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榛，孙海杰

(黑龙江大学a.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b.俄罗斯研究院，哈尔滨 150080)

经济学研究

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乔榛a，孙海杰b

(黑龙江大学a.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b.俄罗斯研究院，哈尔滨 150080)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转型要达到的一个新的发展态势。形成这样的态势，必须构建新的发展动力。调整需求结构、增加消费需求的比重，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培育“新常态”动力的两个基本取向。而寻求这两方面的动力源泉又离不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高消费比重，为创新提供激励，都是收入分配的基本功能。然而，目前的收入分配制度却在实现这两种功能方面存在不足。因此，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构建“新常态”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新常态;收入分配制度;需求结构;创新驱动

一、引言

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一个阶段性演进的过程，而且这种阶段性特征随生产力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几百万年都处于极低的水平，人类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社会几乎是在一种停滞的状态下延续的。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因积累和社会分工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水平。生产力的提高，使人类改变了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开始有了剩余并产生了国家和阶级。之后，由于生产力水平只是发生一些量的扩张而并不能实现质的突破，因此，自奴隶社会以来的古代社会发展依然是缓慢的。到了近代以后，生产力水平才有了重大突破。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大大加快，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更加明显，特别是每隔一定时间发生的工业或科技革命，把近代以来的人类经济发展分成特征鲜明的不同阶段。而在最新的一次科技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中，对这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又赋予不同含义，包括“大繁荣”“大稳定”“新常态”这些术语，成为继工业革命以来节奏更快的发展阶段的新概括。一些学者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背景提出的“新常态”，引发了人们对新的发展阶段的探索。我国也采用“新常态”这一术语来概括未来发展趋势，不仅是顺应这一世界发展的潮流，更是对我国发展阶段特征的清醒认识。中国在35年改革开放中，经济上创造了一个“奇迹”。无论是从经济增长速度看，还是就经济位次的提升讲，其成绩都是非常显著的。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尽管我们通过政府的强刺激实现了经济的快速恢复，但自2010年第一季度后，经济增长速度一路下行，从高位的12.1％下降到7.3％［1］。这种经济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转变，引起我们深入思考的是，这种转变是高速增长周期的一个低点，还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增长态势?对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所作出的判断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新轨道。这种新常态是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形成，必须在结构上实现彻底转型，并构建起一个全新的经济结构。新的动力、新的要素、新的发展机制、新的调控机制，等等，需要全面的重塑。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收入分配制度，在这种结构重塑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利益分配从来都是结构调整或转型的核心问题;其次，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收入分配提出的要求也越高;最后，一个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保证。本文通过对经济新常态的深入解读，试图构建一种适应这种新常态的收入分配制度。

二、经济新常态及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新要求

经济新常态是伴随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出现的一个术语。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以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界线，之前，全球经济经历了一个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作“大稳定”的旧常态阶段;之后，全球经济则进入了一个被学界描述为“新常态”的阶段。正如最早提出“新常态”的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借助这一概念来概括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未来的走势。“新常态”所要说明的是，西方经济体在危机后很难重新回归到从前的经济循环，也不能呈现旧日辉煌，经济将持续处于缓慢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债务保持高位的状态。仔细理解这一“新常态”，可以发现它只是一种现状描述。如果把这一“新常态”作为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待，那么在它的含义中并未发现这一新阶段应有的新机制。

自2014年初“新常态”成为国内的流行词汇，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多次使用而迅速扩展开来。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要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北京召开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对“新常态”的内容作了全面的阐述。习总书记提出了新常态的三个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深入理解这一“新常态”，我们会发现，其包含的意义与讨论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发展态势所使用的“新常态”是有所区别的。虽然都是用来描述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状态，但是国内使用的“新常态”，不仅描述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不同过去发展的特征，而且还包含了新阶段发展的新机制，即除经济增长告别了过去持续高增长而进入速度放缓的新趋势外，更重要的是在该阶段要完成结构转型和动力转型。因此，我们使用的“新常态”这一术语包含更多的是一些建设性的意义，如何建设这一“新常态”是我们适应新的发展阶段而努力的方向或工作的重点。

任何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型都要涉及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新常态”建设的一个前提便是调整好利益关系，创造一个和谐发展的环境。调整利益结构自然涉及收入分配制度，因此，构建一个适应“新常态”的收入分配制度有着特殊的意义。

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是“新常态”的首要特征。经济增长速度的这种变化对收入分配提出新的要求。当经济高速增长时，无论是“蛋糕”做大，还是机会增加，都会对收入差距扩大具有较大的容忍度;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时，随着“蛋糕”变小且机会减少，一定会对缩小收入差距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我们的经济积累达到较高水平时，这种要求会变得更为强烈。

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的重要内容或主要任务。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充分展示了各种经济总量的成就，但经济结构积累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经济新常态就是要从过去专注于量的增长转向更主要地进行结构调整。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特别是加快生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以及使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并缩小城乡差距。这一系列经济结构调整，也都要求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特别是要遏制或逆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因为只有缩小收入差距，才能增大发展第三产业的空间，才能扩大消费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说，缩小收入差距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前提。

塑造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是“新常态”的重要前提或出发点。我们之所以用“新常态”替代过去的发展态势，主要是因为过去的发展态势难以为继，或者说是过去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越来越不足，必须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才可能继续推动经济向前发展。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因素，最为突出的便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外贸驱动。然而，自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越来越感到这些动力正逐步消解。如劳动力红利正在消失、产能过剩加速积累、外贸环境越来越紧张，这些表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明显不足，如果不能及时从过去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那么就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重塑经济发展的动力，必须要加快技术创新，但也离不开收入分配制度的配合。技术创新对分配制度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建立一种更有利于激发人们从事技术创新积极性的收入分配制度。

从“新常态”建设的这些内容来看，它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对收入分配制度提出新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又是目前的收入分配制度难以满足的。因此，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或者说适应“新常态”的要求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也是我们建设“新常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三、收入分配制度问题及适应新常态的改革

任何一种收入分配制度都是为了将国民收入分配到个人、企业和政府这三个经济主体。通过这种分配要实现三个功能:一是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也是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二是激发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为经济活动注入活力;三是扩大有效需求，使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得以延续。一种分配制度的优劣，主要是看它在实现这三个功能方面的表现如何。有的分配制度，可能在实现某个方面功能中有着较高的效率;有的分配制度，则可能在实现多方面功能上有着较好的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或经济结构较为简单的时期，分配制度实现了某一方面的功能就会是有效的，而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或经济结构变得较为复杂的时期，对分配制度的要求可能是相互协调地实现多方面的功能。如此便决定了我们在对某种收入分配制度加以评价时，或要指出某种收入分配制度存在什么问题时，不能离开一定的现实而从分配制度本身加以判断。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随改革开放不断地调整和变革。改革开放之前，收入分配制度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为了加快工业化和实现赶超目标而设计的。收入或财富的分配逐渐向政府和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倾斜。有人根据支出法测算，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2年达到65.4％，到大跃进时期的1959年就下降到47.6％。之后，在“三年困难”后的恢复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初期，居民消费比重回升到60％以上，但从70年代以后再次降到60％以下，到经济改革开始的1978年降至48.8％［3］53。造成这样的分配格局，主要是在城市实行低工资政策，在农村实行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政策的结果，而且不允许以个人收入进行投资，禁止私营企业经营，甚至还禁止个体经济存在。这种收入分配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快积累，扩张投资，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这种收入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其应有的功能，不仅不利于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且也极大地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即使是想通过扩张投资来加快经济增长，也由于没有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有效互动而最终“欲速则不达”。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时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开放个体经营以及实现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都相应地改变了过去的分配结构，国民收入开始向个人倾斜，企业收入也相应地提高，而政府收入则快速下降。1978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达40.6％，到了1984年下降到29.0％。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则大幅度提高，从1978年的45.2％上升到1984年的61.3％［3］53－54。1984年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个体经济迅速发展，私营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国有企业的承包制改革使职工收入进一步提高;农村的乡镇企业也发展起来，使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了新的来源。这种居民收入的来源多样化，进一步推动了居民收入的提高。相应的政府收入进一步下降，不过企业收入在这个时期开始增长。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革。1994年进行的财政体制改革推出的分税制，开始改变了政府收入之前不断下降的趋势，财政收入进入增长的快车道，增长速度达到两位数，2000年以后更是在超过20％的增长速度上保持了10多年。相应的企业收入也进一步提高，而居民收入则进入了一个下降的通道，其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

这种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收入格局的变化，逐步积累起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在初次收入分配上，个人收入分配越来越多样化，且劳动份额不断下降，造成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自1984年以后不断扩大;政府收入随税制改革加快增长，以及企业收入不断提高，挤压了个人收入增长的空间，进而引起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下降。其次，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对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力度的增强，而财政支出的增长既没有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也没有在社会事业投资、公共品的供给上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此的收入分配引起的一个最大问题便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制度功能越来越弱化。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实现随经济增长而相应提高;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一些人的收入或财富迅速增长，而其他人的收入却增长缓慢或增长困难，严重地影响了这些人的积极性;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消费增长较为困难，而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导致需求结构不利于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当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并努力营造这种“新常态”时，这种收入分配制度的不适应性越来越明显。因此，为了适应“新常态”而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显得越来越紧迫，应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适应“新常态”。

首先，借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新常态”的增长速度转型提供新的动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其来自需求方面的动力主要是投资，净出口实际上也是投资的延伸。投资作为一种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集中度高、快速动员能力强的特点。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最为强劲的。中国改革开放时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为投资提供非常好的环境，再加上国家强大的动员资源能力，使得经济增长在逐步积累的投资中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度。当投资引起产能过剩或投资成本达到较高水平时，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便难以为继，而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必须有新的动力。从需求结构的角度看，便只能是消费了。消费尽管也作为需求的一部分而起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其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增长缓慢性，它对于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稳定的，且不会形成爆发式的扩张。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一般不会形成高速度。不过，要充分发挥消费的经济增长动力功能，其增长是可持续的。如何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正常机制?关键的因素是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方面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另一方面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来增加收入转化为消费的比例。

其次，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新常态”的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新的方向。改革开放后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其来自生产要素的量的积累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包括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等要素随制度变革迅速积累并充分发挥，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或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一个经济体具有要素量的积累优势时，通常可以获得最便利的经济增长。因为相对于结构调整或升级，量的积累更为方便，也更加有效。但是，当量的积累遇到瓶颈或遭遇“天花板”效应时，要继续保持经济较高速增长，必须进行结构调整或升级，以获得新的增长动力。结构调整和升级涉及非常复杂的要素重新配置以及利益结构调整。这不仅会导致一些沉没成本的损失，而且也很难达到帕累托改进，因此这种调整遇到的阻力会很大。不过，有一种途径会降低这种调整的成本或阻力，就是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经济结构调整或升级。这同样涉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为只有推动分配制度的改革，才可能为经济结构调整或升级构建新的消费需求导向。这里涉及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是通过缩小收入差距而普遍地提高人们的收入，当居民的收入普遍达到一个较高水平时，人们的需求取向便发生变化，在这种变化中蕴藏着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如当人们的收入普遍提高时，对休闲的需求大大增加，从而推动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而当人们的收入普遍提高时，人们对环境的要求大大提高，从而推动环保产业得以快速增长。

最后，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新常态”的创新驱动提供新的机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随对外开放的大量技术引进，对于中国的技术进步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大大地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然而，中国的技术进步发展到今天也遇到一些问题，如由发达国家控制的核心技术很难通过引进为我们所掌握;当今的世界又走到一个新的技术革命门槛，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能否进入一个新的平台，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一个新的技术革命来承担起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使命。这使得技术创新不仅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选择，而且也把中国推到与发达国家同一起跑线上。技术创新也必须具有一定的动力机制，就像专利制度对于近代技术进步所具有的意义一样，今天我们要实现的技术创新同样需要一种新的动力机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够对这种技术创新做出的贡献就是要借此形成一种可以激发人们投身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

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向及相应政策选择

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目标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缩小收入差距，以及向对技术创新有较大贡献的群体进行收入倾斜。这些目标决定了中国进一步深化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对国民收入如何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分配提出新的要求，也对收入分配制度提出新的要求。收入分配制度就是一种将国民收入分配给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收入分配制度决定了居民、企业和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的份额不同;同一种收入分配制度的内部调整也会影响到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间分配的比例。我国自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来，呈现出来的是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比重不断提高，而居民收入的比重持续降低。这种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虽然是基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现实所做的一种选择，但是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必须对这种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以转变过去居民收入比重不断降低的趋势，最终实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目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初次收入分配中要提高劳动收入的份额，在收入再分配中减轻居民收入的赋税负担并更多地针对居民进行收入转移。

缩小收入差距，这对国民收入如何在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提出新的要求，也是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最大考验。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看它引起的收入差距的大小。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由于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以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实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在这种政策具有的激励机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从未有过的活力，从而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种激励机制引导人们把个人致富作为主要目标，当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时，又形成一些利益集团并一定程度地固化。如此，一个曾经具有激励作用的收入分配制度变成导致收入差距加大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必须要扭转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这一态势，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新常态”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保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这需要一个消化过程，而一个稳定的环境对于顺利地实现消化至关重要。缩小收入差距，在生产领域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者的充分就业，在收入再分配领域更大程度地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

加大收入向科技创新人才倾斜力度，这是适应新常态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激励机制提出的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不断进步，然而，这种技术进步更主要的是依靠技术引进来实现。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步缩小，以及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控制的日益加强，我国进一步的技术进步更主要的是依赖自主创新。为此，调动我国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也成为我国进入新常态后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不管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少思路，调整收入分配制度为技术创新注入活力的思路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加大收入向科技创新人才倾斜，在初次收入分配环节，要突出技术和知识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在收入再分配环节，要减轻由技术和知识获得收入的税赋，并且增强对技术和知识创新的财政支持，最终形成一个依靠技术和知识富裕的阶层。

不过，要完成这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任务，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固有的利益调整功能，总会形成一些矛盾和对立，从而使这一改革遇到不少阻力。为此，具有利益调整主动性的政府主体就应该承担起推动这一改革的重任。因此，为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策支持，应该围绕政府来设计。

从政府的层面上来设计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在收入再分配中调整税收结构或降低税率、减少收费来让渡一定的收入于居民，借此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当然，降低税费会影响到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力度，对此，一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化解;二是可以通过构建新型的债务制度来补充。转变政府职能是本届政府为适应经济“新常态”而推动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此，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就成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在于简政放权，借此解决长期以来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管得过死的问题。通过简政放权，一方面可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政府干预经济所付出的巨大成本。这会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因为我们的改革主要由政府来推动，如果政府还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么要调整政府的收入比重，或减少政府的收入，就不容易推进。相反，如果政府承担的责任减轻了，那么降低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就容易被接受，也容易推进。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减少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还可以发展新型的债务制度。目前，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形成的。这种债务是在政府发债由中央垄断的格局下的一种变通形式，而这种形式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大，急需一种替代的形式来加以规范。而开辟政府发行债务的新渠道，并使其透明化和加强监督，是构建新型政府债务制度的一个有效的政策选项。

在适度减少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基础上，还要努力缩小居民收入的差距。为此，在政策层面上要围绕提高就业率设计政策措施，如加强职业培训和增加技能的资金投入;鼓励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特别是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模式扩展;加强税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以及调整政府的支持结构，增加社会公共品的供给。

此外，为了激发科技人员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转化的积极性，要为他们提供更为宽松的创业环境，并使他们成为万众创新的主力军。在政策上，要为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提供更多的激励。20世纪80年代，我们提出一个口号是，让一部分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今天我们还可以衍生这一口号，让一部分有创新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的知识分子更加富裕。

五、结论和建议

构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主要是形成新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无论是需求结构转型、经济结构升级，还是创新驱动，都是着力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以上分析表明，这些新的动力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收入分配制度相关联。然而，目前的收入分配制度积累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只有改革才能够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

第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利于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推动需求结构转型。改革目前的收入分配制度主要是改变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消费需求扩大的主要因素，也是倒逼投资和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通过初次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改革，增加劳动收入的份额，扩大向居民的收入转移和增加政府的公共品供给，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取向。

第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利于形成新的激励机制，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改革目前的收入分配制度还有一项重要功能，就是重新焕发出其对经济活动主体的激励作用。适应“新常态”对创新驱动的要求，激活收入分配制度的激励作用取向，主要是把科技人员进行技术创新和应用转化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允许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增加收入，应该成为一项新的政策。

第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打破旧的利益格局，必须把破除利益集团的藩篱作为突破口。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从来都是一个较为艰巨的工程，尤其是在形成一定利益集团的情况下，这种改革会变得困难重重。为此，应进一步发挥我国的体制优势，通过顶层设计和强力推动，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平稳而有效的推进。

［1］刘树成.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2015—2020年中国经济走势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5，(3).

［2］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光明日报，2014－11－09.

［3］王小鲁.国民收入分配战略［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3:53.

〔责任编辑:刘 阳〕

F124.7

A

1000－8284(2015)08－0113－06

2015－05－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收入逆向转移影响分配差距的机制及控制研究”(14AJY011)

乔榛(1964－)，男，内蒙古乌兰察布人，教授，博士，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收入分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