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 军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当代安徽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当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堕落，正在承受文化解构和文化再造的痛楚。由于长期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单向度地推崇以工具理性为本、效率优先的理念，文化转型严重滞后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中华文化在与世界文明对话中处于边缘地位，中华文化话语缺场常态化，亟待通过有效的文化转型构建全新的现代性文化体系和时代性价值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转型是世界性发展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近年来，学界围绕中国文化转型的内涵、内容、特征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费孝通先生曾说“我认为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走上自我毁灭的绝路。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人类能否继续生存已经是个现实问题了。”〔1〕目前，学者们对文化转型尚无统一的、权威性观点，耿志云认为“文化转型最基本的含义，是文化改变了自己的前进和发展方向，从而也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和表现形式”〔2〕。赵旭东认为“文化转型对于中国而言，首先意味着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念上的转变……。”〔3〕李长江、欧阳奕认为“文化转型时期是指某一时期内，文化发展明显的产生危机和断裂，……不是一个短的时期。”〔4〕关于文化转型的具体形态和内容，陈一放认为“文化转型具体表现为文化范式的彻底更新、文化结构的现代转换和自我文化意识的确立。”〔5〕关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特征，张允熠、张瑞涛认为“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根源于社会转型、社会实践的需要，它滥觞于明清之际，主要呈现出四大特征:一是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是在学术蜕变、儒学瓦解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二是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曲折进行的;三是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的历史和时代主题下完成的;四是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并没有中止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主流文化完成了两千年最伟大的一次转型，但这种转换不仅没有中断传统，传统仍在不断发生作用。”〔6〕郑大华、胡峰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具有外源性、差异性、艰巨性和不彻底性等四大特点。〔7〕

综合归纳，文化转型是指旧的文化形态、模式被新的文化形态、模式所替代，表现为主导型文化的解构、变革、再造过程。文化转型是在文化内部演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在外来文化催化下，吸收其精华而产生的新文化。当代文化转型实质是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以构建现代性文化体系和时代性价值体系为价值尺度，具体体现在促进人性解放、理念更新、文化繁荣和生态良好。

二、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

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看，文化转型遵从世界性规律，体现民族性特质，需要与时俱进。文化转型的世界性规律、民族性特质和时代性命题是有机统一的，三者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体现在特殊性与普遍性、历史性和创新性、内在性和外源性的统一。

1.从文艺复兴运动看文化转型的世界性

文化转型在西方国家进行的早，研究的早。美国学者席勒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是西方少数国家尤其是美国，控制国内外媒体的结构和内容，强制输出自己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此环境和压力下，作为经济欠发达和文化弱势国家，如果本国文化自身不够强大，文化制度创新力不足，该国家文化向异质转型加速，并被外来文化同化，逐步成为文化殖民地，该国文化的独立性和民族性将丧失，种族文化将灭绝。

文艺复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种普遍的“文化转型现象”。其转型的形式、宗旨和目标具有世界性的标杆和导向。黑格尔曾指出，各民族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都有一个“普遍沉沦”时期。对欧洲大地而言，中世纪就是“普遍沉沦”时期，史称欧洲最黑暗时代。在此时期，神是世界的中心，人依附于神，神权高于人权，神本主义高于人本主义。文艺复兴运动是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为潮流，以哲学理性为核心，高举理性主义旗帜，诞生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开启了西方现代化航程，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文化转型的形式一般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文化典籍的再弘扬，对古典文化的复兴，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创新。文艺复兴运动先锋们是一群热爱古典文学和哲学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和开办学校，发扬光大罗马、希腊时期的古典文化，向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发起挑战，以坚定的人文精神反对蒙昧主义、封建主义和禁欲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和现代学校教育获得较大发展，例如波伦亚大学(1158)、牛津大学(1168)、剑桥大学(1209)等先后建成，部分君主还创办了新式学校，法兰西一世还在1530年创办了王家图书馆。这些文化机构的建立，普及了新知识和新思想，活跃了人们的思想生活，提高了人们对世界和自身认识的水平。

文艺复兴运动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新文化的兴起，在此时期，哥伦布、麦哲伦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壮举，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形成了新的宇宙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科学巨匠的天文学、物理学思想导致反神学文化和无神论思想的形成，表明宇宙物理统一性与人类精神统一性的完成;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大师的绘画雕塑艺术表现出文艺复兴的主要特征。笛卡尔、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思想的广泛传播，在欧洲社会形成了反封建、反专制、反教会的浪潮，催生了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

2.从中国文化论争看文化转型的民族性

文化转型具有民族性。中国的文化转型由来已久，始于16、17世纪，直到19世纪30、40年代因外力激活，文化的现代转型才真正开展。张岱年认为，16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争论按演变线索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明万历、天启年间耶稣传教士的东来到清朝的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16世纪末叶，西方教会受宗教改革打击，其绝对权威受到挑战，便向海外传教扩大势力影响，一批传教士到中国以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名义传教。康熙帝还通过传教士招揽法国科学家，为其本人讲授代数、几何、物理、解剖学等。1704年，罗马教皇勒令中国教徒不准礼拜祖宗，引起中国人不满，雍正元年清政府将在华传教士全部驱逐，中西文化交流中断长达百年。这一时期文化之争核心是文化一源论和多源论、西洋文化中心论和华夏文化中心论，如何捍卫中华文化主体地位。李约瑟认为“耶稣会传教士们自以为欧洲当时的科学具有优越性，实际上他们过分夸大了，并且有许多错误，因此就不能指望不引起强烈的反作用。”〔8〕

第二阶段是从鸦片战争爆发(公元1840年)到“五四”运动前夕(公元1919年)。1840年以后，中国被动进入世界现代化体系，经历了一个从学习科学技术，再学政治制度，进而学习资产阶级观念的过程。〔9〕这一时期的文化之争是“中西体用”之争，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目的是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维护中国封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李鸿章、张之洞等干将不仅著书立说，还亲自实践;保守派担心“奉夷为师”导致变而从夷，极力反对西方本位文化。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旨在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变革。康有为的“伪经”和“改制”，强调“西学中源说”和中西文化调和，引起统治集团内保守派的恐慌，封建顽固势力对改良派进行打压。戊戌维新时期引入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校正了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为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戊戌变法失败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大事件。由于清政府的日益腐朽反动，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革命党人取代了改良派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但是辛亥革命后建立起的中华民国，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和支持力量，共和派难以掌握政权，文化发展目标虚化，文化转型不到位，思想文化领域再次出现了复古逆流。

这一阶段的文化转型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关键是没有厘清文化发展方向，中西古今摇摆不定，社会精英沉湎于空洞的学理研究和方法论讨论，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因此胡适曾说道:中国的人文科学所创造的是更多的书本上知识，而西方的自然科学却创造了一个新世界。”〔10〕

第三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9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开启了中国现代化探索新时代。由于西方国家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受到重创，而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胜利，西方文化出现危机，东方文化中心论开始抬头。“五四”前后，出现了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和以梁漱溟、梁启超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新文化派认为，东方文明是古代文明的遗留，已落后于时代发展，西方文明才是现代的文明，代表着人类文化方向，东西文明的差异主要是时代差异。东方文化派认为中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文化，中国文明比西洋文明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主要是民族差异。梁漱溟提出“文化三路向”观点，并断言中国文化必将是世界文化的方向，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民国日报》于1934年1月发表了陈序经的《中国文化之出路》，王新命等十教授于1935年1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全国引发了“全盘西化”派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派的文化论争。1930年代文化论争，实质上是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和文化如何转型路向的论争。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国百年来文化论战作出科学总结，强调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指出“五四”以前的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文化，“五四”以后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1〕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超越了国粹主义和西方文明中心论者的狭隘眼界，确定了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性质，为中国文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基本遵循。

3.从当代中国文化热看文化转型的时代性

1980年代至今，中华传统文化在华夏大地上突然火起来，先是1980年代的文化热，再到1990年代的“国学热”。“……内容庞杂的‘国学热’具有极强的精神感召力，……使得当前中国文化在精神面貌方面呈现出一种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盘西化’倾向迥然而异景象。”〔12〕

改革开放初期，俗称80年代的“文化热”的标志是三次大争论，即伦理问题的“潘晓讨论”、哲学问题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和改革目标的“姓‘资’姓‘社’大讨论”，其本质上是政治争论。对“文化热”推动较大的是由文化学者组成的民间文化群体，如以科学民主为口号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西方资源为旗帜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及以传统文化为象征的中国文化书院等。80年代的“文化热”是一种文化反思，是知识分子借用文化批判政治，抒发为国为民的梦想，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改革开放，使中国迈上追求富强的现代化之路。

90年代又出现以传统文化复兴为主体内容的“国学热”浪潮，而且持续到今天。国学热始于1993年。先是《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后有中央电视台跟踪报道和《百家讲坛》举办。中央媒体的宣传助推“国学热”，许多报刊设立“国学”专版，一些高校成立国学院、开设国学班，民间也出现读经班、孟母班等私塾教育，各地还出现了大规模祭孔、成立宗亲会等活动。另外，还出现了“儒藏编纂”工程和“甲申宣言”的重大文化事件。“国学热”是一种全新的文化自觉，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有利于消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但是“国学热”缺乏代表性思想家，也没有公认的学术精品，不自觉地陷入文化自大和文化自卑的两极泥沼中，而且还在向商业化、庸俗化方向发展，试图用所谓的“心灵鸡汤”去迎合市场需求、满足观众，值得高度警惕。

三、文化转型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必须从文化新启蒙开始，尤其是对社会民众进行科学启蒙和法治思想的启蒙，彻底消除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落后、腐朽文化，比如巫术、迷信、极端个人主义等，在这方面文化创造者和思想制造者责任重大。

文化生态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文化生态追求的是文化多样化、文化多元化的“和而不同”，实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要特别注意文化生态建设，注重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协调，注重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均衡，注重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平衡。城市生态文化建设主体是人，这一主体既包括城市原住民、城市文化工作者，也包括进城农民工。只有切实发挥好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文化主体作用，才能构建起“草灌乔”共生共荣的文化生态。

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必须廓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创新文化市场管理制度，减少或消除各种无意义的显性、隐性监管，从行政性“行业分层管理”走向面向统一大市场的综合性大部制管理模式，实现高效的文化治理与意识形态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方式。必须完善文化企业产权制度，规划建设文化产品市场，加快建立多层文化要素市场，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规范和净化文化市场。

加速文化产业转型。未来文化产业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推进文化内容、平台、载体、传播等全面转型，加速文化与科技、旅游、设计、金融等相关产业融合。加强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的顶层设计，实现文化产业特色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制定文化消费政策，广泛开展文化惠民消费活动，利用新产品、新业态、新功能刺激文化消费增长。积极引导和推进文化品牌创新，引导文化产品与服务走向产品化、规模化、集约化，建设一批“文化老字号”。

推进文化转型还要注意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问题，促进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平等对话。不可否认，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是缺失的，文明对话总体上仍是弱势文化。必须提升自己的学术反思能力，将中国问题作为世界学术话语观照的中心，开展自我的强势传播，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传播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克服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和价值干预，使中国话语和中华文明打上我们自己深深的烙印。

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新的文化体系。文化转型目标能否实现，有赖于文化生态环境的优化，有赖于城乡居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文化素质提升，也有赖于文化政策的创新，必须科学确立文化转型的目标和方向，找准文化转型的重点和路径，通过修正和改造传统文化，先本土化后全球化，使中国文化适应文化全球化需要。

注释:

〔1〕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2〕耿志云:《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与趋势》，《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12页。

〔3〕赵旭东:《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16页。

〔4〕李长江、欧阳奕:《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科技和产业》2013年第1期，第132页。

〔5〕陈一放:《论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3期，第43-45页。

〔6〕张允熠、张瑞涛:《论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几个特征》，《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第37页。

〔7〕郑大华、胡峰:《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特点》，《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4日。

〔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91页。

〔9〕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之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91页。

〔10〕苏晓康、王鲁湘:《河殇》，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12月版，第51页。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09页。

〔12〕赵林:《“国学热”的文化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6月第3期，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