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勇

(西安科技大学 思政部，陕西 西安 710054)

一、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

(一)文化领导权的实质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意识形态历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石，其思想实质就是论证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问题。非强制性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特征，正是通过大众的心理认同和社会认同，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得以维系和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才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显而易见，在葛兰西的语境中，文化是有别于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统治的另一种重要形式。领导权的获得既是一个生成过程，更是一个建构过程。虽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基于20世纪初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语境之下提出来的，但因其深刻的洞察力、解释力和广泛的影响力，揭示了政治合法性建构问题的一般性和趋向性。因此，文化领导权理论既为探究社会权力系统的静态结构与动态过程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同时也为探讨文化、意识形态同社会其他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透视方法。

在他看来，文化领导权绝不是先天给定的，而是必须去争取、去证明的，只有被广大民众接受、认可甚至于同化了你的存在和价值理念，才能够拥有它。所以，文化领导权不在于夺取“领导”的问题，关键在于争取话语“权”的问题。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言:革命者夺取领导权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革命者怎样才能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存在，怎样不再被他人所取代，并且其领导地位和意识形态赢得其他阶级的认同、欣然接受，质言之，就是领导权的建构问题。〔1〕这一点与葛兰西主张的绝对历史主义的原则是相吻合的。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是“文化”和“领导权”在发生学意义上的有机结合，这就赋予文化以特有的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权力。正如利科所言:“社会现象的说明是建立在对文化意义上的解释之上的，在有意义的活动的底部隐藏的利益是表现于文化意义中的。”〔2〕从某种意义上讲，危机是葛兰西全部理论的逻辑起点。危机表明了一个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行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广大民众发生了信任危机，而信任危机实质上就是合法性危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和建构的。他认为，西欧无产阶革命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只有真正在其自觉意识觉醒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文化领导权，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而即使它取得政权之后，仍然需要牢牢行使、建构文化领导权。同时，葛兰西还指出了随着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也在悄悄发生变化，除了国家的强制职能之外，他们更多地采取文化、意识形态的软控制手段，通过对社会各个领域(公共、私人领域)的广泛渗透和传播，统治阶级的价值理念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变成了广大民众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正是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提供的价值辩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得以有效论证，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就是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为了不断提高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自觉认识，加强对自我的批判性理解，必须在政治上争取“领导权”以及展开反对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反方向斗争。自觉的政治意识是领导权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的政治意识的形成只是第一步，其次就是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提高对现实的认识，对自我的批判性理解，在革命活动中达到理论和实践最终合二为一。这样，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不至于是机械的统一，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统一过程的始发阶段表现为理论和实践是分离的、不同的，表现为对理论和实践的独立的本能感觉中，而在变革现实的革命行动中，直到最后达到真正融贯一致的世界观。因此，才必须强调领导权概念的政治发展也代表了巨大的哲学进步以及政治——实践进步。因为它必然地假定了一种智识上的统一，以及超越经验和常识的批判的政治伦理。〔3〕在这里，葛兰西还进一步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斗争的旨趣，首先它是一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批判和建构的过程，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不断争取自由和解放的过程。葛兰西认为，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功能就是要维持和保证整个社会集团的团结和凝聚，“这个问题是保证这个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使之凝聚并使之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问题。”〔4〕

(二)文化领导权——政治领导权获得和巩固的先决条件

葛兰西从其对文化的独特理解的视角展开了详尽的论述。在他看来，文化凝聚了个体精神的组织、陶冶的升华，是社会现实与人们自身个性的妥协;文化的作用是为了提升人的自觉境界，帮助人们认清自身的历史价值和在生活中的作用，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但是所有这些的产生都并非自发的，是通过人们在与客观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经过一系列作用和反作用而逐渐生成和发展的。这就是说，历史上每一次社会革命都伴随着对现实的批判，都是以在群众中传播革命文化和思想为先导的。〔5〕此外，他还明确指出了文化是人不断摆脱其生物性的自觉意识的创造和升华;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是文化的存在物，是历史的产物，借助于文化的存在，人们逐渐懂得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明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文化既是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关系的反映，也是社会革命的先导，对无产阶级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文化宣传，是夺取政治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

在《反〈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提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远远大于事件本身的意义，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集体意志”的形成，正是在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不懈动员和宣传，使人民大众的自觉意识的养成，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教条;历史是在能动创造性的鲜活的个人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也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物，人们只有在客观现实中才能获得有关自身的意识，进而上升为自觉的集体意识，在必然中获得自由;文化和革命实践是一体两面，两者的内在有机统一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之所在。

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还深深根植于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独特理解。在他看来，哲学绝不仅仅是哲学家们精致的形而上的思辨和创造，问题的关键在于批判地宣传传播已经发现的真理，并把这种真理社会化，变为人们进一步认识世界、变革世界的行动指南，转化为精神的、道德结构的要素，〔6〕“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其改变和变更认他为中心的复杂关系的程度上改变自己、修饰自己。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而环境则被理解为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其中的关系的总和。”〔7〕我们也用这种方式达到哲学和政治、思想和行动有机统一，也就是说，达到实践哲学。一切都是政治，甚至哲学或各种各样的哲学也是如此，而唯一的“哲学”则是行动中的历史，也就是说，是生活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理解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这一命题，也由此人们可以断言，伊里奇(列宁)开展的领导权的理论化和现实化活动，也是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事件。〔8〕也就是说，实践哲学的宗旨在于通过它所揭示的真理性认识去宣传、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提升其自觉的阶级意识，变成其改变现实的行动指南，实现哲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哲学化，从而为获得自身的解放打下良好的基础。总之，文化领导权既是一个社会集团获取政治领导权的先决条件，也是其政治领导权得以维系、巩固以至于长治久安的关键之所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从一定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历经劫难而弥久不衰、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秘诀，也从一定意义上道出了苏东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也深刻地告诉我们，牢牢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为人们的价值理念，化为行动的指南，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政治合法性与意识形态话语权

(一)政治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维系的深层基础。政治合法性显然是从政治学角度探讨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利和政府行政的合理、正当与否的问题，属于狭义的合法性范畴。

纵观西方近代思想史的演进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探讨是贯穿这一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等，正是由于他们的理论和思想，建构了西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大厦的基础和平台，为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猛发展，其社会原有的政治结构和组织形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形势和需要，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矛盾和冲突，社会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组织形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问题凸显。韦伯政治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合法性理论，正是应这种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韦伯之后的戴维·伊斯顿、G·A·阿尔蒙德等人进一步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对韦伯开创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扬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规范合法性理论。他认为，仅从社会大众对政治权利的忠诚和信仰角度无法解释政治合法性问题，否则就无从解释曾经存在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政权其合法性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判断标准问题。

合法性问题属于人类理性的表现形式，是人类政治认识和政治实践的经验的凝练和概括。作为人们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和结果的理性，其本身既是一种内在的观念活动，同时又是一种对象化的实践活动。理性的内在向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它具有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特性，导向超验性、普适性、规范性的形态;而理性的外在向度，则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其具体性、历史性和特殊性，导向有效性、经验性的形态。理性本身就是这两种向度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否则就不是完整的、健全的理性。因此，关于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两种范式，同样具备这种属性，在人类政治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互补性。

虽然在合法性问题上的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理论存在着诸多分歧，而且两大理论之间的二元价值取向在实际上也存在着必要的张力，但至少在以下问题上它们具有共同点:其一，合法性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得以存在、延续和发展的基础;其二，合法性危机在政治体系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常态性问题。纵观人类历史的演进和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或政治制度的建立，都需要一个合法性的说明或者论证;而在政治系统的存续和发展过程中，合法性还是一个有待不断证明的问题，这就是合法化。当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的合法化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实现或难以为继的时候，合法性危机就会随之出现。哈贝马斯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干预的加强，对市民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商业化的操纵，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人们精神生活的空虚和异化，从而造成人们的合法性要求与现实之间不成比例的增长这一矛盾，因此得出合法性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个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一个突出的、需要直面和解决的问题。

(二)政治合法性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系

马克思早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获得，不仅是凭借其经济上的统治，而且还在于其掌控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葛兰西认为，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国家结构与东方社会相比较而言也在变得复杂化，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保持的文化领导权。统治阶级的政权合法性由两部分构成:政治合法性和文化道德合法性。政治合法性靠国家机器的强权维持，而文化道德合法性主要是靠国家机器向市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来维系。而且，文化道德合法性的控制逐渐成为更为主要的手段和方式。家庭、学校、教会、大众传播媒介等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间断地、无孔不入地把统治阶级的理念、价值观、世界观“灌输”给被统治阶级，不断消解着他们的意志和反抗，侵蚀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已经成功地从思想上为资本的合法性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价值支撑。“统治阶级是靠能够运用意识形态去操纵工人和其他人的办法来维持其权利和财富的。这时，国家不再是进行强制的粗暴工具，也不是一种强制的无情的官僚权威，它已经成为人类文化及国民教育的传播者了，它用更间接的、非强制的、看上去是非侵犯性的方法来创造以及控制关键的制度系统。”〔9〕

意识形态是当今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争议颇多、最难把握的范畴之一，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以批判与建构、理性与价值、理论与实践等多维度对其展开阐释与研究，彰显出了意识形态的利益性、实践养成性、阶级倾向性、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等众多特性，而且它还常常谋求与国家权力的结合，通过对其他文化形式进行广泛的影响和渗透，以达到统治和治理整个社会的目的。而话语则是一定社会集团和阶级表征其意识形态的手段和形式，话语体系本身被深深地打上了特定社会集团意识形态的印痕，正因为如此，现实社会中的话语权之争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话语权虽然是以话语为载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其之所以能够派生出权力，关键不在于话语本身，而是透过这种话语背后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因素。而意识形态一旦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必然会通过建构自己话语体系的方式，对其他文化形式实施侵入、渗透和影响，使其接受并显性或隐性地反映主体的意识形态，进而取得绝对优势话语权。而意识形态话语权对其他文化形式进行渗透和影响的重要途径就是教育。那么，教育是否具有价值的中立性呢?迈克尔·W·阿普尔认为，教育绝不是价值中立的，仅从教育制度的本质来说，无论教育工作者是否意识到，他们已经卷入了一项政治活动。因此，教育工作者不应该也不可能把他们从事的教育活动与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和支配我们先进工业经济的各种意识形态完全分割开来。〔10〕葛兰西也明确地指出了教育的普遍性，教育作为一种“精神与道德的领导”是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每一个角落，它凝聚成一种合力，把民众的热情、朴素的社会心理转化为认同和共识。所以，对任何一个统治阶级而言，其肩上同时担负着双重职能，即“统治”和“教化”。葛兰西还提出了教育的公共性问题，他认为，在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对任何一个政治系统而言，发展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对自己政权的延续和稳定都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他还指出，教育内容的设置要根据学生不同的心智发展水平，促进其智识和能力的成熟，培养其独创意识和精神。既然国家是作为一个公权力身份出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它理所当然地要担当对现代教育权力维护与保障的功能，当然“这是因为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活动，产生了‘让度的教育权力’，政治这种让渡，构成了‘教育权利主体的权力正当性’”。〔11〕

由此可见，一个社会集团政治合法性的确立，是其借以行使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而政治合法性本身就是作为一个过程存在的，是历史的、动态的，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行使，既担负着完成人的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职责，同时也肩负着塑造人的第二天性、使人成其为“人”的任务，正是它的存在和运行，政治合法性才得以不断地建构和确证，才能够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认同。

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石

(一)意识形态话语权及其属性

从特定意义上而言，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有机结合，意识形态是通过话语权的形式表征出来的，而话语权的背后一定蕴含着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话语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文化语码，而其一旦生成又作为一种既定存在潜在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话语的出现，人才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意义世界，并以其特定的规制建构起话语体系。任何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话语，绝非是人们天马行空的臆造，总是受制于规范的制约，是一定权力的作用使然。权力通过其表述系统——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新的话语的陈述又有可能产生出新的权力。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一定社会集团的话语资源的享有和分配问题，是话语体系的表达权利和权力的统一，包括对国内外一些重大问题、重大任务、重要事件等的言说权、表达权、阐释权、提问权、批判权等等。

从一般的意义上而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要体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既要符合时代性、合法性的向度，还要善于从其赖以产生的经济、科技、政治实力中挖掘提炼和升华，赋予其创新性。当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不同于经济、政治等其他领域的建设，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形式即相对独立性。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的第三章“哲学研究”篇中，提出了意识形态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但同时它还存在于社会的物质结构中。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是通过学校、教会、工会、报纸、杂志、电台等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物质性的力量，而脱离了其物质载体的形式，它就只是个人的幻想。结合这种思想，葛兰西在其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论述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掌握这些意识形态机构的重要性。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物质性的深刻认识，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借助于对教会的批判，消解封建等级的意识形态，大肆宣扬、渗透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并通过使这些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中立化的方式，化解了一次次危机和灾难，使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延续发展的奥秘。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理念和观念体系，其重要的作用首先体现在为现存的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论证的理论依据，其次，意识形态在社会建构中通过教育的途径发挥着权力支配功能，最后，也是尤为重要，体现在其对国家政治制度具有维护功能。而维护既定的国家制度不受内、外在势力的威胁和破坏，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府的首要职责。由此可见，政治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合法性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而意识形态话语权则是实现政治合法化的重要基础。

(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深层基础——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思想是葛兰西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他直面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并结合意大利革命斗争的实际，用其特有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诠释和弘扬。在他看来，要获取和建构无产阶级政治合法性，首先就必须在市民社会借助于阵地战的方式，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和精神革命，破除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外衣，用智识和道德的教育开启民智，动员广大民众，改造或转化资产阶级的“传统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赢得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最终掌握文化领导权，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无产阶级政治合法性的存在，并非是一劳永逸的，其政治合法性仍需要不断地巩固和建构。无产阶级政治合法性来自于市民社会的文化道德合法性的支持，因此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仍有赖于市民社会的积极支持和赞同。文化领导权在无产阶级政治合法性的巩固和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粘合和稳定作用，而其发挥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无产阶级的自身组织——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优劣。建立“坚如磐石的整体性”“有机党”，坚持与官僚制相对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运行方式，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不断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合法性。换言之，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既是无产阶级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还是其坚持和巩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葛兰西在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起源、演变的考察中，关注的是特拉西语境上的“思想的科学”到“思想的体系”的转变。他反对把意识形态简单地界定为一种虚假意识、错误的观念，特定的结构需要特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同样也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能动的精神创造。此外，葛兰西还把意识形态区分为两个有机联系的层面:随意的、被强加的意识形态和有机的意识形态。随意的、被强加的意识形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和文化背景中自发形成的，是一种非反思的“自发哲学”;有机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在“自发哲学”的基础上对常识世界观的批判、反思和升华，其成果的集中体现就是哲学。正是作为最高层面的哲学对“自发哲学”的常识世界观的批判和提升，摈弃了常识中兽性、非理性的成分，激发了常识中积极的、健康的因素，并使之与观念体系相统一，实现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正是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这种区分和解读，从而把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体系层面推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心理及非反思的意识层面，把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属性从天上降到了人间，揭示了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向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转化的方式，这就使得务必要在这两个层面达到有机结合，才能达到文化领导权建构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他还着重强调了理论与实践、自觉理论与常识、有机知识分子与大众等等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解深度。

马克思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其作用是把一定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解释为社会整体的普遍利益，从而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在这里，马克思已经触及到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和支配功能，而权力关系的分析主要用来解释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层面，这使得他并未真正揭示意识形态的权力支配功能。葛兰西在福特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通过深刻剖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变化，反思社会形态内部的辩证关系，深刻解读和揭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借助于教育、通过人们的自觉认同，在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权力支配功能，甚至还提出了知识就是权力的命题。布迪厄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维度进一步发展了葛兰西的思想。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各种社会集团或者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借助于文化关系反映和体现的，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维护是靠文化的专断来实现的。〔12〕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统治，是通过教育活动或行为使得它灌输的文化专断得以再生产出来，从而使得一个社会的文化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实现统一，而正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权力支配功能，才使得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得以维护，其统治才得以维系和发展。

前文已经提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从一定意义上就是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和学说。文化领导权是无产阶级政治合法性得以建立和保持的基础和前提;而政治合法性的存在不是先天给定的，更非是一劳永逸的。一个社会集团的政治合法性的确立，既是其行使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前提，反过来又需要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运行的建构和确证。政治系统的合法性需要意识形态的权力支配功能的话语解释和论证，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既是社会权力的基础，又是一种合法化的力量。总之，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既为无产阶级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现实的启示，同时也为当今学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探讨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构成了其深层的理论基础。

注释:

〔1〕Eric J.Hobsbawn，Gramsci and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in Anne Showstack Sassoon(ed.)，Approaches to Gramsci，London:Writers and Readers，1982，p.30.

〔2〕保尔·利科:《哲学主要趋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86页。

〔3〕〔4〕〔7〕〔8〕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4-245、239、265、270页。

〔5〕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6〕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页。

〔9〕欧阳英:《走进西方政治哲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

〔10〕迈克尔·W·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11〕赖雄麟:《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时代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12〕布迪厄等:《再生产》，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