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军

（1.延边大学 朝鲜—韩国学学院，吉林 延吉133002；2.延边大学《东疆学刊》编辑部，吉林 延吉133002）

韩国古人一向喜爱山水，据金富轼的《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新罗时期的花郎徒经常“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1］虽然这主要记载了花郎的生活与修行实践，但是也无意中表现了韩国古人与自然山水的亲近之感。与此同时，自崔致远以来的韩国文人也留下了大量的与山水相关的诗文。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韩国古代的山水游记却发生的比较晚，发展的也比较缓慢。即使就整个高丽朝来说，也只有5篇严格意义上的山水游记散文，即林椿的《东行记》、真静国师的《游四佛山记》、无畏的《达摩山记》、李谷的《舟行记》和《东游记》，可以说，高丽朝是韩国古代山水游记的发生与酝酿时期。只有到了朝鲜朝，韩国古代的山水游记才真正地发展起来。特别是朝鲜朝中期，其山水游记的创作更是蔚为大观，甚至出现了可与中国相媲美的山水游记作品。朝鲜朝中期的山水游记不仅数量多，且质量普遍较高，他们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产生了很多各具特点的作家，也创作了大量各具特色的山水游记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廷龟和他的山水游记作品。

一、李廷龟及其山水游记

李廷龟（1564—1635），字圣徵，号月沙，宣祖朝登第，典文衡，曾官至左相，谥号文忠。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三一）》记载，李廷龟“为文章，虽高文大册，操笔立成，似不经意而出，辄脍炙人口。”［2］李廷龟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编为《月沙集》。李廷龟不仅诗歌的写作水平很高，文章的写作水平也非常了得，与张维、李植、申钦并称朝鲜朝中期“月象谿泽”四大文章家。

山水游记是李廷龟文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有特色和最能彰显其文章写作水平和技巧的部分。李廷龟直接创作的山水游记散文有11篇，即《游金刚山记（上）》、《游金刚山记（下）》、《游三角山记》、《游朴渊记》、《游千山记》、《游角山寺记》、《游医巫闾山记》、《游松岳记》、《坡州山城记》、《游花潭记》、《游曹溪记》。再有，在李廷龟创作的《亭阁记》中也有意地写下了各地的山水圣境，其中包括《重修丰沛馆记》、《镇南楼记》、《阅云亭记》、《爱闲亭记》、《月先亭记》、《松月轩记》、《最乐堂记》、《秋香堂记》、《游道峯书院记》等，也可以算作其山水游记的一部分。另外，在李廷龟创作的个别诗歌序文当中，也有一些对于所游之地的记录，如《游西岳庙并序》。李廷龟的山水游记，不仅描写金刚山、三角山、朴渊瀑布等国内的名山大川，还因为其作为使者游历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所以也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名胜的记游散文，如《游西岳庙并序》描写了当时中国广宁镇西岳庙（今辽宁锦州北镇）附近的山水，《游医巫闾山记》描写了今辽宁境内的医巫闾山，《游千山记》描写了今辽宁鞍山境内的千山，等等。

二、李廷龟对于韩愈的接受

李廷龟的诗文创作与其前人一样，受到了中国的强大影响，自觉地吸收中国古代的优秀创作经验，并化为自身文章创作的技巧，这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当然，具体到山水游记，李廷龟则明显受到韩愈的影响更大。

早在三国的新罗时期，韩国就开始接受唐朝文学的影响，韩愈及其诗文也应该随之传入，但遗憾的是，直到高丽朝中期，我们才在一些文献上发现韩愈的名字。林椿在《汉阳吴贤良世才见访，以诗谢之》一诗中写道：“大历能文士，昌黎与皇甫”［3］211，这是韩国古代能见到的最早关于韩愈的名字，然后又说韩愈“奇章声大振，一日传区宇”［3］211。在《次友人见赠诗韵》中，林椿还写道：“昌黎死后无人继。五百年来见古文”［3］230，可见，林椿很是赞赏韩愈，但是他应该对于韩愈的认识并不是很深，因为韩愈虽然出生在唐朝的大历年间，但是其文学活动却主要是在贞元、元和时期。李奎报在《唐书杜甫传史臣赞议》一文也说“非必待昌黎诗之一句，然后益显者也”［3］518，给予了韩愈很高的评价。但是其后的高丽文坛却甚少提及韩愈，直到高丽后期，李齐贤倡导古文，韩愈才逐渐深入韩国古代文人心中。正如郑道传所言：“近世大儒有若鸡林益斋李公，始以古文之学倡焉。韩山稼亭李公、京山樵隐李公从而和之。”［4］522因为有了李齐贤的倡导，李谷、李穑等高丽后期文人的诗文之中多次提到韩愈，但是，他们对于韩愈散文创作技巧的掌握并不是特别娴熟。只有到了朝鲜朝，特别是15世纪后半期之后，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以及很多韩国古代文人的提倡，加之当时朝鲜朝世宗大王对于韩愈的提倡并使之成为科考的内容之一，韩愈散文才真正在朝鲜朝盛行起来。如在《朝鲜王朝实录（9）》中记载：（世宗）“命赐《通鉴训义》、《性理群书》、《近思录》、《通鉴纲目》、韩文、柳文、《通鉴节要》、《集成小学》、《丝纶集》各一件于清州乡校，令生徒习之。”［5］在《朝鲜王朝实录（13）》中还记载：“盖今文科初场讲经之时，《四书》、《五经》外，如韩文、柳文等书任意试讲。”［6］同时，朝鲜朝国王甚至还就古文与徐居正进行过探讨，“上谓知事徐居正曰：‘后世文章，如古文乎？’居正对曰：‘古人有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者，文章之盛，莫如三代、两汉，东汉又不及西汉。后世文章之盛，莫如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苏轼。’”［7］可以说，正是从上至帝王，下至很多文人的提倡，韩国的散文创作才真正地达到顶峰。当时的很多文人都力推韩愈的文章，成俔在《文变》一文中说道：“而革累代对偶之病，为一世风雅之正者，独昌黎一人而已……庐陵倡为古文，三苏踵而随之，其针文之病，救世之功，与昌黎无以异也。”［8］同为朝鲜朝中期文章四大家的李植、柳梦寅、张维都在文章中赞赏过韩愈及其文章。如李植在《作文模范》中写道：“韩文，文之宗，不可不先读。七八十首抄读，若得臭味，仍以为终身模范可也。然末学之得力者少，不可专为归宿，如诗之杜诗也。”［9］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廷龟的散文创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韩愈的影响。

李廷龟很早就开始接触韩愈的诗文。如赵翼在《行状》中所写，“九岁，读唐诗抄及韩诗”，“十一岁……又作拟《原道》”［10］449，这说明李廷龟对韩愈的诗文非常喜欢，有很深的研读，甚至拟作艰深的古文《原道》。甚而对唐代的文章都非常的推崇，他说：“秦尙诈力，汉尙事功，东京之节义，晋家之淸虚，唐以文章，宋以仁厚，其无得失之可议欤。”［10］78“论唐之大家，必称李、杜、韩、柳”［3］76所以，在写文章方面，李廷龟一直是向韩愈学习。很多人，甚至包括当时中国的一些文人都认可了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比如，朝鲜朝文人崔有海说李廷龟“文则理彻鲁论，气夺韩苏。”［10］572所谓“气夺韩苏”首先就要求对“韩苏”的文章有很深的理解，并努力学习之。而明朝崇祯甲戌（1634）科进士，后来担任过明朝御史的陈昌言在与李廷龟的诗歌唱和中更是直接写道：“闻说仙官李月沙，居然海外一名家。文章有格宗韩愈，气节无双识孟嘉。”［11］很显然，陈昌言看到了李廷龟文章与韩愈之间的关联，并认可了李廷龟这方面的成就，然后才能在诗歌中如此称赞他。那么，李廷龟的山水游记与韩愈山水散文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其掌握和运用韩愈文章写作技巧的程度如何呢？

三、韩愈与李廷龟山水游记的比较

韩愈的古文及其成就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的影响都非常大，他的山水记游散文虽然也是古文中的一部分，但是却甚少被提及，数量也不多，只有4篇，分别是《燕喜亭记》、《新修滕王阁记》、《记宜城驿》和《送廖道士序》。然而，韩愈与李廷龟两人间的山水记游散文却有很多关联，有很强的可比之处，对两人之间山水记游散文的比较，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直观地发现他们在背景设置、描写手法、语言艺术等方面的异同，还可以发现韩愈的山水散文在韩国，甚至整个东亚山水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选景设置

韩愈的山水散文所选之景多是名胜古迹，并将其放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上来描述。这一方面在时间上增强了所选景致的历史厚度、知名度；另一方面在空间上则展示了所选景致的规模、气势。如在《新修滕王阁记》中，一开始作者就写道：“愈少时则闻江南多览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13］72其中，“江南”写出了“滕王阁”的背景广度，而“少时”则写出了它的知名度。《燕喜亭记》更是以王宏中的足迹为线索，笔锋所至，由西北到东南纵横几千里，最后才写“衡山之下”的燕喜亭。李廷龟所写的山水比韩愈多，所涉之景更是包含中韩两国，因此，他在选景上没有韩愈那样多的限制，但是在山水的时空背景的设置上却与韩愈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其著名的《游金刚山记（上）》中的第一句为：“余少也，多游国中名山。独于关东，迹不及焉”［10］124，这与与韩愈《新修滕王阁记》的第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游朴渊记》中，李廷龟写道：“吾东方故多名山水，而论瀑之雄，则必称朴渊。”［10］130显然，这样的写法就将朴渊瀑布置于众多韩国的山水名胜之中，并进一步增加了其本身的地位和独特性。《游医巫闾山记》中则首先写道：“丙辰之冬，余三赴京师。沿途诸胜，皆昔年所饫观，独医巫闾，是北鎭名山，常有意一见。”［10］133“常有意一见”而独不见，也使读者被不自觉地吸引过来。可以说，从山水的背景设置这一点来说，李廷龟很得韩愈的手法三昧。当然，李廷龟并没有完全被韩愈所局限，而是在不同的游记作品中有所变化，有的甚至是直入主题，给人以青山秀水扑面而来的感觉，其《爱闲亭记》中就是如此。

（二）叙述手法

韩愈很少孤立地描绘某一处景物，而多是在交代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过程中自然完成。李廷龟吸收了韩愈的这一手法，并运用到了他的山水游记创作之中。所以，他写山水游记一般首先要交代其游览的始末，详细记录其行程。试看下面两个例子：

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吾忧；系官于朝，愿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阳，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过南昌而观所谓滕王阁者。其冬，以天子进大号，加恩区内，移刺袁州。袁于南昌为属邑，私喜幸自语，以为当得躬诣大府，受约束于下执事，及其无事且还，傥得一至其处，窃寄目偿所愿焉。至州之七月，诏以中书舍人太原王公为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洪、江、饶、虔、吉、信、抚、袁悉属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愿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罢行之。大者驿闻，小者立变，春生秋杀，阳开阴闭。令修于庭户数日之间，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吾虽欲出意见，论利害，听命于幕下，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12］72！

还自金刚，余怀悄然不乐，眞唐人所谓岘山回首望，如别故乡人者也。经年礼部，接应文墨。益不适意，连上三章乞解官。孤坐书室中，门外忽有剥啄声。问之，乃重兴老释性敏，沙弥天敏也。性敏，余空门友也，约游三角素矣。有书曰，山中霜晩，枫叶正酣，过数日则衰矣，若有意来访，毋失此时云。余方遐想蓬莱，飘然有御风浮游之意，得此书，意不自制，卽理屐戒行，顾独行殊寂寥。正想间，申丈子方适有书至，余覆书曰，山僧邀我赏枫菊，我今行 矣……［10］128

上面两处引文分别是韩愈《新修滕王阁记》和李廷龟《游三角山记》的开头部分，可以看出，其中多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因官身所累以致无法随心所欲地游山赏水，文章的开头都是在叙述这次得以出游的契机，然后再长篇描述游赏的过程，不必刻意点染山水，但是滕王阁的胜景，三角山的美丽却在读者跟随他们游历的过程被深深地印在了头脑之中。同时，他们的文章又同样采用了“侧写”与“正面铺张”并重的手法。比如，韩愈在写滕王阁时，并没有直接写它有多美丽，而是先写自己的夙愿，但是自己“系官于朝”，无法真正观览，最后因为“移刺袁州”，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以至于“私喜幸自语”。这就使得我们不自觉地陷入了作者所设置的迷雾之中，并尽情地想象它的美，然后作者才正式写它到底美在何处。李廷龟也是如此，先写自己为官所累，每天面对的都是“文墨”，然后有空门之友邀约自己游览三角山，并通过“书”中“山中霜晩，枫叶正酣”的描述来勾起读者无尽的遐思，最后才是作者的亲身游赏。

李廷龟的文章架构多有向韩愈学习之处，但是，他们对于具体景物的描绘却又颇有不同。韩愈散文重在“说明”，对景物本身着墨不多，仅是粗笔勾勒，且多是“情不入景”。例如，前文所引的《新修滕王阁记》中有将近一半的文字是在介绍新修滕王阁的原因和准备情况，其中虽有“大者驿闻，小者立变，春生秋杀，阳开阴闭”［12］72等语，但是不能从整体上改变其“粗笔勾勒”的性质。在《燕喜亭记》中，虽然运用“白描”手法勾勒景物之处看似不少，但也只占全篇的三分之一。另外，韩愈文章中的情和景往往是分离开来的，他的山水散文中的描写成分本来就少，即使是描写部分，也多是纯客观的，很少能看到作者主观感受中的自然，以至于在韩愈这里，景与人之情并没有直接关系，也少有寓意。虽然韩愈文章中不乏“我”、“吾”、“愈”等字样，但是读者很少能在其中感受到作者心灵的跳动，其议论也常常游离于景物之外。如《燕喜亭记》最后写道：“传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弘中之德，与其所好，可谓协矣。智以谋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遂刻石以记。”［12］217很显然，韩愈是借写燕喜亭而颂赞王宏中，但是却未免过于直露，而且和文中的景物描写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当然，韩愈这样的写作手法也可以描绘出景物的美丽，也不乏美的境界。

李廷龟则不然，他对于景物多采用精细描绘的手法，情景之间也能很好地交融在一起。李廷龟喜欢将自己心中美好的景物都化为具体的艺术美，因此，在文章中，他一方面将整体勾勒与细致描绘结合起来，创作出形、神、情皆现的美丽画面；另一方面还从形、神、音、色等各个角度入手，竭力表现出景物的立体之美。例如在《游金刚山记（下）》中的描写：“少憩弥陀庵。遂下鸣渊，深不可测，激湍射之，有声如瓮呼，晴天喷雪，白日鬪雷，阴閟神怪，恍惚不能俯视……今则小雨新霁，山光如刮镜面。万二千峯，无一点埃，呈奇竞姸，秀色可飡，枫叶红酣，不浅不深，如挼新染，此皆数十年来所未尝遇也。”［10］125其中对于“鸣渊”、“枫叶”无不是从各个角度的细致、铺张描绘。再如《游朴渊记》中对于朴渊瀑布的描绘：“至所谓朴渊。则两山中拆，若劈巨灵，天门呀然，为万古神宅。大石如剖瓮，有龙居之，深不可测，而淸如见底。盘石涌出渊中，水泻絶壁为长瀑，垂如白虹，澎湃吼怒，声震山岳，飞雪满矼，晴雷隐隐……时千层踯躅红映人，杂花被径，香气袭衣。人行画图中牛峯太守李国弼，设筵待之下潭边。遂与仁卿辈纵饮乐甚，黄昏扶醉，投宿云居寺。是岁甲辰三月云。”［10］130作者从山势，到瀑布之形、音等各方面描写得都非常细致，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最后的“纵饮乐甚，黄昏扶醉”则给人以酒不醉人而景醉人的感觉。如此一来，文章就实现了情、景之间的交融汇通，也再次从侧面表现了朴渊瀑布的极致之美。

（三）语言风格

韩愈是唐朝古文运动的领袖之一，虽是举着复古的旗帜，但是注重的却是创新的实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语言。对此，韩愈常常推举司马迁、扬雄，在《答刘正夫书》中，他说道：“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12］164柳宗元也说：“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14］548同时，韩愈还强调“词必己出”［12］162，“惟陈言之务去”［12］97，并以 此来摆 脱六朝骈文形式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李廷龟受韩愈的影响很深。首先，他也像韩愈一样主张师法秦汉，学习司马迁、扬雄的文章。对此，虽然李廷龟没有过系统的言论，但是在不同诗文之中都有过相关的表述。例如在《挽车佥正》中说道：“文法汉秦诗正始”［10］399，在《庚子春别试策题》中说道：“文章之盛。莫过于两汉”［10］76，在《芝峯集序》中则说道：“文如子长、子云，可谓大鸣千古。”［10］160于此可见，在文章写作方面，他也强调回到秦汉，回到司马迁、扬雄那里。其次，李廷龟也主张语言的创新，强调“绝不沿袭陈言”［10］158。从这两点可以看出，李廷龟关于创作语言的主张是积极向韩愈学习的，同时他还力求将这些主张化为创作的实践。当然，李廷龟的这种语言实践与韩愈也存在着诸多关联，但是他又能不囿于韩愈，往往根据描写山水的需要而有所变通。对此，我们可以将他们山水游记中的语言进行简单、直观地对比。

韩愈山水散文 李廷龟山水散文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12］72。世之言东国名山者，必曰金刚曰智异曰香山，而边山则不能甲乙于其间，未尝有绝特之名［10］138。骆山之麓，旧多名园，而箕城公子之第为第一。奥如也有林峦溪壑之趣，旷如也有都邑郊原之望，又有回岩曲屿层阶怪石佳木奇花之胜，入之使人神惊而魂爽，洞迷而径疑［10］121。丘荒之间，上高而望，得异处焉。斩茅而嘉树列，发石而清泉激，辇粪壤，燔椔翳［12］216。五岳于中州衡山最远，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12］262。翌日天明，余先起披衣，步上殿后小丘，四面山光，琼瑶烂眼，初疑夜来积雪［10］125。此驿置在古宜城内，驿东北有井，传是昭王井，有灵异，至今人莫汲……历代莫敢翦伐，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帅襄阳，迁宜城县，并改造南境数驿，材木取足此林［12］270。汉都士女凡有祷，必于此。至有宫人降香，岁时不絶云。岂山之灵异耶，抑丽朝尙鬼多淫祠。遗俗流传……天宇肃淸，星斗粲然，神境森严，凄神寒骨［10］134。

在上述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李廷龟山水游记的语言有很多向韩愈借鉴、学习的地方。他们都强调语言形式的创新，都在进行散文化的努力，但是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骈句。其所不同者在于：为了表现山水景致，李廷龟在描写山水时较多地使用了骈句，特别是四字句，这样的描写方式，可以使文章更具有节奏感，富于音乐美。而韩愈的山水散文中不仅有四字句，还比较善于运用三、五、六、七字句，散文化更加明显，使之更富于变化，但是又不影响文章的整体感，甚至是更有气势。另外，韩愈还比较喜欢征引典故，即使是对于某一具体景物进行描写的时候也不忘记追溯其历史渊源，甚至有以此代替对景物进行描述的趋势，其代表就是《记宜城驿》。而李廷龟的山水游记中则少了很多，更多的是对景物的简洁、生动、形象的刻画。

当然，上面的比较只是韩愈与李廷龟的山水游记中比较主要的方面，其他可比较之处还有很多。就思想方面而言，作为当时两国政坛和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崇尚儒学，排拒佛老。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上书宪宗《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12］81为此，甚至引得宪宗大怒。李廷龟虽不如韩愈激烈，但是也有“唯知师法程朱，他说非所学也”［10］449之语。虽是如此，但是他们都很注重游山赏水的过程，注重文章本身的营造，也注重其中所体现的性情。所以，韩愈在能游览滕王阁时，才有“私喜幸自语”之感。而李廷龟则在游医巫闾山时，其疾病才能霍然而愈①《游医巫闾山记》：时余久苦泄痢，从者迭谏不听。副价柳老泉，病不偕行。书状官张自好曁从者七人随。穿市出城。行十余里，密树荫路；平绿被野；淸晨倚骡坐，意爽然忽觉沈痾去体。，并在《爱闲亭记》中论“闲”：“夫所谓闲者，无事而自适之谓。人必自闲而后人闲之，役志于闲，非真闲也。物之闲者，莫鸥若也，飞鸣饮啄，自适其性，非有意于闲，而见者闲之。夫岂自知其闲哉，此五峯之言所以发也。虽然，闲公物也，惟爱者能有之。苟不爱焉，则虽处烟霞水石之间，其心犹役役也。”［10］118在这里，李廷龟论“闲”，实际是在说自己不得闲，无法做到海鸥一样“自适其性”，李廷龟的游山赏水及其相关创作更像是对于生活和工作的调剂，并以此来满足或补偿自己为官场所累的心理。从这一点来说，李廷龟的山水游记是最能体现其性情的文章，以致朝鲜朝的宣祖也称赞“其文章，写出肺肝，酝藉典重。”［10］470

四、结 语

作为朝鲜朝中期的“文章四大家”之一，李廷龟的游山赏水处于中韩两国文人士子的相关行为的影响之下，他的山水游记也处于两国文人的相关创作传统之中，而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则是韩愈，这一点从山水游记中的背景设置、叙述手法以及语言等各方面都可以有所体现。但是李廷龟也没有简单地进行模仿，而是有所变通，使之更为适合自己创作山水游记与表达性情的需要。同时，李廷龟的山水游记创作虽然没有真正超越韩愈，但是却怀有一颗超越的心，所以才能活用韩愈山水散文的各种技法。而韩愈对于朝鲜朝中期重要文人李廷龟的影响也说明，韩愈散文的力量已经跨越了中国的疆域，对韩国，乃至东亚的散文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究的地方，只有如此才能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在古代汉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

李廷龟的山水游记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在当时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影响了当时和后来文人的相关创作，这在柳梦寅、张维等人的山水游记创作中都可以发现，因此他的山水游记也成为本国传统的一部分，也是朝鲜朝中期山水游记创作高峰的一个重要标志。

［1］ ［韩］金富轼.三国史记［M］.首尔：瑞文文 化社，1980：78.

［2］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34）［M］.首尔：探求堂，1970：593.

［3］ ［韩］韩国文集丛刊（1卷）［C］.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96.

［4］ ［韩］郑道传.陶隐集序［A］.韩国文集丛刊：6卷［C］.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96.

［5］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9）［M］.首尔：探求堂，1970：407.

［6］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13）［M］.首尔：探求堂，1970：71.

［7］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15）［M］.首尔：探求堂，1970：496.

［8］ ［韩］成俔.文变［A］.韩国文集丛刊：14卷［C］.韩国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96：531.

［9］ ［韩］李植.作文模范［A］.韩国文集丛刊：88 卷［C］.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96：518.

［10］ ［韩］韩国文集丛刊：70 卷［C］.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96.

［11］ 陈昌言.奉呈大元辅老先生月沙台下［A］.韩国文集丛刊：69卷［C］.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96：297.

［12］ 韩愈集［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

［13］ 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A］.柳河东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