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滢

(1.江苏省行政学院 文化学部,江苏 南京　210009;2.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符号学、精神分析学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克里斯蒂娃思想述评

郭滢1,2

(1.江苏省行政学院 文化学部,江苏 南京210009;2.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210023)

摘要：通过对克里斯蒂娃这位法国杰出的女性思想家的简要生平、在学术史上的定位以及她漫长的学术生涯的分期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并以四张名片的形式分别从她早期的符号学到她中后期从事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哲学四个领域探讨了她在诸领域跨界发展中具体持有的观点和取得的成就以及她在英美理论界产生的影响，以期对目前国内的克里斯蒂娃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符号学；女性主义；后现代政治哲学

一、起底克里斯蒂娃

在一家英文网站对她的推介上，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曾自封为精神分析师、学者、社会活动家、作家、充满矛盾的女性主义者、结构主义者、理论家、哲学家和梦想家①http://www.shmoop.com/julia-kristeva/influences.html。虽略带戏谑，但如其所言，她确实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她出生于1941年，原籍保加利亚，在祖国接受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青春年少之际(时年24岁)留学法国攻读语言学的博士学位，聪慧好学的她很快就融入法国的学术圈中，在罗兰·巴特等人的提携下成为了一颗学术新星。她从语言学和符号学起家，和同乡托多洛夫一道最早将巴赫金介绍到西方学界，并创立了她最富盛名的“互文性”概念，后涉足文学批评、小说创作、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哲学，被称为法国后女性主义的“三驾马车”之一。她从1969年出道以来至2013年，专著和论文集多达44部。时至今日她风头犹健，依然活跃在世界范围的学术界中，每隔几年还有专著出版，并时常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讲学，她的个人网站(http://www.kristevacircle.org.)也办得有声有色，圈内圈外的克里斯蒂娃研究者们都可以在该网上参与她的学术圈(kristeva circle)举办的各种研讨活动。

对于她在学术史的定位问题，她给世人留下了三点印象。首先，她从不驻足于任何一个学科，而是游走于多个学科之间，可谓是一个边缘性理论家。只有这样她才能够越出专业学科的狭窄边界，展现出多学科的视野和思想的复杂性。其次，她的第二张个性标签是反主流。她一方面扎根于漫长的哲学传统之中，兼收并蓄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诸大师和各门各派的理论精华；另一方面她的原创意识极强，喜欢审慎地对这些思想资源进行整合和极富个性化的改写。总的看来，她的思想主要是对索绪尔和拉康继承之后的一种反叛。没有前面的索绪尔和拉康，就没有后来的克里斯蒂娃，因此她是一位旗帜鲜明的反索绪尔的后结构主义者和反拉康的拉康主义者。最后，她还是一位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她在各个领域都反对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意义的确定性，反对语言以及主体的同一性，而强调一种异质性、无中心、无等级差别的、意义无限开放的共生状态。

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可以1974年为界，分为早期和中后期②对克里斯蒂娃的学术分期，国内外学者目前并未达成共识。此处的分期参考了国内研究克里斯蒂娃的第一人罗婷的博士论文《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中的分期，第14页。[1]。1974年是她事业的一个里程碑。那年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她的博士论文《诗歌语言的革命》出版，这是她在学术圈得以立足并长盛不衰的奠基之作。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她确立了非主流反权威的研究风格，创立了反经典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符号分析学(sem-analysis)，发明并改写了一系列后来使她声名鹊起的著名术语范畴。第二件大事是她作为一个毛粉，和其夫菲利普·索雷尔斯、罗兰·巴特等一行作为第一批西方学者访问了文革时的中国。并在同年以在中国的所见所感发表了《中国妇女》一书，以此为标志，她正式迈入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她一直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年轻时曾经学过四年的中文，有中文的学士学位，上世纪90年代以来频繁访问中国，目前还担任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杂志的编委。第三件大事是她同年怀孕生子，这种做母亲的人生体验对其中后期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她的著名论文《圣母悼歌》(Stabat Mater)正是以自己做母亲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对母性进行了感性和理性两种不同向度的思考。因此可以1974年为分水岭，此前是她理论的确立期而此后的数年则是她将早期研究成果运用到其他领域的跨界应用期，这些领域主要包括女性论、精神分析和政治哲学三个领域。中后期的研究特点有两点：一是共时并行，她是同时进行着这三个领域的研究；二是相互交叉，其实她的这三个领域的研究是融为一炉的，确切说她的研究属于一种精神分析式的女性主义政治哲学。但是为了研究方便，研究者一般都按照三个领域来分别论述。

二、第一张名片：革命的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

克里斯蒂娃是从语言学和符号学起家的，早年她在祖国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大学本科攻读的专业正是语言学，因此她非常熟悉并曾经完全认同过索绪尔创立的经典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她的博士论文《诗歌语言的革命》以及同期一系列的论文中，她批判了索绪尔语言学的无主体和无历史这两大问题。在她看来，索绪尔的那种静态封闭的语言结构属于拉康“三界”理论中的象征界，处于这种语言结构中的象征语言(她称之为“象征” the symbolic)是主体在经历俄狄浦斯阶段后在父法的威胁之下后天习得的语言。这种语言遵循了以父权为中心的象征界中的各种制度化的语法规则和社会规范，在意识层面追求可理解性和准确性，所以是一种男性化的理性语言。而她的创新处就在于她扩大了语言的外延，将前象征语言的语言(她称之为“符号” the semio-tic)引入了她的语言观中。她借助弗洛伊德-拉康的无意识理论，提出婴儿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尚未建立起和外界分离的边界意识，仍然和母亲在心理上融为一体。这个婴儿先天具有一种由肛门和口唇引起的基本身体欲望冲动(drives)。这种欲动——以恣意妄为、混乱无序、随意越界为特征，以和母亲连为一体的身体甚至和整个宇宙能量休戚相关的生命本能为动力——是象征语言产生之前的所谓“前语言形态”。它表现为婴儿的牙牙学语和各种不具有(象征)意义的情感表达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前主体的符号性语言概念，克里斯蒂娃将主体引入到了语言之中。并且就这两种异质性的语言形式的关系而言，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符号先于象征出现，是象征形成的前提，是象征结构之前的东西。在进入象征界后，符号并未消隐，而是作为象征所不能捕捉或同化的剩余物而对象征进行着破坏与颠覆，同时象征也制约和控制着符号生产。正是它们之间的张力使得语言始终处于二者的冲突与矛盾之中，丧失了原先索绪尔赋予它的意义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转变成了一个动态的意义生产过程(即意指过程 a signi-fying process)。于是这种过程性，即卢卡奇意义上的历史，被引入到了语言之中。总之，她将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改造对象，对症下药，将主体和历史带进语言，她创立的符号分析学将意义的产生视为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主体将自身融入其中，符号与象征两种语言形式(更精确点说，是两种语言意义的生产模式)相互斗争，从而生产出无限的意义*关于她的符号分析学的论述，最权威和翔实的材料是她的博士论文，参见她的博士论文《诗歌语言的革命》，目前尚无中译本 。[2]。在后来的理论发展中，她将这种诗性语言观扩大到对主体的探索中。语言中所包含的符号与象征意指模式对应了主体在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符号域和象征域两个阶段以及主体内部(不分性别)所具有的符号性和象征性两种气质或力量。她的语言学成果最初的应用是在文论方面。她提出了著名的“互文性”概念，指的是各种各样的文本相互参照而构成了一个意义无限的开放网络。语言的意义中同时具有符号与象征成分，符号模式生产出无意识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东西，而象征模式生产出文化、历史、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因此包含了这么多外部因素的文本必然也就不得不保持其开放的互文性。此外，她还认为在符号模式的运作下，文本始终处于流动变化中，各种意义不断地生成转换、毫不停歇，她称这种文本是基因文本。而当流动中的基因文本发生偶然停滞的时刻，就凝结成了现象文本。现象文本是基因文本意义不断形成过程中的暂时结构化的结果。

三、第二张名片：出色的女性精神分析理论家

1974年中国行之后克里斯蒂娃随即接受了长达4年的专业精神分析师培训，从此她不仅作为一个从业精神分析师开展心理治疗工作，更是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将其早期的语言学成就带进了精神分析理论领域，在拉康所开辟的语言学精神分析的道路上继续探索下去。她在该领域最突出的贡献是对现在很流行的抑郁症的问题成因的探讨。她将抑郁症的成因归结为贱斥机制(abjection)的人为中断*关于贱斥的讨论，参见她1980年出版的著作《恐怖的权力——论卑贱》，已有中译本。[3]。在这里，贱斥指的是婴儿(还未形成主体性的前主体)在进入象征界前必须经历的一系列心理过程之一。对于它来说，世界是一体的，有一种母婴融合的丰足。但是逐渐地原本分不清主客体的婴儿开始拒斥异己的东西，从而在“我”和周围环境之间竖立起了一道“边界”。这种拒斥异己的心理活动是由生理上的贱斥感引发出来的，被视为贱斥物的污秽之物并非外来之物，而是那些原本属于它的身体，却又被它的身体几乎是以暴力的方式排斥出去的东西。这种被贱斥物实际隐喻了那些永远属于无意识的领域而无法被带入象征界的不可名状的剩余物(拉康称为 “对象小a”，而克里斯蒂娃命名为“the Thing”)。婴儿只有以放弃这些剩余物为代价，即经历了一场精神分析意义上的阉割之后，方能顺利进入象征界，发展出正常的主体性。这种贱斥机制具有某种悖论性质。一方面，贱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被贱斥物不会彻底消失，而总会阴魂不散地重新回归，它们并不尊重婴儿刚刚建立起的脆弱的自我与外界的边界，而是通过一次次的复归不断地威胁着边界，不断地诱惑着婴儿越过边界，复归母亲的身边，寻回失落的对象小a；另一方面，婴儿出于失去主体性的恐惧，被迫保持着对贱斥物的警觉，不断地维护着它的边界，在和被贱斥物之间进行的拉锯战中艰难地建立起“我”与他者间的边界，从而建立起主体性。正是通过贱斥的正常运作，它才顺利进入象征界，成为了我们这样所谓的正常人。拉康的镜像假设只是粗略地断定婴儿在6～18个月的时候借助于镜像获得了先行到来的统一感与整体感从而确立起主客体的差异以及自我与外界的联系，而克里斯蒂娃进一步通过贱斥概念圆满地解释了这种主客体边界确立的运行机制。

但是如果贱斥工作未能顺利进行，主体就会陷入到克里斯蒂娃首次发现的自恋式抑郁症(melancholia)的深渊之中。对于婴儿来说，在所有被贱斥物中，最大的被贱斥物正是原本和它合为一体的母亲的身体(具言之，是母亲的乳房)。因此面对被贱斥的母亲，它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继续和母亲自恋式结合，永远失去成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机会；要么为了成为独立的主体而放弃和母亲的认同。当且仅当婴儿主动地通过贱斥过程完成和母亲的分离(maternal abjection)，开始语言习得，学会用象征语言来替代它所失去的母亲，才能顺利进入象征界。但是如果婴儿在此阶段完成之前，突然失去了母亲(即它的原初之爱)，它会认为失去的是它自己的一部分，因为它还没有学会通过贱斥与母亲分离。这个未完成贱斥过程的抑郁症者便沦为了象征界的孤儿，他处于一种孤独的自恋结构。从主体性的角度来看，他未能顺利建立起完整的自我之假象和主客体之分的边界意识，因此他不会对任何人产生爱恋之情；从语言习得的角度看，他的语言(更确切地说，前语言)的意义中仅有符号而无象征模式，缺少了象征秩序对身体内肆意流动的欲动驱力的控制，因此他无法习得象征语言，任何语言文字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他用悲伤包裹自己，渴望回到尚未失去对象小a的符号态中。对于体内涌动的死亡驱力，他毫无抵抗能力，最终他会以自杀的方式回到过去，回到母亲的怀抱。从抑郁症的例子反证了符号与象征模式及其相互关系在主体形成中的重要性。但是她在分析了大量患有抑郁症的文人的作品之后，发现尽管抑郁症意味着对语言文字的拒斥，这些文人却依然坚持用语言文字顽强地表达他们的心声，故可以认为语言的意指过程是一种反抑郁症的过程。因此她很乐观地认为抑郁症者在象征界的新生是可能的，为此她设立了一位 “想象的父亲”，以这位由母爱所塑造的慈父为中介，通过和他的自恋式认同，在他的牵引下，抑郁症者有可能重新经历主动贱斥分离的场景，从而获得意义的象征生产模式，学会用语言去命名他所失去之物，在语言文字中获到些许安慰。

四、第三张名片：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同路人”[4]

克里斯蒂娃的女性论主张饱受争议，称她是女性主义的“同路人”可以看成是对她的批评，曾有女性主义者，指责她不服从女性主义理论主流思想，她大谈特谈女性特质就表明了她暗中接受了生物学上的性特征，所以给她贴上了本质主义的标签；然而换个角度，这也可以看成是对她理论原创性的认同。她拒绝重复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单纯争取改善女性社会地位的口号，也不赞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借用男性中心主义的逻辑复制一种女性中心主义的企图，而是根据她的语言—主体观主张消除任何作为普遍本质的性别身份，无论是生物性别(sex)还是社会性别(gender)。她提出的双性同体 “气质说”认为任何非异化的主体，都兼具女性气质(femininity)和男性气质(masculine)这两种异质性的气质。男性气质，亦称象征气质，是主体进入象征界后习得的一种文化层面的气质，与象征意指模式以及逻各斯父权紧密相联，从句法规则和社会准则中发展出来，它帮助我们在象征界得以正常进行人际间交流和从事文化社会经济活动从而获得在象征界的位置。女性气质，亦称符号气质，是主体在进入俄狄浦斯阶段前就具有的一种符号性气质，它与符号意指模式相关联，二者都是从母亲及其自身身体中混乱无序的力比多流动发展出来的，形成于母婴共生的前俄狄浦斯结构，它使得我们具有情感、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

因此她在女性论中放弃了自波伏娃以来一直进行的对女性概念的解构工作，转而致力于多元异质的新主体的重建工作。她相信未来男女之间不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再存在争取性别平等或消除性别差异的斗争，男人将走向女人，女人也将走向男人，个人间的差异将比男女间的差异更为重要。她最终推进了一种既不以女人为中心，也不排除男人，而是富有包容精神的政治话语的形成。

五、第四张名片：爱走小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家

在政治哲学领域，张扬自由直率的个人主义风格的她关注的焦点不是政治哲学惯常研究的法、国家和市民社会等公共领域(她将这些称作是“宏观政治”研究 macro-politics)，而是作为个体的人在象征界的生存境况，她将自己的政治理论研究称为“微观政治学”(micro-politics)。她明确表示对组织、团体没有兴趣，其理由就在于微观研究是宏观政治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她的小众另外还表现在她把她独门的语言—主体观带入了对个人主体的政治性分析之中。她的主体既不是笛卡尔式统一的、理性的主体，也不是拉康眼中的分裂的、空心的主体，而是一个在符号冲动破坏之下仍然努力保持相对稳定的统一体，接受着来自自身内部、他者甚至宇宙的精神和身体的能量，同时这些非理性的能量受到象征界的规范的调控，符号和象征两种异质性成分以合理比例搭配，符号与象征模式处于长期冲突与暂时合作的过程中。尽管象征模式的作用更加突出，但实际上偏向意义模式的任何一极都会导致主体发生不同形式的异化。她最关切的是那些和身体的、精神的符号性力量失去了联系，从而失去了符号对象征秩序的反抗力的主体。他们越是远离符号模式带来的生命冲动，就越会沦为没有情感和激情的机器人。他们过于沉湎于这个充斥着无数景观的现实之中，他们所消费的商品决定着他们的价值，以至于他们在被景观社会所制造出来的欲望的驱动下不停地用消费充实生命。景观社会的悖论性逻辑在于这个社会满足着他们被制造出来的欲望，却同时又剥夺了他们欲望的能力。于是他们不再是一个和自己的身体与精神世界、和他人、和宇宙相联的开放系统，而变成了一个无法以任何感性的方式去感受和回应外界的封闭系统。简言之，是出了问题的社会生产出了这些问题主体。她作为精神分析师，对这种主体的诊断是精神空间萎缩导致主体失去了内心深处原本宁静的精神花园——一个能够用身体的符号性能量滋养我们身心的内在空间。这种问题人的症状类似于上文提及的抑郁症者，他们都在忍受痛苦，却对痛苦的原因一无所知。抑郁症者用悲伤包裹自己，直至自杀；而这种景观社会中的问题人却用酒精、毒品替代内心的空虚。当主体的这种“符号缺乏症”发展到极端时就会变成她所谓的“遗产人”(patrimonial individual)，即那种视自己的身体为遗产，可以用身体器官随意买卖来换取金钱满足欲望的人。面对这种异化的社会和主体，她开出的药方就是重提反抗文化*“反抗”(revolt)是克里斯蒂娃后期偏爱的一词，就“反抗”主题她写过三部曲——《反抗的意义与无意义》(1996，有中译本，林晓等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亲密的反抗》(1997)和《反抗的未来》(1998，有中译本，黄晞耘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那么今日的反抗是什么？她的精神分析式反抗明显带有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上文已阐明，她眼中的理想主体是符号与象征在控制和反控制的运动中保持相对统一的主体。这种状态下的主体是她所预设的美好状态，正如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预设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一样。而在现今景观社会中发生了异化的主体只有扬弃异化，重新回到过去那种美好的状态才能得以解放。究竟如何进行这种反抗呢？她的主张是唤醒并利用语言和主体性内部固有的带有女性特征的符号性生命力量反抗，让每个人都能拥有一片内心的宁静家园，建立起一种基于母婴关系之上的爱的异伦理(herethics)*她在论文《圣母悼歌》中详细论述了异伦理概念，该文收录在199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克里斯蒂娃便携读本》(The Portable Kristeva)中，Kelly Oliver主编。，让爱跨越个人、性别、种族传递给每个人，用这种符号性爱的力量颠覆代表了象征界父权专制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自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她的第一部英译著作《语言中的欲望》以来，在英美学界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位来自法国的女性思想家，她被戏称作是“后结构主义中的性感女郎”(Post-Structuralist Hottie)*http://www.shmoop.com/julia-kristeva/influences.html。，不仅她的全部重要作品都有了英译本，甚至连她的主要英译者，如Léon Roudiez、Alice Jardine、Ross Guberman等，都已成为她的研究专家，进一步帮助了克里斯蒂娃研究在英美世界的推广和深入。并且由于她在精神分析学、语言学、政治和文化分析等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她1997年被授予法国最高荣誉“荣誉勋位骑士勋章”，2004年她荣获“国际霍尔堡人道奖”，2006年荣获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奖。遗憾的是，在我国，克里斯蒂娃研究状况实在是差强人意，不仅起步晚(始于1992年)，尚未有规模地开展对她的译介工作，已出版的中译本只有六部，大部分原著和有影响力的论著都没有中译本，最为关键的是研究者数量少，且大都为比较文学和社会学出身，他们不能理解她那厚重的西方哲学背景，而哲学圈又似乎对她仅知其名，却没有深入了解。笔者希望通过这篇短文对克里斯蒂娃的介绍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位既“性感”又严肃的女性思想家的兴趣，改善国内目前落后的研究现状。

参考文献：

[1]罗婷.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Julia Kriteva.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M].trans.Margaret Wall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3]克里斯蒂娃.恐怖的权力——论卑贱[M].张新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4]陈永国.女权主义批评的同路人[N].中华读书报,2000-05-24.

(责任编辑孔凡涛)

Semiotics,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A Brief Commentary on Kristevan Thoughts

GUO Ying1,2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Jiangsu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Nanjing 210009, Jiangsu, China;

Philosoph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introducing and commenting on Julia Kristeva,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French thinkers to Chinese readers.Her life experience, her position in the academic history,as well as her two phases in her half-century-long career are briefly discussed.Then four name cards are presented to show her major concerns and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semiotics,psychoanalysis,feminist theory,and micro-politics respectively.In the end, her influence around the English world is highlighted to our domestic Kristevan research at present.

Key words：Julia Kristeva; semiotics; Feminism; post-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中图分类号：B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5)04-0030-05

作者简介：郭滢(1973- )，女，江苏南京人，江苏省行政学院讲师，南京大学英语应用语言学硕士，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

收稿日期：2015-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