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诚

站在2015年初回望，从2013年至今，官员辞职下海的零星个案接连出现。2013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辞职，加盟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2014年3月，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辞去公职，加盟阿里巴巴集团，或将出任阿里网络银行行长。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仅广州市就有4名县处级（含）以上的官员辞掉公职，加入民企或上市公司担任高管。人们不免会猜测：中国会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吗？

下海官员的“剩余权力”有限

我国此前已有过两波官员下海热潮。第一波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第二波则出现在党的十六大前后，从时间段上看，集中在2002-2003年。

也正是从本世纪初，公众对“官员下海”现象的讨论日渐升温。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社会舆论争议，主要聚焦于一个核心议题：如何对“下海官员”或者“官员下海”予以约束。在人们看来，含混暧昧的政商关系使得下海后的官员仍握有不可小觑的“剩余权力”。他们依靠此前在官场中积累下的关系网和人脉资源等，一旦驰骋商界，仍可借助其剩余影响力在竞争中获取不正当利益，甚至为洗白贪腐创造条件。

应当说，这种对“官员下海”可能引发负面效应的警示，时至今日仍不过时。但是，当初的预警或许也被人为“放大”。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多年过去了，在我国查处的数以万计的贪腐案件中，有大量的在职或退任官员以及企业家涉贪被查，但涉及下海官员的案例并不多见。

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当初预想相偏离的情况呢？首先，那些下海的官员，部分是自信在廉政和能力上较为出众的人，他们并非是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而是怀着“换一种人生（活法）”的想法而主动投身于商海的挑战。比如，2000年底辞职下海的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原厅长游宪生，他当时年仅46岁，又是当时福建省厅级干部中仅有的两名博士之一，能力和仕途均被外界看好。当游宪生第一次提出辞职时，被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婉拒。他又重写了一份更加情真意切的辞职报告，最后，该省人大常委会才以31票赞成、30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勉强予以批准。

由于要经过离任经济审计，因此，只有对自身廉政自信的人才会主动提出辞职。并且，一旦辞职，他们会成为官场中的“异数”，也会失去来自利益关联同僚和体制的庇护。此外，凡下海的官员多会成为媒体和公众重点关注的“新闻人物”，外界的这种监督也是对其日后行为的制约。更重要的是，权力的即时性也决定了“人走茶凉”的现实官场生态，退出官场的人士不得不面对其影响力日渐衰竭的现实。

因此，对于“官员下海”现象，我们不能仅将眼光盯在如何约束其“剩余权力”的惯性思维中，而更应考察这种特殊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实际上，梳理我国前两波官员下海潮的变迁史就能发现，每次潮涌的背后，都是市场力量得以强化的结果，也是在回应并传达中国社会深层变革发出的前兆信号。

前两波官员下海潮背后

1992年第一波官员下海潮的重要背景是，这一年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不仅正式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取向，也为当时的社会精英参与社会发展、发挥才智和热情指明了出路。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数据，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如今，他们中的佼佼者已成为中国最显赫的商界精英。比如，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担任副厅级干部的陈东升，就是在这一年下海的，他后来创办了中国本土最大的拍卖公司嘉德拍卖、中国第五大保险公司泰康人寿。同一年，当时在国家体改委任处长的冯仑（万通地产董事长）、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长毛振华（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中诚信的董事长）等一批“学者幕僚”也转投商海。日后，他们被人称为“92派企业家”。

严格说来，1992年的下海潮是全民下海，除了一大批机关干部，来自科研机构、高校等其他领域的社会精英也纵身一跃，跳入“市场”淘金的洪流中。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创业的草根企业家不同，“92派”多接受过良好教育，原本生活在广义的体制内，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到市场中去”，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精英的主流选择。

这一集体行动的更深层影响则在于，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也是从此开始了猛烈的转向，精英群体也开始分化：从“学而优则仕”转向了投身商业，追求并拥抱财富。

“92派”官员下海的示范效应也在悄悄影响着下一个10年精英们的选择。在2002-2003年前后，又一波官员下海潮蜂拥而至。最惹眼的则是江浙等沿海地区。

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从2000年到2003年3月，该省共有125名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或提前退休，其中就有9名厅级官员。在中国市场经济策源地之一的温州，两名副市长、1名市政府秘书长和1名副秘书长几乎同时下海。在江苏，仅盐城一地，就有5名县级实权干部主动摘下“官帽”，进入民企当起了“经理”。在上海，时任虹口区区长的程光，辞官出任印尼大财团三林集团中国区总裁;在广东，广州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之一，42岁的市环保局局长姜崇洲辞去公职，出任某地产集团副总裁……

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之所以再次成为潮流，除了受1998年及其后的各级政府机构裁减改革的波及，更重要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的民营经济此时正处于政策异常宽松的蓬勃发展期。

也是在2002年前后，中国发生了几起与民企及民营企业家有关的标志性事件：首先，民营企业家在2001年首次被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者”;在2002年秋天的十六大上，7位民营企业家首次成为全国党代表。而在地方层面，重庆、浙江和贵州三地的省级工商联会长首次由私营企业家担任，尹明善、徐冠巨等民营企业家首度被推荐、当选为省级政协的副主席，这都是通常意义上的副省级“高级干部”。

如鱼得水者终究是少数

然而，2009年起，关于“国进民退”的大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升温。多位知名企业家因种种原因锒铛入狱，而此前那些高调亮相的下海官员，有的在咸湿海水中被呛水，有的被劈头盖脸的浪头打晕，还有的几度挣扎后还是逃回了岸上……人们终究发现，在大海中，如鱼得水者终究是少数。

辞去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的游宪生，最初出任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但很快他就再次挂冠而去。此后，他又辗转了两三家企业担任职业经理人，均在短期任职后便离开。另一位厅级干部，浙江省财政厅原党组成员、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受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之邀出任该集团CEO，但也是在呆了5年、挪了两个职位后便离开。此后，徐刚又先后出任了两家知名民企的总裁，均未待满两年便黯然离去。

2008年恰逢改革开放30年之际，媒体人章敬平在对5年前的采访对象回访时发现，回访下海官员的过程，要比当年采访他们的过程“难得多”，“多数人不愿意接受采访”。他解释说，极少数人是因为看淡了官场商场云起云落，多数人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自认为惨淡无光，无颜见江东父老。

如果对比两波下海官员的就业走向，就能看出背后端倪：“92派”多是自主创业公司的缔造者，而2002年前后下海的那波官员则更多的是进入民企担任职业经理人，成为高级打工者。仅仅10年，创业的门槛已在筑高。

从2013年下半年起，国内又开始出现了公务员辞职下海的零星个案。除了上文提及的广州4位处级以上干部先后辞官下海外，在湖南浏阳等地也出现了多名乡基层科级干部集体辞职下海的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公务员下海具有新的社会背景：在“八项规定”等严管官员的若干新规后，公务员及干部群体的隐形福利遭到了进一步的严控和削减。而近年来渐进推行的养老、医疗改革等社会保险类改革，也不断“蚕食”或拉平了公务员群体的优渥的“特权”和福利。

官员们的利益和权力被削减，但政治责任和外界压力又在加大。因此，外界纷纷猜测，当体制内的吸引力在不断“退烧”之后，官员群体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离职潮？

显然，体制内的“推力”仅仅是官员辞职下海的其中一个内在变量，更为重要的变量则是另一股来自体制外的“拉力”是否足够强大。也就是，支撑创业的营商环境是否得到了改善，阻碍民间投资活力的各种壁垒和歧视性政策是否的到了修正，权力对资本的钳制以及对资源的配置是否真的交还市场，畸形的政商关系是否被理顺并向健康方向发展。

春江水暖鸭先知。官员群体通常对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变化保持着异常敏锐的触感。可以想象，只有当整个制度体系和社会土壤出现了更加适宜于营商和创业的环境时，他们的择业观才会为之改变，届时，中国官员群体的第三波下海潮才会真正到来。（据《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