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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蒂凡尼的早餐》的消费主义思想

2015-02-25芳,唐

学术探索 2015年4期
关键词:炫耀性消费观消费主义

杜 芳,唐 莉

(1.昆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2.昆明学院 科研处,云南 昆明 650214)

论《蒂凡尼的早餐》的消费主义思想

杜 芳1,唐 莉2

(1.昆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2.昆明学院 科研处,云南 昆明 650214)

杜鲁门·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蕴含了丰富的消费主义思想。本文分析了该小说以蒂凡尼珠宝这一国际知名品牌为所指对象,指出女主人公郝莉想要从炫耀性消费中获取幸福感,由此体现自我的身份与价值,从而获得社会认同,这一思想暗合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小说批判了郝莉一味追求高消费而忽略自身消费能力的行为,提倡一种合理消费观。

《蒂凡尼的早餐》;消费主义;幸福;合理消费观

一、炫耀性消费的具象代表:蒂凡尼品牌

《蒂凡尼的早餐》讲述了一位生活在纽约的高级交际花郝莉·戈莱特利小姐的一段生活历程。每当她进入“焦虑”状态时,她最愿意去的地方是到著名珠宝店——蒂凡尼那里逛上几圈,在那里,她内心会被安抚,变得平静。

作为作者重要的寓意传达,“蒂凡尼”贯穿于整个小说。从题目的题眼,到文中七次提到,可见其重要意义。

作为国际知名品牌,蒂凡尼在珠宝界享有极高的口碑和认可度,被誉为“珠宝界的皇后”。一提起它,想到的是优雅的设计、精良的做工,那些漂亮的项链、戒指或其他饰品,每个细节都处理得那么完美,体现着设计师高超的设计理念,其品牌本身就被视为奢侈品。消费奢侈品属于“炫耀性消费”。“炫耀性消费”是凡勃仑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指出消费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满足生存的需求,而是为了彰显消费者的身份、财富与地位。这就是奢侈品牌的价值所在,它代表的是一种虚拟价值——人们对它的认可与定位,凡是消费这个品牌,就意味着这个人的社会阶层和收入已经超过了大众水平,迈入上层或名流之列。的确,郝莉小姐去蒂凡尼并非出于生存的需要,她看中的是蒂凡尼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上层社会的身份象征。就连叙述者“我”送给郝莉小姐的那枚便宜的圣克里斯多昂像章,其物品价值已超出其价格本身,在郝莉眼里,像章被赋予了蒂凡尼品牌带给消费者的尊贵含义,她认为佩戴蒂凡尼珠宝是到了一定年纪的人,是有内涵的、高贵的,“只有戴在真正上了年纪的娘们身上才合适”。[1](P169)。在郝莉小姐身上,充分体现了蒂凡尼饰品的主题——爱与美、罗曼蒂克与梦想。郝莉喜欢穿名牌漂亮的衣服,佩戴漂亮的首饰,把自己打扮得时髦、光彩照人。对于一个读被“未婚夫”抛弃的信之前都要化妆爱美的女子,心中有对哥哥弗雷德、对戈莱特利大夫、对作家等人及对小猫咪的爱。并且,郝莉充满了浪漫气息,她可以在受到刑事起诉后出逃去追求自己梦想中的生活,情愿冒着被逮捕和永远不能回来的危险,她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被束缚,从某种层面上说,这就是她的理想。“我希望有一天早上醒来在蒂凡尼吃早餐时,我仍旧是我。”[2](P168)蒂凡尼代表的是有一定层次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和社会地位上的,在此基础上,郝莉的理想是希望保持自己的本性生活,不愿随波逐流。以上种种,都暗合了蒂凡尼的主题精神。

分析郝莉的处境,这个从乡下来的女孩,来到纽约后,并没有找到一份正式工作谋生,她靠和有钱男士约会为生,她一直想要进入上层社会,却未能如愿,这个高级交际花,扮演了美国艺妓的角色,在强大的帝国大厦面前,这样一个女子显得羸弱和无助,一次又一次的追寻失败,郝莉实则处在一个被边缘化的社会位置上,她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与蒂凡尼品牌彰显的上层社会形成了强烈反差。蒂凡尼品牌是成功的范本,主流世界的代表,消费蒂凡尼品牌,代表的是一种入世的精神,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这样一个奢侈品牌是那么地高高在上,遥不可及。《蒂凡尼的早餐》刻画的是1943年的美国,当时正值二战期间,二战带给美国经济的影响是使处于经济萧条的美国开始经济复苏,人们的消费能力增强,愿意购买奢侈品,蒂凡尼即是其中的一种。但这并不代表大众都具有消费蒂凡尼的能力,高昂的价格让多数人望而却步,蒂凡尼商店内高贵的装修无形中树起了一道墙,让多数人的欲望止步于观赏与向往中,郝莉也不例外。她喜欢去蒂凡尼商店,其实反映了她梦想着被主流上层社会接纳,结束边缘化的境况。“她(郝莉)想用蒂凡尼的珠光驱逐生活的烟雾,填补生命质地的稀薄,这与现实的社会是相互冲撞的。”[1](P88)而郝莉绝不仅仅是唯一一个被边缘化的人。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外来人口占据总人口的多数,尤其在1940至1950年中,“农村人口继续流向城市,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56.5%上升到59.6%,增加1500多万”。[3](P442)城镇化也让那些由农村到城市的人缺乏生存条件,如果没有生存技能,这些人很难真正融入大城市,郝莉来到纽约后便显得迷茫、无助,加上她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使其走起来更加艰辛。此外,就连卡波特本人也有被边缘化的感受。从卡波特的经历来看,他除了依靠小说扬名外,还具备出色的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他和名人在一起的照片不断出现在各大报纸和杂志上,他奋力挤进美国上层社会,可尽管如此,他一直感到自己并未真正被主流社会接纳。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卡波特母亲的原名叫莉莉(之后改为尼娜·玛),与郝莉原来在乡下的名字露拉·玛有异曲同工之处,让人觉得巧合之中有作者一定的深意所在。卡波特母亲尼娜年轻时想要走出乡村,便和卡波特父亲结婚,婚后有了卡波特,因为太年轻不会当妈,不久就和卡波特父亲离婚。她到纽约接受教育,年轻貌美的她很快与一名有钱的古巴商人结婚,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从而一步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尼娜的经历和郝莉有太多相似之处,让人不得不怀疑郝莉就是以卡波特的母亲尼娜为原型来塑造的。可与郝莉不同的是,尼娜是一个改变自身边缘化的成功例子,虽然这样的方式遭人质疑,并带给了卡波特一生巨大的伤害。而郝莉到最后能否结束自己被边缘化的境遇,小说并未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小说通过蒂凡尼品牌将消费主义思想具体化,蒂凡尼已经成为消费主义思想的一个具象代表,一个可以传达作者消费主义思想的传声筒。

二、消费的目的:幸福

女主人公郝莉一直在追寻幸福。她喜欢去蒂凡尼消费,喜欢那里优雅的环境、无微不至的服务、上乘品质的饰品,其实,消费只是表象,之所以想去蒂凡尼消费,更多的是为了忘却尘世间的不幸,去追求幸福。“我发现最好的办法是坐进一辆出租车到蒂凡尼去。这马上使我平静下来,那里有安静气氛和高贵气派。你在那里就不会发生非常不幸的事儿,同那些穿着高级西服的和气的男人在一起,还有同那银餐具和鳄鱼皮皮甲的好闻的气味在一起,是不会发生不幸的事儿的。”[2](P170)这是小说中郝莉对蒂凡尼发表的一番见解,也是她对幸福含义如何理解的关键。郝莉与男人们周旋其实是生活所迫。她出生悲苦,父母双亡,与哥哥弗雷德四处流浪,饿得皮包骨头,被前夫戈莱特利大夫发现时两人正在他家偷火鸡和牛奶,从小的经历使她早熟,未成年就愿意与亡妻不久的戈莱特利大夫结为夫妻,去当比她还大的一群孩子的后妈。可过了不久,她在阅读杂志后开始向往外面的生活,她认为走出去就是去追寻幸福。来到大城市后,郝莉被欲望包裹,周旋在交际场中,成了著名的交际花,看似她得到了“幸福”,其实不然,这样的生活并非出于她本意,她的行为和内心发生了冲撞,她知道自己的行为有违于传统道德,但出于谋生的需要和虚荣心的作怪,她又无法彻底脱离这样的生活。

根据《人类动机的理论》中提出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层次分为七个,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认识与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将以上七种需要归类,可以将其归为三类:物质性需要、社会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属于物质性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属于社会性需要,认识与理解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属于精神性需要。结合消费理论,炫耀性消费已经属于最高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要。地位和身份是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表征,从炫耀性消费中得到的快乐来源于被社会的肯定和认同,这种幸福代表了最高要求,达到幸福的最高峰。郝莉希望享受蒂凡尼高贵的氛围和服务,这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因此蒂凡尼被认为是幸福的代名词。在马斯洛的精神幸福、社会性幸福和物质幸福的理论基础上,王海明在《美德理论学》中将其发展,又将三类分为创造性幸福与非创造性幸福,区分的依据为有无创造性。其中,“非创造性幸福则是不具有创造性生活的幸福,是无所创造的生活的幸福,是未能做出创造性成就的生活之幸福……也就是消费性幸福:或者是消费、使用别人的创造性成就;或者是消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4](P35)郝莉在逛蒂凡尼商店时进行的是一种精神财富消费,她精神得到愉悦,从中获得幸福感。并且,从层次上看,王海明认为消费性幸福低于创造性幸福。前者消费完便消逝,后者则可以不朽。逛蒂凡尼商店成了郝莉人生中的驿站,也是精神上的寄托,它化作一个幸福的象征符号,成了郝莉所追寻的目标,可这并不表示郝莉就能够达到一个高的消费层次。郝莉的一生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决定了她不可能拥有类似立言、立德、立功的创造性幸福,她还只能停留在财富消费的层面上。另外,王海明还认为有的幸福是结果幸福,有的幸福是过程幸福。一个是过程不一定幸福,或许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实现了幸福的结果;另一个并不一定以幸福的结果告终,可过程本身就是幸福。从郝莉的成长历程看,她一直想要追求幸福的结果,看似在戈莱特利大夫那里得到了幸福,可欲望无止境,她又朝着下一个幸福迈进,最终迷失在幸福的找寻中,最后能否得到幸福,小说并没有交代,是一个留待人们思考的问题。郝莉的故事属于过程幸福还是结果幸福,小说本身没有明确表示出来,或许幸福在找寻的过程中,叙述者作家和郝莉小姐的朋友——酒吧老板乔·贝尔都在内心祝愿郝莉小姐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尽管这样的“幸福”是大家不认同的,是郝莉小姐的自我价值观。这种自我价值观无视外在客观环境,她一味站在自己的角度,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把能寻找到符合自己欲求的满足当作最大的幸福,她是想要获取幸福感。那究竟何为幸福感呢?“当生活状况合乎主体的价值期望或价值追求时,主体往往会对其做出肯定的评价,并相应地形成满意和幸福之感。”[5](P273)从该定义来看,幸福感是努力过后的目标达成的满足,它与欲望有关,“人的欲望生生不息,而幸福在于欲望跃出时能不断地满足它们”。[6](P13)以上两个表述虽然不同,但含义大同小异,即幸福是对欲望的追寻,是达成欲望后的心理体验。看来这里的幸福既是一种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目标。幸福没有尽头,我们不能说自己已经达到幸福的终极彼岸,只能说,幸福在路上,是一个接一个风景的转换。幸福没有特定的答案,幸福观人人不同,人们都为追求幸福而努力,但因为每个人的欲望不同,想要得到的不一样,欲望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所以幸福对于各人也不同:对饥渴的人而言,能够喝水便是幸福;对劳累的人而言,能够有一个舒适地方睡觉就是幸福……对郝莉小姐而言,她一直想要物质基础雄厚的生活,她为这个欲望曾付出了努力和巨大的代价,她与何塞相好、怀孕,眼看着即将可以结婚过上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可生活却与她的愿望背道而驰,她因牵涉到毒枭案件,何塞不愿娶这么一位声誉不好的人做妻子,选择离开。幸福对她而言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即。在小说的最后,叙述者表达了郝莉认为的幸福的确切含义,即寻找归宿。“不管是非洲的茅屋还是别的什么,我希望郝莉也找到了她的归宿。”[2](P240)小说点出了题旨,归宿成了幸福的代名词。另外,小说题目叫“蒂凡尼的早餐”,是为了表达一种生活状态,再也不是漂泊四方、浪迹天涯,因为,漂泊的目的是回归,回归稳定的状态,无数次的走是为了最后的安定,正如希腊史诗《奥德赛》那样,无论在外面经历再多磨难,最后还是要回家。不仅《蒂凡尼的早餐》、《奥德赛》,在整个文学史中,外出找寻和回归是永恒的主题。

通过郝莉对幸福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二战时期美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其思想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女性就业史上的分水岭,它给美国女性经济地位带来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女性主义者半个世纪的宣传鼓动所能达到的。”[7](P136)二战中,因为劳动力的缺乏,美国政府号召妇女走出家庭,去参加工作,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经济能力是妇女获取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并且,收入的增加导致了消费意愿的增强。即使是对于像郝莉那样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独身女性,她们也愿意通过消费来获取幸福感。妇女的消费能力与经济能力紧密相关,“经济上的安全感成为美国单身女性独立自主生活的重要元素”,[8](P100)而经济能力又与妇女的就业状况相连。据统计,以二战期间妇女的就业问题而言,高学历或拥有一技之长的妇女的就业率显然高于低学历或没有一技之长的妇女。郝莉因为没有受到过太多教育,且缺乏任何生存技能,再加上她不愿意去做一些低端劳累的工作,她的经济来源只能依附于男性,她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她的收入与消费不对等,而她的幸福观又有太多物质的成分,所以她对幸福的追求显得不切合实际,这种状况其实是当时美国妇女现实处境的一个缩影。

三、消费的意义:合理消费观

作者卡波特在《蒂凡尼的早餐》里提出的消费主义思想,从深层次挖掘,其目的是为树立一面大旗,提出合理消费观让人们遵循,这是小说所提出的消费主义思想的意义所在。

生活观上,作者辛辣地鞭笞了物质主义思想,颂扬真挚的爱情。郝莉是上流社会的宠儿,她周旋在众多男人当中,梦想有朝一日能够过上富太太的生活,她有众多情人,即使去巴西之前,难得去一趟图书馆,也是为了嫁巴西富豪而去了解巴西的知识。郝莉对待爱情的态度,有太多功利的色彩,她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附于男人,比如书中就有介绍她去一趟厕所男人要给零钱,如果给少了她就不屑理睬这些男人,小说开头的锡德·阿布克惨遭拒绝就是一例,他给去厕所的郝莉两毛钱,就被郝莉拒之门外。当郝莉送给叙述者“我”——作家那只漂亮的鸟笼时,“我”觉得三百五十元太贵了,而郝莉觉得那只不过多去几次厕所就可以挣回来了。她觉得男人对待她是否好坏取决于给予金钱的多少。每次郝莉寻找的恋爱对象都在42岁以上“大叔”级人物,这被看作有恋父情结。在当今社会,也有不少年轻女孩喊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口号,甚至滋生出“宁愿坐在宝马上哭,也不愿坐在单车后笑”的婚恋观,对待爱情,她们更多采取一种寄希望于爱情改变自己命运的态度,幸福与否不与感情挂钩,而是与金钱挂钩。这种婚恋观过于物质,忽略了两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否一致的一些本质属性,作者的态度在这里是带有一定批判性质的。卡波特认为在满足一定生存条件的基础上,精神之爱高于物质之爱。郝莉一直追寻物质优越的生活状态,但从小说来看,她屡遭抛弃,找不到安定的家,由此反映出卡波特对郝莉的婚恋观持否定的态度。相反,郝莉和叙述者——作家之间介于友情和爱情的感情却真诚不含任何杂质,能历久弥新。在小说开头,当叙述者“我”得知郝莉去了非洲,留下一个长相几乎与她一样的木雕,他很关心郝莉小姐的命运和归宿,这种关切程度显示出他俩感情的真挚。虽然两人的情谊没有丰厚的物质条件,但两人经历了人生的困难与挫折。郝莉小姐流产,被抛弃,都是叙述者“我”陪伴其左右,他们一起经历了人生的喜怒哀乐,关系已大大超越了单纯的友谊,“我”被视作她的兄弟——弗雷德的化身,弗雷德是郝莉小姐的精神支柱,得知弗雷德在战场阵亡的消息时郝莉小姐几近崩溃,之后便把爱转移到“我”身上,“我”立即成为郝莉小姐的精神寄托对象,也是爱的存在客体。

消费观上,作者反对不合理的消费观,主张合理的消费主义思想。卡波特并不反对消费,这与西方特定的文化背景有关。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了人的优秀品质之一——慷慨,“慷慨是在财务方面的中庸之道”。[9](P68)符合中庸之道的消费原则,既不过于浪费,又不过于节俭,在消费时,“消费量的大小是否相当,要以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对象而定……要对花费是否适当进行思考,使巨大的钱财用得恰到好处”。[7](P74)亚里士多德对合理的消费观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谓合理的消费,更多需要的是智慧的运用,多一分则满,少一分则缺,适度才是最好的。文艺复兴则提出了以人为本,破除禁欲主义,提出人生可以有享乐的一面。消费即是享乐的一种。在消费中,人性得到释放,可以不拘于节俭的一面。之后的重商主义则大大推进了消费主义思想。“主张用节俭的消费观推动生产的思想家有重商主义者亚当·斯密、韦伯等,而主张通过消费拉动需求,甚至用奢侈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孟德威尔、凯恩斯等。”[10](P233)他们的思想中崇尚的是大量获取黄金、白银,用消费刺激经济的发展,甚至奢侈品的消费也是重要的一环。应该说,无论是节俭的消费观,抑或炫耀性消费观,不过是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种情况,两种走向有些极端,必然会导致极左或极右的情况发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极端的消费观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转化并改变着。合理的消费观却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无论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都可以存活。提倡合理的消费观,不过于奢侈,也不至于吝啬,小到对个人,大到对社会都具有积极意义。

对于炫耀性消费而言,“炫耀性消费不论与消费者的财力是否相当都是有害的,它会助长个人的虚荣心,会导致社会风气的不断浮华”。[11](P230)因为属于非理性消费,带有享乐成分,炫耀性消费无可避免带有浪费的成分,消费者看中的是炫耀性消费代表的身份与价值,弱化了其本身实用价值与货币价值是否等价的因素。

郝莉的消费观不是合理的消费观,她的消费并非来源于自己的劳动所得,她爱办派对,喜欢买大量的名牌衣服和化妆品,喜欢享乐,她消费时大手大脚,全然不顾是否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为了维持自己奢靡的生活状态,她只有不断与各个情人周旋,她的最大愿望是嫁作富人妇过物质丰裕的生活。

而且,炫耀性消费是否是合理消费观要从具体情况出发。同样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也许对于收入不高的普通大众而言,炫耀性消费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的要求仅局限在物质需要,满足衣食住行等的基本需要便获得了满足感与幸福感。而对于收入较高的上层社会而言,他们有着更高的需求,他们需要自我实现。因郝莉还未达到上层社会的标准,她的消费显得不合理。

除此之外,在分析《蒂凡尼的早餐》的消费主义时,不能忽视消费背后的历史背景。《蒂凡尼的早餐》所写的时代是在二战期间,二战对美国经济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消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发明不断涌现,可供大众消费的商品既丰富又廉价,与此前相比,美国的现代大众消费社会更为成熟……”[12](P78)并且,美国消费社会在二战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小说中,以郝莉小姐为代表的人们喜欢购物、娱乐,人们的消费欲有了明显增长。可后来,战争也导致通货膨胀,经济发展逐渐停滞,物资紧缺。郝莉小姐为哥哥弗雷德买花生酱要跑多个街区就是一例。

从以上对《蒂凡尼的早餐》的消费主义思想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通过以蒂凡尼品牌为代表,表明了《蒂凡尼的早餐》中的消费主义思想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人发现幸福所在,从而提倡合理的消费观,这种思想即使对现代社会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1]徐晓飞.旅行中的无脚鸟——《蒂凡尼的早餐》中郝莉·戈莱特利形象解析[J].名作欣赏,2011,(27).

[2]卡波特.蒂凡尼的早餐[M].董乐山,朱子仪,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

[3]刘绪贻,杨生茂.美国通史(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王海明,孙英.美德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尼古拉斯·怀特.幸福简史[M].杨百鹏,郭之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7]William Henry Chafe.The American Woman:Her Changing So cial,Economic,and Political Roles,1920-1970[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8]Thomas Fahy.Understanding Truman Capote[M].Columbia: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14.

[9]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0]周中之,高惠珠.经济伦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1]黄云明.社会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2]王晓德.战后美国对法国向现代消费社会转型的影响——一种文化视角[J].史学集刊,2008,(1).

Analysis of Consumerism in Breakfast at Tiffany s

DU Fang1,TANG Li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Kunming University,Kunming,650214,Yunnan,China;2.Office of Science Research,Kunming University,Kunming,650214,Yunnan,China)

There are lots of consumerism thoughts in Breakfast at Tiffany swritten by Truman Capote.In the novel,the interna tionally renowned jewelry brand Tiffany presented as its target,the heroine Holly wants to obtain happiness from conspicuous consumption,thus showing her status and value and getting social identity.The thought reflects Maslow s hierarchy of needs.It criticizes the consumerism behavior that some people pursue blind ly high consumption while ignoring the spending power of their own,and advocates a rational view of consumption.

Breakfast at Tiffany s;consumerism;Maslow s hierarchy of needs;happiness;a rational view of consumption

I106 文献标识码:A

:1006-723X(2015)04-0114-05

〔责任编辑:黎 玫〕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4Y381);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培育项目(B-7064-12-001023)

杜 芳,女,昆明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唐 莉,女,昆明学院科研处讲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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