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许雁冰 喻仲文（武汉理工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让“栖居景观”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景观意象表达1

文/ 许雁冰 喻仲文（武汉理工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DOI编码：10.3969/J.ISSN.1674-4187.2015.02.006

引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中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的一项重要决议；是继“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之后的又一重要决策；是我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顺应新时代的要求，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广大农民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并共享现代文明成果的伟大举措。其二十字的指导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既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稳固了社会和谐发展的根基。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农问题作为国之根本，我党从未缺乏对它的关注。以至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村或传统乡村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农民，在历史的潮流中不断改变着物质和精神面貌。

解放初期，为缓解历经长时间战争而带来的苦难和萧条，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和终于翻身做主的广大农民群众在新制度、新社会里，打土豪、分田地、破四旧、迎共产，“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生产热情及其高涨。“深挖地、广积粮”，缺乏科学知识、生产技术落后，忽视了土壤的生产承载力，导致自然灾害为崩溃的生态环境重新洗牌。

“听党的话，跟着党走”成为老一辈人民的“精神支柱”和行动准则，以至于被革命投机分子无辜利用。传统古老的乡村村落、文明古建遭到大量的破坏。有机建筑群被分割霸占；传统村落文化的核心——祠堂宗庙被清空、腾挪做人民公社、生产队公用仓库乃至是公社牛棚；村口影壁和民居墙面被革命标语或发展口号所占据。人民公社的大锅饭，纵容了某些好逸恶劳、自私狭隘的农民秉性，使得民居只是躯壳的休息场所，而失去了生活的气息。房前屋后不再是桃李环抱、瓜果飘香，庭院内的本土树木和低矮的竹篱逐渐消失，使得建筑单体变得孤立、生硬和冷漠。杂草重生、垃圾成堆，残垣破壁无人问津，更不说用易得的石材修整房边小径，营造小桥流水了。

土地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重新燃起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多劳多得，农产丰富，不但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更解决了城镇人口的物质供给，稳定了社会的发展。从农户到商户，从纯农业生产到小手工作坊的建立。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传统格局的民居建筑已不能满足多元化农业生产的需求。楼房、小洋房，甚至大别墅的外形与色彩被眼界逐渐开阔的村民徒有其表的“借鉴”回来，在面子、攀比和盲目跟风的村民中逐渐传开，形成了新旧建筑群在村落中的杂生的状态，但新建筑沿新建路网建造的趋势，也体现了后工业时代信息流对村落空间格局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国库“丰盈”的粮食作物已经不能作为农民经济收入的有利来源，更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着乡民，改变着乡村。村落周围的树林、山头、河塘等自然资源被有钱商者承包。缺乏统筹管理的乡村自然景观与农业景观变得支离破碎，混乱无序。城市化进程带动了城市绿化对苗木的需求，导致种植粮食蔬菜的农用地成为“精贵”物种的苗圃花囿；不思进取，眼光短浅的村干部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引诱下，将一切老祖宗珍惜呵护下的宝贵财富逐一挥霍：原生的巨大古树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连根拔起卖到城市；卖完树的秃山可以卖石头做工程基料，石头卖完还可以再出卖土地给民营小微企业建造厂房。由此，吸引大量城市环境所不容的，具有污染、辐射、噪声或其他危险要素的工厂，在没有监管的条件下肆意妄为。工业废水、废气、废料……成为无辜乡村村民们最后的一笔无偿“收入”。最终，这些村落会伴随着山洪、泥石流或地震等自然的报复走向消逝。

外出打工的青壮年，携家带口离开了土里刨食的生活，在不被完全包容的城市里艰苦度日，成为当代灵魂的游历者。城乡环境差异越大，农民工回乡的意愿便越小。当然，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机遇，也会让不少农村人口受益，他们或是待收入颇丰时定居于城市，为孩子或父母的将来创造更优越的生活环境；或是衣锦还乡，建屋置业改变原有生活条件。乡村对于这些人来说，是一份割之不断、弃之不舍的情怀，它源于宗亲血脉的牵挂，更有乡村生存环境的社会性情节（乡村社会关系，构成了村民成长过程的社会性，这一本质性特征使之在此环境更易获得社会认可）。诚如坚毅果敢、吃苦耐劳的客家人一样，无论是离家经商、求学还是侨居他乡，只要条件允许每逢祭祖或大型节日必会返乡，以解心中谓之“乡愁”的情愫。宗族的教诲、先祖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到客家人的血脉之中，似乎沧海桑田永不能移。固究其缘由，则可归结于传统乡村景观在漫长的形成发展中凝结的人类文化与传统的人类社会性。

回顾乡村景观的发展历程，原始村落景观标志着人类迈向文明的开始：农耕、聚落和选址凝结着早期人类以生命为代价适应自然的艰苦探索；文字与符号的诞生传达着先民对生存和发展经验的蒙昧认知。封建社会中，乡村景观中的自然要素成为风水堪舆的测度对象，关乎生存安危与前途命运，更决定了村落与自然要素之间的场地关系（山、水在村落空间构成中的作用，以及山门、水口、水渠、义仓等方位的规划）；封建伦理以具有村落社会性的宗祠和祖庙为核心、建筑组群组织着血脉亲疏（血缘同姓村落的组织结构和宗族的房派、支派相对应1李秋香 陈志华，村落［D］，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P2～3.）；崇商的农业村落逐渐靠向商埠、码头或交通要道，发展出酒馆、茶社、旅店或戏院等服务性场所，有着城镇的繁华；重儒的社会潮流也使得村落中的书院、私塾成为重要景观。倘若甲子登科、仕宦辈出的村落更是少不了牌楼、功名坊、文昌阁或文峰塔等光耀门楣的纪念性景观。几千年社会、经济的变迁都以生存与发展需求为根本目的，为我国传统乡村景观创造出了丰富的形式与特色。政治开明、轻徭薄役时期的农业乡村，呈现出一派“桃花源”的景观意象，直到工业革命如狂风般席卷大半个地球。

在西方工业文明时代里，人们将维系生命的生态环境当作创造资本的生产资料过度挥霍。而在自然环境中赖以生存的农民和乡村，因阻碍了工业革命进程而被迫沦为愚昧、破败、落后的代名词，逐渐失去了话语权2吴高泉，乡土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关于农民”的话语研究［D］.。这一现象，也出现在了20世纪的中国，它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炮火砸开国门的那一刻，抹杀了朴质的农夫和美丽的乡村，以带有贬义和鄙夷意味的“农民”和“乡下”的称谓将其定格在了现代化的语境中。

综上可见，乡村景观的变迁记录和书写着我国传统文明的发展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乡村聚落，因改革探索观念的风云变化而发生巨变，其速度之快、变化之大、影响之剧烈远超过几千年里人类在封建社会中的探索与融合。因此，要想塑造新时代的乡村环境，使之富裕文明、美丽宜人的心灵归属，便要理清几个问题：新农村建设为谁建？由谁来建？如何建？要试图解答这几个疑问，可是尝试从多方有关乡村、农村或村落的研究成果来理清思路。

一、20世纪我国村落研究——人地环境的物质文明创造

村落作为传统乡村景观中最为核心的物质实体，“它的发展伴随着我国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作为一个空间单元和一个社会单元起着承载传统文化、培育村民、营造安全稳定的人居环境等重任。20世纪，我国对村落进行研究的诸多学科中，各学科运用不同的研究方式和各自的兴趣要旨拓展了村落研究的视野，其中地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成果较为显著。

地理学将乡村（或称农村）聚落归属于人文地理范畴，我国地理学界对农村聚落的研究晚于西方国家40多年。农村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为“非城市区人文组织与活动的地理方面的问题……探讨农村环境的经济、社会、人口、聚落、文化与资源利用许多问题的一门界限不明确的科学”1李旭旦主编，《人文地理概说》，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1989年金其铭所著的《中国农村聚落地理学》一书堪为代表。该书中按地域划分将我国村落分为11个聚落类型，并对其聚落位置、规模以及房屋形式进行了系统研究。2005年至今，随着国家改革政策对农村建设的日益重视，农村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又拓展出对：农村社会经济系统结构、功能的研究，农村地域类型研究、农村城市化研究、农村聚落体系研究、农村社会人的因素的研究农村区域发展规划研究等。2李诚固，我国农村地理学若干问题探讨［J］，长沙：经济地理，1987第4期p253-258

20世纪我国历史学对村落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乡村社会性的构成和村落社会结构，村落组织、形态、景观、经济活动、宗教信仰等于环境的关系。其中国外学者借助民国时期日本“满洲铁路调查局”在华北村庄收集的调查资料而做出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并认为“华北村落是具有高度集体认同感的内聚团体”3黄忠怀，20世纪中国村落研究综述［J］，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37卷第2 期，P110-116.。国内学者中，侯仁之先生最早对历史聚落地理研究进行理论探索（1997）。之后还有陈桥驿《历史时期绍兴地区聚落的形成和发展》（1980）、尹钧科对《北京郊区村落分布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的初步研究》（1993）、张伟然对《湖南民居的区域差异研究》（1995年）和《湖北历史时期的聚落景观》（2000年）等研究，其重心都在探讨环境变迁对村落发展之间的关系。

人类学对乡村与村落研究的繁荣期和辉煌成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国时期，主要代表有梁漱溟、杨懋春、吴文藻、张浪光、林耀华、费孝通等。美国社会学者葛学溥1925年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一书，是其1918-1919年在上海任教期间带领学生做出的研究成果。该书的研究方式传承了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思路方法，并将此引入我国学术界，也为后来国外汉学人类学家的研究开创了思路。在那段改革救国的时期里，国内学者梁漱溟、晏阳初等发起“乡村建设运动”立足于“在维护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乡土重建’，在维持农村原有‘伦理本位’与土地制度的基础上提高劳动力素质……”4李善峰，20世纪的中国村落研究——一个以著作为线索的讨论［J］，济南：民俗研究，2004年第3期P26.实现以农立国，“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道路。1935年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以乡村宗族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宗族组织及其社会功能、宗族与家庭机构、亲属关系的系统作用。随后在1944和1948年出版的英文著作《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以小说式的体材描述了村庄中两个家族的社会生活与最终命运，探讨了一个村落中人与文化的关系。1939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是人类学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他剖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提出“乡土中国”、“礼制秩序”、“差序格局”和“长老统治”等概念，是对中国社会结构与农村传统观念的理论概括。人类学的村落研究较为重视个案分析，研究村落的演变历程，而宗族、伦理等家族关系影响着村落的社会组织、经济发展、仪式信仰等内容。

综上所述，地理学以外在物质环境（自然、地理、气候、生态等）对人类生存的影响探索村落的发展，是人与地的适应性生存对话；历史学从时代变迁中的内因与外因研究村落的发展变化，是人类社会性与自然性在生存环境中的双重考验。而人类学则从人类社会环境着手，以人与人的社会结构变化描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无论从哪个学科而言，“人”是村落环境诞生和发展的主体要素。人在劳动创造中获得的进化发展更新了对自然或生存环境的认识，人类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发展，从而反之推动生存环境向前发展。因此，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人，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在因素。由此可见，我国当下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应是农村村民自身，但囿其自身文化素质局限的影响，应以“引导自发式”5刘丁鑫，新农村道德建设研究［D］.P8.的模式激发村民内在潜能促成乡土发展。

二、20世纪文学题材对乡村的研究——人-地-环境的精神塑造

从艺术的起源论而言，“模仿再现说”在文学艺术中有较大的支持度。题材或内容来源于生活，才能使文艺作品有血有肉、生动鲜活，对生活与现实的高度凝练与艺术再加工才能使作者情感的传达直击心灵、产生共鸣。

我国20世纪文艺题材作品中，类容丰富、形式多样，其灿烂成果呈现了那一巨大变革时期的时代映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吴高泉以该时期内中国文学中“关于农民”的话语研究为博士论文的主题，诠释了文学艺术对20世纪有关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思考与感悟。全文共分十个章节，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文艺作品中隐含的有关三农问题的意识形态及其农民话语权力的关系进行研究。

第一章以“关于农民”的观念史及其话语解释为题，提出了以工业大生产而带来的现代文明和思想观念，使得“‘农民’一词具有了文化身份的含义”代替了农耕时代勤劳朴质的“农夫”与“庄稼人”，在现代化语境中饱含贬抑。“现代文明”中对农民愚昧守旧、狭隘浅薄、自私自利的批判，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一个封闭落后国家国民思想的侵染。正如鲁迅笔下以鄙夷与不削的言语所描绘出的阿Q和闰土形象一样。而“农村”也同时有别于农耕文明时的“乡村”、“村庄”和“桃花源”变为落后、贫瘠、肮脏，妨碍现代文明发展的边缘区域。第二章以“颓败风景里的村庄”为题，隐喻了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命运的现状。古代乡村呈现出的静谧淳朴，是人文士大夫们寄情山水寻求心灵慰藉的精神向往。而对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被迫下乡改造的文艺工作者的作品而言，如吴伯萧的《一辆纺车》，这种出自“非自觉自愿”的劳动性艺术创造作品，并不能产生真正的美（马克思主义有关艺术起源的“劳动创造”说）。而鲁迅先生在《故乡》里对“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的描述，以及茅盾先生农村三部曲中对农村落末景象的描绘，正是中国现代社会农村的典型代表。第三章“劣等国民的灵魂”以启蒙知识分子的现代眼光审视对广大农民的国民性改造，而在长期的封建与半封建社会体制统治下，皇权和乡绅长期剥夺了农民的话语权和存在意识，使之不得不“麻木不仁、具有卑微奴性”，不得已靠着“精神胜利法”苟活。第四章“沉默的多数”中认为，要对农民的文化和人格实行现代化改造，就必须深入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并对现代文化进行意识形态的反思。第五、六、七、八章的内容涉及了从阶级革命、民族斗争到解放胜利后，毛泽东思想对文艺的意识形态的重新整理，确定了共产主义农民革命时期的新型审美意识。第九章，将城乡的差异性通过农民代表（鲁迅笔下的阿Q、高晓声笔下的陈焕生，矛盾《子夜》里的吴老太爷等）的眼睛来传达。对城市新奇世界的“惊诧”、辉煌与极大吸引力，是农民对现代性的艳羡与好奇，更是知识分子充满矛盾与彷徨地对资本主义性质社会奢侈糜烂的道德控诉。第十章对“故乡的审美幻想”表达了文艺作品中城乡二元文化对立观念所映射的社会分裂，并以期由意识形态整合实现中的对立冲突，导向审美意识的和谐。“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如何将美学冲动与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整合，并在艺术与社会的两难之间找到一种满意的解决途径，是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1吴高泉，乡土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关于农民”的话语研究［D］，p108.

作者从二十世纪乡土题材文学艺术作品审美意识的变化，似乎让我们看到了那些时代环境变迁下具有传统思想的村民们。他们有着自我的社会、经济、法制体系来维系着生存与发展，他们在国家机器制造的社会环境中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创造着属于一方乡土的物质与精神特质。但他们也有着独特的社会需求表达方式，传统、稳定、秩序、和谐与有节制的道德观是生存的根本，渴望具有归属感和得以获得自我实现的公平、民主社会发展环境。

所以就当下城乡二元发展的状态看来，新农村建设的诸多探讨和逐渐产生的些许发展弊端是城市社会强加于农村居民的现代化梦想。但新农村的居民也有着属于自身发展的物质欲精神诉求。现代化新时期的农村需要现代化设施改善生存条件、需要科技与创新突破生产技术的局限、需要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和安全有效的生活环境，但不一定非得用阵列规划的同版型别墅群和“田成块、路成网”的西方工业化农村格局来表达。在我国三千多年人与地的环境关系中，农存居民自发塑造了人依附于土地而生的鲜活乡土文化，乃至走进现代文明，仍是一个值得思念和思索的美学对象。

三、我国乡村景观研究概述——乡村栖居环境营造的应用性研究

乡村景观，又有名乡土景观（学术界尚无明确统一的概念解释，乡土景观一词更倾向于本土景观的后期变化与延续），是乡村地区范围内，经济、人文、社会、自然等多种人类文化现象的综合体现。国际上对乡村景观的研究最早就是从文化景观研究开始的。我国的乡村景观研究晚于国外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乡村景观研究作为地理学的一部分进行，主要关注农林即地理风景名胜景观的格局研究；同期，借由肖笃宁等翻译，由福尔曼. 戈德罗恩编著的《景观生态学》一书和肖笃宁于1992年编著出版的《景观生态学理论、方法及应用》，以及林超、黄锡畴、陈昌笃等人的学术成果将生态景观研究引入我国，从而引起了对农业景观的格局、功能与动态化的实践研究的关注。

90年代，乡村景观的关注点转向以中国传统聚落的研究为出发点的多元化探索。李秋香、陈志华编撰的乡土瑰宝系列之《村落》从乡土聚落的类型，村落选址与经济活动、居住安全的关系，村子结构布局以及村落规划建设的机制，以实地考察、走访调查、基地测量和样本绘制的方式，着重研究了村落实体的物质构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翁有志、丁绍刚对我国乡村景观研究规划的文献进行研究，以1989～2006年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乡村景观研究规划”为切入主题，其文献量为101篇，大大少于同时期内乡村建设研究（7158篇）、乡村经济研究（10765篇）和乡村政策研究（2085篇）的文献量。1翁有志、丁绍刚，“国内乡村景观规划文献研究分析与评述”，［J］，合肥，安徽农业科学，2008.36（3），P1032。但从2006年至2012年间，我国与“乡村景观”相关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同样以“乡村景观规划”为搜索元所得的相关文献量已增至2422篇（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结果显示）。

周心琴等人对“近年我国乡村景观研究进展”进行分析，将其研究内容与成果分为4大部分：农田景观、乡村文化景观、乡村景观评价、乡村景观规划。2周心琴、陈丽、张小林，“近年我国乡村景观研究进展”， ［J］，石家庄，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年3月第21卷第2期。

农田景观的研究内容包括：1、农田景观格局研究：主要成果有以肖笃宁对景观空间指标创建的研究；付博杰、王仰麟等人集中对黄土高原和华北地区农业景观的研究；俞孔坚对景观安全格局的研究；贾宝全等对干旱区和绿洲去景观生态的研究……2、农田景观变化研究：主要针对生态脆弱区、高强度土地利用区和特殊区域所进行的案例研究，主要成果有角媛梅等对干旱区绿洲景观格局的研究；宇振荣对江汉平原农业景观格局级生态多样性的探讨；李秀珍对岩溶区景观生态脆弱性的研究；车生泉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景观的生态格局进行分析；郭文华等对乡村与城郊景观格局优势进行对比研分析的究等。

乡村文化景观研究的论文中内容大致划分为地方文化景观及其类型划分研究和乡村聚落景观研究两类。前者主要研究成果由：董新对乡村文化景观进行类型划分时的原则与依据研究；刘浩之和金启明以乡村聚落和土地利用对乡村文化景观中进行分类；也有一些学者对地方性文化景观进行了探索，如哈尼梯田景观、徽州村落文化景观、福建土楼以及海南岛文化景观的研究等。后者作为乡村文化研究的核心，也是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热点。20世纪90年代，我国乡村聚落研究主要以位置、形态、功能、布局、演变、规划等内容为主；90年代后在空间结构、分布规律、特征、扩散等研究方面得到加强。这些研究大多融入生态学思想和辅以地理学研究方式，也因此产生了生态村、乡村聚落生态系统级乡村人居环境等新概念。此领域中还有以刘沛林为典型的古村落景观审美意象研究。他认为中国古村落的选址、布局与营造过程都体现出古人的生态和谐观和追求诗画境界的理想环境观，其中宗族意象、趋吉意象、山水意象等成为中国古村落的基本意象特征。他的研究将社会学、伦理学、环境科学等与景观生态学和地理学相融合，更丰富了乡村景观的研究视角。

乡村景观评价是乡村景观规划的前提基础。刘滨谊与王云才在其《论中国乡村景观评价的理论基础与指标体系》一文中将其概括为三大原则（分别是景观生态原则、景观资源化原则、景观美学原则），5大评价体系（分别是可居度、可达度、相容度、敏感度、美景度）21个指标；谢花林和刘黎明则用3个层次（社会效应、生态质量、美感效果）31项指标构建其评价体系；肖笃宁和卢兵友则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对乡村景观做出了生态评价体系；谢花林根据景观的自然性、奇特性、环境状况、视觉多样性等对乡村景观美感度进行风景资源评价。

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又包括规划原理与规划方法的研究两部分。王云才根据乡村人居环境的3个层次的内容，提出了乡村规划的七大原则，并指出我国现阶段乡村景观规划的核心内容集中在乡村整体景观意象、景观适宜性、土地利用景观、主题景观和聚落景观5个领域，目的是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成为来最适宜居住的景观空间；3王云才、刘滨谊，“论中国乡村景观级乡村景观规划” ［J］，北京，中国园林，2003/1。王锐与王仰麟提出农业景观生态规划应遵循5项原则：提高异质性、继承自然、关键因子调控、因地制宜和社会满意；谢花林则认为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应遵循整体综合性、景观多样性、场合最吻合、生态美学原则。

最后，周心琴对于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乡村景观研究产生的丰硕成果表示肯定，但不可否认其整体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由此该研究展望中提出以下几点值得借鉴：1、应加强理论与方法的提炼研究，突破地理区域与学术区域的局限性使用屏障；2、重视乡村景观的动态研究，中国式的乡村景观在城市化进程下的演变方向研究等；3、深化乡村景观研究领域，保护乡村生态的前提下促进乡村经济发展；4、扩大研究队伍，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正确引导乡村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岳邦瑞在对我国乡村景观（文献中称“乡土景观”）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时，将乡村景观的概念拓展为：“生态、生产、生活的集合，包括自然生态景观、农业生产景观、农村生活景观3个层次”……研究领域“涉及美学、社会学、文化地理、景观生态、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等学科”……1岳邦瑞、郎小龙、张婷婷、左臣，“我国乡土景观研究的发展历程、学科领域及其评述”，［J］，石家庄，.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2年12月第20卷 第12期，P1564。依以上材料显示，我国乡村景观研究现状多以农林院校和国家农业相关部门人员为主导，主要涉及生态、地理等领域的规划和景观评价和乡村经济发展，当今乡村经济价值的研究多关注乡村旅游规划发展，而忽略了农村产业价值提升与农业自身的价值。同时，该时期内对于乡村景观文化审美类的论著较少，而乡村审美研究内容匮乏。乡村景观中蕴含的优质物质与精神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体现，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价值表达，是古代先民生存智慧与生活艺术的表现。乡村景观审美作为与城市审美相对的审美体验，似乎更受城市人口的关注。在城市包围农村的城市化发展进程里，如何创造出城里人向往的田园景观，又符合乡村居民精神归属的诗意栖居地，才是乡村景观规划与设计的本质追求。

四、“栖居景观”创造“人诗意地栖居”

本文题目所引用的“栖居景观”（Inhabited Landscape）一词来源于美国“乡土景观之父”J·B·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1901-1996）的乡土景观研究研究著作《发现乡土景观》。在其具有代表性的这一著作中，他提出了两种理想景观模式：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政治景观尺度恢弘、亘久不变、易于识别，是为法律、政治等国家机器服务，是人类社会行的环境塑造。栖居景观符合乡土习俗，虽卑微渺小，富有变化性，但却伴随着人类试图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过程演化。

两种景观模式符合人类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双重需求，之前出现的任何景观形式都无法实现将以上两种模式平衡地融合于一体，但这种平衡地融合确是未来景观设计的发展方向。

其次，杰克逊从文化景观的视角，构建了美国乡土景观的研究框架，将美国的景观发展史历程总结为三种景观形态：景观一（早期的中世纪景观，乡土景观的原型）、景观二（贯穿文艺复兴时代的景观，政治景观的原型）、景观三（当代美国后工业时代景观，兼顾了景观一的机动性又具有景观二的稳定性）。三类景观在不同发展时期内有着不同的人类认知：农业时代景观的本身是功能、工业时代的景观是资源、后工业时代的景观是体验的场所。深受杰克逊赞赏的农业时代景观和后工业时代的景观是能体现实质美、符合人类需要的真正美的景观。2陈义勇、俞孔坚，美国乡土景观研究理论与实践——《发现乡土景观》导读［J］.北京：人文地理，p155-160.

“诗意的栖居”出自于德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的作品，经由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进一步阐发，提出了一种人的“存在”论。“栖居”是人们以“自由”的方式“存在”于居住于大地上。物质环境的构筑并不是人栖居和存在的关键，而是人的本质决定了人的栖居，显示了自己的存在。同时，“‘人诗意地栖居’思想是海德格尔实现人类灵魂救赎的重要思想，它揭示了人的生存论主题”3吴书林，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的思想探析——对成都建设“世界现代园林城市”的解读［J］.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4卷第3期，p5-7。。诗意地栖居应将人作为社会与自然地一部分，使之自由发挥本质特征，并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平等、和谐与统一。这以思想映射出了海德格尔所处的工业时代，人、社会与环境之间纠结窘困的扭曲关系，饱含哲学家们对人类生存现状的警示，值得当代快速城市化的我们借鉴与思考。

自然不是资本主义眼中的无度资源，人也不是存在环境的主宰。人作为“存在”的看护者栖居与当下，应遵循四重要旨：一、以拯救大地的方式安居，大地所承载的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维护大地的健康才是生存与安居之道；二、以天空接受的方式安居。天有时、地有常，人应尊重自然规律顺应四季变化，以生态观作为生存的基础；三、把诸神当做神明迎候的方式安居。感应万物有灵，寻求精神的归属，并受其启发促成自我发展。四、以能实现自己本质的方式安居。人的社会性需求才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源泉，社会认同感、归属感与自我实现是存在的核心价值。这四重要旨对我们当下人类生存环境的塑造，包括城市建设、城镇建，乃至新农村建设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结语

人类的诞生孕育了人类文明的创造。景观作为人类满足生存需求的物质文明创造，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而逐渐凝结了人对自然、社会、经济等自身存在意识的表达。从农业时代走来的乡土景观，是生存于其间的人类起乎生存，发乎生活的自发性创造。它因天时、循地理，曾创造出了天-地-人和的自由精神乐土。时代的进步曾磨灭了它的光芒，但抹不去它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程中留下的诗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当下发展的需求，是社会文明前进的必然。发达国家的经历值得学习与借鉴，但更应以我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为本，指导当代村民在自由、活跃的生态环境中，尊重祖先创造的优良文化，自觉自发地创造新型社会中具有自我精神归属的“诗意栖居地”。

（责任编辑：张同标）

［1］李秋香 陈志华，村落［D］，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吴高泉，乡土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关于农民”的话语研究［D］。

［3］王云才、刘滨谊，“论中国乡村景观级乡村景观规划” ［J］，北京，中国园林，2003/1。

［4］岳邦瑞、郎小龙、张婷婷、左臣，“我国乡土景观研究的发展历程、学科领域及其评述”［J］，石家庄：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2年12月第20卷 第12期，P1564。

［5］翁有志、丁绍刚，“国内乡村景观规划文献研究分析与评述”，［J］，合肥，安徽农业科学，2008.36 （3），P1032。

［6］周心琴、陈丽、张小林，“近年我国乡村景观研究进展”， ［J］，石家庄，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年3月第21卷第2期。

［7］Robert Lawson-Peebles，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J］，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MS

Inhabited Landscape——the Expression of the Landscape Image of Socialist New Rurual Construction

乡村景观多样性地表达了农耕时代人居环境中的生态性、经济性和社会性，为人类创造出平等、民主和具有自由民族精神的景观意象。它在人-地-生态伦理的中相互适应中，凝结出朴素的生态观、朴质的社会性与安宁祥和的栖居性审美景观。传统乡村景观，呈现着安宁、稳定、平和，自给自足、与世无争、富有归属感和自我认可感的审美意象。是新农村建设应中，乡村人口心灵的归属和精神的寄托，更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文化“根”与“魂”的所在。

Rural landscape richly presents the ecology， economy and sociability of the inhabited environment in the agrarian age， providing the inhabitants with a landscape image full of equality， liberty and national spirit. In that case，human-earth-ecologic ethics adapt with each other well， which sets out the simple concept of ecology， the primitive sociability and the peaceful aesthetic landscape. Rural inhabited landscap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eatured with peace， stability， self-sufficiency， sense of belonging and self-recognition， is the spiritual ballast of the rural inhabitants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root" and "soul" in Chinese culture.

“栖居景观”；新农村建设；景观；景观意象

Inhabited Landscap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Landscape； Landescape Image

许雁冰，现任教于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学。

喻仲文，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学。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农村建设中的中国农村村落美学的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2CZX07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