14日起留下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分兵力伪装主力，向东面的黎川方向转移，将敌第二、三两个纵队吸引至这一方向;而将主力四五万人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宁都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这个决定第四次反“围剿”胜败的关键性决策，牵引着战局按周恩来他们的预期发展。2月下旬，红军取得黄陂战役的重大胜利。3月下旬，又取得草台冈战役的重大胜利。两役共歼敌近三个师28000人。红军胜利结束第四次反“围剿”。

在这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首次创造了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他们根据敌情的变化，果敢决断，灵活运用兵力、地形和战术，出其不意地猛攻敌军一部，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开创了红军史上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纪录。这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其武器装备同时得到较大改善。中央苏区同闽浙赣苏区也连成一片，进入鼎盛期。

知人善任 唯贤是举

早在1929年周恩来主持起草“九月来信”期间，就已体现出，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信任、支持，这对开好古田会议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2年7月，红一、红五军团回师赣南与红三军团会合后，恢复了红一方面军建制及其指挥机构。朱德兼任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原由毛泽东担任的方面军总政委一职空缺。此时，毛泽东只是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7月下旬，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往前方，参与前方的领导工作。他深感毛泽东无恰当军职于前方统一指挥不利，尽管苏区中央局提议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还是从前方作战指挥便利出发，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提请取消政府主席一职，改设总政治委员，即让毛泽东任总政委。数日后，周恩来又写信给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担任该职，说明如果由自己兼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8月8日，苏区中央局终于接受了周恩来等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宁都会议上，与会的多数人又以毛泽东严重右倾为由，要把他调离前方，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周恩来以自己对毛泽东的深刻了解力排众议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为此，周恩来提出两种办法供选择：“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其目的都是要留毛泽东在前方。结果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毛泽东被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和高度信任深深感动，他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恳切地说：“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信任、支持一直在继续。1934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局已呈败势，毛泽东心焦如焚，便经中央同意到赣南省苏维埃驻地于都视察去了。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暗地里为红军长征探路。周恩来又向中革军委提议，请毛泽东撰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以指导苏区各地开展游击战，支援主力红军转移。毛泽东撰写的长达3万字、名为“游击战争”的小册子，对于普及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使之在未来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极有意义。长征路上，周恩来坚持让尚无军权的毛泽东参加通道会议，并支持了毛泽东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力举毛泽东，为重新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广交盟友 未雨绸缪

周恩来早年曾对友人坦言自己“天性富有调和性”。这种性格，使他特别善于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能把党外属不同政治派别、持不同意见的人，吸引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成为党在各个时期乃至长久的盟友。这一点，他在瑞金时也有不同凡响的表现。

1932年12月25日，周恩来致信苏区中央局，提出正确对待曾在旧政权任职人员的主张。当时，有相当级别的机关或人士，对出身于旧职员而时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的曾日三有所怀疑。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牵涉党的政策的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他在信中首先指出：“曾日三并非教育局长，系局中职员，且左倾。”继而肯定他参加革命后“一向都好，入党后亦未曾有严重错误。今年在总政治部及三军团工作都很积极，有成绩。我们认为，可以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并由此进一步认为：“反动机关职员如无摧残革命罪状，暴动后积极参加革命，亦非不能任负责工作。”曾日三没有辜负党的信任。他先后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并参加了长征。1937年4月，在甘肃省安西县红柳园子战斗中，曾日三英勇牺牲。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周恩来的这个正确意见对于团结、鼓励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广大将士投身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后党的统战工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3年秋，不满蒋介石内战政策、要求抗日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秘密派遣特使陈公培到福建延平前线与对手——中国工农红军东方军联络，表达合作抗日的愿望。陈公培是周恩来熟悉的人，他曾留法勤工俭学，又在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周恩来一接到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的报告，就表示欢迎陈公培来访，并同意休战谈判。周恩来很清楚，能与十九路军结盟，便可立即消除东侧威胁，使红军能够以主力对付集结在北线的蒋军主力，有利于扭转五次反“围剿”战局。他迅速报告中央，商量好谈判的一应事宜，旋受中央委托负责这次谈判。10月26日，由潘健行（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徐名鸿代表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临时军事疆界线，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这样，中央苏区的军事、经济压力均会有所缓解。

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的关系破裂，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因此，蒋介石急于切断蔡廷锴部与红军的联系，不得不对中央苏区北线取守势，命令原来进犯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转攻福建。这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向中革军委建议，命令红三、红五军团侧击入闽蒋军，一则减轻十九路军的压力，二则搅乱蒋介石的后方。可惜此计不为“左”倾错误领导所用，使红军和十九路军都未能摆脱失败的结局。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中央红军突围在即。恰在此时，受命封锁赣粤边境的粤系军阀陈济棠因不满蒋介石的控制利用，为保存实力，愿与红军和谈。周恩来再次抓住时机，领导了这次谈判工作。他对我方代表何长工、潘汉年交代说，我们要利用蒋陈之间的矛盾，与陈济棠建立军事统一战线，稳住南线。10月初，谈判成功，双方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必要时相互借道”的协议。周恩来满意地对胜利归来的何长工、潘汉年说：“这个协议的签订，有利于中央苏区南线局势的稳定，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转移将会起重大作用。”事情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发展。这年10月25日，红军长征顺利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得益于陈济棠信守上述协议，在红军经过地区让出一条几十里宽的通道，双方以放空枪互行方便。

红军长征胜利后，周恩来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还为党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事，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主持国共和谈的我方工作，团结了大量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孤立了蒋介石反动势力;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顺利诞生铺平了道路。所有这些，无疑都成了周恩来作为新中国总管家当然人选的最好说明。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