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利

斯大林迫切需要一个稳定而亲苏的新疆

90年前的1924年，列宁病逝，斯大林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取得了苏联的最高领导权，开启了他近30年的统治。当他的目光投向东方时，发现中苏之间漫长的边界线上有太多沙俄时代留下的“悬案”——沙皇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与中国并不接壤，但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其势力入侵到中国边疆，形成西段、中段、东段三段有争议的边界。到斯大林时代，中苏西段边界，有新疆问题;中苏中段边界，有外蒙古问题;中苏东段边界，有东北的中东铁路等问题。

三段边界，斯大林各有筹谋。新疆紧邻苏联，新疆稳定才能让苏联放心搞经济建设;外蒙古已自立政权，苏联红军还在外蒙古境内驻扎，苏联不必着急;东北有日本虎视眈眈，苏联大可隔岸观火，因势而为。

所以，斯大林的目光首先锁定了新疆。

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感

1851年，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这看起来只是个通商章程，实际上却是中俄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沙俄由此打开了新疆的大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而结束，沙俄自认为“调停有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规定中俄的西部边界划界事宜由两国派出大员“秉公查勘”，互换记文、地图。从1862年8月开始，双方为划分西部边界举行了多次谈判，在沙俄的军事压力下，1864年10月，清政府代表被迫在《勘分西北界约记》上签字。这一不平等条约将北起阿穆哈山，南达葱岭，西自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东至伊犁九城、塔尔巴哈台绥靖城约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沙俄。原本处于新疆中央地带的伊犁地区一下子成为边疆地带。

清朝和沙俄相继灭亡后，中俄两国的后继政权无法回避这些恩恩怨怨。缔造苏维埃政权的列宁，主政仅7年便去世，除了一些“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原则性声明外，并没有具体措施。他的继任者斯大林，曾负责过民族事务，对民族和边疆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苏联的边疆政策便有了浓厚的斯大林个人色彩。

1929年12月，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公开宣布：“我们之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虽然这句话说的是国内土地问题，但这种唯我独尊的“斯大林风格”也影响到国外边界问题。

斯大林出生于格鲁吉亚，父亲是个鞋匠，母亲是农奴的女儿。虽是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的表现和思想却经常有大俄罗斯主义色彩。他曾公开宣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俄罗斯民族在发展的早期，由于地处东欧大平原，没有任何天然的安全屏障，曾多次遭到外族入侵。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经历，使俄罗斯民族形成了本能的不安全感。历代统治者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全感，都竭力进行疆域扩张。在边疆地区建立“缓冲地带”和“势力范围”，是俄罗斯保证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斯大林深深认同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感。他对新疆的态度，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缓冲地带”。

给新疆省主席发苏共党员证

上世纪20年代，新疆形势波谲云诡，各方势力在进行或明或暗的角力。1928年7月杨增新被刺身亡后，新疆便成为金树仁的天下。金树仁和斯大林是同龄人，他出生于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州），早年入疆，后成为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为了巩固势力，金树仁重用河州人，以至于当时新疆流传着“早晨学会河州话，晚上便把洋刀挎”的民谣。但新疆的人才实在匮乏，金树仁不得不打破地域观念，于1929年派人前往南京、上海等地招揽人才，其中就有34岁的盛世才。

盛世才1895年出生在辽宁开原一个地主家庭，早年曾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接到金树仁的“求贤令”时，他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一厅任科长。对于权力欲望极强的盛世才来说，一个小小的科长满足不了他的野心。权衡利弊后，他选择到新疆去，并对朋友说，这次进疆是破釜沉舟，有进无退，将来或者做一个东亚红军的总司令，不然就找一个“老朽长官”对其假意殷勤，待其死后继承权位。再不然就深入该地蒙古部落，伪装成蒙古血统，求拜蒙古王纳为义子，待蒙古王死后再以义子地位统其部众。

尽管计划周密，盛世才入疆之初还是大失所望。既没有“老朽长官”提携他，也没有蒙古王收他为义子，甚至连金树仁也不信任他，只是给他一些闲差事。

1931年，盛世才的机会来了。甘肃军阀马仲英出兵新疆，金树仁派兵抵抗却屡战屡败，无奈之下只好起用盛世才，任命他为参谋长。盛世才不负重托，协助击退了马仲英，崭露头角。1932年，马仲英再次入疆，盛世才被委以军事大权，屡战屡胜，被称为“常胜将军”。第二年4月，历史又给了盛世才一次机遇。新疆省政府的一些官员发动军事政变，金树仁被迫携家眷逃出新疆，但发动政变者很快感到无力维持新疆的局面，只好请手握军权的盛世才主持大局。

此时，盛世才的“老东家”——南京国民政府认为统治新疆的机会来了，就派人入疆，摆出一副要接收新疆的架势。盛世才知道，此时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受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控制，就必须找一个强大的靠山。他曾留学日本，本想向日本示好，但害怕会招致手下主力部队中3000多名东北军的强烈反对，甚至倒戈。因此，盛世才把目光投向了苏联。

这与斯大林的目光撞到了一起。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对苏联在远东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由此新疆的稳定对苏联显得格外重要。斯大林非常希望新疆能有一个稳定而亲苏的地方政权，以使中苏两国在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相安无事。而新疆其他势力已成为苏联的“后顾之忧”：和盛世才争夺北疆的马仲英，正与日本勾勾搭搭;南疆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背后有英国人的影子。斯大林只能选择盛世才。

1933年5月，盛世才对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的总领事孜拉肯表示，愿意进一步增进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并在宴会上表白自己信仰马列主义。饭后，他与孜拉肯在书房谈话，让孜拉肯看他珍藏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书籍。告别时，盛世才又送给孜拉肯等人每人一份贵重的礼物。于是，孜拉肯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称盛世才为马列主义信徒。

自此，苏联对盛世才进行了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军事上，苏联直接派红军入疆，帮助盛世才击败了马仲英和张培元等军阀，助其控制了新疆全境。经济上，苏联不但向盛世才提供贷款，还派专家、顾问到新疆，帮助建立炼油厂、医院等。盛世才也投桃报李，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其中“亲苏”是核心。

盛世才一度还通过王明、康生等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便向苏联表示忠心。但考虑到新疆和盛世才在当时国内外事务中的微妙地位，中共以“必须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由，拒绝了盛世才的请求。于是，1938年，盛世才干脆秘密访苏，受到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的欢迎。斯大林三次接见他，不但满足了他的全部援助要求，还批准他成为苏共党员，组织关系隶属莫斯科政治局，党员证号码为1859118。

盛世才“变脸”，斯大林愤怒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斯大林援助盛世才是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盛世才对此心知肚明。1940年，盛世才和苏联政府代表签订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界条约》，苏联在新疆获得了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种种特权，并攫取了新疆的矿产资源。盛世才后来承认：“1940年之密约签订，事实上苏联有其政治上之阴谋，苏方欲余在新独立。”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德军占据优势，苏联大片国土沦陷。盛世才感到苏联恐怕是指望不上了。身为老牌投机主义者，他望风使舵，转而把希望放在蒋介石身上，他给蒋介石的“投名状”正是反苏反共。

1942年3月，盛世才精心策划，炮制了“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蔑中共党员陈潭秋、毛泽民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军事顾问等人是暴动案的策动组织者，随即把新疆各地的共产党人调至迪化集中控制起来。9月，盛世才不仅扣押了陈潭秋、毛泽民等20多名中共主要干部，还把120多名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全部软禁。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被投入监狱后，遭受酷刑，并在1943年9月被秘密杀害。此外，盛世才还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势力全部撤出新疆。盛世才的“变脸”给了蒋介石绝佳的机会。早就想控制新疆的蒋介石于1943年派出7万余人进驻新疆。

盛世才的背叛让斯大林十分愤怒。1943年5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推翻盛世才。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复兴小组”，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培养力量。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44年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苏联顾问为莫合森。就这样，在蒋介石和苏联的双重压力下，盛世才于1944年被迫离开新疆，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结束了对新疆长达11年的统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斯大林推动了国共重庆谈判，在新疆也推动了“民族军”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苏联不允许新疆有分裂政权，所以每当谈判陷入低谷时，都是苏联出面压制了独立派的分离主张，并强行把独立派的首领艾力汗·吐烈等人秘密押送出疆。1946年7月1日，新疆联合政府成立，张治中为新疆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为副主席。新疆的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屡促中共尽早解放新疆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1949年上半年，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开始了大举进攻。此时，在解放全国的计划里，新疆还没有被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中共中央在发给各野战军的电报里指示，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当年6月，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如果进展顺利，可在“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

斯大林对中共这一安排很不放心。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回忆，斯大林明确说，英国、美国，尤其是美国，正策划在新疆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表明斯大林非常担心西方势力渗透新疆，进而威胁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安全。他迫切希望解放军尽早入疆，稳定新疆局势。此外，斯大林也考虑到苏联日后会在外蒙古独立和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和中共发生利益分歧，因此，他设想在新疆问题上先帮助中共，以换取未来在这些问题上的空间。

根据相关档案的记载，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还认为中共过高估计了西北军阀马步芳的骑兵部队，表示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以及交通工具，协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进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此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中共“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如果战事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8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通知身在苏联的刘少奇和王稼祥说：“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从邓力群的回忆和相关电报来看，苏联后来的确为中共提供了不少帮助。

当时，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内部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接受中共的和平建议，也有人主张奉命坚决抵抗。虽然早在1949年4月，曾任新疆省主席、时任国民党和谈代表的张治中决定留在北平时，毛泽东就考虑“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但中共毕竟不了解新疆的具体情况，与新疆新的主政者没有任何接触。倒是苏联与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包尔汉接触较多，了解到他们有和平起义的意愿，并推了他们一把。8月中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对陶峙岳等人说：“中国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

9月2日，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和邓力群在伊宁会面。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会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叶谢也夫还建议邓力群尽快赶到迪化，直接同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由苏联方面负责从中斡旋，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于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从新疆省到自治区

新疆和平解放6年后，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成为继内蒙古自治区之后第二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早在建党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沿用了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主张民族自决，实行联邦制，“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些主张既是学习苏联的结果，也是为了争取边疆地区和各民族的支持。不过，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主张已经不合时宜。因此，1947年在讨论内蒙古问题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但是要确定“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承认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仍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这在当时是最稳妥的选择，既满足了内蒙古一部分民族群众的自治愿望，也使得内蒙古仍然属于中国版图。

经过两年的实践，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的模式被证明效果不错。1949年2月，斯大林派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中共在得到苏联“不想造成新疆的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的承诺后，准备给予新疆像内蒙古一样的“完全的自治权”。当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具体到边疆政策，就是继续推进民族区域自治。1955年，中共按照既定的想法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有苏联的影子，但更多的还是照顾到中国的历史传统，例如清朝时期蒙古等藩部就有大小不等的自治权。

而同样从苏联引入的民族识别，对中国来说则是全新的办法。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民族识别，中国传统的民族概念主要是指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此前，汉语中没有“民族”的定义;后来，则采用了1913年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根据这个定义，中国识别出了56个民族。

事实上，如果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民族概念，“中华民族”的概念就会被虚化。世易时移，在今天的新疆，除了要尊重、爱护各个民族，也要加强“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概念。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把现在的蒙古国以及唐努乌梁海地区都圈进了中国版图。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与蒙古各部贵族会盟，外蒙古喀尔喀部全部归附，清政府在外蒙古编旗设佐，标志着清朝对外蒙古实效统治的开始。

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巩固统治，清朝对外蒙古实施区隔化管理，不让各旗之间越界游牧，限制内地人与外蒙古藩部的往来，给予蒙古王公一定的自治权。但世事难料。清末“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超出了中国统治者的历史经验，原有的管理措施导致离心化倾向。虽然清廷紧急调整，实施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政策，继1884年设立新疆省后，又筹议在蒙古地区建省，可是未及实施，清朝便灭亡了。

1911年12月28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外蒙古活佛的名称）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宣布外蒙古独立，自称“日光皇帝”，改元“共戴”。从此外蒙古的分离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心头大患。但外蒙古独立真正成为事实，还要从1945年的斯大林说起。

美国人的提议正中斯大林下怀

1945年2月4日，二战临近尾声。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苏联是否参加对日作战，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决定远东战局的关键一步棋，落在了斯大林手中。

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豫湘桂会战的惨败，数十万将士牺牲在战场上。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在8年抗战中消耗了大部分实力，无力对日本进行全面反攻。单靠美军无法在短期内击溃日本。于是美国人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在远东出兵，好处是可以得到外蒙古。这一提议与斯大林不谋而合。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自称皇帝后没过几年，十月革命就爆发了，苏维埃政府虽然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从中国掠夺的一切领土，却始终没有把外蒙古当作中国的领土。1921年，恩琴率领白军（十月革命后流窜的原沙俄军队残部）进入外蒙古，击败中国驻军，建立了傀儡政权。中国的北洋军阀各派系互相推诿扯皮，迟迟不能出兵，反倒是苏联抢先一步，将恩琴剿灭，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了政权。

当然，话得说得好听点儿，苏联声称出兵是为了“尊敬中俄两国主权，以去除公敌，此公敌即白军领袖恩琴是也”。1925年，在斯大林成为苏联领导人的第二年，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又告诉北洋政府外交部，说“苏联政府得蒙古当局之同意，开始由外蒙古撤兵，业已撤尽”。可实情是，苏联压根儿没有撤军，外蒙古各地均有重兵防守。

有了军队驻扎，苏联开始操控外蒙古的一切。1937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3万苏联红军的监督下，外蒙古开始肃反运动。运动波及各个阶层，高级官员和普通牧民都不能幸免，那些心向中国、反对独立的外蒙古人士几乎被清洗殆尽。1941年4月13日，苏联同正在侵华的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外蒙古实际上沦为苏联卫星国，但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

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人的提议正中斯大林下怀。斯大林罗列了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第一条就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即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协定》就这么签订了。

蒋介石派儿子跟斯大林谈判

《雅尔塔协定》传回风雨飘摇的中国，蒋介石大惊失色。他没想到美国人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会出卖盟友。

蒋介石有苦难言。外蒙古15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除了煤矿、铜矿、石油等资源外，外蒙古的图拉河流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沙金产区之一。丢失这样的地盘，光是经济上的账就太不划算。可是，蒋介石又清楚地知道，自己没能力阻挡斯大林，美国人更是指望不上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派出代表团，找斯大林当面谈判。

蒋介石派出了自己的儿子——曾经在苏联留学12年，并加入过苏共，还娶了个俄罗斯姑娘为妻的蒋经国。1945年6月30日，一架飞机从重庆直飞莫斯科，机上除了蒋经国，还有宋子文、胡世泽、沈鸿烈、钱昌照等国民政府外交和满洲事务专家。然而，与苏联的渊源和情感丝毫没能帮到蒋经国。多年后，蒋经国在《自述》中回忆了谈判的过程：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争执的结果，斯大林同意不使用“租借”二字，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绝不退让。双方针锋相对，谈判陷入了僵局。

第二天，宋子文发电报给蒋介石，汇报谈判情况，并建议蒋介石考虑这样几种方案：一是同苏联订约结盟，允许苏联在外蒙古驻军;二是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三是外蒙古拥有自主的军事、内政和外交权力，但不同于苏维埃各加盟共和国的性质。

蒋介石没有马上答复宋子文，而是让蒋经国以私人身份去看望斯大林，试图对斯大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谁料一见面，斯大林便开门见山地问蒋经国：“你们为什么坚持不让外蒙古‘独立？”蒋经国回答：“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回答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接着，斯大林讲述了外蒙古一定得独立的理由：“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角度而要这块地方的。”他拿出了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听到这话，蒋经国试图从国际格局和各国实力对比出发，力证苏联无后顾之忧。斯大林不耐烦了，直接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跟斯大林谈不下去，蒋经国又去找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彼得罗夫也劝中国政府妥协：“外蒙古实际上已经独立了，中国政府只是需要承认既成事实。如果中国坚持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我们就没办法谈下去了。”

彼得罗夫说得没错，一直到1945年7月9日，双方谈到第四回合，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仍然非常强硬。蒋介石决定妥协，他提出的三个条件是：第一，保证东北领土主权完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期限为二十年，港口和铁路的所有权归中国所有。第二，阿尔泰山脉为新疆的一部分。第三，苏联只能援助国民党，不能援助共产党。作为这三个条件的交换，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

蒋经国对蒋介石的这番指示又做了补充说明，“同意外蒙古独立”还必须经过公民投票。如果外蒙古公民投票结果倾向于独立，国民政府才能承认。

斯大林同意了这些要求。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宋子文拒绝签字并提出辞职，王世杰接任外交部长，代表国民政府签署了这份条约。

只差一天便是胜利

历史总是有令人叹惋的错失。就在这纸条约签订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投下的原子弹，使日本投降的时间远比预料中来得快。假如蒋介石能捕捉到时局的变化，假如蒋经国能再多坚持一天，外蒙古的命运或许不会如此。

但历史无法假设，条约既成，无可挽回。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蒋介石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并特意叮嘱道：“只是观察，不得干预，也不要发表任何言论。”

“观察”这场公民投票实际上已经毫无意义。外蒙古被苏联控制了长达20年，反对者都被肃清，国内早就苏联化了。雷法章“观察”到的投票情况是——“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外蒙古方面宣布：参加投票的有487409名公民，一致赞成外蒙古独立。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新中国成立后，内部百废待兴，外部一片孤立，国家想要生存，就必须得到苏联的援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顺手抢占黑瞎子岛

在斯大林和蒋经国的谈判中，除了外蒙古，还有一段中国边疆也是双方争议的焦点，那便是东北。

斯大林十分清楚，中苏在东北边界上，存在多桩历史遗留下来的“悬案”——两国最早的接触就发生在东北，1689年，清政府和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的边界，暂时阻拦了沙俄取道中国东北打通太平洋出海口的野心。此后的200年里，沙俄一直在寻找机会。当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沙俄立即动手，在1858年和1860年相继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走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左岸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从那以后，沙俄在东北强行修筑了一条“丁”字形的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并与沙俄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东至绥芬河，南经长春至大连。后来，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长春以南的铁路被日本占据，称为“南满铁路”，北段仍在沙俄手中。1917年十月革命后由中苏合办，称为“中东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