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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大序》与郑玄之风雅正变说

2015-02-28乔晓培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3期
关键词:政教郑玄文王

乔晓培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论《诗大序》与郑玄之风雅正变说

乔晓培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风雅正变说作为《诗经》学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自《诗大序》论及变风变雅后,东汉郑玄加以继承发挥,提出风雅正经的概念,并把风雅的正、变与周朝的盛衰世次相对应起来,使风雅正变有了明确的界定标准而自成一套系统。《诗大序》与郑玄的风雅正变说对《诗经》的划分具有系统性,其盛世多颂美之作,衰世多怨刺之作的理论能更好的发挥《诗经》政治教化作用,因而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然而毛郑之说有一定的缺陷,《诗大序》对于周王朝时代盛衰及正变与诗篇内容美刺的模糊表达,容易引起误解;郑玄对于盛衰时代划分的缺陷,也容易引起后世学者的疑虑与批驳。

《诗序》;郑玄;风雅正变;缺陷

初步论及风雅正变概念的是《诗大序》。《诗大序》云:“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1]14,这就把变风变雅与时代政治结合起来。郑玄又把王道盛衰的世次明确划分出来,把成王及其之前的时代定为盛世,而把懿王及其之后的时代划为衰世,并以时之盛衰作为正与变的界定标准,使风雅正变说初具系统性。其后有些学者或是对此加以继承发挥,如孔颖达不仅继承了变风变雅作于衰世的观点,并阐释了正风正雅为颂美之诗而变风变雅为刺怨之诗的原因;有些学者则驳斥毛郑以时代盛衰作为界定风雅正变标准的不合理,如顾颉刚就严厉痛斥汉儒愚笨地以时代政治兴衰来划分正变的方法;更有甚者认为《诗经》并无变风之说,如姚际恒曰:“《诗》无正变,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变则必邪,今皆无邪,何变之有?”[2]12各家众说纷纭,使之成为《诗经》学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细读《诗大序》及郑玄的《诗谱》,可以其风雅正变说确实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不合理性,但后世学者反驳以美刺论正变的观点多少也有与《诗大序》及郑玄的风雅正变说相悖谬之处。

一、《诗大序》之变风变雅

在《诗大序》中,变风变雅首次被论及,其产生的前提是“王道衰,礼义废,正教失,国异政,家殊俗”,即变风变雅是王道衰落之乱世礼崩乐坏、政教缺失、时俗衰败的产物。按《诗大序》所说,“风”包含“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两方面的,一方面在上者以良好的德行作为榜样来教化人民,宣谕天子、诸侯的“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从而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教化目的;另一方面在下者作诗来讽刺、谲谏在位者,以使在上者明晓政治缺失之处,从而慎戒之。由此可以看出后世所说“变风变雅为怨刺之诗的说法是不尽正确的,《诗大序》本就说明“风”是包含有怨刺讽谏的内容。故结合《诗大序》与《毛诗序》对《诗经》篇章的解读来分析,《诗大序》所说的变风变雅之变,变就变在王道政教由兴盛转为衰落,风雅内容也从以颂美宣谕“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为主要内容而变为以怨刺哀伤“刑政苛、人伦废”为主要内容了。这就把变风变雅与时代盛衰和政治好恶结合了起来。除去其经学的观点和附会的做法,这自然有一定的合理性,诗本就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生活有所感触而形之于诗,借此来反映社会现实。

二、郑玄之风雅正变

自《诗大序》之后,对变风变雅进行系统论述的当属郑玄。郑玄在《诗谱》中多有论述,尤其集中在《诗谱序》及《大小雅谱》中,其对《诗大序》的继承发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郑玄明确提出风、雅正经的概念,并把《诗大序》所说的变风变雅落实到《诗经》中去,对风雅众多诗篇进行了正风正雅、变风变雅的界定。在《诗大序》中,只提及变风变雅,并没有明确提出风雅还有正经的概念,只是在强调诗“正夫妇、正得失”的教化功用时,才凸显出“正”的理念,对《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地位的论述,也只是隐约传达出“二南”为风之正经的意思,但并未言明。真正论及的是郑玄,其在《诗谱序》中云:“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谓之《诗》之正经[1]6-7”。在这段论述中,郑玄明确把《诗大序》中隐含的“正经”概念提了出来,把“二南”二十五篇确定为风之正经,则剩余之十三国风皆为变风。另外,在《大小雅谱》中,郑玄又把《诗经》大小雅正变的篇目划分出来,使之明确化。其论述曰:“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声》,据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鸣》至于《鱼丽》,先其文所以治内,后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顺之次,要于极贤圣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鱼》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时诗也。传曰“文王基之,武王凿之,周公内之”,谓其道同,终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为正经。”[1]539在此,郑玄把小雅正经的篇目确定为《鹿鸣》至《菁菁者莪》十六篇,大雅正经的篇目为《文王》至《卷阿》十八篇,剩下的篇目皆为变雅。此可谓是《诗大序》变风变雅理论在《诗经》中的落实。

其次,郑玄把周王朝时代政治之盛衰作为《诗经》风雅正变的界定标准。在《诗谱序》中其曰:“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1]6-8在此段论述中,郑玄对《诗大序》所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加以发挥,把成王及其之前的文武之时称为盛世,把懿王及其之后的时代称为衰世。并且,郑玄把作于盛世之时的诗篇界定为风雅之正经,其内容主要是颂美盛世之太平;把作于衰世之时的诗篇皆划定为变风变雅,其内容主要是怨刺衰世之政教缺失、礼义衰败。

总之,郑玄风雅正变说使《诗大序》中未明确说明的、含糊不清的地方明朗化,不仅提出风雅正经的概念,还把正风正雅、变风变雅与周王朝的世次相对应起来,使风雅正变有了明确的界定标准,使《诗经》之风雅正变说自成一套系统。朱自清在《诗言志辩·正变》中曰:“郑氏(玄)将“风雅正经”和“变风变雅”对立起来,划期论世,分国作谱,显明祸福,‘作后王之鉴’。所谓风雅正变说,是他的创见。”[3]320朱自清此说可谓是对郑玄的风雅正变之说作了客观而正确的评价。

三、论《诗大序》及郑玄风雅正变说的缺陷及后世的误解

《诗大序》虽提出变风变雅概念,使郑玄风雅正变说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其问题在于所说的“王道衰”,其衰落的具体年代世次在通篇的论述中难以得知,并且变风变雅与之前的风雅之诗当如何区别界定也未给出标准。通过《诗大序》对《周南》、《召南》的论述,大致可以确定《诗大序》认为周公、召公及其之前的文王、武王时代是王道兴盛之世,故处于这一阶段的风雅之作其内容皆为颂美盛德,二南皆不是变风,但是自周公之后的时代则未明确界定出王道衰落之世,除二南之外的十三国风是不是变风也难以确定,大小雅诸篇哪些为变雅更未提及,给后之学者留下难题。

郑玄对于风雅正变说的论述,虽使《诗大序》中含糊不明的地方明确化,确定了风雅正经与风雅之变相对应的具体世次,并把《诗经》中的篇目按照风雅正变对应诗歌内容美刺的理论进行了划分,这较《诗大序》来说更加系统严密。但是细究之,则可发现郑玄的风雅正变说也是有不合理之处的。

郑玄把周公成王及其之前的文武之世划为盛世,把懿王及其之后的时代划为衰世,这样的盛衰之世的划分是有一定漏洞的。郑玄对于介于成王和懿王之间的康、昭、穆、共四王共一百二十二年,只提到“后王稍更陵迟”,却并未明确说明康王至共王之间的一百多年是应该划分到盛世还是划分到衰世。纵观郑玄《诗谱序》、《周南召南谱》及《大小雅谱》,可以看出对于盛衰之世的划分及对《诗经》篇目中正经与变诗的确定,郑玄是从三次诗歌搜集、制作、整理而划分出来的。第一次是武王伐纣定天下之后,陈诵诸国之诗,以用来观民之风俗;第二次是成王周公之时的诗歌制作与搜集,《诗谱序》曰:“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颂声兴焉,盛之至也。”郑玄把这两次搜集、制作于武王与成王之世的诗歌成为盛世之正诗,其内容主要是称颂祖考之美,赞誉统治者德教之纯厚。第三次是孔子对《诗经》的整理,《诗谱序》云:“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郑玄把孔子整理的自懿王到陈灵公时期的诗歌界定为政教衰落之乱世的变风变雅,其内容主要是刺怨政教衰落、礼崩乐坏。

郑玄的这样的划分看上去颇有道理,实则不然。郑玄所说的三次诗歌搜集、制作、整理活动缺乏证据,其臆断成分颇多。关于武王时代究竟有没有陈诵诸国之诗也不一定,何时有诗歌的采诗陈诵,刘歆在《与杨雄书》中也只云:“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也是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4]1273其《食货志》亦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而知天下。”[4]592此皆未明确说自文王武王之世就一定有采诗、陈诵诗歌的活动。另外,郑玄根据自己所说的三次诗歌活动划分出来的盛衰之世,也就出现了难以界定康、昭、穆、共四王一百多年的盛衰之世的难题。因此后世学者对《诗大序》及郑玄以时代盛衰作为风雅正变的界定标准有怀疑,何定生就说到:“……毛诗最讲不通处,就是以诗的世次来定‘正变’的标准,他们硬性规定成王以前者为‘正诗’,懿王以后者为‘变诗’。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正诗’都集中在文王到成王的七八十年间,而康、昭以后以至共王的一百多年,便连一篇都没有,成为《诗经》的真空时代?康、昭时代没有一篇正诗已属可怪,为说明穆、共六十余年间也连一篇‘变诗’都没有,而必等到懿王才开始‘变诗’时代呢?但就这一点,即足以证明毛诗用世次来分别‘正变’之不合理了。”[5]251何定生虽是主要在反驳以世次划分正变的不合理之处,但侧面也传达出对郑玄盛衰世次划分的否定。

上文已论及郑玄把文王、武王与成王之世的诗歌定为盛世之风雅正经,其诗篇的内容主要是称颂祖考之美,赞誉统治者德教之纯厚;把懿王到陈灵公时期的诗歌界定为政教衰落之乱世的变风变雅,其诗篇内容主要是刺怨政教衰落、礼崩乐坏。然而后世对于郑玄此种说法有一种误读,把郑玄的风雅正变与把美刺完全对应起来,认为盛世之诗必为颂美即为风雅正经;衰世之诗必是怨刺即为变风变雅,如清代学者马瑞辰就在其《毛诗传笺通释》中论述道:“自下刺上,感动之名,变风也。……盖雅以述其政之美者为正,以刺其政之恶者为变也。”这就相当于把正风确定为颂美之诗,变风为怨刺之诗。对于这样的风雅正变说,有多数学者是持怀疑驳斥态度的。如刘敞在《诗经小传》中发问驳斥:“子夏《诗序》云‘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矣’。然则诸国风其言正义善事合于道者,皆正风也;其有刺讥怨讽者,乃变风也;亦犹二雅言文、武、成、康为正雅,言幽、厉为变雅矣。今说者皆断《周南》、《召南》为正风,自《邶》以下为变风,遂令《淇奥》、《缁衣》与《南山》、《北门》同列,非夫子之意、子夏之指。且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为变风可矣;若人伦不废,刑政不苛,何故不得为正风乎?既横生分别,不与二《雅》同,又褒贬错谬,实无文可据,未足以传信也。”[6]107刘敞论述的焦点在于若按衰世之诗皆为变风,其内容为怨刺之诗,就难以解释《卫风·淇奥》、《郑风·缁衣》赞美卫武公、郑武公之诗不能称为以颂美为内容的正经。刘敞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后世学者对风雅正变说的批评基本集中于何以盛世只有颂美之诗、衰世只有怨刺之诗,并且认为风雅正变对应美刺的观点无法说通处于东周衰世的卫文公、卫武公、郑武公、秦襄公何以也被称赞、颂美。

然则,细读《诗大序》及郑玄《诗谱》发现,后世对风雅正变说的批驳是不公正也是不恰当的。首先,《诗大序》只是说衰世政教缺失、礼义毁坏是变风变雅产生的前提,并未论述变风变雅之诗一定只是怨刺的内容。《诗大序》说风包含“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两方面的,若说衰世之诗为变风,且内容为怨刺的话,何以本就包括刺上内容的风不叫变风呢?且《毛诗序》解读《淇奥》认为是“美武公之德也”[7]155,《缁衣》也说是“美武公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7]219。卫武公和郑武公皆处于东周王道衰落之时,这就说明《诗大序》并不认为变风一定是怨刺之作。其次,郑玄在《郑谱》中提到:“武公又作卿士,国人宜之,郑之变风又作。”[1]275在《秦谱》中又说到:“孝王为伯翳能知禽兽之言,子孙不绝,故封非子为附庸,邑之于秦谷。国人美之,翳之变风始作。”[1]405从这两段话中,可以发现郑玄也并未把美刺与正变完全对等起来,变风依然有称颂处于衰世的卫武公与秦非子的诗篇。总之,后世对《诗大序》及郑玄风雅正变说的议论批驳是对其误解所导致的,是不尽合理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何定生.诗经今论[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6]李冬梅.苏辙《诗集传》新探[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7]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The Theory of Feng Ya Zheng Bian ofThe Great Foreword of The Book of Songsand Zheng Xuan

QIAO Xiao-pei
(School of literature,Sh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nxi 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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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7.22

A

1673-1883(2015)03-0001-03

(责任编辑:周锦鹤)

2015-06-05

乔晓培(1990-),女,河南信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先秦魏晋南北朝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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