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焱平

毛泽东一贯倡导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问计求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视群众为先生，甘当小学生……为此，毛泽东留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至理名言。这些都是我们在密切人民群众关系中要发扬光大的。

在调查研究中寻找革命道路

在毛泽东了解社会、寻求革命真理、寻找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始终都离不开一个基本的方法，那就是走向社会，走向民众，开展调查研究。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明确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并且认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情况分析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共产党早期频发的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皆与此有关。

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正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胜利前进时，我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当时，逃窜到大城市的地主豪绅以及与地主豪绅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新老右派，包括北伐军里的一些国民党军官都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污蔑它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 “土匪行动”，责难它“扰乱了北伐后方”。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在反动气焰面前动摇了，也跟着非难农民运动，指责它是“幼稚行动”“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并命令解散农民武装，取消农民革命政权。

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毛泽东从1927年的1月4日到2月5日，用32天的时间，深入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农村认真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他从大量的事实中得出了对农民运动肯定、赞扬的结论。他深刻地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从1927年2月16日到3月，毛泽东先后给陈独秀写信，给党中央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第一手的调查材料为根据，旗帜鲜明地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并列举了农民在农会领导下所办的14件大事，以此来驳斥那些攻击农民运动“糟的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谬论。同时，对党中央和陈独秀在农民运动上采取的错误态度和政策提出批评。他毫不隐瞒地说：“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在报告中又明确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利的大变动，只有土豪劣绅才害怕。“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从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全局出发，希望中央对已经兴起的农民运动采取正确的政策，防止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全力维护革命的根本利益。

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农民运动，看到了革命力量所在，看到了革命出路所在，看到了革命希望所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十分肯定地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革命最坚决，他们是“革命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继续积极指导农村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研究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并努力为党培养大批农运领导骨干。直到大革命失败前夕，1927年7月4日，他同陈独秀等一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对付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叛变，他在会上提出要保存武力，主张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投到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由此萌发了中国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上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有许多重大革命问题，诸如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土地问题等等，亟待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里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共中央也尚未取得实践经验。毛泽东面对实际，依靠群众，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努力寻找正确的解决办法。从1927年9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起，到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为止，毛泽东先后到过江西、福建的60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罗霄山脉中段，赣南闽西广大农村，到处留下他调查研究的光辉足迹，写下十多篇关于社会调查的著名文献，建树理论，制定政策，发展革命。

1927年11月和1928年2月底，毛泽东先后在宁冈坝上一带、永新秋溪乡一带着重调查了宁冈县、永新县的情况。他还亲自找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开调查会，随后写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虽然这两个调查材料“因井冈山失守而损失”，但它们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通过这些调查，毛泽东弄清了湘赣边界各县土地占有极不合理的情况，和边界农村阶级关系，从而为正确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确立了政策基础。

1929年初，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恶劣的斗争环境，繁忙的军政事务，都未能阻碍毛泽东继续做社会调查。行军路上，他还找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和农民、工人及各种人士了解情况。3月中旬，红军攻克长汀，他特地找了佃农、裁缝、教书先生、钱粮师爷、衙役和流氓头等各方面人士，对长汀的经济、政治和民情风俗情况详细调查，据此发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等重要文告，制定了保护商人贸易和欢迎知识分子革命的正确政策。4月，红军转回赣南到达兴国。他帮助兴国党组织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通过讲课、座谈和指导实习了解到很多情况。然后，他以《井冈山土地法》为基础领导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表明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深化了对土地革命的认识。

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重回红四军主持工作，在朱德、陈毅协助下，筹备红四军党的九大。肖克回忆说：“为开好这次会，前委主要是毛泽东作了很多准备工作。他利用作战间隙，召开地方群众座谈会和各支部、纵队的党代表联席会议，还找了一部分干部、战士谈话，仔细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共同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他根据中央来信内容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为大会主持和起草了决议案。”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这个决议案的一部分。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影响下，早期的红军和党组织就已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把调查工作列为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每到一地，军政治部就要求指战员按照制订的社会调查表，深入群众，做详尽的调查，作为开展工作的依据，努力克服主观性、片面性和盲动性，使各项决策和军事行动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从而走向正确的革命道路。

在调查研究中产生斗争策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的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要解决这个首要问题，首先要分辨真正的敌友。那么“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作这样的分析，就要了解情况。

1930年5月，红四军进驻寻乌县城。为了制订党在土地革命中对中间阶级及中小工商业者的政策，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找了当地社会各界人士，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毛泽东亲自作记录，后来写成了著名的《寻乌调查》。他从寻乌县城47家商店、94家铺子、7种行业，了解其经营特点、内部阶级关系和古今兴衰荣辱的状况，从而认定，中、小商人在经济上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损害，在政治上受地主阶级的统治，因此反帝反封建对他们是有利的。这就证明保护中小商人和争取团结一切不反对革命的商人，在政策上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调查“寻乌旧有土地关系”时，详细分析了农村人口的阶级成分，为开展农村工作提供了事实依据。

毛泽东在寻乌城进行他“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之前，赣南闽西一带的土地斗争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赣南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会上通过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会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分田运动全面展开，分得土地的农民热烈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此间，中共赣西南特委、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相继宣告诞生;同时，红六军和红二十二军也相继建立。

根据地又迅速地打开了新局面，毛泽东信心倍增。然而，4月3日，李立三以中央的名义向红四军发出指令，命令毛泽东和红四军立即放弃那种“严重错误的”“分散的去武装农民的策略”，而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范围内扩大主力红军，要把毎一支枪都集中到红军手里，做好攻打城市的准备。

远在根据地的毛泽东，并不十分清楚党中央领导的变更情况，但从一封封辗转而来的指示和文件中敏锐感觉到，中央领导“左”的思潮越来越严重。不纠正这种在党内盛行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革命必然要遭受损失！毛泽东决意写篇文章，给头脑发热的人迎头浇点“冷水”，使他们清醒一下。

寻乌的调查研究，让毛泽东了解了很多实际情况，也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定题目为《调查工作》。在若明若暗的油灯下，他奋笔疾书，首先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开篇写道：“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么？”他大声呼唤：“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接着，毛泽东强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他联系当时一些忽视调查研究的不良现象指出：“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他精辟地得出结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同时，毛泽东还针对当时党中央在李立三“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动不动就照搬马列“本本”和苏联模式，要在各革命根据地开展“反富农斗争”，组织什么“国营集体农庄”等脱离中国实际的倾向，深刻而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要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迫切要解决的是对社会各阶级的估量，而这唯有社会调查才是有效方法。他在《调查工作》中明确指出：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并指出调查研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目的：“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而此时，红军党内正在组织学习贯彻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的一系列决议。针对学习贯彻中那种机械照搬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出：“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于是，他对那些饱食终日、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的同志们大声疾呼：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调查工作》是寻乌调查的一大成果，为制定斗争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又是寻乌调查的直接成效。1930年6月，在长汀南阳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富农问题等决议案。毛泽东调查研究了邓子恢等同志汇报的闽西经验，提出了分配土地时，于“抽多补少”之外，再加上“抽肥补廋”这条重要原则。寻乌调查不但为南阳会议制定策略提供了客观根据，而且为根据地的商业恢复明确了方向，并为8月份颁布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土地法》提供了赣南闽西的实践材料，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中央在上海制定的《土地暂行法》中若干不切实际的过左政策，从而对李立三“左”倾路线在土地问题上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批判。

当时，这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写成后，曾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印成小册子供大家学习，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形成了一股调查研究之风。

在调查研究中探索经济建设规律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认识国情，治理社会，管理国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有许多新知识需要去学习，有许多新情况需要去了解，有许多新问题需要去研究，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毛泽东为了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他始终坚持学习和调查研究。

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接见秘鲁议员团的谈话中说：“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毛泽东逐渐意识到，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尤其是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我们党所积累的经验还远远不够，起码要逊色于战争年代的决策水平。他把这归结于领导干部的不调查、不研究，不同群众商量，因而只会主观地、轻率地作出决策。因此，他对领导干部提出要求，要“多谋善断”，反对少谋武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制定方针政策时，要多做调查研究，多同各方面去商量，问计于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

进入60 年代，经毛泽东、党中央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出现愈刮愈烈的“共产风”“浮夸风”“一平二调”等问题，这越来越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反思。他决定，从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着手，解决日益突出的问题。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中，着重从认识论上总结建国后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5个月后，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必须在几个月内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他进一步强调：“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由此为各级领导干部指明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恰在这时，毛泽东写于1930年5月间的《调查工作》一文，失散30年后回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重申关于“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决定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此后不久，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1月14日至18日）相继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表扬了湖北省委对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共产风”的调查，表扬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对河北宝坻县江石窝生产队的调查。他向与会者提出：“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毛泽东总结道：“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而情况明是首要的，“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最后强调说：“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然后，他郑重地倡议：“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

这里要特别说的是，毛泽东倡导调查研究，力倡实事求是，目的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纠正 ‘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以及经济建设中存在的过热与过“左”的倾向。如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的不够，热的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

一周后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一） 《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一九三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接到指示的几位秘书及相关人员立即组成三路调查组，分赴湖南、浙江和广东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的秘书、卫士等身边工作人员都有过在他的指导下搞调研的经历。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一是通过他们和群众接触，延伸联系群众的纽带，扩大调查面;二是通过他们体察民情，掌握第一手材料和真实情况;三是锻炼和培养干部。因此，他时常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借各种机会甚至回家探亲搞调研。并要求：“你们为中央做点事，我通过你们和群众接触，你们要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真实地反映上来。”接着交代清楚调查的内容：生产的粮食、特产，如花生、芝麻、烟叶等，农民生活怎么样，粮食够不够吃，征购情况如何。还要了解干群关系好不好，农村干部民主不民主，有没有强迫命令，打不打人。要求他们尽量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

1961年1月下旬，在安排了秘书们搞调查工作的同时，毛泽东也带着了解情况的紧迫心情，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24日到达广州。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7个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3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了话，做了一路的调查研究。由此，更加坚定地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使农、轻、重之间综合平衡，统筹兼顾和全面安排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