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珊珊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政治理论教育学院， 北京 100192)

论邓小平改善民生的基本思想及其启示

宋珊珊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政治理论教育学院， 北京 100192)

在我国历史上民生问题一直备受世人关注，时至今日，民生问题依然至关重要。它是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也就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步伐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邓小平改善民生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发展生产力是改善民生的根本手段；二是实现共同富裕是改善民生的价值追求；三是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稳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四是解决“三农”问题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基础。邓小平改善民生的基本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同时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其一，先富共富思想有助于解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其二，“三农”思想有助于解决当前我国城乡差距拉大的问题。

邓小平；民生思想；民生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并立足中国国情，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具有中国特色的改善民生的思想日臻完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始终关注民生，不断改善民生，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改善民生的重要思想、观点和主张，并形成了科学的民生观。

一、我国民生思想的历史渊源

从古至今，民生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1]。”这里的“民”，指的就是老百姓，这句话的意思是老百姓维持生计的关键在于勤劳，只有勤劳才不会贫穷。而《辞海》的解释是，所谓民生，简言之就是“人民的生计”，老百姓的生活来源问题。现在普遍认同的民生的内涵，是指人民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发展状况。民生之“民”应该是个体与整体相统一的概念，它不仅指人民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发展状况，而且还具体指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发展状况。在现代社会中，民生同民主、民权相互依存，进而对民生之本的诠释也由原来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

我国近代最早关注并明确提出民生思想的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他的民生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表述的“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中，因而其民生思想所涉及的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即研究人民生计问题”。他还把民生主义与大同主义等同起来，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是共产主义，即我国古代思想中的“大同主义”。因此，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具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空想性。而毛泽东的民生思想主要体现在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和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服务于人民群众、维护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的思想中，并由此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基本立场。邓小平的民生思想主要体现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切实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日益改善人民的生活，稳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

二、邓小平改善民生的基本思想

邓小平改善民生的基本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发展生产力是改善民生的根本手段

改善民生的根本手段是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我们在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就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63他还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3]314人民收入的增加、生活状况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都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的。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落到实处。因此，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改善民生的最终决定力量，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还认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也决定民生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正是因为这样，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政府的根本任务。这就为我党解决民生问题找到了根本的方法。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党和我国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力改善民生。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首先，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3]182，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生产力不发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最大愿望。其次，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就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政治保证。只有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才能实现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最大愿望。1992 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反复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371，因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370。只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民生。

(二)实现共同富裕是改善民生的价值追求

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改善民生的价值追求。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曾经说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这里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使人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而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因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使物质财富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日益得到改善。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过上富裕生活，而不是“两极分化”。他又强调指出，“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2]195。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加之区域之间的自然条件、文化因素、原有的基础以及经济增长速度所限，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可能达到所有地区、所有人都完全均等和平均富裕。只有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发展，率先致富，影响、带动和支持条件差的地区创造条件，加快发展，才能缩小差别，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此，邓小平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2]374他又强调指出，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只会导致共同贫穷，这是贫富拉平的均富。因此，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中国人民都有追求富裕的权利、条件与机会，也就是中国人民共谋发展。追求富裕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拥有的权利；实现富裕，不能只是少数人拥有的富裕，而是中国人民都应该拥有的富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能只是少数人得到发展，而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致富，共同发展。因此，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体现的是整体的民生，而不是局部的民生。可以说，实现共同富裕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善民生的关键。

邓小平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共同富裕的理论体系。他高瞻远瞩，站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高度，坚持遵循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民生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实现了改善民生的价值追求。他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善民生的理论。

(三)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稳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立足我国国情，深谋远虑，提出了“三步走”的重要战略构想，并以此为基础稳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早在1964年，我国就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走”战略构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但是，这一战略的实施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中途停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客观规律出发，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后，深思熟虑地提出了到20世纪末我国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又把实现这个目标的发展阶段称为“小康”阶段。

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的战略构想，又系统地制定了未来发展的“三步走”的战略。其具体内容是：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加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构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从“温饱”到“小康”，再到“比较富裕”，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飞跃，完全符合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并且每一步都紧扣人民的生活水平，形成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三步走”中的每一步，都明确了所要达到的目标，步步细化、量化，从而达到稳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充分体现了他的改善民生的思想。“三步走”的重要战略举措改变了原来我国发展现代化的总体思路，开拓性地奠定了与改善民生思想相统一，实现全面、综合发展的良好基础。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再次重申：“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2]375邓小平在此强调的“台阶”，就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每隔几年就要比之前有所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民生问题有所改善。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善民生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他提出的分步解决我国经济与民生问题的战略构想，既体现了改善民生的基本思想，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精神。

(四)解决“三农”问题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基础

改善民生的重要基础是解决“三农”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体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思想中，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理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邓小平则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并不表示他不重视我国农业的发展，恰恰相反，邓小平历来十分重视农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中的基础地位。

首先，农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邓小平早就强调指出：“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2]23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我国的国情是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并且人均耕地面积少。调整经济结构，稳步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也必须高度重视和解决好“三农”问题，保持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态势。因此，要改善民生，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然而，温饱问题又只能依靠自己去解决，不能完全依靠外援。邓小平对此指出，“……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2]159。

其次，农业是工业的基础。邓小平指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4]322工业的发展依赖于农业，没有农业的资本积累、工业原料的生产、劳动力的供应以及提供巨大的市场支持，就无法实现工业现代化。

再次，农村的稳定关乎社会全局的稳定。邓小平指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2]237农业又与农村、农民密不可分，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同时改善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就解决了我国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由此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2]77-78

1980年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3]362。可以说，农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有效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其一，以土地为依托，使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包括生产技术、生产设施等生产要素，都实现现代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满足全社会成员需要的同时，大量减少劳动力的投入。其二，随着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农民的生活资料、居住条件、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再上一个新台阶。其三，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繁荣使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逐渐缩小，进而有效带动农村逐步实现城镇化。

1990年3月，邓小平在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2]355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不仅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突破性发展，而且还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在论述中还指出，因为我国的人口大多数是农民，农业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整个国家民生建设的目标能否得以实现以及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能否保持社会稳定。邓小平认为，“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65。基于上述原因，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应率先在农村进行改革，把农村改革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三、邓小平改善民生基本思想的现实启示

邓小平改善民生的基本思想是他在长期深入研究和总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之后，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而提出的，也是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了的真理。他的民生观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而且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一)先富共富思想有助于解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较快、平稳的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在肯定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当前我国还没有实现“共同富裕”，以及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现实。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的途径是允许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多数人和其他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邓小平的先富共富的思想已经明确揭示了在一定发展阶段、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收入差距存在的必然性。进而，他又强调指出：“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2]64

当前，针对我国呈现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现象，我们应该把处理好“先富共富”之间的关系作为当前首要的问题加以解决。因此，我国要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持续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理顺分配关系。我们在反对平均主义，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生产要素投资先富起来的同时，又要防止和避免贫富悬殊现象产生，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首先，要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问题，同时还要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特别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比重。这里所说的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既包括增加城镇职工的收入，也包括增加农民的收入。其次，改革和规范公务员的工资制度，扩大弱势群体的就业范围，解决城乡困难群体的温饱问题，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趋向合理，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再次，在防止和限制社会各类人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过程中，要强化政府对社会再分配的调节作用，采取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政策。最后，在强化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中所起作用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扶持和救助弱势群体，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兼顾社会公平。

(二)“三农”思想有助于解决当前我国城乡差距拉大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总结了以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和历史教训，率先在我国农村进行改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小规模家庭经营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最主要的方式。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在不同承包者之间流转，在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和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合理流动和适当集中，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初步构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框架。

当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现代农业建设的快速推进，农业生产经营面临一些新问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工业部门，使农村“空心化”，分散的耕地无法进行规模化经营，一些分散的土地被抛荒弃种，再加上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化政策，使得乡镇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经济发展。由此带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无序地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加之城市生活成本的持续增加，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实现转移，这种状况导致城乡差距有继续拉大的趋势。邓小平针对这一问题，曾提出应采取推进农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措施，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从而带动农村逐步实现城镇化。因此，要继续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我党明确把推进城镇化建设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之一，并要求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指出，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由上所述，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以下两个举措：其一，要加大推动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合理地、有序地流动。其二，要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领域实现统筹城乡一体化。比如，使农民在户籍、医疗、教育等方面得到应有的公平，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前提下，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彻底脱离农村，使农民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由此，应支持农民自愿对土地进行流转，从而实现对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就能够持续稳步地使农业实现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

[1]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下)[M].湖南:岳麓书社，2003：837.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李 敬】

The Basic Idea and Enlightenment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of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SONG Shanshan

(Department of the Politics Theory Education,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2， China)

The people’s livehood remains the prime concern of the community until today in the chinese history. Because it is concerning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Chinese nationion. Which becomes the a practical problem on building well-off society and speeding up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The basic idea of DENG Xiaoping’s improv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four aspects: Firstly, develop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basic means of improv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Secondly,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value pursue of improv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Thirdly, three stages model i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mprov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Lastly, solving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e, rural and farmers is the main base of improv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Therefore, the basic idea of the in-depth study of DENG Xiaoping’s livelihoo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improvements to the revelation. DENG Xiaoping basic thought develop in the course of the reform and openning-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uction drive which provides profound enlightenment, the first of which helps to solve the chasm between rich and poor in that society, the second of which the thought of the agriculture, rural and farmers helps to solving the diffience between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areas.

DENG Xiaoping; the tought of people’s livelihood; the issue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2014-11-02

宋珊珊(1986—)，女，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A849.1

A

2095-7726(2015)04-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