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喜庆

(河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文学艺术研究】

为历史存正气
——从人生实践到艺术实践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楷模柳青

苏喜庆

(河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柳青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实践的观念和意识始终左右着他对于人生、社会、生活的价值判断，成为其艺术生命形成的坚实基础。柳青在践行革命精神、开拓文学疆场、服务社会建设上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他身体力行、高风亮节的作家情操，显示着我们当今时代所召唤的文学精神。强烈入世精神和参与意识也构成了柳青作品中积极介入生活、参与实践的文学倾向。从人生实践到文学实践的创作生涯，是柳青人生观、文学观和党性原则的典型范式。

柳青；实践；文学精神；当代价值

从柳青文学作品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文艺界有先后出现了三股研究潮流:一个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本政治性解读潮流，带来了文坛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的高峰；第二个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改革开放产生的“重写文学史”呼声而掀起的经典重读潮流；第三次潮流，就是由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在文艺界引发的文艺界前辈精神重铸思潮。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文艺工作者要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1]会议期间，他回顾了一批当代文坛老将为中国革命和文学事业做出的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尤其追忆了作家柳青在践行革命精神、开拓文学疆场、服务社会建设上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他身体力行、高风亮节的作家情操，他的身上正显示出我们当今时代所召唤的文学精神。

在柳青的人生经历中，实践的观念和意识始终左右着他对于人生、社会、生活的价值判断，成为他艺术生命形成的坚实基础。“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柳青的创作精神与他的人生之路、革命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革命到文学、从生活到文学，再从文学中执著地体验、探索和参与社会发展，实践与文学在他的生命中相得益彰，为后来的作家做出了表率。

一、柳青的文学人生与操守

柳青的生平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一部斗争的成长史，也是一部人生苦难史。柳青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养成了他参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品性、忘我工作的激情，执著于文学书写的信念。

在柳青走上文学创作的人生经历中，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分界线，大致分成了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从革命到文学

十五六岁时的少年柳青已经感知到了社会激荡的洪流。在省立绥德师范学校上学的他，勇敢地参与到学校的反帝、打土豪的学潮斗争中，经常上街讲演，张贴标语及游行。绥师进步师生的革命行动，很快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白色恐怖”很快袭来，组织被打散，学校被封闭，柳青被迫返家种地半年。直到第二年在哥哥刘春园的资助下，考入了榆林省立第六中学。在此期间他开始喜欢上了钻研文学作品，尤其喜欢阅读鲁迅、郭沫若、茅盾、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这也为他从事文学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在这一阶段，他的革命思想也开始牢固树立起来。在他的大哥刘韶华的启蒙下，年仅12岁的少年刘蕴华已经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核心读物《共产党宣言》，这部书就像种子一样，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成为他后来参加革命活动的行动指南和主导观念。少年刘蕴华是被他的大哥——北大辍学返回陕北教书的刘韶华带到米脂东街小学就学的。已经在192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哥，对12岁少年的影响非同小可。认字不全的小小少年，手捧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刻苦研读，这是柳青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关键选择。他还阅读了《少年漂泊者》《反正前后》《西线无战事》等不少国外革命进步文学书籍，苏联文学为现实斗争提供了一面镜子，也时时激荡着他的心灵。在文学阅读中，他自觉地将俄国现实与当时的旧中国进行对照，由此萌生了救亡图存的新民主主义意识。

在真正拿起笔杆子写作之前，他首先确立的是一个革命者的身份，这种身份确认至少在三个方面直接影响了他今后文学创作的风格：首先，在思想上，注定了他的新民主主义意识和革命浪漫主义理想；在行动上，促使他紧跟时代洪流，用文学去深切感知革命召唤；在价值寻求上，影响了他以脚踏实地的实践来润色、丰满文学的笔墨。

延安整风是促使柳青革命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诱因。1943年，柳青在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后，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发出的“到群众中去”的号召，背着背包来到了深藏在米脂县山峁之中的吕家硷乡。在这段时间柳青完成了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识的剥离，也促成了他植根底层农民生活的信念。在陕北的这个小村庄，面对极其简的陋的物质条件，他也有过短暂的思想动摇，他曾经质问自己的革命初衷。在经历了一次伤寒病痛之后，他对革命的道路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他更加相信真正“改天换地”的革命力量就深藏在广大劳苦大众之中。革命的坚毅最终战胜了思想的动摇和犹疑，革命意志克服了物质困窘，他决心以一个新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俯身向下，扎根于黄土地，立志用革命斗争去迎接新社会的到来，用文学去召唤人民得解放的力量。这一时期，他在陕北边实践、边创作，由他亲自开展的“变工”和在敌后开展的“坚壁”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中他亲身感触到农民支援前线斗争的热情和农民的牺牲精神，还有革命必胜的信念，也隐约感到了农民阶层进入新社会时思想扭转的难度。他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现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对于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的阶级意识进行了深入的探察。在这一点上，他比前辈鲁迅、茅盾走得更远，他不再追求揭疮疤式的暴露、惊醒、聊以自救，而是在社会主义信念指引和革命操守的鼓舞下，呈露、剖析症结，激励觉醒，并最终引向社会前行。他意识到，在既定的共产主义目标下，国民性的救治疗伤，前提必须是要有阶级感情和实践热情，靠自救不现实，靠斗争洗礼很漫长，只有靠榜样的力量，借助于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的传达方式，才能在民间树起标杆、立起型模，才能让民众尤其是在民间的广大农民兄弟看到前进的方向、胜利的希望。这种创作趋向促使他将生活的积淀化作笔下的形象，创作出了反映敌后变工支前的长篇小说《变工记》，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创作革命文学的信心。

(二)第二阶段：从生活到文学

生活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最根本源泉。新中国成立后，柳青意识到只有深入基层才能“接地气”，只有深入生活、植根土壤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北京优越的生活条件，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西安，1953年3月，他又辞去了长安县委副书记，保留常委职务，开始长期定居皇甫村，住在一个破庙里，专门从事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创作。现实生活和自己的亲身实践成为小说创作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在扎根长安皇甫村的阶段是他文笔日臻成熟的阶段。柳青沿着生活的逻辑，去体察国民性的深层次问题，与鲁迅、茅盾等文坛老将的探索不同，他对社会与生活的重视和敬畏作为从事文学的首要前提。他将对现实的观照分为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他在晚年为自己的三个学校做了进一步声明，有人质疑他为什么把生活的学校摆在前边，而把政治的学校摆到后边，他的意思是，要尊重艺术的规律，不强调政治挂帅，不突出政治。他说：“因为总得先懂得生活，然后才能懂得政治。脱离生活，那政治是空的。”他对于生活的尊重使他沉潜到了社会的基层，也体察到了人民意识的深层。他将生活的逻辑作为小说艺术创作的首要法则，向生活学习，体验生活，研究生活，创造生活。他提出“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手法。谁来创造这种新的手法呢？就是那些认真研究了生活的人。”[2]329生活不仅是基础，更是新的创作方法的源泉。对于文艺界当时认为师法前人或者国外名家既可以成就作家的看法，柳青给予了批判。他将现实主义文学的生活源泉提到了突出位置，不仅是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本质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切进了文学的生命力所在。只有对于生活的认真实践体味，才能挖掘出生活的内蕴所在，对国民性的改造提出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发现对社会有用的价值。也正是这种对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接地气式的领悟，带来了他小说创作的高峰，成就了一部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文学力作——《创业史》。

柳青是一位秉性刚直的革命知识分子，他擅长将斗争的理念、革命的信念和人生的经验付之于文学创作。他坚信文字的力量，相信文学在救济底层民众、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思想先遣的文化内向建设功效，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更为持久的文化劲力。他积极地研读苏联进步文学作品，也就是此时，他领略到了异域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以及真实再现生活所激起的革命热切追求。在进入延安从事专门革命文书工作之前，苏联文学是他生命中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操守与理想形成的指向标，随后他很快在社会的大熔炉中完成了早期世界观的确立，并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和人生阅历，这些无不成为他将来投身文学事业、参与社会主义文学场域建构的宝贵精神财富。

纵观柳青的生平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有一个基准，那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评价标准；有三个基点，分别是以底层社会场域为表现对象，以现实生活为基本素材，以潜在路线斗争为故事发展动力源。这是支撑他建构自己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大厦的构筑要件，并借此走出了一条文学的人生之路。

二、积极服务社会与人生的“参与”意识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和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创业历程体察中，柳青对于社会变革的残酷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为真切的体验，现实的斗争需要和文学的价值追寻，催使他将文学与生命相连，积极用文学参与社会场域的建构。在他的作品中，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参与意识构成了作品中积极介入生活、参与实践的文学倾向。

(一)探索精神:对于理想人生的探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农业社会大国未来的发展之路还处在摸索阶段，农业合作化是一条集体化生产创业之路，合不合国情，能不能取得成功还需要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慢慢探索。而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思想解放的问题，尤其是在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私有观念左右下，普通民众更倾向于保守、观望，社会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阻力。柳青在扎根皇甫村后，并没有急着动笔，而是改换装束，成了一个个地地道道的乡村老汉，扑下身子在田间地头、在树下窑口、在牛市货场，仔细地感知在基层新生力量与旧式群体的矛盾交锋，观察、探索、实验着解决基层新旧矛盾、破解发展农业生产、加深合作化运动宣传与实践的可能路径。

塑造理想中的新式农民英雄。以模范榜样的力量影响带动集体力量的释放，这是他探索到的解决问题的路径。《创业史》中的主人公梁生宝就被置于特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时代洪流之中，解放战争的硝烟刚刚褪去、农业合作化运动方兴未艾，柳青赋予笔下的梁生宝具有社会发展实践者和农业生产实践者的气质。而当时的社会境况是：农村的一切新秩序正处在转型建构之中，与封建旧秩序的遗毒和传统伦理统序的顽固并存。柳青在农村敏锐地觉察到随着社会秩序的转型，分得田地的农民反而滋生出了个人主义思想，成为与社会主义集体观念相对立的观念力量，就连郭振山这样的经过革命斗争洗礼，与地主富农有过斗争决裂的革命同志，在享受了共产主义土改成果后，也萌生出谋求个体发家致富的思路，原初阶级斗争的强力让位给了个体本位，思想退守到了“三间大瓦房”的境地，这种思想上的滑坡显然与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民众向心力背道而驰。再加上姚士杰、郭世富等地主、富裕中农原本的个体发家牟利思想已经根深蒂固，这都构成了社会前行的阻力，甚至危及革命成果的牢固。柳青试图在《创业史》营造的文学场中，探索蛤蟆滩乃至整个农村社会场域中自发的集体向心力在党的引领感召之下由弱变强的可行性途径。于是，“梁生宝”被塑造出来，成为倾注他全部理想和感情的人物典型。梁生宝具有基层共产党人的可贵品质，在行为上也明显带有与传统落后农民惯习格格不入的先锋性。柳青塑造的梁生宝让他徒步远行为群众买优良稻种、带领互助组青年为度过秋荒奔赴终南山割竹子，虽然事情没有革命战争年代的轰轰烈烈，却带有更接近劳苦大众生活实际的平凡性，凡人的力量加上充足的思想先锋性，就构成了时代所召唤的榜样力量。[2]330

(二)创新精神:用文学探索农村创业发家的集体化道路

柳青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承载着光荣和梦想的时代，那时的他是一个畅想改天换地、胸怀抱负的知识分子，他坚守革命信念和文学操守，尝试着通过笔下人物的实践给广大农民创家立业找到最适宜的方式——走集体合作化。柳青这样写道：“靠枪炮的革命已经成功了，靠优越性，靠多打粮食的革命才开头哩。生宝已经下定决心学习前代共产党人的榜样，把他的一切热情、聪明、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党所号召的这个事业。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活得带劲儿，才活得有味儿!”我们看到，柳青笔下的梁生宝，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蛤蟆滩下堡村组中的急先锋，与持守传统文化习性的旧势力(梁三老汉、王二杠)有着鲜明的分界，创家立业的路数也迥然有别。像梁三那样，按部就班、因循守旧、敦本善俗的关中老农民已经难以在政治权力场的交锋中看到社会的先进出路，梁三老汉搞个人单干、兴建起三间瓦房院的渐进式改良之路显然与自己的养子的激进式全民致富之路判然有别。

从本质上讲，无论是《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还是《种谷记》中的王克俭，都依然持守的是个体发家的封建思路，这与新中国成立后兴起的集体主义发家致富是截然相对立的观念。肩负着共产主义基层思想启蒙和教育任务的柳青，在皇甫村经过长期调研后，更能体会到树立集体主义观念对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乃至未来社会主义健康持续发展的伟大意义，于是这种历史使命意识和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促使他拿起笔，用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和贴近群众的现实主义文学手段，尝试探索出一条走向彻底打破封建秩序垄断的新生民主政权主导的全民发家之路。也许今天看来在当时极低的生产力情况下，走集体化道路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在当时无疑是尽快实现国家安定、引导群众转变观念全力奔赴生产一线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

柳青意识到走集体化道路的关键是思想上的突破。然而民间习性的嬗变、转化总需要一个过程，像梁三老汉的创家立业致富梦在旧社会被击得粉碎，而在新社会初期，他又看不到集体合作化之路的“好处”和实惠，当然这里所说的好处就是梁三老汉的“一己之私”，虽然有它产生的合理性，但与养子“梁伟人”想的依靠集体聚集更大生产能力的做法，完全是两种社会制度对抗的表现。社会学家认为，“在社会场域的变革中，具有资格能力的社会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织的、富有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社会世界，而社会现实就是这些持续不断的权宜行动所成就的。”[3]在这场权宜行动中，我们看到柳青并没有让他的“梁伟人”去强行推行合作化，或者用雄辩的政策主张宣传发起攻势，而是从一个五六户的小互助组开始，做典型示范，用事实胜于雄辩的策略感化村民，而且还时刻警惕着“冒”(冒进)的可能。从这样的处理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柳青在探索中坚守着实事求是的方针，创造性的开展着农村工作，即便在塑造理想化的英雄人物时也尽量尊重现实，不做刻意的拔高，让合作化的运动成为一种自然演进过程。这种权宜行动，潜在的斗争是新旧思想的交锋，因此在处理蛤蟆滩村民的思想行为时，把王二直杆、郭增福等人的思想采用了逼真的写实方法，并且通过叙述者的口吻对落后思想进行了感情充沛的辨析，大大增强了作品思想的深度。

柳青还创造性地使用了阶层分析的方法。他用自己对于民间场域的准确定位和细致描述，揭示了新社会先进阶层斗争的有效策略：首先，是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用实际行动证明集体化道路的优越性；其次，是塑造了几位深明大义的县乡级领导，作为思想的引路人和转变观念的启蒙者；最后，采用暴露落后分子的丑行来警示后进者。对于处在蒙昧状态或者思想受蒙蔽的中间人物(如梁三老汉)，他采取了静观和渐进式的思想启蒙和教育感化之路。我们看到，梁三老汉无法理解儿子的积极实践姿态所昭示的新生社会秩序，甚至在心头发狠要到街上 “胡吃”来对抗养子不顾自家创业的行为，作者将落后农民心中的疑虑和焦躁展现得非常充分。而对于那些社会发展中的反动倒退分子，诸如姚士杰(《创业史》)、坏种(《铜墙铁壁》)等人物，则是极力展示他们的诡计多端、告密揭发、期待反正的心态和行为，让他们的原型在公众视野中原形毕露、无地自容。在合作化运动的大潮中，注定了经济资本走向均质化，人力资本的投入走向均等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社会财产进行削高补低，调动起底层民众的革命和建设热情，并尽快充实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总体实力。柳青正是在明确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后，运用文学开启了这场伟大的思想启蒙教育运动。

创造性地处理基层人民内部矛盾。柳青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不仅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志，还要有阔达的胸怀，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群策群力发动起群众的建设豪情。《创业史》写到梁生宝在吸收落后分子白占魁入组上遇到了麻烦，受到了村代表主任郭振山的有意阻挠。郭振山在处理互助组问题上显示出一贯对敌斗争的态度，认为白占魁是兵痞、二流子、社会渣滓，迟早会祸害了整个互助组的利益。梁生宝非常积极乐观地接纳了这个落后分子，希望用本组的先进性和凝聚力来吸纳和感化落后分子，而这是极富有前瞻性的先进看法，他的思路也得到了乡政府领导的支持，乡支书肯定和赞扬了梁生宝携帮互助的进步做法，这也正切中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开展互助运动的真正命意。

从中也可以看出，柳青将“集体”这个字眼看得更为透彻。他在长期的基层思想宣传和领导建设中深深体会到潜藏在“集体”背后的是团结，团结大多数才能凝聚起建设创业的合力。郭振山这个老革命，在后革命时代思想退步到了心胸狭隘的地步，并对一己私利极为珍视，这类人物已经成为改革创业的阻力。柳青透过细致入微的阶层分析，对于建设初期的社会场域潜在斗争性进行了有力揭示。虽然梁生宝在郭振山拒绝吸收落后分子入组的提议后，克制了自己的情绪，但是斗争的苗头已经埋伏在了心底：“他对郭振山毫无畏惧！不得已的时候，他准备和他正面冲突。郭振山是受到批判的人，他不愿和郭振山正面冲突，只是为了有能力的郭振山同志，有时间终于觉悟起来，领导他梁生宝往前干，而不是为了他自己胆小怕事。”[4]这样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后生，与老一代的革命者相比，具有更为健全的心智，更懂得斗争的策略，并且具有更加稳健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策略。这其中寄寓着着作家对现实社会场域建构中新人的精神素质的召唤和期盼。

(三)参与意识：积极参与现实的生产生活

柳青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闭门写作的作家，而是在现实实践中，主动参与皇甫村的生产生活，倾尽全力地积极为村集体发展献策出力。

1952年8月，柳青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分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其间他深入调查研究，给区乡干部、农民讲社会发展史，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亲自指导了王莽村“七一联合农业社”皇甫村“胜利农业社”，使长安农业社运动迅速健康地发展起来，成为陕西和西北的先进典型。

柳青虽然自己省吃俭用，却在1960年4月，将《创业史》第一部10万册的稿酬16065元全部捐给了王曲公社，作为工业基建费用；1961年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他又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借了5500元稿费，为皇甫村支付了高压电线、电杆费用，建起小型发电站。他还经常把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小米送给村里的困难户。1963年到1964年“文革”前夕，柳青两次参加长安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冒着风险，与打击一大片的极“左”思潮进行斗争，保护了一批农村干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仅为文坛做出了表率，也在政界留下了浩然正气。

三、重读柳青的当代价值

时过境迁，我们是否还需要柳青?答案是肯定的。柳青的作品之所以在当代还留存着阅读的价值，主要原因在于他对严肃题材作品创作精神的坚守，及其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启发，他用自己的实践和作品，诠释了“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的文艺操守，为后世留下了真正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柳青以生活为源泉探索道路的创新精神，以及带有充满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激情文字，形成了被文坛称之为“柳青体”的独特风格的文字。“柳青体”已经成为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当代陕西作家对于对于这样一位“教父级”的作家，更是亦步亦趋，不少成名作家都是从模仿柳青创作精神和法则着手，走上了文坛。

柳青执著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书写，持之以恒的坚守，为后来人建构起了可资借鉴的宝贵文化遗产。贴近民族性的书写为后世遗存下了社会变革的珍贵标本，沉稳朴实的笔触延伸出的“草根”“底层”创家立业的视角，成就了 “柳青体”文学范型。柳青一生持之以恒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之路，恪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并且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关注着农民存在，探寻着人民的生存之路，他一生对于社会主义现实试验性的深度观照，以及对于乡村风俗画卷的真切描绘，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洪流的直接性“鼓”与“呼”，形塑出铭刻现实真理的艺术法则和创作旨归。

也正是基于此，后来的陕派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杨争光、高建群、邹志安等)，无不在其史诗性的作品中习得艺术创作的真谛，无论是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执著，还是对于文学的敬畏和对生活的观照，都承袭了柳青的“衣钵”，在柳青的指引下向着现实主义的纵深处开掘。柳青堪称从人生实践到生活实践的作家楷模，他是陕西文坛公认的文学启蒙导师，柳青的文学持久生命力是他们永远崇敬的榜样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他用自己的一生书写出了“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道德”的壮丽篇章。

[1] http://www.zgdsw.org.cn/n/2014/1016/c218988-25847870.html

[2] 柳青.柳青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法]布迪厄.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4.

[4] 柳青.柳青文集. 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09.

[责任编辑 兰一斐]

Establishing Righteousness in History—On the Revolutionary Realistic Writer Liu Qing

SU Xi-qing

(SchoolofHumanities&Law,He’nanInstituteofScienceandTechnology,Xinxiang453000,China)

LIU Qin is an important revolutionary realism writer in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During his life experience, the idea and consciousness of practice always decides his judgment on life, society and values, and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s artistic development. LIU Qiu has demonstrated a modern literary spirit by hi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his pioneering in literary expansion, his contribution in socialism construction and his righteousness spirit. His strong sense of involvement in society is shown in his works.

LIU Qing; practice; literary value; value in modern time

2015-10-1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与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研究(2011BZW022)阶段性成果。

苏喜庆(1983—)，男，山东滨州人，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中国审美文化史研究。

I206.7

A

1008-777X(2015)06-002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