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按照《强制阐释论》文本的逻辑进度，应该讨论阐释的边界，也就是阐释的约束性问题。我认为，文本阐释的有效性应该约束于一定边界之内，有效边界的规定是评估阐释有效性的重要依据。这在《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的记者采访文本中有过一个大致的表述。其主要倾向是，对确定文本的阐释是有边界约束的，超越边界的阐释是一种界外发挥。这种发挥，既是对文本的强制性阐释，同时也有利于实现文本和文学的多种功能。现在看，这个表述虽然简单，但意思还是清楚的。我并不否定多元阐释的积极意义，只是因为面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彻底放弃以至完全消除作者及其意图的主张，突出强调对作者意图和文本自在含义的积极追索。核心要恰当处理这样一些关系:其一，合理的多元阐释不是无限的，它应该有合理的界定;其二，有限意图的追索不是有效阐释的唯一方式，它应该是多元阐释的基本要素，也是多元阐释的方式之一;其三，无论何种阐释，都应该在阐释过程中，努力实现与文本及作者的协商交流，在积极的协商交流中，不断丰富和修正阐释，构建文本的确定意义。如果这些想法是比较合理及周全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确定的文本而言，合理阐释的边界在哪里?确定边界的主要根据是什么?这是历史上反复讨论的问题，各种相正相反的意见都有道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文学自身的诸多特质，清晰的阐释边界无法给定。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下面几个前提作为引导:

第一，对具体文本的阐释是否有限。反过来说，对一个含意有限的文本付诸无限阐释，是否合理、确当。应该承认，任何由语言编织的文本，其自身含意都是有限的。无论这个文本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有限词语的能指和所指都在有限范围之内。特别是落点于文本的确定作者，他或她的表达，一定是本人有限思想和情感的有限聚集。尽管最后文本可能超出他的本意，但落在纸上的文本自身的能指——同确定词语的能指一样——是有限的。因此，对文本作无限阐释缺乏有效支撑。毫无疑问，阐释是对文本的阐释。对文本的阐释应该以文本为根据。文本的能指是文本阐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阐释可以对这个或这些能指及其对象做多重解读，并持续发酵下去，实现阐释者的阐释目的，但无论如何，它是有限度的。阐释应该依靠文本，以文本自身的力量生成阐释。这个力量是文本自身能指的力量，是这种能指自身所具有的思想、美学、历史、政治的力量，所谓形式也应该蕴含其中，而不应该由外部强加于文本，由释者强制于文本。我不反对合理的多重阐释，但这种阐释一定有限。不应该也不可能对一个含意有限的文本做无限阐释。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对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而言，绝非专业批评家的职业准则，职业批评或者说专业批评，是应该有边界限度的。对此，还可以从两个维度上分析。一个是从文本生产的时间度量上看，具体文本的生成总是在一定时间中逐渐展开的。我们应该在那个时代的背景和语境下阐释文本的意图。超越了那个时间或时代阐释文本，以后来人的理解或感受解读文本，为当下所用，那是一种借题发挥，有明显强制和强加之嫌。韦勒克说:“每个批评家都是处于自己的时代之中著书立说，囿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过于轻易地采取无时间性的概念，则带有危险性”。〔1〕一个是从词语本身的意义看，它也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根据阐释的需要随心所欲地定义词语，用旧词语的新所指阐释开去，其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韦克勒就曾举例，亚里士多德“所指的‘悲剧’，与我们所指的悲剧大相径庭，因为他熟悉的只是古希腊的剧本”。〔2〕因此，他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词义的转变，而不要被出现的相同词语或措词所蒙蔽。”我们可以在对华兹华斯著名作品的阐释中找到同样的例证。在《独自云游》(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1804)中，作者用“gay”来表达欢愉、快乐的意蕴。“A poet could not but be gay”，本意为“诗人如何不欢愉”，如果我们用“gay”的当代语义来阐释此句，可以相信，也一定可以极为学理和玄妙，但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有些词后来获得的词义因为种种原因使得原来的词义不再使用。在当代英语口语中，gay作为形容词，表示同性恋的(做名词尤指男同性恋者)。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现在极少使用gay的本意。”〔3〕可以确定，在华兹华斯创作的年代，“gay”根本没有当代同性恋的含义，如果有人硬把它解释为同性恋之意，并极先锋极理论地重新阐释这首诗，进而强加到诗人身上，是不是荒唐可笑?假如华兹华斯还活着，他会赞许后来人的创意，阐释了他自己都没有知觉的含义，甚或深藏于意识之后的无意识表达?我想大概不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赞成福柯的提法，“我们必须完全按照话语发生时的特定环境去把握话语”。〔4〕根据需要强制于文本，不是不可以，但这是强制阐释。

第二，阐释的当下性与历史本真的关系问题。历史与当下的冲突由来已久。远的不说，就说2002年，特伦斯·霍克斯——当下论的代表人物——《当下的莎士比亚》的出版，使各类传统的历史主义面临新的挑战。遵照当下论者的意见，历史上的经典文本总是要被后人不断阐释的。没有后人的阐释，经典不复存在。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也是因为它能够被生出无穷尽的阐释，并倚借这些阐释而实现阐释者的种种政治或学术目的而得以延续。霍克斯重申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当下论给予充分说明。对于文本，他强调:“根本不可能真正捕捉和重复过去”，“不借助关注当下的组织构造力量，就根本不可能接触到过去。”“奉行当下论的文学学者就主动寻找历史中的当下因素。”〔5〕犀利表达了当下论者与历史主义的抗衡。按照这个逻辑，霍克斯如何延续莎士比亚的?他阐释《哈姆雷特》的文章《老比尔》，“把该剧视为一部关于监视与调查的戏剧，因为剧中的许多人物要么在监视别人，要么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英国俚语中，‘老比尔’是警察的意思)。”伊万·费尔尼对《哈姆雷特》的阐释，以当下论为依据，用今天的恐怖主义威胁去解读剧中许多无缘由的暴力。这些所谓当下的阐释是正当吗?就像肖尔瓦特以女权主义立场阐释《哈姆雷特》一样，完全背离文本的主旨，作出令人瞠目的荒唐结论，就会使古老的莎士比亚当代化起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挥下去，有了最近的斯诺登事件，有了美国政府监听德国总理，以及各位总理之间相互监听，霍克斯会不会有新的监视说阐释，把莎士比亚戏剧写成今天生活的预言，以此来延续经典?那莎士比亚呢，他要活着该是怎样的反应?对历史的阐释更是应该警醒。历史是有事实的。尽管记录者的记录是有选择的。也可以肯定记录者的立场决定了记录的内容。但是，历史一旦记录下来，后来人更改前人记录的根据只能是新的可靠史料，而不是主观上的肆意篡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为当代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阐释历史，历史的客观性可以任意否定，这会造成两种结果，其一，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因为它被肢解而失去连续性，进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其二，因为它被歪曲而失去可靠性，完全消解了历史的客观性。最近发生的对木兰从军的搞笑歪曲，把木兰从军演绎为“吃亏是福”的当下观念，“唧唧复唧唧，木兰啃烧鸡”，这完全可以用当代接受理论给予证明，贾玲的阐释是合理的，是当下人对经典的新的体会，经典就在这种体会中不断延续，为后人所记录。但是，会有一个严肃的理论家或者批评家这样认为吗?可以肯定，我们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的多种工具来重新阐释这首中国古代经典文本，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同性恋，空间甚至是幽灵理论，都可以对这首诗做全新的阐释。尤其是女性主义的批评，那一定是精彩绝伦。但是，有没有真实的历史?对历史学家而言，是原生态历史和文本历史的区别;对文学批评家而言，有没有原生的历史精神存在，这种历史精神的客观存在要被生产它的民族世代保存并发扬下去;有没有文本所表达的原生历史精神，这个精神应该而且必须为批评家所认定，确当阐释给读者和历史。如果我问这首诗的作者本意在表达什么，或许会遭遇嘲笑。木兰诗本是民歌，没有确定的作者。我的回答是，作为民歌，它的作者就是我们的民族。民族的传统，民族的精神刻画了这个人物和这种精神，它能世代相传下来，就是因为民族需要它，民族接受它，万万千千的无名读者以同样的理解成就它，职业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忠实地记录下来，木兰诗才有机会被后人或者崇敬，或者歪曲。这个例子俗了一些，也太直白，但是，细想一下，许多西方理论干的不就是此类事情吗?不过因为是西方的，不过因为是大师的，由此就比本土的、平俗的贾玲神秘和高级许多。

第三，如何认识经典及经典如何持续。经典到底因为什么是经典，经典到底因为什么得以传递，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学原点问题。我赞成，经典是话语建构的经典。但这个话语不是批评家的话语，或者说主要不是批评家的话语。经典不是因为批评家的批评，更不是因为各路精英的无边界阐释而成为经典。经典的要义是它所表达的全部内容，包括它的形式和叙事方式，能够让一代又一代读者——这里的读者主要是普通读者，而不是职业的批评家——从中获取他们喜欢或渴望获取的东西，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多元的，可能是思想，可能是审美，也可能就是简单的快乐。为大众所接受，能够被重复阅读或审美，经典才是经典。文学的生命是原创。书写者的原创，使得他的作品奇异、独特、不朽。文本的原创，书写他的时代，让后人理解和赞赏。共鸣说老旧了一些，但后人在那里找到自己，正是文本书写者独特创造的结果。如果任意人的任意解释都可以替代文本，那么文本的独创性会在哪里?到底是书写者独创了文本，还是后人的任意阐释使得文本成为独创?如果是后者，万千读者的体验都是独创，书写的独创又在哪里?一定会有人说，文本的独创性就在于它能够唤起后人的独创性理解，那么这个唤起后人独创的原生独创又是什么?因此我认为，理论家、批评家的职责之一，是揭示经典的意义，揭示它的独创。至于批评家本人的理论企图和目的，应该与文本的确当阐释相区别。借历史说话，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独特方式，与对文本的文学批评，用海德格尔的话，“狭义的文学批评”，与非文学的目的扩张是不同层次和背景的话语。当然，对于经典文本的阐释，不会陷于它本来意义的揭露和刻画。多重意义的存在和多重意义的发挥，对理论，对批评，以致对文本的再生是必要的。我的诉求是，请坦荡说明，这是阐释者话语，还是文本的话语;是阐释者的政治、文化或其它方面的任意发挥，还文本书写者的本来意图或文本实有内容。上面说过了，这也应该是多元阐释的基本要素，是多元阐释的重要目标，这也是读者——阅读阐释文本的读者——有权力了解或应该辨别的实际所有。当然，我说批评家有责任首先指出文本的自在含义，不是指每一位具体的批评家对文本展开批评时，都要这样去做，而是指理论界、批评界整体，有责任这样去做。我不赞成理论家、批评家首先是读者的提法，也不赞成他们展开批评时，首先要以读者的身份开始。对于广大读者而言，我们认真地读你批评家的文章而不是别人的文章，是因为你是批评家，是相信你的专业水准能够告诉我们所不懂和不理解的东西。职业批评家之所以能以专业面孔生存和活动，也是因为你的职业准则是给予人们以更多的知识和思想，以及理解和体认文学的精神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在专业和职业的意义上说，应该而且必须比普通读者高明一点，否则社会生活和文化构成不需要批评家存在。我赞成接受美学的诸多观点，没有丝毫贬抑它的情结。我的观点是，接受美学过分强调了批评历史上和批评总体过程中读者的作用，并把这个作用绝对化。在对具体文本进行自己专业阐释的时候，他定位自己是批评家，是精英，把自己的阐释凌驾于作者和读者之上。在寻求理论共鸣或响应的时候，又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读者，声称读者的感受如何决定文本的阐释及价值。这个似乎难以让人接受。回到经典为什么是经典的问题。朱立元先生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经典作家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也是几十年来中外文学批评家无数阐释、评论综合起来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上世纪80-90年代在‘重写文学史’的旗帜下，经过批评界的重新阐释和评价，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成就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由二三流上升到一流。”我还是有些疑惑。这些疑惑是，其一，譬如鲁迅，他的作品的经典地位是批评家评论出来的，还是他的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能够成为经典的思想或意义?是鲁迅文本自身具有经典的价值，使得各类批评家、理论家以此为生而成就其价值，还是批评家、理论家的阐释与批评使得鲁迅以此为生而成就其价值?简洁地说，是鲁迅成就了批评家，还是批评家成就了鲁迅?其二，批评家、理论家能不能决定或成就经典。上面提到的朱先生的意见，由于理论家批评家的合力，使得沈从文、张爱玲的地位由二、三流上升为一流，就不是很有说服力。先不说沈从文，就是张爱玲，还有现在重写文学史里的另外一些人，其历史意义，其文学价值，是批评家的鼓吹就能够被历史所认定，就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巴黎的秘密》好像被重要的思想家给予很高评价，它似乎没有被承认为经典。周作人的《苍蝇》，虽然精致，但是，它的生产语境决定其地位，批评家的批评就可以让它成为经典?布鲁姆的话值得深思:“世俗经典的形成涉及一个深刻的真理:它既不是由批评家也不是由学术界，更不是由政治家来进行的。”而因为“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我以为，这个提法更接近实际。

最后，落脚到一点，对于理论家和批评家而言，应该有勇气面对原始文本和批评的关系。相对于批评而言，创作是第一的，是实践的主体。批评是因为创作及成果而产生，因为作家及文本而生，批评家是附庸于他们并为他们服务。是文本的创作实践要求和规定了批评的产生及生产，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批评不能规定经典。批评可以鉴别和评价经典，使经典为大众和历史所接受。就像我们不否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一样，我们充分肯定批评对创作的引领作用，肯定批评的科学力量。但是，这种引领和力量的产生，基于对文本的尊重，对经典的尊重。说明一点，我这里所说的“批评”这一术语，“主要是指迄今为止有关文学的原理和理论，文学的本质、创作、功能、影响，文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关系，文学的各类、手段、技巧，文学的起源和历史这些方面的思想。”〔6〕我同意朱先生的诸多意见，接受各位先生的指点。要说明的，我的一些表述有些绝对，是有原因的。在我们四人的讨论过程中，我常常反思问题出在哪里。从我本心讲，任何理论都有正反两方面的理由，或正或反都与它所生成和存在的语境有关。当代西方文论有它好的一面。我多次表达了敬意。但是，我赞成两点论的重点论。上个世纪及当下本土的理论氛围是，对西方文论自身及它的传播和应用已经陷入困境。布鲁姆所说的“如今学界是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仅有杂乱无章在持续地蔓延”，无论是西方还是本土，都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主要倾向。因此，有的话说的绝对一些，有的话缺失周全，也是为了疾呼警醒而已。如何在多元阐释的行程中防止无限度的强制阐释，又如何在文本意图的刻意追索中防止单一因素的偏执，是我苦苦不得其解的问题。

注释:

〔1〕〔2〕韦克勒:《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3〕钱军:《词的时间和空间因素》，《当代外语研究》2012年第3期，第152页。

〔4〕福柯:《知识考古学》，英译本，Tavistock出版社，1972年。

〔5〕彼得·巴里:《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杨建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0页。

〔6〕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