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丹



刍议桐城家法对中学作文教学的启示

◎胡 丹

桐城派崛起于康熙年间，衰亡于民国初年，是清代文坛上绵延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散文流派。它先后归聚作家一千二百多人，创立了系统的散文理论，以方苞、刘大櫆、姚鼐、吴汝纶、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为代表作家，留下了丰富的作品。

陈平原说：“讨论中国文学史，教育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绝对是个值得认真经营的领域。”[1]重视教育本就是桐城传统，桐城文人几乎无一不是以教书为业，且往往终身乐此不疲。陈衍曾云：“方姚之后，文法大明，作文甚易。”也正因此，桐城义法得以薪火相传，桐城之文蔚为大观。

对于这样一个流衍甚广、影响至深的文学流派，学界长期以来对其评价褒贬不一。诚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衰败的桐城派已经与当代社会的多元文化格格不入，但是不可否认，其创作理念及教学方法对当代中学作文教学有诸多借鉴意义。

一、文如其人

“文如其人”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论证了人格与文风的辩证统一，即作家的人品与作品中表现出的精神境界高度一致，创作主体的心灵世界与作品中表现出的情感世界密切契合。作品不仅能够反映时代及社会背景，同时也是创作者阅历及人格的外化。桐城文人正是将“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作为桐城家法。

桐城文化属典型的正统儒家思想体系，有着深厚且悠久的传统文化底蕴。桐城文人沐浴于桐城自古以来的耕读乡风中，深得传统文化的浸润与滋养。他们多品端学粹，正直耿介，谦和明礼，“不近纷华，不迩势利……不汲汲于奔竞进取之途，不汶汶于声华靡丽之物”[2]，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君子之风，可谓文人士大夫的学行楷模，向来为士林称道。

儒家强调修辞立其诚，即在创作的过程中力求辞与诚的统一。因而，在作文教学中教师应加强对学生的人格教育。这并不意味着说教，而是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注意渗透人格教育，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感染、得共鸣、获启示，让学生在教师自身人格魅力的熏陶感染下涵养正直的人格，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笔者认为，如今的中学生可以有多姿多彩的课余生活，也可以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教师理应给予他们自由的空间。同时，教师有责任将其培养为有正确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人。就作文教学本身而言，人格影响学生的胸襟气度，高下立现。例如，笔者曾布置过一篇写人的记叙文：《他（她）是个______的人》，这是一篇半命题作文，笔者当时强调，每个人都有自身的特点，希望大家可以运用多种描写方法凸显他（她）的个性特征。在批阅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这篇作文没有学生出现偏离主题的情况，但是有一部分学生写的是“自私”、“令人厌恶”等缺点，甚至出现了“卑鄙”等词。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确实，作文要讲求真情实感，不需要千篇一律地赞美别人助人为乐，可是仔细阅读这样的文章就发现，字里行间怨声载道，给读者带来满满的负能量，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作者胸襟不够宽阔，人格修养有待提升。罗丹曾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在写作教学中，应该引导学生多多观察生活中的美，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相信世界是美好的，这样的作文才有较高的立意。

二、以读促写

桐城诸老指导学生学习文法时非常注重从声音入手，认为作品读起来朗朗上口才可称为佳作，反之，佶屈聱牙，闻之刺耳，自然不是上乘之作。“姚惜抱谓诗文必从声音证入，曾文正谓词章以声调为本。而桐城诸老，尤必责人以熟读”[3]，这是他们对古文义法长期探索的可行理论，也是自身创作实践的真切体会。刘大櫆可以说是对诵读涵咏之法最了然于心的桐城古文家，他的《论文偶记》对神气、音节、字句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入而系统的阐释。姚鼐也继承了刘大櫆的观点，竭力追求古文的音韵美和节奏美，学文之法在于多读多为，他说：“大抵学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祗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生作外行也。”[4]他将诵读之法分为疾读与缓读，读久乃能悟入。在古文家眼中，诵读和默看有很大差异，分别甚明。梅曾亮也认为诵读比默看的效果好，因为观文只用目，而诵文则用目用耳，“成于声而畅于气”[5]。吴汝纶对诵读的重要性也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文字高能助学人神智，全在乎精读也”[6]。在诵读中体悟文章技巧和气势，体会文章之精妙，从而感受文中的情思，诵读从学文之法转变为习作之法。

由此可见，诵读是中华五千年一脉相承的文化元素，更是桐城派得以长盛不衰的秘诀之一，对写作多有裨益。难怪“韩昌黎、苏允明作文，敝一生之精力，皆从古文声响学”[7]。

中国向来强调含蓄之美，诵读应深入作者情感，沉潜体味，反复探求，才可使语气与辞气及作者的情思相通。正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学生在学龄阶段也许对所诵读的作品似懂非懂，只有浅层次的理解，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培养语感，终身受益。诵读教学在作文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教师应在培养学生诵读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写作水平。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第一，诵读优秀作文，名家经典，体味语言的美感。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样做可以训练学生的语感，既扩大了知识面，又增加了素材的积累。在诵读的过程中不仅要字正腔圆，还要抑扬顿挫，这样才能读出充沛的感情，感受作品中的情感。语感增强之后，驾驭语言的能力就会提高，口语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必然会有所提升。在实际教学中，笔者发现很多学生无法做到“我手写我口”，脑海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丰满、鲜明、富有个性的，所想表达的感情是丰富、感人、令人难忘的，要论证的观点也是深刻、独特、令人折服的，然后当他们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却索然无味。因此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在腹稿中所酝酿的形象和情感，在诵读的基础上赏析语言，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缩小构思与创作的差距。

第二，通过诵读体味自己作文的语言，找出不足。解铃还须系铃人，诵读可以训练学生对语言敏锐的感受力，一旦形成语感，学生边读边体味，就可以辨别出自己作文中语言运用方面的问题。如词语搭配是否得当，修辞是否合理，句式是否杂糅等等，学生可以自主地修改作文，写作水平定能不断提高。另外，学生在诵读中感悟音乐美和语言美，经过长期的诵读训练，将美文中的精华内化为自己的表达习惯和能力，文章自然具有美感。在写作中，将平时诵读的诗词巧妙运用到作文中作为点缀，让文章洋溢着古典文学的芬芳，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这样做不但能营造优美深邃的意境，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给读者以美的感受，而且能很好地凸显诗词不朽的生命力，展现出学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文化素养，从而赢得阅卷老师的青睐。

三、利用教材

谈及古代文学教育，书院、学堂、师资之外，教学书目也是古文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和纽带，它具备其他载体或媒介所没有的优势，超越时空、便于携带和保存，也因此历久弥新，传播久远。

桐城文人与教育事业有着天然的亲和，他们不仅乐于兴学从教、传道授业，也十分擅长编选教科书，如方苞《古文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吴汝纶《桐城吴氏点定古文读本》、吴闿生《吴氏文法教科书》及《古文范》、吴芝瑛《俗语注解小学古文读本》、姚永朴兄弟《国文初学读本》等。长期的教学实践让他们对为文轨辙有着深刻的感悟，对于范文的编选与分类更有独特的构思，教科书的选择和编定不求包罗万象，更非一家之言，往往贴近教学实践，不仅能借古文精华寓自家见解，在为文技巧上也能启学子以门径。

所谓集腋成裘，厚积才能薄发，含英咀华，吐纳才能自然。《古文辞类纂》是桐城古文的入门宝典，吴汝纶将其作为桐城古文的最佳教科书，“尝持以授及门诸子”[8]。姚选古文是在其长期教学中摸索出的最适宜教学的读本，因此以它作为古文典范很具可行性，是“古文第一善本”。正如钱基博所言“荟斯文于简编，诏来者以途径”[9]，没有大言欺世，也并非高深莫测，取而代之的是具体的范文和精当的评点，选择之精和分类之善适为为文之典范，学生易于接受，不同层次不同素养的学生皆可沉潜其中，接受古文技能的训练，同时接受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人格养成和文化修养的锤炼，具有普适性。可见桐城文人对经典教科书不遗余力地推崇，奉之为圭臬。

对于当代学生而言，很多人苦于寻求作文宝典，实际上语文教材就是学习习作的最好教科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源泉。它集千古精品文章之大成，集适用性与审美性于一体，尽文家之能事，对于作文学习来说可谓是不可多得的选本。如果把读写分开进行训练，一方面造成语文教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读写训练的重复和低效。课文是阅读教学的范例，同时也是写作教学的范例。引导学生仔细研读课文，在读中赏，在赏中悟，实现与作者和作品的对话，体会文章写作的妙处，对作品内容进行再创造，生成和丰富作品的审美意蕴，提升作品的审美价值，由句到段再到篇地进行写作训练。通过阅读、写作的整体推进和写作技巧上的有序指导，以教材资源带动学生的读和写，让学生学以致用，掌握写作技巧，提升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现行语文教材的选编，注意到文体的多样性，写法的丰富性以及行文的独特性，为学生提供了优秀的范例。以苏教版初一语文教材为例，有的课文语言生动凝练，善用修辞，比如《为你打开一扇门》中“阅读文学作品，是一种文化的积累，一种知识的积累，一种智慧的积累，一种感情的积累”。可以作为仿写的例句；有的课文以景物描写见长（《春》），有的课文以场面描写见长（《端午日》），有的课文以人物描写见长（《童年的朋友》），这些课文都可以作为片段描写的范例。

创新自模仿始，厚积才能薄发。茅盾先生说：“模仿是创造的第一步。”模仿并不是机械地接受，模仿不会抑制学生创新思维和个性的发展。古今大文学家在习作的过程中都经历过模仿阶段，这种模仿不应是单纯地抄袭，而应该是在模仿基础上的创新，即生成性模仿。教材中的写作资源俯拾皆是，对于学生初学作文时的种种困惑，教师不妨采取宽容的态度，允许他们踩着前人的脚步，踵步增华。每篇课文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教师应引导学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具体表现为：第一，培养情操，提升作文立意。第二，借鉴写法，提升作文技巧。第三，感受语言，提升作文美感。第四，辨析文体，提升文体意识。在研习课文的过程中，学生感受作家们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底，感受作品的语言美、意境美，积累语言材料，习作时才能信手拈来，采撷有表现力的词句，提升作文的品味。随着阅读和写作经验的积累，相信他们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其实，桐城家法对于写作教学的启示还有很多，例如文辞力求雅洁，圈点批注法的广泛使用，日记体式饱受青睐……这些都可以为我们所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桐城文派衰败已久，然而桐城家法的精华在现代作文教学中仍然适用，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1]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M].北京：三联书店，2004.

[2]张英.龙眠古文初集续笃素堂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李松荣.张裕钊书札辑补[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8，（3）.

[4]姚鼐.与陈硕士其十三.选自惜抱先生尺牍卷七[M].水万柳堂影刻本，1909.

[5]梅曾亮.与孙芝堂书柏枧山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朱光潜.无言之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常堉璋.桐城吴氏古文读本[M].文明书局排印本，1905.

[9]钱基博.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M].上海：中山书局，1929.

（胡丹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春申中学 21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