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艳竹



《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批判

◎于艳竹

《儒林外史》第一回，作者借王冕之口说道：“这个法确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明清八股取士以来，知识分子大多不能超越于八股之外，士人在功名富贵的诱惑下，不注重文行出处，社会道义感逐渐式微。《儒林外史》从这个角度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

一、陋儒愚昧无知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一个童生，在薛家集受一个十七、八岁新进秀才的嘲弄，虽然“羞的红一块，白一块”，还是得将酒接到手里，承谢众人。后来，因为夏总甲嫌他“呆头呆脑”，“由着众人把他给辞了”。周进跟随姐夫到省城后，进了贡院，看见两块齐齐整整的号板，就一头哭死过去。等众人救醒他后，又哭过不住，还在地下不住地打滚。当听到众人设法替他捐纳监生进场应试时，就立马不哭了，“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周进一生都浸泡在八股文章中，他所关心的就是八股文章，就是科举应试，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他的梦想相去甚远。

范进进学成了秀才后，老丈人胡屠夫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来“祝贺”他，其实是来给他下马威的。胡屠夫训斥范进道：“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别人笑话。”等范进向胡屠夫借乡试盘缠的时候，被胡屠夫骂为“尖嘴猴腮”、“不三不四就想吃天鹅屁”。面对胡屠夫的训斥，范进是唯唯诺诺，面对胡屠夫的斥骂，范进被“骂的摸不着门”。当确认自己中举后，一时痰气上诵发了疯，又哭又笑，披头散发乱走。范进跟周进一样，人生除了科举已没有其他东西了，更不用说要去担承什么社会责任了。

儒家本是讲经世的，但我们从周进、范进身上却感受不到一点经世致用的气息。他们既没有初始儒家那种以道自任的情怀和积极干预时务的入世精神，也丢弃了宋儒那种“先忧后乐”的忧患意识。

二、假儒横行乡里

张静斋和严贡生等居乡的乡绅，按照儒家的要求，他们应当“处则不失为真儒”，应当承道统，但实际上他们弃道而慕势，成为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张静斋一出场就巴结新中的举人范进，在范进丁忧期间又教其违制去打秋风，美其名曰：“礼有经亦有权”，在高要县又唆使汤知县枷死回民代表。严贡生则无恶不作，霸占邻居的猪、打断邻居的腿，没借贷给他人却要收取利息，在回乡途中使伎俩赖掉船钱，又霸占了其弟大部分家产，这样的人竟然被“选了优行”，做了贡生。而廪生王德、王仁“全在纲常上做功夫”，当接收了严监生的银子后，竟然在妹妹垂危之时将他的妾赵氏扶正。五河县的彭乡绅、方乡绅等“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这些居家的乡绅不但没有承担起化民成俗的责任，甚至连知识分子应恪守的礼义廉耻都抛弃了。所谓儒家“行仁义、兴礼乐、礼大经”等要义，在他们看来不过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当不得真。

对于出仕之士，儒家的要求是“出则可以为王佐”，他们更应该承担道统，“达则兼济天下”，但现实却并不如此。六合县现任翰林院侍读高翰林，直言不讳地说“敦孝弟，劝农桑”是呆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当不得真。这是对科举制度的辛辣嘲讽。

三、假名士坑蒙拐骗

《儒林外史》中娄三、娄四公子奉为上客的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三人，其中杨执中是个呆子，给人看店，亏空了人家七百多银子；权勿用是个“不中用的货，又不会做种田，又不会做生意，坐吃山崩”的人；张铁臂是个十足的骗子，用一个猪头骗取了娄三、娄四公子“五百两”银子。他们延揽的名士不是呆子，就是骗子，二娄半世豪举落得一场空。他们要么是不通世务的呆子，狡黠的骗子，要么是以借名士来博取声名之辈。

四、真儒士无所依归

在一个唯八股科名是求的时代，因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杜少卿装病辞了征辟。因为“我道不行”，装绍光也辞了征辟。虞博士修身明性，襟怀冲淡，他是想化民成俗；迟衡山倡导众贤祭祀泰伯祠，欲“成就些人才，也可助一助政教”。可大祭之后，紧接着就是衰败，当王玉辉拿着余大先生的书子到南京找庄绍光、迟衡山诸贤时，这些贤人君子已“风流云散”，而泰伯祠也是尘埃落定，满目苍凉。虽然“迟衡山贴的祭祀仪注单和派的执事还在壁上”，但早已成明日黄花，无人再问，往昔用的乐器、祭器也被锁在八张大柜里，被人遗忘。

小说末尾写荆元的琴声“铿铿锵锵，声振林木”，弹了一会儿“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听的于老者也不觉凄凉起来。李汉秋说这显然是礼乐的哀歌。我们也可以将这看成是知识分子社会道义感的示威。

（于艳竹 西藏拉萨阿里地区高级中学 8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