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雷 周仁来

(1南京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南京 210023)(2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3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4北京师范大学情绪调节研究中心;5脑与学习协同创新中心,北京100875)

1 引言

抑郁症是全球常见且易复发的一种心境障碍或情感性障碍,其临床症状表现为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还可能出现睡眠障碍、反复自杀念头等(郭小月,任俊,郭建友,2013)。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发现,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疾病。当前,对抑郁症诊断的国际通用标准是美国《精神障碍与诊断手册第四版》(Waraich,Goldner,Somers,&Hsu,2004);在中国,抑郁症的诊断主要采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和诊断标准第三版》,通过病人或其家属的口头报告和临床医生的直接观察来判断病人是否有抑郁症(戴必兵,曲之毅,刘惠军,于斌,2013)。但是,这些诊断方法对抑郁症的症状诊断采用是或否的方式、自我报告和临床观察的方法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从而导致抑郁症的诊断出现误差,目前尚缺乏抑郁症的客观检查手段。

对抑郁症进行客观的测量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脑活动的测量方法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Kalat&Shiota,2007)。在这些方法中,额叶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EEG)偏侧化是一种很有应用前景的测量手段。在过去30多年的研究中,关于额叶EEG偏侧化与情绪、人格、神经心理疾病的关系研究发展迅速。额叶EEG偏侧化有两种类型：静息态额叶EEG偏侧化和任务态额叶EEG偏侧化。前者是特质性的,是与情绪反应和情绪障碍相关的个体差异变量;后者是状态性的,是对情绪做出反应的一个状态性伴随物(Coan&Allen,2004)。大量的EEG研究已经发现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程度与抑郁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些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在静息状态下有降低的左侧额叶或升高的右侧额叶激活(Davidson,1998;Diego,Field,&Hernandez-Reif,2001;Kline,Blackhart,&Williams,2007;Deslandes et al.,2008;Kemp et al.,2010;Jaworska,Blier,Fusee,&Knott,2012;Lin,Tsai,Peper,&Yen,2013)。因此,有人提出静息额叶EEG偏侧化可以作为抑郁症测量的一个简单、并且客观的神经指标(Coan&Allen,2004)。

额叶EEG偏侧化考察的是左侧额叶和右侧额叶alpha波(8～13 Hz)的活动,其中,Alpha波活动的强度与所对应的皮层区活动强度成反比,alpha波活动越强表明该脑区活动越弱(Kline et al.,2007;张晶,周仁来,2010)。研究者衡量偏侧化大小的方式是首先记录被试静息状态下左右额叶EEG alpha波强度,并计算右侧和左侧额叶电极点记录的alpha波强度的自然对数值,然后将二者相减(即,ln[右侧alpha]-ln[左侧alpha],通常关注ln(F4)-ln(F3)),以此作为额叶活动偏侧化程度的指标。若差值为正,则表明左侧额叶比右侧额叶活动强烈,数值越大,左侧化程度越大。若差值为负,则表明额叶活动没有出现左侧化。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程度与抑郁有关,严重的抑郁症往往伴随着右侧额叶更大的活动(Davidson,1998;Diego et al.,2001)。虽然前人对静息额叶EEG偏侧化与抑郁症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很少有人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

本文将对静息额叶EEG偏侧化与抑郁症关系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首先,论述了静息额叶EEG偏侧化与抑郁症关联的主要证据;其次,分析了抑郁症患者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程度的稳定性及其偏侧化程度对抑郁症的预测作用;然后,探讨了静息额叶EEG偏侧化预测抑郁症的脑机制解释;最后,对将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2 静息额叶EEG偏侧化与抑郁症关联的主要证据

2.1 来自问卷调查的证据

抑郁症是多种原因导致的以持续情绪低落为主要症状的精神疾病,抑郁症的诊断缺乏客观检查手段,前人研究常常通过抑郁问卷考察个体的抑郁水平与其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的关系(Schaffer,Davidson,&Saron,1983;Diego et al.,2001;Lin et al.,2013)。

考察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一,记录个体的静息额叶EEG,并且计算静息额叶EEG偏侧化值,然后根据抑郁问卷分数的高低把被试分为两组(抑郁高分组与抑郁低分组),考察两组被试的静息额叶EEG偏侧化值是否存在差异;其二,直接求个体的抑郁问卷分数和静息额叶EEG偏侧化值的相关。例如,在一个早期的研究中(Schaffer et al.,1983),根据贝克抑郁量表把被试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结果发现,与低分组被试相比,高分组的被试有明显更低的额叶EEG偏侧化分数,暗示着更大的相对右侧额叶皮质的激活。Diego等人(2001)则考察163名女性被试的抑郁特征与额叶EEG偏侧化之间的关系,流调中心抑郁水平评定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是国际上广泛用于评价个体当前抑郁水平的自评式工具,其分数越高,个体抑郁水平越高。结果显示,CES-D分数与额叶EEG偏侧化分数显著负相关,与左侧额叶EEG alpha波幅显著正相关;他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根据CES-D分数分为抑郁个体和非抑郁个体,这两类被试的额叶EEG偏侧化分数差异显著。最近,Lin等人(2013)也发现,相对于没有经前期综合征的个体,患有经前期综合征的个体在黄酮期有更低的额叶EEG偏侧化分数。在抑郁发生阶段,负性情绪分数和贝克抑郁量表分数与额叶EEG偏侧化分数之间负相关。

2.2 来自临床研究的证据

正如以上所述,通过抑郁问卷测量个体的抑郁水平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这些研究不能充分表明额叶EEG偏侧化与抑郁症之间存在关系。因此,来自临床的研究则能进一步证明上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的皮层激活模式不同于非抑郁症患者的脑激活模式(Baehr,Rosenfeld,Baehr,&Earnest,1998;Davidson,1998;Deldin&Chiu,2005;Deslandes et al.,2008;Kemp et al.,2010;Jaworska et al.,2012)。例如,Baehr等人(1998)发现,抑郁症患者左侧额叶激活强度显著小于非抑郁症患者的左侧额叶激活强度。Deldin和Chiu(2005)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表现出左侧额叶的活动相对减退,同时伴随着右侧额叶的活动相对增强。Kemp等人(2010)比较了在静息状态抑郁症患者、创伤后应激患者和健康被试的EEG数据,结果显示,相对于健康被试,抑郁症患者的EEG数据有相对更低的左侧额叶的激活。最近,Jaworska等人(2012)评估了抑郁症患者和健康被试的静息额叶和顶叶的EEG alpha偏侧化。结果发现,抑郁症患者,特别是抑郁症男性患者有增大了额叶和顶叶的EEG alpha波幅,左侧额中回激活减弱。与之相比,抑郁症女性患者右侧顶叶激活增加,情绪唤醒度升高。除此之外,Deslandes等人(2008)对老年抑郁症患者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相对控制组,老年抑郁症患者显示相对更大的右侧额叶激活倾向。上述研究说明抑郁症患者的额叶EEG相对右侧化,表现为降低的左侧额叶或升高的右侧额叶激活。

2.3 来自代际遗传的证据

母体遗传抑郁症已经众所周知,即母亲如果患有抑郁症,其后代患有抑郁症的风险也很大(Goodman et al.,2011)。大量的研究显示,异常的额叶EEG偏侧化可能是这种风险传播的一种途径(Dawson,Frey,Panagiotides,Osterling,&Hessl 1997;Goodman&Gotlib,1999;Dawson et al.,1999;Jones,Field,&Davalos,2000;Tomarken,Dichter,Garber,&Simien,2004;Diego,Field,Jones,&Hernandez-Reif,2006;Thibodeau,Jorgensen,&Kim,2006;Jones,Field,&Almeida,2009;Lusby,Goodman,Bell,&Newport,2014)。

在婴儿的相关研究中,Dawson等人(1997)发现其母亲患有抑郁症的婴儿与其母亲没有抑郁症的婴儿相比,有较少的左侧额叶激活,并且研究进一步发现更低的左侧额叶激活能够区分其母亲是否被诊断为重度抑郁还是轻度抑郁。Dawson等人(1999)也发现其母亲患有抑郁的婴儿有更少的情感反应,研究结果显示不仅仅在静息状态下有更少的左侧额叶激活,在与他们的母亲互动中,在和熟悉的人或陌生人的互动中都显示较少的左侧额叶的激活。最近的研究也发现相同的结果,在静息状态下,其母亲没有抑郁症的婴儿显示更大的左侧前额激活,而其母亲患有抑郁症的婴儿显示更大的右侧额叶激活(Diego et al.,2006;Jones et al.,2009)。一篇元分析文献研究结果显示,在婴儿静息额叶EEG偏侧化和其家庭抑郁历史之间有一个强的相关(Thibodeau et al.,2006)。因此,其母亲患抑郁症的婴儿比其母亲没有患抑郁症的婴儿显示相对更大的右侧额叶的激活,原因可能与遗传有关,基因影响可能解释部分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程度。

关于额叶EEG偏侧化与儿童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Jones等人(2000)考察了其母亲患有抑郁症的学前儿童和其母亲没有患有抑郁症的学前儿童的静息额叶EEG活动与情绪诱导刺激引发的共情反应和完成教学任务的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其母亲患有抑郁症的学前儿童额叶EEG相对右侧化,伴随着更大的负性情感,有更少的共情反应。Tomarken等人(2004)进一步考察了其母亲患有抑郁症(高风险状态)的青少年和其母亲没有患有抑郁症(低风险状态)的青少年的静息额叶EEG偏侧化是否不同。结果发现,高风险状态的青少年左侧额叶激活相对降低,结果进一步发现,青少年的社会经济地位与额叶EEG偏侧化程度之间正相关,其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额叶EEG左侧化程度越大;多重回归分析显示,社会经济地位,而不是风险状态,预测额叶EEG偏侧化程度。

由此可知,来自问卷调查和临床的研究证明了个体的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程度与抑郁水平负相关,严重的抑郁症往往额叶EEG相对右侧化,伴随着右侧额叶更大的激活;除此之外,来自母体遗传的研究则进一步显示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程度敏感于抑郁症,基因因素可能对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程度有影响。

3 抑郁症患者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程度的稳定性及其预测作用

信度和效度是考察一个指标是否有效的必要条件。抑郁症患者静息额叶EEG偏侧化是否具有稳定性(信度)？个体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程度是否能够预测个体的抑郁水平(效度)？前人已对此做了大量研究。

3.1 抑郁症患者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程度的稳定性

大量的研究显示,静息额叶EEG偏侧化具有相对稳定性(Henriques&Davidson,1991;Allen,Urry,Hitt,&Coan,2004;Vuga et al.,2006;Schmidt,2008;Vuga,Fox,Cohn,Kovacs,&George,2008;Jetha,Schmidt,&Goldberg,2009)。例如,研究发现,右侧额叶EEG偏侧化在从一个抑郁事件中恢复后会持续存在,因此右侧额叶EEG偏侧化可能反应了相对稳定的个体差异(Henriques&Davidson,1991)。在健康婴儿和7岁儿童以及不同状态下(例如,从醒着到不同的睡眠阶段),研究者已经发现额叶EEG偏侧化有良好的稳定性(Schmidt,1996,2008;Schmidt,Cote,Santesso,&Milner,2003)。最近,Vuga等人(2008)对比了3到5岁学前儿童和6到9岁学龄儿童的额叶EEG偏侧化的稳定性,结果发现,不同年龄组之间在额叶EEG偏侧化程度上差异不显著。与学前儿童相比,学龄儿童额叶EEG偏侧化程度的稳定性更高。这说明,尽管随着年龄的发展,额叶EEG偏侧化更加趋于稳定,其稳定性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发展表现出显著差异。

静息额叶EEG偏侧化不但显示在非临床抑郁人群中是一个稳定的测量指标,而且在临床抑郁个体中,它也是一个稳定的测量指标。Allen等人(2004)考察了女性抑郁症患者的额叶EEG偏侧化的短期稳定性,结果发现,在一个8周和16周的时间间隔,额叶EEG偏侧化分数表现出高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而且不对称性分数的改变与临床抑郁状态的改变没有关系。Vuga等人(2006)对比了抑郁症患者和健康个体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的长期稳定性(1到3年间隔时间),结果发现,对于抑郁症患者和健康个体而言,额叶EEG偏侧化是适度稳定的,其中,性别、个体抑郁的历史、在后测中抑郁特征的严重程度以及前测和后测抑郁严重性的改变程度都与EEG偏侧化的稳定性没有关系。类似的结果也在Jetha等人(2009)的研究中发现,他们考察了患有精神分裂症病人的额叶偏侧化的长期稳定性,结果发现,在一个36个月的时间间隔中,患有精神分类症病人的额叶EEG偏侧化是长期稳定的,即使在排除了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后,偏侧化程度依然稳定。上述研究说明,不管是健康个体(儿童、成人),还是抑郁症患者,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额叶EEG偏侧化可以作为一个稳定的神经指标。

3.2 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程度对抑郁症的预测作用

静息额叶EEG偏侧化程度是否可以预测个体的抑郁水平呢？Davidson(1998)模型认为,额叶EEG偏侧化可能是抑郁特征的一个易感特质,能够先于一个抑郁事件产生。因此,额叶EEG偏侧化可能是抑郁特征的一个预测指标。在成人个体中,研究者们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Blackhart,Minnix和Kline(2006)考察了额叶EEG偏侧化程度是否可以预测成人个体一年后的抑郁和焦虑特征。前测时,研究者请被试完成贝克抑郁问卷和状态焦虑特质焦虑问卷,之后记录被试静息状态额叶EEG数据,并使用公式计算额叶EEG左侧化的程度,一年后使用同样的问卷进行后测。结果发现,在前测中左侧化程度较弱的被试,一年后其特质焦虑症状更加严重。Smit,Posthuma,Boomsma和De Geus(2007)也得到了类型的结果。他们的研究关注了成人个体静息状态下额叶EEG偏侧化和焦虑抑郁风险的相关。实验中要求被试睁眼或者闭眼,同时记录额叶的EEG活动,之后分析闭眼阶段额叶EEG偏侧化。该研究通过问卷测试获得被试的特质焦虑、神经质、躯体焦虑和焦虑抑郁分数。结果发现,在年轻成人组中,女性被试的左额叶活动越强,焦虑和抑郁的风险值越小。然而这种相关未在年轻成人组男性被试和中年成人组被试中发现。Nusslock等人(2011)研究了认知易感性、静息额叶EEG偏侧化和抑郁事件的关系。在基线评估中,首先测试没有抑郁历史并且目前没有抑郁特征的个体对抑郁的认知易感性和在静息时的额叶EEG偏侧化,结果发现,个体对抑郁的认知易感性越高,个体左侧额叶的激活越小。在以后的3年中,大约每4个月进行一次的诊断面谈。结果发现对抑郁的认知易感性和额叶EEG偏侧化能够共同预测第一个抑郁事件的开始。

除了成人个体外,研究者们也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了一些研究。Pössel,Lo,Fritz和Seemann(2008)考察了12个月内报告抑郁和焦虑的青少年被试的皮层激活是否是抑郁的一个预测指标,结果显示,不管焦虑特征分数是否作为一个协变量,额叶EEG偏侧化分数都能够预测抑郁分数。Mitchell和Pössel(2012)进一步单独考察了青少年男性被试额叶EEG活动与抑郁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相对更大的右侧额叶的激活能够预测青少年男性被试一年后的抑郁特征。最近,Feng等人(2012)考察了学龄儿童的额叶EEG偏侧化程度是否预测他们的抑郁特征。研究者记录儿童在静息时(基线)和在看高兴和悲伤电影片段时的额叶EEG数据,结果发现,在静息时和看电影片段时额叶EEG偏侧化分数与儿童的抑郁特征存在交互作用,即在看高兴和悲伤电影片段时,有较高抑郁特征的儿童有相对较高的右侧额叶EEG偏侧化分数,而且这些儿童在静息时也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右侧额叶EEG偏侧化分数。这说明,右侧额叶EEG偏侧化分数可以作为一个抑郁儿童的测量指标,而且,具有较高抑郁症状的儿童可能有顽固的额叶EEG右侧化模式。

总体来讲,静息额叶EEG偏侧化不仅可以预测成人个体的抑郁特征,而且也可以预测青少年和儿童的抑郁特征。因此,额叶EEG偏侧化程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抑郁特征的一个预测指标,能够预测抑郁症的发展。

4 静息额叶EEG偏侧化与抑郁症关系的脑机制解释

随着脑成像技术的日趋成熟,静息额叶EEG偏侧化与抑郁症之间之所以存在密切关系的脑机制逐渐被揭示出来。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额叶EEG偏侧化程度与抑郁水平关系密切,与非抑郁症患者相比,抑郁症患者在静息状态下额叶EEG相对右侧化。Davidson(1998)提出情感风格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情感风格”是指当面对同样的情绪刺激时,不同的个体所产生的情绪反应在性质与强度上不同,应付情绪刺激的方式也不同,表现出个体的差异性。前额叶皮层在决定精神病理的易感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其中,左侧和右侧前额叶皮层半球不同程度地涉及加工和调节对情绪刺激的反应,左侧额叶区域调节趋近动机或积极情绪,而右侧额叶区域调节回避动机或负性情绪(Davidson,1998;Harmon-Jones,Gable,&Peterson,2010)。额叶 EEG偏侧化考察的是左侧额叶和右侧额叶alpha波的活动(通常关注F3、F4电极点的alpha活动),其中,Alpha波活动的强度与所对应的皮层区活动强度成反比,alpha波活动越强表明该脑区活动越弱(Kline et al.,2007;张晶,周仁来,2010)。而EEG研究中通常采用国际脑电图学会标定的10～20电极导联定位标准,电极位置分别对应不同脑区(赵仑,2010),例如,F3和F4电极点被认为分别对应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因此,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可能在抑郁症的形成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这得到了抑郁症的神经成像研究的证据。例如,抑郁症作为一种情绪体验和调节障碍,涉及到的功能异常的相关脑区包括前额叶皮层、扣带前回、海马和杏仁核(Hamilton,Siemer,&Gotlib,2008;Koolschijn,van Haren,Lensvelt-Mulders,Hulshoff Pol,&Kahn,2009;Kempton et al.,2011)。Gotlib和Hamilton(2008)认为,抑郁症患者的情绪体验和调节异常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不足和杏仁核的过度激活相关。Joormann,Cooney,Henry和Gotlib(2012)比较了其母亲患有抑郁症的女儿和其母亲健康的女儿在负性情绪诱发时自动情绪调节的神经表现,结果发现其母亲患有抑郁症的女儿表现出更多的杏仁核和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激活,而其母亲健康的女儿表现出更大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背侧前扣带回皮层激活。Zotev,Phillips,Yuan,Misaki和 Bodurka(2014)同时运用多通道的实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和EEG神经反馈技术考察大脑的自我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执行一个积极情绪诱导任务时,被试能够同时调节左侧杏仁核的血氧水平依赖(blood oxygenation level-dependent,BOLD)活动水平和额叶EEG偏侧化分数。更进一步,Zotev等人(2014)用实时fMRI神经反馈技术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同时记录EEG来评估实时fMRI神经反馈的治疗效应,研究结果发现额叶EEG偏侧化分数与杏仁核激活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杏仁核的BOLD活动水平和额叶EEG偏侧化在情绪调节中有重要连接。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我们得出背外侧前额叶的激活不足和杏仁核的过度激活对抑郁症患者的情绪体验和调节产生影响。

研究进一步发现,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调节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水平中起了主要的作用(Shajahan et al.,2002;Speer et al.,2009;Zhong et al.,2011)。例如,神经成像研究显示,与正常个体相比,抑郁患者和有抑郁史但目前情感状态正常者的脑血流量减少和代谢率下降,这种表现尤以左侧额叶皮层更为显著(Shajahan et al.,2002);与正常被试相比,抑郁症患者有更弱的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激活和更强的左侧杏仁核激活水平(Zhong et al.,2011);与抑郁低风险年轻成人相比,抑郁高风险年轻成人在一个情绪-匹配任务中,有一个更小的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的激活(Mannie,Taylor,Harmer,Cowen,&Norbury,2011)。单侧前额叶皮层损伤患者的研究也发现,左右侧前额叶皮层在情绪加工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左侧额叶损伤者更容易引发抑郁症。特别,左侧前额叶皮层的急性卒中尤易引起抑郁症,而右侧损伤者更易出现躁狂症状(王一牛,罗跃嘉,2004)。除此之外,经颅磁刺激研究结果表明,给重性抑郁患者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予以刺激可起到抗抑郁的治疗效果(Shajahan et al.,2002)。因此,将来可通过刺激左侧额叶激活水平来减轻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与杏仁核之间的功能连接可能影响个体抑郁症的形成,其中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调节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水平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抑郁症涉及到的功能异常的脑区除了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还包括扣带前回和海马等脑区。那么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是否与其他脑区(例如,扣带前回和海马)的功能连接也影响个体抑郁症的形成？这值得后续研究深入探讨。

5 将来的研究方向

前人对额叶EEG偏侧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现额叶EEG偏侧化与抑郁、焦虑、精神分裂、攻击性等情绪和行为障碍相关。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对额叶EEG偏侧化与抑郁症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额叶EEG偏侧化可以作为抑郁症测量的一个神经指标。因此,研究额叶EEG偏侧化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找出抑郁症的神经学标志,并有助于研究出改善抑郁症的有效方法。但是额叶EEG偏侧化为什么能够预测抑郁症,怎样客观的预测抑郁症,以及怎样通过额叶EEG偏侧化改善抑郁症,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此,未来对此领域的研究应该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额叶EEG偏侧化预测抑郁症的神经机制。正如本文论述的,额叶EEG偏侧化可能反应了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特别是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可能主要通过自上而下地影响情绪加工脑区(例如,杏仁核)的活动,进而调节个体抑郁水平。但是,抑郁症涉及到的功能异常自上而下加工的脑区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回(Schlösser et al.,2008;Wagner et al.,2008)。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抑郁症发展中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是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直接自上而下调节情绪脑区的活动,还是因为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是“执行控制区”,负责执行前扣带回“认知控制区”下达的命令(Schlösser et al.,2008)？还是接受前扣带回监控冲突传递的信号完成认知控制,进而调节情绪脑区的活动(Badre&Wagner,2004),或者存在其他可能,现在仍没有研究清楚(廖成菊,冯正直,2010)。将来应该进一步研究额叶EEG偏侧化预测抑郁症的神经机制,这有助于更深刻的认识抑郁的脑活动测量指标,揭示抑郁背后的神秘面纱。

额叶EEG偏侧化对抑郁症预测的应用研究。额叶EEG偏侧化的程度能够预测个体的抑郁特征,对额区EEG偏侧化分数的解释仍然停留在或者先区分正负值,然后判断是左侧化还是右侧化(Papousek,Reiser,Weber,Freudenthaler,&Schulter,2012),或者根据偏侧化分数的高低区分左侧化还是右侧化的层面(Kline et al.,2007)。至于具体的分数值或者分数段究竟代表了什么含义则很少有研究涉及。抑郁个体和非抑郁个体的额叶EEG偏侧化分数有不同的临床神经模式,这两类人群的额叶EEG偏侧化分数区间在哪里？这是将来将要研究的重点,这对于以后更好的区分抑郁与非抑郁个体将有很大的应用作用。因此,通过对抑郁个体、抑郁缓解个体与非抑郁个体额叶EEG偏侧化程度之间关系的分析,建立抑郁情绪障碍与EEG偏侧化之间的数学模型,为临床预防和诊断抑郁症建立可靠的神经指标。

额叶EEG偏侧化的训练研究。前人研究显示,额叶EEG偏侧化模式能够预测情绪灵活性,而抑郁等精神障碍患者额叶EEG右侧化,情绪反应不灵活,将来的研究可以通过训练进行改善(刘雷,杨萌,韩卓,周仁来,崔红,2014)。例如,正念是个体有意识地把注意维持在当前内在或外部体验之上并对其不做任何判断的一种自我调节方法。Davidson等人(2003)进行为期8周的冥想训练,研究使用EEG测量被试在随机分组前、8周训练结束后和训练结束后第4个月静息和观看情绪影片时的脑电活动。研究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冥想练习者左侧前额叶脑区激活显著增强。Barnhofer,Duggan,Crane,Hepburn,Fennell和Williams(2007)对自杀倾向病人开展了8周的正念冥想训练,研究发现,常规治疗组左侧前额叶活动减弱,同时伴随抑郁症状的恶化;而正念认知疗法组抑郁症状没有显著变化,说明正念冥想训练能够帮助高风险的自杀抑郁个体习得保持与正性情绪有关的脑部活动的平衡模式。与之类似,生物反馈技术是通过电子仪器设备,测定神经、肌肉和自主神经系统正常和异常的物理电信号,将这些生理电信号选择性地放大成听觉或视觉信号,然后反馈给患者。Allen,Harmon-Jones和Cavender(2001)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两组中,接受为期五天的生物反馈脑电训练。结果发现,增强左侧额叶活动强度的被试在第五天观看愉快电影时,自我报告出的正性情绪更多,观看悲伤电影时,皱眉肌活动强度更小。因此,将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正念冥想训练或者生物反馈训练,改变抑郁个体的额叶EEG偏侧化程度,进而改善患有抑郁症的个体的抑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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