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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创新观察

2015-02-27文丨

当代贵州 2015年23期
关键词:摘帽贫困县贵州省

文丨 当代贵州全媒体记者 付 松

贵州扶贫开发体制机制的创新,激发了内生动力,不论贫困人群、扶贫干部,还是社会各方帮扶力量,在这场扶贫攻坚大会战中,都能找准定位,寻找自己的希望和目标。

这是一幅静美画卷:绵延的青山,平坦的乡村路,别致的小村庄,淳朴的农家人。

这是一个缩略过程:不断实践着一系列扶贫开发的政策和措施,不断记录着扶贫过程中的困难与疑惑,不断承载着贫困乡镇同步小康的愿望和期待。

这是一组真切数据:2011年以来,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从1149万减少到623万;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153元提高到5909元;25个县525个乡镇实现“减贫摘帽”……

“扶贫开发取得明显成效,关键在于全省审时度势,从2011年起实行减贫摘帽激励、改进贫困县考核、改革扶贫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等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激发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社会各界真扶贫、扶真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创了扶贫攻坚新局面。”贵州省扶贫办主任叶韬说。

减贫举措 摘帽不摘政策

“石漠化,风沙大,烈日悬空雨难下;七分种,三分收,包谷洋芋度春秋”“开荒开到边,种地种到天”“种一坡,收一箩”……一句句民间流传的谚语,既是过去贵州人居环境恶劣的真实写照,也是贵州面临贫穷困境的沉重叹息。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经过改革开放37年的砥砺奋进,全国经济总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是,平均数字的增长抹不平个体差异的鸿沟。

贵州至今仍有623万贫困人口,934个贫困乡镇、9000个贫困村。

为鼓励贫困县加快发展摆脱贫困,2011年,贵州省出台“摘帽不摘政策”的扶贫开发新政,省级预算安排奖励资金33.7亿元,扶贫项目向申请“摘帽”县倾斜,“摘帽”后继续享受国家重点扶持政策。

在“减贫摘帽”政策激励下,贵州省各贫困县踊跃申请“摘帽”,千方百计整合资金,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化、市场化发展,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正安县桴焉乡坪生村离县城30多公里,地处高山,气候温凉,种粮长不好,出门路难行。几年前,村民们还习惯于顶着穷帽子过日子,不主动不奋斗,不少男人30多岁还娶不上媳妇。

村党支部书记廖正喜说:“2011年省里鼓励减贫摘帽后,全村群众开动脑筋,想出扬长避短、大力发展高山生态茶园和生态避暑度假游的致富路子。”

如今,坪生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旅游胜地。村民办起家庭度假旅馆,纷纷想办法把日子过好、过富。36岁的村民张毅,去年一年就通过办家庭旅馆挣了5万元。

在贵州,更多的贫困乡镇正像桴焉乡坪生村一样因地制宜通过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努力减贫摘帽。

4年来,贵州省省级财政已安排17.5亿元“减贫摘帽”专项资金,共25个县525个贫困乡镇实现“减贫摘帽”。

“摘帽不摘政策”切实改变了“等、靠、要”心理,改变了小富即安、不富也安、争戴“贫困帽”的惰性思想,尽快摘掉“贫困帽”正成为更多贫困县的努力目标。

金融担保 产业发展支撑

“两年前,贷了3万元免息贷款,买来28只羊,通过多胎繁育技术,到现在羊的数量增加到了200只。”晴隆县沙子镇村民杨春一说起养羊的经历,喜不自禁。

在晴隆,像杨春一样靠养羊发家致富的村民越来越多。

随着“晴隆羊”的发展壮大,一些深加工企业也应运而生。海权公司就是目前国内肉羊专业加工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加工厂之一,占地180亩,总投资2.03亿元。加工厂年屠宰能力可达120万只,满负荷生产年产值可达18亿元,可创利税2.7亿元。

据了解,从2001年至今,晴隆县累计投入1.7亿元用于“晴隆羊”产业的发展,而草地的扶持资金也达到了1.35亿元,直接带动7万人养羊,3万人种草,仅2014年,就有680名返乡农民工投入到养羊产业中来。

“晴隆羊”的成效,来源于精准扶贫模式,也来源于金融担保政策的实施。

荔波县瑶山瑶族乡拉片村拉懂吉移民新村热闹非凡,来自辖区的150户瑶族同胞杀猪宰羊庆贺乔迁之喜。(贵州图片库供图)

“如果把全省扶贫资金用来发展产业,那只是杯水车薪。”省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杨小翔说,“如果用来做金融担保,就可以撬动更多的钱进入产业发展中,产生放大镜效应。”

金融担保扶贫,正是贵州省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政府用扶贫资金建立金融担保平台,在贷款与放贷之间建立起一道诚信的保护屏,解决了以往农户、合作社、小微企业与银行之间最大的障碍。

2012年4月,贵州省扶贫办与国家开发银行贵州分行在石阡县启动实施开发性金融支持扶贫产业发展项目,这一扶贫融资模式是:政府主导产业、农户(合作社、企业)申报贷款、扶贫金融评估、项目市场运作、扶贫贴息支持、农户(合作社、企业)承贷承还。

由此看来,扶贫金融合作不是简单地发放贷款和兑现贴息,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政府“一头热”的扶贫模式,把金融部门和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形成“银政企农”共谋脱贫致富的扶贫开发新格局。

贵州扶贫开发体制机制的创新,激发了内生动力,不论贫困人群、扶贫干部,还是社会各方帮扶力量,在这场扶贫攻坚大会战中,都能找准定位,寻找自己的希望和目标。

改进考核 民生重于面子

林木葱郁,碧水微澜。夏日的雷山,犹如一幅巨大的山水画,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而在几年前,雷山却是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近半的财政收入必须依靠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GDP的艰难增长。

“省里取消了对贫困县的GDP指标考核,我们没必要再去争GDP的面子,完全可以轻装上阵,充分利用好丰富的森林生态、特色农业、民族文化旅游等特色资源,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雷山县委书记黄清发说。

如今,在没有GDP压力的雷山县,绿色产业正取代高污染工业。

全县建成绿茶基地14.78万亩,去年茶叶产值逾8亿元,受益群众1.46万户4万余人;2014年,全县共接待游客478.5万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7.6亿元,直接从事旅游业人数达7000余人;全县有近6万人从事天麻、蔬菜、黑毛猪、林下鸡、杨梅、葡萄等产业,年创产值10多亿元。

2014年,雷山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064元,同比增长15.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达到83.3%。

2015年3月,贵州省出台《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办法》,以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考核范围和对象,考核“指挥棒”着重指向扶贫开发。

据了解,2015年至2020年,贵州省对这50个贫困县的党政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干部主要考核增强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带动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情况。

新的考核办法中,贵州省还将着重考核贫困县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增长比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同时,生态文明被着重提出,增加了石漠化面积减少幅度考核指标,提高了森林覆盖率指标的权重。

从“穿着草鞋”长跑,到“穿上跑鞋”飞奔,一代代贵州人在追寻着一个强盛的贵州梦。

“‘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后发可以先至’。”省委书记赵克志说,关键要看我们能否能摆脱思想和意识的贫困,是否树立起终有一天要撕掉贫穷标签的志气,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

(责任编辑/杨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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