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俊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襄阳 441021）

陶渊明被认为是一位诗人哲学家，他的作品展现了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一种坦然的生命境界，陶渊明诗作《饮酒》中的“忘言”境界就包涵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带给人们很多思考和启示。

《饮酒》（其五）诗中“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中“忘言”就其思想来说，当源自于庄子，“辩也者，有不辨也，大辩不言”，[1]“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1]诗人由“欲辨”而达“忘言”，体现出陶渊明的人生境界和对自然、生命的哲思。

一、“忘言”所展现的陶渊明的人生境界

陶渊明的生命境界，专家学者对其有许多研究和评价。陈寅恪先生认为陶渊明“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2]南宋陈模称道陶渊明“胸次洒落”；[3]清人钟秀论陶渊明首称“洒落”；稍晚于钟秀的毛庆蕃也赞叹陶渊明为“素怀洒落，逸气流行”，洒落展现了一种澄明、淡泊和旷达的心境；戴建业就认为,《饮酒》中陶渊明的精神已超然于现实的纷纭扰攘之上，其生命的超然，已摆落了世俗羁绁后那种超脱的人生韵味。

当然，对“忘言”境界的分析不仅仅要结合文本，甚至尽可能还原到陶渊明所处时代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去感受和体味，还要尽可能去研究陶渊明的生平经历、文化底蕴以及他人生处世的体验怎样去影响了他生命存在和思想境界。

陶渊明所处时代政治动荡、战乱不断，王恭、桓玄等人叛乱、农民起义军与刘裕官军的多次战争等等。陶渊明的家乡江州寻阳郡就多次饱受战祸，陶渊明本人即在桓玄手下做事，后来又担任过刘裕将军的参军。少时就勤读诗书，胸怀济世抱负的他对政局与乱世应有很深的感触。陶渊明从29岁起任州祭酒一直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其间时仕时隐共13年时间。陶渊明自己把出仕的原因归结为“家贫”，但就其后来的诗作和其所受教育、文化底蕴来说，他青年时期慷慨济世、渴望建立功业的志向应是他几次出仕的重要原因。陶渊明后来的归隐田园不仅仅是对时局的悲观，更主要的是陶渊明的个性气质“不堪吏职”，“性本爱丘山”。在辞彭泽县令归隐田园，亲身躬耕劳作后，陶渊明将自己求取功名的生命经历视为“迷途”、“心为形役”，宁愿固守贫穷，亲身劳作也不再接受出仕征辟。受庄子“任其性命之情”影响而决定“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4]不再为外物所役使，真正走向“人生的自得与自适”、生命的圆通与豁达。

《饮酒》（其五）一诗应是在陶渊明归隐田园，躬耕多年后所作。这时的陶渊明精神已超然于现实纷扰之上，心体不受欲望所累，不滞于物。即使躬耕劳作亦不觉其苦，结庐人境，采菊篱边，看飞鸟归还，见悠然南山，诗中的境由心起。正是因为陶渊明不再为外物所役使，摆脱了一切世俗名利，心体不受欲望所累，不滞于物，诗人自己追求的本真状态，就在“此中”显露开来。陶渊明在大自然中生活，感受到自然的美好，领会到自然给予的启示，由此得到人生的真谛，不必亦无须用语言来表达。见南山俊秀、飞鸟相还，诗人由“欲辨”而达“忘言”，真正通过田园生活与自然朝夕相处领悟到生命的启示，走向生命的超脱，不拘于外物。这种人生境界正是与自然相和谐、感悟到天地万物自有其道，达到了一种旷达、自在、洒落、圆通的境界；这种“忘言”亦是诗人人生自得与自适的表现。

二、陶渊明身体力行地躬耕实践所达的“忘言”启示

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派，写了大量田园诗，与许多写田园诗歌的文人相比，陶渊明是真正融入到田园生活中，身体力行地躬耕实践，他将自己的生命真切投入进农耕生活，由此领悟到生命的启示。陶渊明这种身体力行地躬耕实践所达的“忘言”境界更能够带给人们启示。

中国历代都重视农事，古代文人不少出身农家，未出仕前也时常“躬耕垄亩”，儒家强调济世责任，这种情怀要求文人将“民生之多艰”表达出来，所以农耕诗多反映农事辛劳不易。如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二首》“粒粒皆辛苦”，白居易的《杜陵叟》“明年衣食将何为”；宋代反映桑农农事艰辛之作更多，如梅尧臣的《伤桑》“春野忽飞霜”、“冰蚕绝茧肠”，谢枋《蚕妇吟》“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范成大的《缲丝行》也有“缲车嘈嘈似风雨”等等。一方面农事劳作繁重，春耕秋收，要求人们按时令气节去奔波劳动；另一方面，人们还要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酷的自然灾害、突变的天气、恶劣的自然环境，严寒酷署的侵袭，干旱洪涝，虫灾病害，任何一样可能就使得从事劳作辛苦大半年的人们损失惨重，甚至有时候颗粒无收；再加上官僚弊政对农事的负面影响和苛捐重税对人们的压榨，真正的田园生活从来都不像诗歌中描绘的那般美好。农作之苦、课税之重，使普通的劳动人民一直都生活在贫寒交迫之中。陶渊明早期就有了躬耕劳作的生活体验，他在农村度过了少年时代，家道中落后，家庭经济凋敝萧条。他自言为经济和生活所迫出仕为官，时而出仕，时而又“不堪吏职，少日解归”，躬耕劳作，糊口度日过着粗茶淡饭的贫苦生活。陶渊明在这种穷困与显达、贫苦与富足的人生境况中犹豫、烦扰、纠结，最终选择了身体力行地躬耕劳作，回归田园，不得不说这是陶渊明对生命境界有所明悟后的抉择。

中国最早以文字记载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有大量描绘农事生产场景的诗作，农事生产是古时人们生活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魏风·十亩之间》描绘了从田间劳作即将结束的闲逸到结束后采桑女们结伴而归的欢快情景。“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农事劳作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明丽欢快的色彩；“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辛勤劳作在这里被赞美；“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人们在艰辛的劳作中期盼未来的收获，而这种收获当然是喜悦的。这些诗歌年代久远，作者、背景不详，我们可以从中略窥当时辛勤劳作的人们的生活和情感，但是缺乏个体化的辨识，很难真切地去感受他们的生命意识、思想境界。他们的喜悦、哀伤是概括的，是经过后人加工和选择了的。陶渊明躬耕田园从事劳作的人生经历却是具体的，不同于概括的表达劳作艰辛、或是劳动、收获的喜悦。他的田园诗有着更多的个体化特色，而其诗歌人生中所展现的“忘言”境界更是这种个体化的生命感悟和体验。

陶渊明个体化的生命感悟和体验是以一名有着儒道人文底蕴的、有着出仕和归隐经历的文人，而不是普通的农夫，以自己身体力行地躬耕实践贴近田园、土地，切实劳作，而不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田园风光流连欣赏。所以，陶渊明的诗不同于田者自歌，也不同于“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怀有政治抱负的或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文人诗作。所思所写只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是陶渊明日常田园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其诗歌平常的述说中，展现了一个宁静祥和而又况味悠长的世界。农事艰苦，从开垦、播种、插秧、锄草、施肥、除虫到收割、脱粒、晾晒、储存，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轮转，符合自然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的辛劳为了收获，更是为了生命的生存和延续。曾几何时，陶渊明为了生存而出仕，深知躬耕艰难不易；辞彭泽县令后，陶渊明在明悟所做选择代价的情况下，毅然与仕途诀别，将人生投入到田园生活中去，从此人生与繁重劳作为伴，耕作、收藏、染绩、缝衣、建房、酿酒、宴飨……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年年辛劳日子却过得贫寒窘迫，但是陶渊明的心境却平静、安宁、自然。陶渊明描述自己的躬耕生活“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豆田杂草茂盛，豆苗却是稀稀疏疏的。这种情况，一般农夫可能要焦虑担心收成，而陶渊明却欣然接受。“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一早起来就去清除杂草，月亮出来才扛着锄头离开。诗人不在意豆子丰茂与否，收成几何，劳苦也没被诗人放在心上，诗人的意愿就是“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能在田园安居，过着自食其力的耕种生活，即使贫寒困顿。但这适合陶渊明本性、也是他最终所选择的生活。

当然，陶渊明躬耕是以求食生存为朴实目标的，不同于衣食无忧之文人墨客在田园耕作中求获精神愉悦。耕作就是陶渊明的生活，耕作使人身体劳累，但他“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为了求食生存，诗人即使不太在意收成，但是也不能忽视耕作，完全不关心收成，所以陶渊明按照农作物的生长规律，遵照耕作要求，对作物悉心照顾。带着儒道文化的熏染，对自然生命成长的感悟，于田园耕作生活中，发现自我，感怀自然之道，予诗中发出心中所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被诗人所感悟到的“真意”，应是诗人由日常生活中所领会到的自然规律以及人生处世之道。万物自有其道，会意而忘言，不用说，顺心而行，终得人生的自得和自适。

三、陶渊明“忘言”境界启示的现实意义

陶渊明的“忘言”境界展现的是诗人生命存在的自由洒落，摆脱了世俗名利束缚，达到其生命的自得和自适。而这种“忘言”之境首先要求人们率性而为，顺心而行，不违本心，不忘初心。陶渊明“性本爱丘山”，在出仕为官“误落尘网中”之后多年，终于顺应本心回归田园。在儒家悲天悯人的入世情怀和道家旷达自适的出世态度中，陶渊明最终做了不违本心的选择，远离功名利禄，躬耕田园。于繁重农事中，于困顿的田园生活中自得其乐，胸怀悠然，而后见南山；随意而采秋菊，无心而见南山，这是陶渊明生命自适自得的情趣与情怀，是诗人精神无拘无束的自由和洒脱。由此可见，想要实现自我的超越，达到人生的更高境界，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率性而行，顺应自己的本心是重要的前提。

当然，陶渊明“忘言”境界之所以深受后世赞许更在于其言行顺乎自然，却又归属于人世伦理，超越世俗又充满了人文关怀。清代学者方宗诚认为：“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陶渊明精神中自然有亲近老庄道家思想的一面，将个体生命融入到生生不息的自然之中，与天地同体，万物合一，物我两忘，得意而忘言。这种亲近自然，把个体生命融入自然的情怀使得诗人在自然中感性地认识到万物自有其道，在某种程度上感悟到自然万物运行的自然法则，躬耕劳作更是应该顺应这一自然法则。不同于老庄的无为，甚至去追求寻觅“无何有之乡”，精神的“绝对自由”。陶渊明仍是立足人世生活，不违人伦情理，亲近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又对现实生活充满了人文情怀，悉心躬耕，志趣高远，旷达自适，心灵自在顺应本心而不任性妄为，洒落而不逍遥。陶渊明的“忘言”是采菊篱边，看飞鸟南山后，由自然美景到自我人生的感悟，诗人仍立足尘世、关怀尘世。

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变化，我们今天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高于陶渊明所生活的时代。物质生活更加丰裕，人们渐渐能够从繁重的田间劳作中解脱出来，也开始远离天灾、苛税的侵害，饥寒、贫乏、苦难对大部分人来说已成为遥远的民族记忆。但是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也使得人们工作繁忙，生活紧张，城市文明所崇尚的精致生活品质使得人们不断又有着更高的追求。这种对物质文明、丰裕生活的过度追求，使得人们渐渐迷失了本心，被外物所役使，甚至精神紧张，心灵不得自由。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过度崇尚物质文明不仅仅营造了一种崇尚世俗名利、财富，渲染强调竞争的氛围，而且不利于社会和谐，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更严重到为了经济利益，为了眼前自身利益罔顾自然规律，肆意破坏、污染自然环境，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和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消失，蓝天白云不再，珍禽异兽、鸟语花香也渐渐离我们远去。当有一天人们在生活中再也见不到古时文人笔下那清新明丽、恬静悠远的美丽自然时，甚至身处苍穹之下，雾霾蔽日，连呼吸都困难的人们的精神将没有寄托之所，心灵将无处安放，终日为生活，甚至生存奔波劳累，碌碌而为，自然更谈不上自我超越，达到心灵自由、生命自适的境界。

陶渊明诗歌“忘言”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人来自于自然，本来就应是自然的一部分，顺应自然规律，将个体生命融入到生生不息的自然生活之中，与天地同体，万物合一。这样才能认识到万物自有其道，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真正的自我，不违本心，不受外物所役使，去追求自己真正所需之物。明白自身真正所求，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和谐相处，如此才能于世俗生活中实现自我生命的自得和自适。

［1］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C]//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05.

［3］陈模.怀古录(卷上)[C]//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115.

［4］陶渊明.感士不遇赋[C]//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