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明，王丽荣

（1.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130024；2.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心理咨询在中国得以兴起与发展。在其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社会发展与人类福祉发挥着这一学科的独特作用。然而，就心理咨询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发展的现状而言，目前依然处于引进与模仿、学习与尝试的阶段，过多停留于引进、介绍、套用西方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方法，缺乏对中国心理咨询实践的反思与提炼，缺乏从东方文化的视角对心理咨询理论的探寻与建构。

东方心理咨询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虽然无法脱离对西方心理咨询理论的借鉴，但借鉴并不是简单照搬，借鉴的同时需要予以超越。东方心理咨询的理论建构，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心理咨询的理念与方法，因为西方的心理咨询主要产生于西方的文化与传统中，以西方人为考察和探索的对象，它无法解释和描述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东方人的心理现象。尽管东、西方的心理学家付出了许多努力，试图使产生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这种努力所得出的结论只能用“削足适履”来形容［1］。应当说，今天的心理科学尚未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适用全人类的“心理学”。心理学研究的文化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思潮为研究者所关注，成为心理科学自身发展的两大趋势之一。

这一发展特点启示我们，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建构，脱离不开对东方人心理现象的把握，因为任何一种现象的存在都有其文化的印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人们有着不同的兴趣和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些都影响到科学理论的建立和知识的表达、结构及原理。因此，即使是科学和数学理论也是有“文化性的”。也可以说，心理咨询的研究不能漠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人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的心理同样具有文化的属性，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其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等无不渗透着东方文化的特点。因此，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心理咨询理念，对于建构东方心理咨询理论及建构东方心理咨询模式具有重要的奠基价值。

一、汉语言中蕴涵的中国人的心理智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使人与文化融为一体的有效媒介。人类用语言创造出了文化，而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积聚下来的文化遗产，又通过语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语言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这也使得语言成为了解文化的钥匙，也成为解析中国人心理智慧的密码。《辞海》中将智慧解释为“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2］。可见，智慧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宽广的外延，它是人在活动过程中、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应对社会、自然和人生的一种综合能力系统。“心理智慧”则是人在应对社会、自然和人生的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调控的综合能力；心理智慧属于“实践性能力”的范畴，它不是某种具体的能力，而是人的综合性的、高水准的并达到自如境界的综合能力系统。而“心理智慧”作为人类文化历史经验的凝聚，同样会通过语言予以传承和发展。为何将“心理智慧”作为体现传统文化蕴涵东方人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载体？这是因为“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哲学最核心的表现形式。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曾在《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一书中，通过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他认为：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儒家、道家及佛家思想，与西方哲学有其本质上的差别。儒释道各家的哲人对其弟子所作的训诫，应当是一种“智慧”，并不是西方意义中的“哲学”［3］。西方的哲学是哲学家以某一种观念为基础，用辩证性的逻辑思维逐步推演出来的。因此，不同的哲学家可以根据不同的预设，发展出不同的哲学，不同哲学家对某一特定范畴中的事物所做的解释，会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所以，西方哲学是有历史的。与此相比较，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智慧”却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第九》），即做事不能凭空猜测主观臆断，对事情不能绝对肯定，不能拘泥固执，不要自以为是，也就是说，不要以先入为主的优先观念、固定立场和个别自我来认识事物。因此，中国古代哲人的观念可以保持在同一平面之上，没有先后之别，所以，智慧是没有历史的，任何人都无法写出一部智慧的发展史。中国哲人，其智慧常常是以“警世格言”等方式呈现出来，不需要对其核心概念给予清晰的界定，不需要检验其命题陈述的正确与否，却能够在大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中，以语言为载体洞悉事物内在的“道”。中国哲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说出不同的“警世格言”，这些语言可以通过成语、俗语、箴言、哲理故事等运用于现代人的生活之中，虽然这些语言也在不断地变化，但却是智慧的全部，也不断地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

为了探索中国人的心理智慧，为建构东方心理咨询模式提供客观依据，我们以语言为载体，通过对汉语成语、俗语、箴言及哲理故事的内容分析，去挖掘其背后蕴藏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破解其中体现出的东方心理咨询理念。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文字、口头及图像材料进行基于定性的定量研究方法。它能为开放式材料提供一种量化的途径，它可将非定量的信息转化为定量的数据，使研究达到最大程度的系统性和客观性，从而增强研究成果的精确性和可信度。具体做法是：首先通读语言材料（汉语成语、俗语、箴言或哲理故事），筛选出其中描述人的心理活动的词语或故事，为每一个词语或故事进行初次编码；然后，把编码后的词语或故事放到某一种类型中进行二次编码，并不断检查，以确保每个词语或故事在外部是独特的，而在内部则是一致的；最后，再用描述统计的方法来分析每个词语或故事所蕴涵的心理智慧的内容类别。

以《新华成语词典》［4］为蓝本，从其中的8 382条成语中筛选出444 条描述人的心理活动的成语，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类与概括，结果表明，在444个成语条目中，反映中国人生活智慧的成语共251条（属于心理调节类的成语有108条，属于心理适应类的成语有143条）；反映中国人生命智慧的成语共193条（属于修身养性类的成语有78条，属于品德养成类的成语有115条）。

以《中国俗语大辞典》［5］为蓝本，从其中的8 845条俗语主条目中筛选出1 002 条描述人的心理活动的俗语，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类与概括。结果表明，在1 002条俗语中，反映中国人生活智慧的成语共532条（323条俗语反映了心理调节的内容，209 条俗语反映了心理适应的内容）；反映生命智慧的俗语470条（属于修身养性类的俗语有290 条，属于品德养成类的俗语有180条）。

以《先秦七子箴言》［6］（先秦七子：老聃、孔丘、墨翟、孟轲、庄周、荀况、韩非）为蓝本，从其中的919条箴言中筛选出270条描述人的心理活动的箴言，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类与概括。结果表明，在270条箴言中，反映中国人生活智慧的有92条（61条箴言属于心理调节，31条箴言属于心理适应）；反映中国人的生命智慧的箴言共178条（98条名言属于修身养性，80条名言属于品德养成）。

以《中国古代哲理故事大观》［7］为蓝本，从其中的364个哲理故事中筛选出270条描述人的心理活动的故事，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类与概括。结果表明，在270个故事中，反映中国人生活智慧的194个（128个故事属于心理调节，66个故事属于心理适应）。反映中国人的生命智慧的170个（121个故事属于修身养性，49个故事属于品德养成）。

综合上述对汉语成语、俗语、箴言和哲理故事等的分析不难看出，中国人的心理智慧可归结为两大类：生活智慧与生命智慧（见表1）。而生活智慧又可分为“心理调节”和“心理适应”。“心理调节”主要体现为：改变行为、管理情绪、调整认知及磨炼意志；“心理适应”主要体现为：人际适应、社会适应及环境适应；生命智慧又可分为“修身养性”和“品德养成”。“修身养性”主要体现为：心灵净化和心灵和谐；“品德养成”主要体现为：人格完善和道德提升。

表1 中国人的心理智慧结构

二、中国人心理智慧的文化剖析

中国人经常说“人生在世”，所谓“世”就是我们生存、生活的世界，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社会存在，在中国古代这个“世”更多由“天”来指代。而生存、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的人，每天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由每一个“生活”的点逐渐汇流成“生命”的长河，这个生命的长河还会经由家族的繁衍持续发展开来。由此可见，人生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生活；二为生命。生活是人生的感受面，是当下此在的一个“点”，在生活的层面，凸显的是人们当下此在的感觉，转瞬即逝；生命则是人生的存在面，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汇集成的一条“流”，在生命的层面，人的生命存在与过去、未来都联系在一起，是为“生命之流”［8］。人之所以会出现心理问题，会感觉到自己不快乐、不幸福，其本质就是人的内在需求与外在现实之间失去了平衡，即生存着的“人”与人的外在世界不一致，因而导致出现了心理困扰。

强调和关注“生命智慧”，是中国人心理智慧的核心和根本，这与西方人更注重“生活智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虽然“人生在世”——人是世界活动的主体，但“世”却不仅仅是人活动的客体，它与人同在、与人同生，它也是人活动的前提和条件，“人”与“世”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状态。中国人之所以强调“生命智慧”的重要性，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因为“生命智慧”主要关注的是人性中的“精神性”层面；在西方，人们往往将自身的精神困扰交给上帝来处理，靠外在的超自然力量来拯救自己的灵魂；而东方文化则注重将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倡导通过自我修炼来达到自我完善及精神境界的提升，努力把先贤的美德与才学化为自身的习性。通过修身养性、品德养成使心灵纯洁，使本性不受损害，达到精神充实、道德至善的境地，通过自我反省体察，使心灵达到完美的境界。

西方人对“生活智慧”的偏执和东方人对“生命智慧”的重视，也源于东西方传统哲学的差异。西方传统哲学源于观察自然，崇尚的是纯客观、纯思辨；中国传统哲学源于观察历史，强调的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礼·中庸》）。客观说来，西方哲学长于知天，习惯用天理推究人文之理，例如用几何学、物理学、生物学、现代数学等自然科学模式论证社会。中国哲学则专于知人，习惯于用人文乃至人伦之理推究天理，把无限的宇宙有限化、人性化、政治化、伦理化、心性化、人事化，实际是借天道表述一定价值诉求。

通过生活智慧化解当下的心理困扰，获得生活的快乐，通过生命智慧着眼未来的人生，得到生命的幸福。将“生活智慧”和“生命智慧”相结合，才是中国人心理智慧的全部。中国哲学的核心是生命哲学，孔子以“仁爱”为基点，给个体的生命赋予意义，为群体生命指明方向，其仁爱哲学的具体体现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提出爱是生命的根源，也是生命的目的；张横渠则将儒家的生命目的归结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将孔子的仁爱思想推展到对天地的爱，对百姓的爱，对历史文化的爱及对未来万世的爱。而庄子的生命哲学更强调生命的目的在于心灵世界的开拓，“如果说，基督教的天国在天上，儒家的王国在人间，那么，庄子的天国是在心中”［9］。

生命的目的就是如何从种种欲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心灵的自由与和谐，以恢复生命的本真。生命的目的就是自己生命的不断创新。

将中国人的心理智慧归结为“生活智慧”与“生命智慧”，二者分别关注的是人的“生活感受”与人的“生命目的”。在人的生活层面，人们更注重追求感官愉悦等生活的快乐；在生命层面，人们往往会去追求一些比较恒久的价值，比如立德立功立言、亲情友情爱情等生命的幸福。生活意义一般与当下的成功有关，关注的是人性中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即我们获得了多少外在的东西，诸如金钱、权力、地位、美誉等，这可以带来生活的愉悦感、意义感；而生命的价值则一般与精神上的幸福有关，关注的是人性中的“精神性”，指的是我们内心对生命存在状态是否满意的评判，带来的是生命有价值的感受。

三、传统文化视野下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建构维度

世界上不只一种智慧，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智慧，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智慧，也正是因为中国有了东方智慧才使中华文明有了5000年延续的历史。东方与西方智慧之所以具有差异，就在于其构成的文化背景的不同，因而也构成了两者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结果。“东方智慧运用直觉思维，西方智慧运用逻辑思维；东方智慧以整体观为认识方法，西方智慧以局部剖析为认识手段”［10］。作为东方文化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强调整体、重视普遍的思维方式发挥作用，几乎不把个人看作是个体的存在，把社会、家族看作是一个整体，个人只是家族、社会的一员。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是我们建构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重要前提和基本原则。

（一）构建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基本原则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我们认为，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建构应考虑以下两大原则：

1.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建构，要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化”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就整体而言，其最核心的特征就是“以人为本”。在《尚书》中明确指出，“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即天地是万物之母，而人则是万物之灵。强调人在天地万物中的核心地位，使人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先秦思想家荀子曾将天地万物分为四类：“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也就是说，水火有气但没有生命，草木虽有生命但没有知识与智慧，禽兽有认知的功能但是没有礼义，而人有气有生，又有知有义，是万物中最贵重的。中国传统文化既非“以神为本”，也非“以物为本”，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东方心理咨询模式，其理论建构要着眼于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发展性，从人本身来探讨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统一性与合理性。

2.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建构，要体现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坚持整体观、变易观、和谐观和阴阳观的原则。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为相互联系的四个环节：整体观、变易观、和谐观和阴阳观。整体观是指整体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即把世界看作整体，视为一个系统，把人理解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关系的总和，表现为“天人合一”的观念，体现着普遍联系的原则；变异观是指灵活随机地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即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表现为“生生”的观念，体现着运动发展的原则；和谐观是指息争致和的思维方式，即认为均衡、协调是世界的本质，主张用“和”的原则处理一切事物，体现着矛盾调和的原则；阴阳观是朴素的对立统一观念，它把世界的本来状态理解为阴阳和合，阴阳互补是一切系统的基础，认为阴阳运化是万物“生生不已”的原因，体现着辩证矛盾的原则。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整体联系的观念，没有整体联系就谈不上运动发展、和谐有序和阴阳运化。因此，传统文化视野下的东方心理咨询，其理论建构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应避免机械论的倾向，以辩证逻辑为指针，强调心理咨询模式中各要素的同一与和谐。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和”轻“分”、崇“和”轻“争”、阴阳合和、生生不息的方法论体现在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建构之中。

（二）构建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维度

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建构，在遵循上述两大原则的基础上，还应考虑以下三大维度：

1.根据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倡导天人合一”的理念，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建构应引入生态维度，将人与社会、自然统一起来，克服个体与他人、社会及自然万物的疏离。

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作为天地万物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来研究的。它把客观世界作为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整体对象来理解，不仅反映在宇宙观上，也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从老子开始，就将宇宙与人类呈于一个整体之中，人类成了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整体思维，经过反复地升华、沉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

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最高价值理想的“天人合一”理念，其着眼点不只是讲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更主要的是从哲学上来讲人的终极存在，以价值观立论，提出人生的最高价值与终极意义在于实现与天合一。每一个个体都是天地大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体与他人、万物是不可分离的，“人不仅可以在自然——社会的生态系统中获得安身立命之所，而且可以获得‘死而不亡’的精神慰藉。因为个体虽然有死亡，但作为整体的社会自然系统是不会死亡的”［11］。这一观点意味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万物一体”的信仰中，人并非是与自然对立的个体，自然本身就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精神的依归，人可以在自然与现实的社会伦理关系中建立永恒的价值体系。因此，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建构要遵循“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注重用整体性的、主体性的视角去把握世界和解读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将东方心理咨询模式建立的目标定位于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将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关注点聚焦于解决人的心灵问题上。同时，以人与自然相通、相似、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为方法论，将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儒家以仁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融合起来，将个体的自我实现与道家所倡导的自然之“道”融合起来，将个体的自我实现与佛家所强调的大我融合起来，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状态，充实人的心灵境界。

2.根据中国文化“重伦理，倡导道德至上”的理念，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建构应引入价值维度，通过内省、修身、尽心、养性，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其中的“天”，不仅指作为自然规律和人的运命的“自然之天”，还包括“道德之天”，所谓“道德之天”就是直接与人的道德规则相联系的天。孔子一方面像对待“自然之天”那样承认“道德之天”的存在，而且对“道德之天”充满着比“自然之天”更庄严的敬畏。以此将道德的本源追溯到了天道，主张“天人合德”，而天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也是道德的本原。但“天道”是内在于人而存在的，是由人来体现或实现的，它对应的是“人道”，否则“天道”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意味着孔子对“道德之天”的敬畏并没有导致对人的地位弱化，孔子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够使道发扬光大，而道却不能光大人，既确定了人的核心地位，也确认了人是能自我完善的。儒家对“道德之天”的确立，使得道德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一方面，我们不能离开“天”而谈论人，人要保有对道德本身的敬畏，因为“天”就是人世间的道德规则，这是人的立身之本，能够建立起人心的秩序；另一方面，道德之天也是为人而存在的。只有做到了“尽己之心”就能“尽物之心”，然后“参天地之化育”，使得人自身与各种关系都得以和谐发展。

因此，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建构应引入价值维度，将人的价值通过认识自我、提升道德品质表现出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人生最高境界，使人的价值在与社会的统一中表现出来。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中，不仅是儒家，道家与佛家也同样提倡反省内求，提升自我，儒家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即只有自己的品德提升了，外物才会辅助你；佛家认为人的一切烦恼、痛苦皆源于自身，去除贪、嗔、痴之心，还自我以本来面目，提倡内省与反求诸己；道家主张要遵循天地万物的本性，不以个人的愿望去随意改造，要尊重自然与他人，使其按照自己的本性去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充分、完美的状态，也强调反省自己不干涉他物，因势利导。通过内省修身，做到尽心养性，才能提升人的道德精神，使个体的价值在整体的价值中体现出来。

3.根据中国传统文化“重家族，倡导家国同构”的理念，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建构应引入关系维度，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这就意味着家族乃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也是历代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有效载体。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庭是一个小集体，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由家庭到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的理念，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也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重关系的根本原因。从崇尚伦理的原则出发，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内圣外王”之道，即在政治上，要求实行“王道”和“仁政”，要以德治国。在个人修养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的内在修养、完善人格，以“圣人”为最高的理想境界。“为学”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因为“治国”与“修身”二者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为了“治国”就必须“修身”。只有努力进行内在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才能把国家治好。所以《礼记·大学》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按照儒家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个体还是作为人类，人的自我完善与人生幸福都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的，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仁”。《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仁，亲也。从人二。”从字源上分析，“仁”即意味着两个人或社会中的人，所以“仁”就是人道，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理，通过和谐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至仁义就是人生处世的最高理想。孔子的“仁”是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要“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而做到“推己及人”，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

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建构应引入关系维度，将和谐人际关系作为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以孔子的仁爱思想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的价值支点，将对“仁”的自觉追求作为东方心理咨询模式建构的目标之一。因为通过“仁”的内在修养，能够帮助个体形成高尚而独立的自我人格，从而达到“役物而不役于物”的自由境界。而人格高尚而独立的人，并非只是“独善其身”，同时还必须兼利天下，将“仁爱之心”按照一定的规范运用到社会生活中，进而达到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安宁。

［1］ 王丽荣.中国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创新的文化审视［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201.

［2］ 编辑委员会.辞海（中）［S］.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3209.

［3］ 弗朗索瓦·于连.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6.

［4］ 许振生.新华成语词典［S］.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 温端政.中国俗语大辞典［S］.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6］ 盖新肇.先秦七子箴言［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7］ 郝勇.中国古代哲理故事大观［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4.

［8］ 郑晓江.寻觅生活的意义与建构生命的价值——基于中国传统人生智慧视野的思考［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16－18.

［9］ 韦政通.中国的智慧［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219.

［10］ 李馨宇.东方智慧的现代性维度及其传承［J］.中国青年研究，2012（5）：46.

［11］ 赵载光.天人合一的文化智慧［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