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玉芹

（盐城师范学院 社会学院，江苏 盐城224051）

卜凯（John Lossing Buck），农业传教士，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完整理解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必须从卜凯开始，因为卜凯不仅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善的资料，并且他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1］因此，学术界对卜凯的研究大多集中他对农村社会调查和农业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盛邦跃：《对卜凯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再认识》（2001年），叶公平：《卜凯的中国农村调查》（2007年），殷晓岚：《卜凯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学的发展》（2002年），岱峻：《卜凯和他的农经学派》《书屋》（2012年）。，但关于他对中国农业教育的贡献却缺乏系统的认识和整体的把握，正如杨学新在总结卜凯研究时所提出的“只注重了他在中国农村和土地利用调查方面的成果，而忽视从整体上去剖析，如他在中国所进行的农业推广与改良，他的农业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以及他1944年回国后对中国农业经济状况的研究”［2］。鉴于此，本文就卜凯对近代中国农业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卜凯的全面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卜凯为农业传教而来华

卜凯1890年11月27日出生于美国纽约达彻斯县（Dutehess County）的快乐谷（Pleasant Valley）一个农场主家庭，父母亲都是基督徒，父亲是当地长老会的长老。幼时的他“通过阅读父亲常常订阅的农业报刊，对科学农业或称改良物种产生了兴趣”［3］2。基督教农民家庭的耳濡目染，使他从小乐于助人，对农业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进入了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系统学习了昆虫学、病理学、植物学、农场管理学等有关农业科学和农业管理方面的学科知识。大学毕业时，他申请到美国南部长老会派往中国进行农业传教的名额，从而成为美国海外农业传教士的一员。

农业传教士（Agricutural Missionary）“是指在基督教会资助下进行的农业和乡村服务活动的一批传教士。”［4］作为一个特殊的传教群体，“他们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一方面从技术上帮助农民提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提供指导，使之过着更丰盛的生活”。1915年卜凯带着使命和憧憬来到中国，先到南京学了几个月的汉语。1916年2月来到了位于安徽的南宿州（今淮北宿县）传教，这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小乡村。面对恶劣的生活条件，他不仅没有气馁，而且觉得在落后的农村通过改良和推广工作的方式，可以使基督徒农民更加支持教会的工作，非基督徒农民参加基督教学习。他说“农业是传播基督教福音和广交朋友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5］。

卜凯在宿州农业推广过程中，看到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很多是文盲，无法读书阅报，无法接受新技术，他开始认识到传教士在进行传教、改良种子、推广技术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农业教育。他身体力行，招收学员，在宿州开办短期培训班，撰文“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开展农业教育”［6］；他还向教会建议“中小学引入农业教育的可行性计划”［7］，然而教会经费有限，而且当时教会更多的是期望农业传教士能真正帮助农民解决改良种子、推广农业技术、增加产量，最终解决饥饿问题。因此他的建议遭到教会拒绝，据赛珍珠（Pearl Buck）回忆：“一个忧愁的晚上，当这个问题似乎无法解决的时候，我建议说最明智的计划可能是首先发现关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的事实。”［8］也许正是赛珍珠的话更加增添了他对长老会传教方式的怀疑，与其与教会徒费口舌，还不如用中国农村的现实说话，不如用中国农村的教育数据说话；与其由外国人直接进行农业推广工作，还不如尽快培养掌握农业知识和农业技术、有敬业和献身精神的中国人。1920年，适逢他的康乃尔大学校友·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思娄（J.H.Reisner）邀请他到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从此卜凯与中国农业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卜凯视野中的中国农村教育

卜凯到金陵大学后利用授课之余，带领学生着手调查中国农村状况，其中教育是其调查的一部分。他通过先后两次分别对2 866 农户和38 256农户的调查，获得了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的第一手资料，由此了解了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提出了解决农村教育的对策。

（一）中国农民教育费所占比例极低，受教育农民极少，教育极不平衡

卜凯所调查的2 866农户里面，受过教育的不到一半，北部与中东部比较，差别很小。然而各地方比较，差别颇大。江苏江宁县没有受过教育的，只占5.9%，而浙江镇海县，没有受过教育的竟然占到98.5%。受过教育的农场主，所受教育的时长平均为4.1年，北部稍长为4.3年，中东部较短，只有3.9年。佃农所受的教育年限较短，实际上大概有3／4的佃农从未受过教育。自耕农受过教育的差不多占总数的一半。受过教育的佃农，其所受教育的年限只有2.9年，而自耕农约为4.3年。自耕农的教育水平远远高于佃农。有70%的7—16岁的儿童没有受过一点点教育，只有1／3的农家，有1—2个儿童教育费的支出。

卜凯所调查的农户，基本上还属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富裕户［9］。但就我们所论述的主题“教育”而言，从另一方面更是证明了实际农村受教育的人数比这个更低，农村失学儿童更多（见表1）。

表1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农民教育现状调查表

续表1

以上是20年代初期的调查，30年代初期教育形势并未有任何好转。整体上来看，教育水平仍是十分低下，女子比男子入学率低，女子比男子在校时间短，中国农村重男轻女思想在教育方面表现明显。“农业人口之教育甚为低落。7 岁以上男子，入学校不及5%，女子只2%。其已受教育者，男子平均在校4年者占3%，女子平均在校3年者仅1%［10］19。南方教育及识字程度比北方高，因为北方农人较为保守，但是南方7岁以上女子不识字的还有98%。

表2 稍受教育者所受教育之方式及其平均在校之年限，包括在外人口

（二）新式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女子所受新式教育强于男子

“教育不普及的地方所受教育多是新式教育，女子所受新式教育强于男子。”“女子受新式教育者占64%强，男子占30%弱，凡较为进步之家庭，必遣其子女入学，且因其开明，故必选新式教育。”［10］510。从这里我们看出新式学校倡导男女平等，女子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但农村新式学校寥若晨星（见表2）。

（三）教学内容陈旧，对切实提高农民生活毫无实际帮助

“乡村学校差不多完全是北宋古书的旧式私塾，这种学问对于农人实际生活上，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尤其是他们读书时期只有2—3年，出了学校门，他们幼年所认识的几个字，差不多都要忘记了”。而且“普通农人都不能看书阅报，所以实际上依然还是文盲。而在美国，购买书报的费用，也是农家一笔重要的开支，中国则绝无这笔费用。”［11］541，“旧式私塾只强调背诵，对农人的日常生活毫无用处”［12］。

卜凯认为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低的原因：“一是人口的压迫，一是教育的幼稚。”［11］558将来即使人口得到控制，经济有所改善，但如果不重视农村教育，农村还是不能健康发展，所以在灌输实用知识的同时，还要加强品性习惯教育。“除非农民的教育已经有了进步，否则就是收入增加，这种多余的金钱，能否用于改进生活方面，仍然还是问题。教育不同时改进，则所增加的收入，每易用于鸦片、赌博、种种不良的嗜好上去。”［11］559中国农民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与外界的沟通很少。所具备的农业知识农业技术主要是靠口耳相传，以经验为主，“种地不要学，人家怎么着咱怎么着”，卜凯认为这样的农民心态，势必造成农民孤陋寡闻，愚蠢无知。要解决这样的状况，只有“普设乡村学校，实施强迫教育”［11］599。

在20世纪20年代，卜凯在教会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敦促教会支持中国农业发展（agricultural development）和农业教育（agricultural education）［13］170。卜凯深知要在农村设立农业实验场，要在农村创办农业教育机关，首要任务是解决师资问题，即必须培养中国的农业专门人才。一方面使他们具备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一方面要动员这些人才深入农村，带领农民摆脱贫困，提高精神生活，最终实现农业传教士基督化中国乡村的目的。这些通过亲自调查的教育数据，使他更加认识到他所在的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培养人才中所担负的使命。

三、农业经济系平台下的人才培养

1920年，金陵大学农林科成立农业经济系，这是我国最早的农业经济系。卜凯应邀任教，是该系唯一的老师。卜凯最初讲授农业经济学、农场管理学、农村社会学等课程。1921年秋他担任新成立的农业经济系的主任，对该系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模式等进行了努力探索和不懈实践。他一方面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教学科研推广一体化的培养模式，一方面又从我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实际出发，培养了大批多层次的高素质的农业专门人才。

（一）优化课程设置，制定培养方案

农经系学生入学后所学课程除一二年级必修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社会、经济、会计及等课程及一般农业课程如农业概论、植物、动物、作物、土壤肥料、园艺等课外，主要课程还有20余种，其中必修课有：农业经济学、农场管理学、中国农业史、农业统计学、农产贸易与运销合作、乡村社会学、农业经济讨论、设计实习、毕业论文等；选修的课程有：农业经济地理、土地经济学、中国田制史及土地问题、高级农业统计学、高级农场管理学及本校文学院开设的有关课程。学制4年，采用学分制，主修课106学分，选修课24学分，副系课修满10学分（学生除农业经济系外，还可以选一个系作为副系）。每一学期平均修17.5学分，四年共需修满140学分。课程涵盖了古今中外，体现循序渐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放灵活的教育特色。农经系毕业的学生具有“广博的基础知识、广泛的农业生物科学技术知识和全面系统的农业经济专业知识，善于经济分析并具有农村调查研究的独立工作能力”［14］13。1920—1921年 只 有21 个 本 科 生，但1930—1931年时已经有169个本科生，即使战时也有118 个学生，占到整个金陵大学学生总数的1／4［13］181。

（二）自创与借鉴结合，编写农业教材

晚清至民初，中国仿照日本初步建立起现代农业教育的体系，各层级农校次第创立。然而，农学教育弊端百出，农学与农事实际严重脱离，农学与中国实际严重脱离，农业院校主要采用的是日本教材，聘请的大多是日本教师，教师教学流于理论，多脱离中国实际。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曾在金陵大学任教的沈宗瀚回忆他在杭州甲种农校学习时教师教授昆虫学多翻译日本笔记充当教材情景说：“余偶采虫问之，彼即以之与千虫图解对照，加以臆测，亦从未教余等饲虫研究，园艺教员授蔬菜课，则亦多迻译日文讲义数册，而未尝实地认识蔬菜，亦不调查栽培留种等方法”［15］金陵大学作为美国在华教会大学，所采用的教材也多是美国教材。卜凯刚来金大时主要讲授农业经济学、农场管理学，乡村社会学，主要采用的是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华伦（George Warren）教授编写《农场管理学》（Farm Management）教材。卜凯采用此教材讲授农场管理学两个学期之后，感到其内容主要针对美国大农场及其先进技术，不适合中国国情，决定根据中国农村实地调查资料编写符合中国国情的教材。自1922年开始，卜凯指导学生利用暑假返乡之机进行农家经济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多部教材和参考用书，如《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农业经济学》、《农场管理学》、《农村社会与组织学》、《农业统计学》等等。其中《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成为经典教材，是西方学者了解中国农村的主要参考资料。

（三）聘请与培养相结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是教学的关键，卜凯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延请声望卓著的外国学者任教。他认为：“聘请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人来农经系任教为系内最佳项目之一，他们能力强，精力充沛，又理解学生，此项任命有充裕时间及场所来组织其教学及科研工作”［16］，他利用金陵大学与康奈尔大学的合作计划，从1931——1938年，先后聘请了华伦（Stanley.Warren）、路易士（Ardron B.Lewis）·雷伯恩（John.Raeburn）· 霍德兰（Glenn Hedlund）·克特斯（Marshall Curtiss）和金克敦（D.F.King）等人到金大农经系任教，他们都是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这些专家大大充实了农经系的教学队伍。他们白天给本科生上课，晚上给教员培训，还带领学生做实验，传授最新的育种方法［17］100。农经系由当初成立时只有卜凯一位外国教师，发展为聘用外国教授人数最多的系。1930—1937年有19位外国专家学者到系参加工作。另一方面，选拔和派遣优秀的青年教师到美国研修学习。从1925年起，先后派到康乃尔大学学习的有徐澄、乔启明、杨蔚、刘澜涛、应廉耕、崔毓俊、沈宪耀和王立我等人；派到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有孙文郁；到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有潘鸿声；到明里苏达大学的有欧阳萍［14］28。

（四）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培养多层次人才

卜凯引进了美国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要求主要教学人员授课之余，都要从事一定的课题研究任务，教师将最新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和推广中，新的研究成果通过教育与推广很快就可以为农民所掌握，推广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很快反应到教学和科研中。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模式确立了现代农业教育和研究的基本范式。除了本科教学外，卜凯还带领广大师生先后举办高、初级农业人才培训班，培养农业经济和农村金融人才，如经济技术人员训练班、高级农业合作金融训练班、农贷人员训练班等。

（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倡社会调查

按农业经济系培养方案规定，凡读满三年的学生，必须自行选择题目，拟制表格，利用暑假时间实地下乡调查，所获材料的统计、分析、撰写论文都需要亲自实践，从而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能力。为编写教材，了解中国农村概况，卜凯亲自主持了两次重大的社会调查。

1921—1925年，卜凯指导学生对我国7省17个地区2 866个农户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范围及其广泛，包括土壤、气候、水利、交通、教育等，1930年出版ChineseFarmEconomy（《中国农家经济》）一书。芮思娄曾对卜凯在安徽南宿州的调查作过这样的评价：“所有重视农业及农村者长久以来对中国农业及农村生活的诸多真相皆感需要，可是，愈是真实的愈难掌握，但正确了解实际情况作为改进的依据是绝对必要的，为解决此项问题，以科学的农场管理及对所有调查资料经过严密的查对，在调查设计及资料搜集方面，卜凯教授作为长老会农业使团成员在南宿州农村的经验极有价值。这项调查是可靠的，皆在卜凯指导下全由其学生来调查……”［17］362。1929—1933年，卜凯再次组织了涉及我国22 个省168个地区、16 786个田场、38 256个农家的大型农村调查，1937年出版LandUtilizationinChina（《中国土地利用》）三大册（论文集、地图集和统计资料）。该书详细论述了中国土地利用的现状、影响土地利用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土壤使用中存在的问题等等，全面介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流通和农村人民生活程度，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的社会经济面貌。卜凯和他的学生根据调查所得，列举了16条重要的政策改良的建议，其中第七条明确指出“于各主要农业区域，如本调查所分之八大农区，设立农业实验场及农业教育机关”［10］21，通过调查，不仅让世界对中国的“偶然观察”得出的错误结论有了重新认识，而且也使得中国人对于本国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未来中国的农业专门人才学会调查统计方法，了解农村状况农业经济和农民生活程度，“这次调查的原意，是想使中国正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知道怎样去搜集关于中国农业状况的正确材料，目的不只限于材料之本身而已，并且还要使他们对于调查的方法也在同时能够熟练，使他们将来能为国家尽力于这种统计的事业。”［11］565

这些学生都学有所成，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没有在农村工作，但他们学会了卜凯所教授的农村调查方法，他们大多成为大陆和台湾农业大学的创办人，成为杰出的农学家，他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农业人才。

卜凯从1915年来华至1944年回国，在中国留下了将近30年的韶华。正如他的墓碑上所写“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对这片贫穷的国度，他从未后悔过来到中国。他本为农业传教而来，然而他却不满长老会直接深入农村传教的方式，在与农民交流、帮助农民改良作物品种、传授农业技术的过程中，提出了“传教士关注农业教育”“中小学引入农业教育的可行性计划”；他通过大量的农村社会调查，实地了解了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更加坚定了农业教育在中国的必要性，提出了“普设乡村学校，实施强迫教育”“加强农民品性习惯教育”等教育建议；然而，所有一切，如果没有农业人才都是空谈。为此，他借助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这个平台，在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培养目标诸方面，不懈努力，积极探索，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农业专门人才。他引进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培养模式奠定了我国农业教育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新模式。他带领学生搜集的资料以及其他实践经验不仅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地位，也促进了整个中国现代农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对我国新农村建设也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资源。

［1］ 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3）：118－124.

［2］ 杨学新，任会来.卜凯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农史，2009（2）：127－133.

［3］ John Lossing Buck.The following is an interview with D R.John Lossing Buck held at his residence at pleasant Valley，New York，on sept.21，1962，未刊.（转引自杨学新，阴冬胜.论卜凯在安徽宿州的农业改良与推广［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33（2）：136－140.）

［4］ Arthur L.Carson，Agricultural missions：A Study Based Upon the Experience of 236 Missionaries and Other Rural Workers［D］.A Thesis was presen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Rural Education in Graduate School of Cornell University，1931：1.

［5］ Randalle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 American Agriculturalist on Chinese Soil［M］.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66.

［6］ 卜凯.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开展农业教育［J］.密勒氏评论报，1918，2（6）.

［7］ 卜凯.中小学引入农业教育的可行性计划［J］.中国记录，1919（5）.

［8］ 岱峻.卜凯和他的农经学派［J］.书屋，2012（2）：15－24.

［9］ 侯建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J］.史学月刊，2000（4）：125－131.

［10］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41.

［11］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M］.张履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12］ John Lossing Buck.Chinese Rural Economy［J］.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30，12（3）：453.

［13］ Paul B Trescott.Jingjixue：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M］.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2006.

［14］ 刘崧生，刘葆金.中国农业经济教育史［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

［15］ 沈宗瀚.克难苦学记［M］.台北：正中书局，2003：29－30.

［16］ 金陵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七十周年纪念册（1921—1991）［Z］.南京：南京农业大学，1991：420.

［17］ John Lossing Buck.Fact and Theory About China's Land［J］.Foreign Affairs，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