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春苗

（胶州市洋河小学 山东胶州 266300）

鲁迅到张爱玲
——"为人生"到"为生存"

施春苗

（胶州市洋河小学 山东胶州 266300）

如果说，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是从形式方面为新文学找到一个突破口的话，那么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的提出则是在内容上对新文学进行明确的界定，成为新的语言形式要表现的“新内容和新精神”，这就是“人的自觉”的思想，在文学上表现为“人的文学”。而这也将文学革命的内容具体化，成为新文学的理论纲领，对以后作家的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周作人还没有发表《人的文学》之前，鲁迅就已经将“人的文学”的理念渗入到具体的文学创作中。《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了“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⑴体现出他对“真的人”的期待，发出了新文学的第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他的作品也因为“格式的特别”和“表现的深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鲁迅的文学创作所体现的“新内容和新精神”，他的“立人”思想，改造国人的精神，成为鲁迅几十年来文学创作的出发点。鲁迅觉得文章可以“涵养人之神思”，可以“撄人心”，所以他才毅然决然地“弃医从文”，开始了自己作为文学家的一生。在他眼中，文学不仅仅是娱乐和休闲，他更多地是把文学看做是一种武器，是想“利用它的力量改良社会”，来解决民族国家以及现实人生的问题。

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思索国家的前途危亡，想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状况。他觉得只有改变国民性中“瞒和骗”的部分，才能真正地实现国富民强。只有“真的人“，有着自己独立个性和精神的人，才可以实现“群之大觉”，这样国家才有希望，才有可能“屹然独见于天下”。因此，他的小说创作，总是会把目光对准愚昧、麻木、奴性十足的人们，都是在对国民性中的劣根性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批判。

同样作为文学家的张爱玲，她的创作也是指向人性的，虽然她的笔下大多是凡夫俗子的婚恋生活，但却写出了人生的无奈与荒谬，以及人性的丑与恶。她没有鲁迅的“立人”思想，没有改造国民精神的愿望，她只是揭示并接受了人性残缺的客观事实，因为“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⑵这也是张爱玲独特的人生体验。

他们作为伟大的作家，对人的看法大体相同，仿佛都已经觉察出人生的惨淡与人性的黑暗，但是他们在看清这个世界后的选择却截然不同。鲁迅挣扎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有过彷徨，但无论现实多么的惨烈，他都没有放弃抗争，就像他笔下的“过客”一样，明知前面是坟却还要“奋然向西走去”；他更愿意做“死火”，也许命中注定结局是死亡，但他却乐意烧完，而不是冻灭。所以他要疾呼呐喊，他要无情地批判国民性，由“立人”出发进而达到“立国”的目的。虽然这呐喊中有着凄厉，有着疼痛，有着绝望，但作为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除了这样“走”，他别无所择。

张爱玲非常佩服鲁迅，台湾作家水晶在《夜访张爱玲》中有这样的记述：“谈到鲁迅，她（指张爱玲）觉得他很能够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其实，张爱玲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方面的大师呢？张爱玲曾说过，“‘人性’是最有趣的书，一生一世看不完”，她用“人世挑剔者”的眼光，通过日常社会生活来展示和审视人性之恶，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只不过，“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她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个人，她曾说过：“这个世界没有真爱，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所以，面对人性的弱点，她更多地是理解和同情。相比较鲁迅的直面人生与反抗绝望，张爱玲仿佛更怯懦一点，她只是“哀其不幸”，却没有抗争的勇气，总是选择不断地逃避。张爱玲是生于乱世的“时代弃女”，她对人生和现实有着残酷的体验，作为一个弱女子，她看不到希望，也无力去进行抗争，因此放弃了未来和希望，嵌入到饮食男女的世俗生活中去了，也因此具有了“一身俗骨”。

正因为有着这样不同的人生观，才造就他们截然不同的艺术思维，形成了鲁迅的“格式的特别”和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

鲁迅抱着“启蒙主义”的观念，为的是改良人生，所以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正因如此，鲁迅才会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以唤醒民众。但张爱玲不同，她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表现“人生安稳的一面”，她认为“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⑶所以在她的作品里，读者看不到英雄，看到的“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而这些凡人中，她更喜欢写的是“饮食男女”的世俗生活。这些凡人，没有高尚的理想，没有远大的目标，有的只是自私，贪婪，冷酷的生存观。而张爱玲这样独特的创作观念，不同于“文学革命”时期的启蒙文学，更不同于左翼文学时期的革命文学，她的作品，只关乎生老病死的生存体验和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

鲁迅是本着知识分子的责任进行创作的，他的作品承载着忧国忧民的重要使命。但张爱玲不同，张爱玲只不过是把写作看成是生存的手段，她的写作说白了就是为了出名，在作品中她努力显示自己的才华，不想有丝毫地掩饰，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个“天才”。她不是“为人生而艺术”，她是为了生存而艺术，是为了自我而艺术，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谢冕在《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说道，“无论是救亡还是启蒙，文学在中国作家心目中从来都是‘有用’，文学有它沉重的负载。”⑷鲁迅的创作就是看到了文艺在改造人们精神方面的突出作用，为新文学的写作开启了一个方向。但张爱玲是20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在她的作品中，你永远看不到政治、国家、民族那些宏大叙事，她的创作目的谈不上是为了启蒙还是救亡，她“只是写男女间的小事情”，只是表现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让读者读起来感觉十分亲切。而这样独特的张爱玲只能成名于特殊时期，正如柯灵所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作为张爱玲的知己，胡兰成早已把张爱玲和鲁迅放在一起比较了，他认为：“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里，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⑹胡兰成对鲁迅的评价，或许偏颇；但对于张爱玲及其作品的理解，却是很有见地的，而这也是张爱玲作品最有价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