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四平，潘 雯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国际传播学院，北京 100024)

余三定的《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以下简称《热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8月出版。全书分上、下编，上编为“宏观扫描”，下编为“个案论析”，两者既“分工”又“协作”，“提纲挈领”而又相当全面地揭示了中国新时期学术生态的状况。

一、新时期学术的面面观

《热点》虽然篇幅不大——全书不足30万字，但论述了新时期学术多方面的问题:“回眸中国新时期学术发展”“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关于反对学术腐败的讨论”“关于学术评价的讨论”等章论述学术的“学科”问题，“关于研究生教育的讨论”“关于‘学术大师’的讨论”“关于中学语文教材的讨论”等章论述了学术的“培育”问题，“《光明日报·理论周刊》本世纪最初三年评述”“《人民日报》‘走向繁荣·哲学社会科学60年’专栏综评”“2005年文学评论的热点”“论胡绳的治学精神”“许诺在‘文革’中关于真理无阶级性论题的探讨”“叶朗前期治学侧记”“郑欣淼的故宫学研究”“陈平原前期治学述略”“从学者自述看学术大师”“‘剧作就是文学’专题讨论综述”“‘文化自信与文艺创作’专题讨论综述”“评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史丛书》”“新时期学术规范建设的代表性成果”等章论述了学术的“本体”问题。

不过，《热点》又不是新时期学术问题的“汇编”。

首先，《热点》论及的问题都是新时期学术方面的热点问题，且是一些颇有“学术性”的问题。像“学术规范”“学术腐败”“学术评价”等一直都是新时期乃至当下学术方面的热点问题。这些问题本身也具有较大的学术含量，仅从“界定”方面来看，就具有相当大的“学问”。因此，就新时期乃至当下及整个学术史而言，探讨这些问题都是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的。

其次，《热点》所论及的问题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如“学术规范”“学术评价”“学术大师”“学术腐败”等问题，彼此密切相关:不仅具有“传递性”，而且具有“可逆性”。又如，学术的“学科”问题、“培育”问题、“本体”问题等，三者互为倚重、一脉贯通——只有弄清了学术的“学科”问题，才能知道怎样培养从事学术的人才和如何从事学术建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热点》一方面相当好地突出了“问题”本身，另一方面又相当完整地揭示了新时期的学术概貌。

第三，注重对学术问题的“梳理”。《热点》把纷繁复杂的学术现象进行了“有序化”的“梳理”，然后“提炼”出一个个问题，分章进行具体的论述。而对一些具体问题，《热点》既注重“分门别类”，如从“宏观”的角度将全书分为“宏观扫描”和“个案论析”两编，从“微观”的角度将两编分为不同的章节;又注重“归纳”“提炼”，例如，对于“学术规范”这一问题，学界可谓是“众说纷纭”，《热点》将“纷纭”的“众说”一一列出，然后进行论述，可谓“纲举目张”。

同时，《热点》善于抓住新时期学术的“关键词”进行论述。就学术的“关键词”而言，陈平原指出:“第一，通过清理各专业术语的来龙去脉，达成基本共识，建立学界对话的平台;第二，理解各‘关键词’自身内部的缝隙，通过剖析这些缝隙，描述其演变轨迹，达成对于某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洞察。”〔1〕《热点》大抵如此——抓住了新时期学术的一些“关键词”，如“学术腐败”“学术大师”“CSSCI”“酷评”等;并对其“来龙去脉”“自身内部的缝隙”进行了梳理、论述，如在论述围绕“CSSCI”引起的争论时，《热点》详细介绍了“CSSCI”的概念、最初目的、功能认识、运作机制等“基础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探析其背后学术评价机制的偏颇及其引起的对学术腐败的质疑，最后加以总结和建议，从而使这个关键词得到了清晰而又全面的展示。

此外，《热点》还善于通过对事实材料和学者观点的客观展示来对关键词进行论述，例如，在对“学术腐败”一词进行界定时，引用了各方面的学者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不同见解，并加以点评——最初陈平原采用“描述性界定”法将其与“官僚腐败”相比较，得出两者都源于同样的利益驱动但又有所区别的结论;而近期学界更偏向于“学理性界定”，更接近本质;对“泡沫学术”(关注学术成果和引文的无意义重复)、“不纯学风”(关注学者对待学术的浮躁态度)、“学术不端行为”(关注学者剽窃造假等伪学术行为)等“学术腐败”方面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论述时，也注重援引其他学者的观点，从而揭示了“学术腐败”的丰富内涵。

第四，注重对问题进行深度的论述。如对“学术规范”这一问题，《热点》从它的“源头”开始论述——这个问题在开始被提出时就引来了各方的质疑:“学术规范”是否会压抑学术活动，进而对学术繁荣产生负面影响?“学术大家”是否要受到“学术规范”的限制?“学术规则”如何制定才能不成为教条?……然后，认同性地援引陈平原等学者的观点对这些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论述——在学术草创时期，对学术的研究，“‘跑野马’的无序也许不太要紧。但当学术发展到比较繁荣和成熟的时期，则需要规范和程序。……”〔2〕同时，“超越规则”即使有也应该建立在已有的学术规则的基础之上。

二、对新时期学术生态的综合考量

陈平原曾在《“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一文中说:“学术史研究要‘有精神’，而且‘能落实’;而想做到这一点，必须上挂政治史，下连教育史。”〔3〕《热点》虽说没有冠以“学术史”之名，但“学术史”的性质很明显——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新时期”的学术史，并注意到了“上挂”与“下连”，从而“‘有精神’，而且‘能落实’”，具有颇强的“综合性”。

首先，《热点》是一部“有精神”的学术史研究著作。

无论是对学者个人的研究，还是学术热点问题的展示，《热点》都呈现出了颇强的人文情怀和思想史特色，对学术精神的坚守、对学风学养的提倡也贯穿全书的始末。如《热点》在论述“语文教育”的问题时，重点论述了“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指出人文教育对学生德育、智育、美育具有极大的提升作用;在论述“学术规范”的问题时，《热点》认同性地援引了陈平原的观点:“第一流学者表达‘思想’……第二流学者讲‘学问’……目前中国学界最缺的不是表达自家思想的第一流学者(真假不论)，而是认认真真读书、训练有素的第二流学者”，〔4〕表达了对求真务实学风的肯定;在“学术大师”等问题上，《热点》引证多种观点对“学术大师”进行了界定，认为:“学术大师”不仅需要“桃李满天下”“学术上博大精深”或有“创造性的思想贡献”，而且还要“道德人品堪为人师”，即“学术大师”并不仅仅是“唯才是举”，与学风、学养等相关的品格、精神等也应是其不可或缺的内涵之一。这种将关注点聚焦于学者、强调个人修养和品行对引导学术薪火相承的重要作用的观点，可以说是《热点》的一个“亮点”。

其次，《热点》在展示新时期学术生态时注重联系新时期的社会背景。

余三定曾说:“我认为今天的学者做学问应该自觉关注时代，应该主动面向社会，参与现实。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如果要对社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最好的途径就是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给社会，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影响社会，以有益于社会。我的这本书，从标题即可看出是我对社会现实，特别是学术界的一种发言。”〔5〕他在《热点》中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理念，如“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一章，主要论述了“学术规范”确立的三个历史阶段，但在具体论述时，相当注重与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的结合，认为:“文革”后学术的全面复兴、政治界的反腐问题向学术界拓展、自上而下的学术规范的建立都影响着学界关注点和思想观念的转移，学术问题的引出和发展都有各自的生成背景。于是，《热点》展示了种种“进行时”的社会现象:有关于学术腐败的活生生的例子——上到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打着学术的幌子与官商勾结以谋取利益，下到学子通过“东拼西凑”而成的“豆腐渣工程”;有各方利益扭结而形成的争议颇多的学术评价体系;有研究生规模的历史性飞跃和在此背景下生成的研究生教育的各种弊端和缺陷;有在专家的权威性日趋减弱甚至成为嘲讽对象的当下讨论“学术大师”;也有在文化多元论和教育多元论的社会境况下讨论中学语文教材的取材与内容……

又如，在论述新时期学术腐败的问题和对胡绳、许诺等学者进行论析时，《热点》注重将他们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热点》非常“倚重”社会背景——无论是框架还是论述都与特定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热点》将学术放在社会背景下加以论述，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学术观点的语境，从而使论述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第三，《热点》论述某一问题时注重与相关问题的“勾连”。

例如，在论述中学语文教材、学术大师，及研究生教育等问题时都与“教育”“勾连”在一起。这样的综合性考量有利于论述的完整性和科学性，避免了就问题来论述问题和孤立、片面等缺憾，《热点》也由此内容丰富、饱满。

三、“流动”的学术史

新时期学术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对新时期学术史的研究应该紧紧把握这一特点，表现出学术动态发展的一面。《热点》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既对学术生态进行动态性的把握，又对一些学术史料进行重新解读，还对一些富有时代新变、具有变革意味的问题进行了紧扣历史语境的阐释，从而，具有鲜明的“流动性”。

第一，《热点》注重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展示学术的发展方向。

《热点》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历时性”的清理，揭示了“进行时”的学术生态，把握了学术的走向，可以说是一部“流动的学术史”。

例如，第一章在回眸中国新时期学术发展时，对1978年之后30余年的学术发展进行了全面而又详细的论述——从最初的复苏，到中期的繁荣，再到后来在反浮华中的深化，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学术生态的动态发展过程，而且也揭示了不同阶段彼此之间的连续性和传递性——第一时段为第二阶段“蓄势”，第二阶段积累了成果，也产生了泡沫，第三阶段则既“深化”又充满“浮华”……这些论述都表现出了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性。

第二，《热点》注重对学术史料进行了富有“时代性”的解读。

学术史料是经过历史的筛淘而留存下来的，但它们本身并不是“盖棺定论”，而是可以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重新解读的，这也正如余三定所言:“学术发展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过程结束后其主要的成果就积淀成为学术‘经典’。”〔6〕《热点》注重“重读经典”，即注重对学术史料进行富有“时代性”的解读。

例如，陈平原在其前期治学中提出了“学者的人间情怀”问题，但这在当时是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即针对在极“左”专制下，学术被迫沦为政治附庸的状况而提出来的。而这一问题对于当下的学术界仍然有借鉴意义——陈平原认为，学者要有良知和尊严，也要能够在寂寞中把追求精神价值作为人生的选择，既要关注现实而不做“学究”或“腐儒”，又不能过多地介入政治斗争，成为“政治家”或“舆论家”……这些观点在当下也具有“针对性”。《热点》将“学者的人间情怀”问题再度提出并进行研讨，这不仅仅是对“历史”进行“总结”，而更多的是将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一种富有“时代性”的深化。

第三，《热点》关注新时期学术的“新变”。

例如，新时期的文学批评是充满个性、商业味十足的“酷评”，与阳春白雪的“学院批评”分庭抗礼，共同干预着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出版，表现出新时期学术在大众化、网络化潮流中的新变。新时期的学术评论更多地显现出一个众声喧哗的热闹场面。这是一种新变，也是学术在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可见，只有对时代性的把握才能让学术史研究摆脱停滞的窘境，成为流动的历史。

总之，《热点》一书条理清晰——从宏观到个体对新时期学术史进行扫描和梳理;同时，详略得当——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对新时期学术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和重要现象进行重点研究。既有厚重的内核，也富有活泼的框架和论述形式，为新时期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具有一定“范式”意义的学科规范。

注释:

〔1〕陈平原:《学术史视野中的“关键词”(上)》，《读书》2008年第4期。

〔2〕〔4〕〔6〕余三定:《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16、269页。

〔3〕陈平原:《“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5〕余三定:《学者做学问应该自觉关注时代》，《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