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觉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文化与艺术学院， 西安 712046）

作为历史剧，《桃花扇》寄予着作者孔尚任的价值评判与是非取舍。如果不是从整部戏所展示的错综复杂、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入手，而是从对主人公的选择和塑造着眼，那么《桃花扇》的主旨，绝不仅限于“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悲”，它还渗透着作者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批判。

余英时先生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恃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这就使得他们既有别于以色列先知的直接诉诸普遍性、超越上帝，也不同于希腊哲人对自然秩序的探索。因此之故，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和政治权威发生了面对面的关系。”[1]从原始儒家的“士至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到宋明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民胞物与浩然正气。儒家教育绳规下的士人必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为孔子六十四代孙的孔尚任，不可能抛开文化传统重新设计知识分子的出路。所以，《桃花扇》的主人公就只能以“清流”文人的正面形象出现。

同马士英、阮大铖、田仰等反面人物相比，侯方域无疑承载着作者对儒家知识分子的期望。在剧中，他参与了许多政治活动，如假父亲之名写书信阻止左良玉挥兵东下，反对迎立昏庸的福王朱由崧，监军参谋高杰防河等。他也具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和远见卓识，如在《赚将》一出中，他劝谏高杰同许定国和睦相处，并认为“此时山河一半改，倚着忠良将帅，速奏凯。收拾人心，招纳英才，没将衅端开。成功业，只在将和谐。”都是有利于国家和社稷的真知灼见。高杰一意孤行，不听劝告，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临死前顿足说道：“咳！悔不听侯生之言，致有今日。”他虽然在江南的乡试中不幸下第，却也如他所说“早岁清词，吐出班香宋艳；中年浩气，流成苏海韩潮。”所以，在第二十八出《题画》中，闻名天下的画家蓝瑛为大锦衣张瑶星先生写意一幅“桃源图”时也免不了让他这个复社领袖题上一首，以示增色，他顺手拈来的绝句果不负众望——“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

然而，遗憾的是以侯方域为代表的士大夫在历史转向的关头，未能匡时济世、挽狂澜于既倒，终使国破家亡。虽罪不在他，却难辞其咎。于是，作者在全剧的最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入道的结局，实现了对他的惩罚与宽恕。在这一过程中，作者以一个史学家的洞察力剖析晚明士风，展开了对一代士人的反思。那么，侯方域身上到底有哪些令人扼腕的地方呢？

首先，他风流不羁。《桃花扇》的第一出《听稗》以侯方域和复社文人陈定生、吴次尾相约赏梅花开始，这一开篇便大有含义，潜藏在文字后面的感情是对复社文人闲散生活的批判。

在《侦戏》中，杨龙友怂恿阮大铖为侯方域出资寻一秦淮佳丽已达到拉拢复社文人的目的。杨龙友说：“只有河南侯朝宗，与两君（指陈定生和吴次尾）文酒至交，言无不听。昨闻侯生闲居无聊，欲寻一秦淮佳丽。小弟已为他物色一人，名唤香君，色艺皆精，料中其意。长兄肯为出梳栊之资，结其欢心，然后托他两处分解，包管一举双擒。”请特别注意这里的“闲居无聊”四字，它虽出自杨龙友之口，实代表着时人对复社文人的普遍看法。而在“闲居无聊”的境况下，候生所诉诸的宣泄途径不过是“寻一秦淮佳丽”，丝毫与兼济天下的抱负无关。这段描写固然为后续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却不乏作者对侯生的微词。

这种放荡不羁的作风很快就使侯方域掉进了阉党设下的“美人计”而失去了应有的政治原则和立场。当杨龙友将阮大铖的“苦衷”倾诉给侯方域后，他便爽快地为阮大铖开解：“俺看圆海情词迫切，亦觉可怜。就变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却奁》）与此相反，李香君面对阉党却表现出了足够的敏感和警觉。她责问杨龙友：“俺看杨老爷，虽是马督抚至亲，却也拮据做客，为何轻掷金钱，来填烟花之窟？在奴家受之有愧，在老爷施之无名；今日问个明白，以便图报。”（《却奁》）“以便图报”只是借口，“闻个明白”才是目的。李香君未认识侯方域之前，自然不好意思问杨龙友给侯方域赠钱的缘由，现在既然已是侯生之人，便问之有理。较之李香君，侯方域的形象顿时大打折扣。

孔尚任对阉党的态度是憎恨的、不可饶恕的。他在《桃花扇小识》中写到：“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业者也。”[2]于是，在《却奁》一出，孔尚任有意借李香君之口展开了对侯方域的声讨，这种声讨是不遗余力的，流露的是作者的愤恨。侯生因此愈加敬仰香君，称赞她是他的“畏友”。

其次，他胆小软弱。“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的特点是纸上谈兵却又胆小软弱。如果我们将《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和柳敬亭相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修札》一出，侯方域假父亲之名修书一封阻止左良玉挥军南下，却没有胆量去送信，他说：“小生轻装薄游，只带两个童子，哪能下的书来。”而此间一个说书人却挺身而出，愿意“走一遭”，并且自信定可“把他的人马骂开。”其胆识气魄惊服了侯方域，也惊服了在场的杨龙友。两相对比，高下判然可见。无独有偶，三十一出《草檄》中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这次要把左良玉等人起草的檄文送到马、阮手中，风险之大可想而知。柳敬亭颇有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概，冒着“那差去之人，便死多活少”的危险赴汤蹈火，折服了在场众人，所谓的“清流”文人不免汗颜。

最后，他意气用事。侯方域无过人之胆，在办事能力上也与柳敬亭相去甚远。他劝高杰与四镇和睦相处，高杰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便明哲保身，拂袖而去，将史可法托付给他的任务抛诸脑后。他为什么一走了之？答案是他看不起高杰，又无可奈何，加上他这个人又是极爱面子极清高的，对他而言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试想，在家国危难之时，是个人的荣辱得失重要，还是国家的生死存亡重要？

与侯方域相比，柳敬亭和苏昆生既不是复社领袖，也不以“清流”文人自居。他们铁肩担道义，妙语破三军，不惧一切困难。柳敬亭在左良玉的幕府中指桑骂槐，以三寸不滥之舌成功阻止了左良玉挥师南下；苏昆生为救侯方域，故意违反军规，在酒店唱起了《燕子笺》，置之死地而后生，实现了救助好友的愿望。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侠肝义胆和事功能力远非清流文人所能比肩。

历史上的侯方域是一个极富盛名的人物。“当其弱冠日，英名振华胄。两世东林魁，闻见亦良富”，为复社盟主张溥、几社盟主陈子龙所推重，“海内名士争与交”[3]作为户部尚书侯恂的公子，他与有世交的湖广巡抚方孔癤之子方以智，都御史陈于廷之子陈贞慧，副使冒起宗之子冒襄，合称“四公子”，共振复社，影响深广。

然而，他在明亡拯救的问题上却无实质性的作为，反倒因为自愿参加了顺治八年的河南乡试，成为了变节文人的代表。[4]《留都防乱公揭》的发布与观剧骂座,是明末复社与阉党斗争的著名事件,亦为《桃花扇》之主要关目。但经扈耕田考证，“侯氏未参与公揭起草,但在发布过程中有重要作用，而观剧骂座,则与侯氏并无关系。”[5]

事实上，在明末清初，类似于侯方域的这种名士颇具数量（如吴梅村），他们没能担当起救国图存的重任，但抛开他们又实在找不到能担当大任的人。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歌颂他们又谴责他们便成了作者尴尬的选择。

再联系孔尚任的经历可知，一六八六年七月，康熙“专委”孔尚任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督率疏浚黄河海口，孔尚任是怀着对清王朝的感激之情、对康熙的至诚去赴命的。任期内他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勘查地形，制定工程计划。可是事与愿违，同他一起公事的士大夫置人民生死于不顾，整体贪图享乐。这使他对当时的士人群体有了新的看法，对士林风气产生了动摇。他写诗痛斥他们的荒唐行径：“九重图画筹难定，七邑耕桑户未收。为向琼筵诸水部，金樽倒尽可消愁！”（《淮上有感》）。孔尚任一生多次被朝廷启用，但终究没有多少建树。这其中不乏外在环境的残酷，但孔氏本人是否具备干练的政治素质则实在值得考证，他对士大夫绝望的同时，是否也夹杂着对自己无力回天的慨叹？

总之，在感慨历史兴亡的悲凉氛围里，作者未能把目光单纯地停留在朝代更迭上，而是转移到了对士风的批判。在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下，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士人精神的堕落”这一主题也便呼之欲出了。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19.

［2］孔尚任.桃花扇[M].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3.

［3］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扈耕田.侯方域晚年心态与顺治八年乡试[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83-86.

［5］扈耕田.侯方域反阉党阮大铖事迹考实[J].学术论坛，2000（2）：11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