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清涛

晏阳初、梁漱溟、温铁军、于建嵘……近现代以来，一批批知识分子走出城市书斋，走进农村。他们既是乡村建设的研究者，也是实践者，对当下的新上山下乡有着启示意义。

上过哈佛算什么，你下过乡吗？

“兄弟我当年在英国的时候……”这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那个炫耀狂督学的一句口头禅。虽然令人反感，却也合乎情理——试想，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最巅峰的记忆呢？

实际上，直到上个世纪末，很多大学教授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也张口闭口都是“我当年在牛津的时候”、“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不过，眼下这个潮流有了新变化——一些学界大腕儿，在各种场合作报告，开口总要从“我当年在陕西农村种地的时候”、“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说起了。最绝的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绝少谈他出国经历，而是爱说“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场的女生都会显出无比崇拜的表情。

原来，游戏规则改变了。在遍地都是海归的今天，只有提种地，才是大腕的范儿——念过哈佛算什么，你下过乡么？

原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说：“知识分子需要农村更甚于农村需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前往农村真正的内在动因，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生命之根。”但其实，学者下乡的动因，绝不仅限于此。

2013年9月，为了抢救频临消失的布依族村落，也是出于治学的需要，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宣布自己将“不领一分钱工资补助和报销车马费”、“自带干粮”，赴任一个“小到不存在级别”的职位——贵州兴义市则戎乡安章村村长助理，他踌躇满志地宣布要“帮助当地村民拯救传统村落”。于建嵘坦言，自己选择了一条在外人看来没有成就感的道路。不过他说，“我不怕没有成就感，因为如果做不到重塑村民们的公共生活，让他们互助起来;做不到提高村民们自身的发展能力，那才是真正的失败。”

不同于普通的“穷教授”，早在1990年，才30出头的于建嵘（当时他还是商业诉讼律师）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万元。意气风发的他买了部日本进口车，到全国去寻访人生的意义，最终遇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开始了学术生涯。尽管早已衣食无忧，但于建嵘心中，童年在农村生活苦难的根源却是他挥之不去的思索命题。因为那番遭遇，他看到自己与农民的命运是相连的。

底层学问，外人看来是苦苦的追寻，但诚实面对自己命运后得到的内心安适，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

于建嵘搞的“乡村建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民国时期梁漱溟、晏阳初、费孝通等人搞的一系列乡村建设研究和实践。

自“五四”以来走出书斋、走进农村的知识分子，在去农村为自己寻找、建立价值观的过程中，也促进着农村的变革。因此，这或者可以称为一场“双向精神扶贫”。

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看到了中国民众的真实状态：生产力落后，教育落后，缺乏团结力、公共心。他坚信，要使广大农民摆脱贫穷、病弱、涣散的状态，就必须要深入基层，对底层民众进行教育。

1926年春天，这位耶鲁大学博士来到河北定州。起初，他和其他几位博士的行为并不被当地老百姓接受。为了消除隔阂，跟村民“打成一片”，晏阳初特别强调团队成员“要在各方面尽力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他这样注解走进民间的真实意图：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晏阳初身先士卒地穿起粗布大褂，与农民闲谈之时，他还拿起呛人的旱烟管猛吸几口，并夸赞“味道不错”，而事实上他并不抽烟。一位老人还记得，这位城里来的先生还学会用方言跟农民说话。

晏阳初在定县推行的各项活动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着眼小处：为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教会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

复杂农村，并非想去就能去

然而，情怀并不是万能的。学者们在农村的“寻根之旅”和“兼济天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浪漫和富有诗意，也并非全是欢呼声，其中有着很多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的辛酸苦楚。

于建嵘的乡建运动就颇为不顺。尽管他去贵州挂职前受到了当地官员的邀请，但等他真正到达安章村后，那些官员们却又开始冷落他了。他们甚至还唆使农民不要把房子租给于建嵘。这种态度转变的原因在于，官员们从于建嵘的乡建热情中嗅出了某种“危险的味道”——他们担心，于建嵘建设“新的公共生活规则”的愿景一旦实现，村民们的自治意识将更强，这将对官员们运用个人权威来解决问题的习惯带来冲击。因此，于建嵘迟迟得不到正式任命，最后只得返回北京。

除却政治阻力，学者们在农村容易碰到的另一个重要挫折是他们的实践“不接地气”。

2011年，一批艺术家怀着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进驻安徽徽州古村落碧山村，提出了一个叫“碧山计划”的乡村建设梦想。不过，从他们入住村里的第一天开始，和村民的矛盾就产生了。猪栏酒吧前面有一块水泥地，原来是隔壁另一户人家的晒谷场，可是猪栏开张后，客人经常把汽车停在那边。于是这户人家用水泥砖把空地围了起来，不让他们停车，后来村委出面协调，让猪栏酒吧每年给这户人家1000多元钱赔偿。

这些知识精英的做法，还遇到了另外的知识精英的质疑。2014年7月初，在碧山参访过一天的哈佛女博士周韵，在其新浪微博上连发17条微博和长文《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质疑“碧山计划”是精英对农村建设的一厢情愿，将真正的村民排除在外。比如，这些艺术家买下村民眼里破烂不堪的古民居并改造成酒店，房间均价在千元以上，但酒店并不允许村民进入。村里汪姓的老祠堂被改造成小资情调的先锋书店，可是来书店的都是外地人，本村人只是偶尔进来翻翻书，从来不买，英文书更不会去碰。碧山村没有路灯，村民十分想要，但是知识分子们却认为，没有路灯，可以看星星。

“碧山计划”的发起人欧宁本想来这里寻找一种更为淳朴简单的生活，但他承认“现在不得不和村里各种复杂的关系打交道”。他在博客里也坦承他们的做法不接地气：“我们在璧山搞了很多文艺活动，这些活动，虽然成功动员了大量的农民参与，但他们基本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在活动过后，他们很快又退回自己的日常生活。”为了进一步融入当地社会，欧宁等开始进行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知识分子想要彻底适应“村情”，在探寻泥泞乡村的同时也让农民受益，还需要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