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文丽 陈晓平 综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 成都 610041)

1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8年，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提出了“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的概念，继承了快乐论的思想，从而开始了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生活质量是在满足了基本物质、文化需求的生活水平基础之上，其个人的主观体验，更侧重于更高等级的精神追求，对社会、文化环境及个人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哲学基础的不同，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分为两个方向:客观生活质量研究和主观生活质量研究。现在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以主观幸福感为主。“幸福是主观的”已是心理学幸福理论的经典命题。主观生活质量研究强调对人的期望、态度、感受、价值、欲望、信念等方面的考察，着眼于个人自身的幸福体验，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后来的心理学家对于这一理论和实证倾注了大量的热情，使“幸福感”这一词于1973年被列为一个专业索引词条。

国内外的心理学家基于各自不同的哲学观点，对幸福感做出了不同的界定，综合来说，对幸福感的界定标准大致有三种:(1)以外界标准来界定:认为幸福基于行为者的价值体系和标准。(2)以主观情绪体验来界定:认为快乐即幸福，可以通过消极情绪与积极情绪的对抗结果来做出结论。(3)个体自我评价的幸福:认为幸福是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客观事件的实际情况与主观体验的有机结合。这属于主观幸福感的范畴。

现在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各种理论之间也存在争议。(1)目标取向论:认为幸福感是需求的满足或目标的达成。包括人的普遍需求，也包括每个人的特有需求，如荣誉感、成就感等。一般情况下，需求满足和目标达成产生一种积极的情绪，反之则产生消极情绪。但在一些特殊情况(如人的需求和目标不一致)，即使目标达成，主观幸福感并不会增强，因此两者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1］。(2)比较理论:认为主观幸福感来源于评价者的现实情况与自定目标间的比较。现实状况超越认定标准，与其他人比较有优越感时，主观幸福感就会增强［2-3］。(3)适应理论:该理论体现了认为幸福感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的思想［3］。各种好的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事件发生会对幸福感水平产生影响，但个人内在稳定的人格特质会降低突发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影响，使其趋于平衡［3］。到目前为止，这一理论仍存在局限，不能确定不同的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和不同的人格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究竟哪一个更具主导作用，以及人格特质维持主观幸福感水平动态平衡的机制究竟是什么。

Andrews和 Withey(1976年)认为主观幸福感由三个维度构成:正性情感、负性情感和认识水平。也有不同的理论，以近代美国学者为代表，提出了外向、和谐、原则性、情感及文化五个维度，西欧学者认为外倾、稳定和智力等三个特点就可以描述出幸福感的差异。还有的理论提出了社会支持、自我效能等维度。

Dinere研究后认为，主观幸福感有三个基本的特点:(1)主观性:因为测量用自我认定的方法，依据自我评价者个人内在的标准，不受外界或是他人的影响。(2)整体性:主观幸福感既是心理、情感的自我评价，也是生活经验的实际感受。是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评定。(3)稳定性:主观幸福感会受到情境、情绪状态和生活事件的一过性影响，但它仍然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4］。

2 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

针对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做了很多研究，各个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2.1 人格特质

每个人对同样的刺激或事件发生的应对方式都不同，有自己特点，这就是个人的人格特质。人格特质是主观幸福感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因子之一［5］。研究表明，人格特质是由人脑在神经生物学方面的差异决定的。人脑的行为抑制系统及激活系统决定了不同人格特质的人对幸福感的感知不同［6-7］。也就是说性格外向、开朗乐观的人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而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人主观幸福感水平则较低［8］。

2.2 人口学因素

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的生理成熟同时也伴随心智的成长，两者相互影响，这种体验和磨合的过程参与构成了主观幸福感。以往认为，也许因为心智成熟、情感阈值不断提高，加上身体机能随年龄增长而退化，年龄增长会导致幸福感降低［9-10］，但新近的研究却提示，随年龄增长生活满意度却有升高的趋势。事实上，年龄不仅是人口学变量，还包含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代信息，如社会发展、环境变迁及文化融合等背景因素［11］。因此，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U型曲线关系。传统婚姻使配偶得到社会支持和经济回报［12］，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那么强大。婚姻与主观幸福感存在相关关系，但这种相关系数在下降［13］。老人随年龄增长对配偶的依赖增强，因而婚姻对老人的主观幸福水平有显著影响［14］。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女性因为在家庭中承担着更多照料者的角色，社会分工中可能有更多服务型的工作，女性更愿意体验和表达情感，因而比男性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15］。另外，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同时具有一定经济自主能力的人群，能够全面、积极地思考，经常使自己取得进步，这样的个体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2.3 社会支持

大量研究证实，人们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也就越高［16-17］。更多的国外研究已充分证明，社会支持是评价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之一［18］。社会支持不仅提供物质帮助，也协助提高人们的自信和自尊感，因此社会支持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很好地预测老人的身心健康水平［19-20］。

2.4 文化

这是近年来心理学研究关注的重点。研究证实，一个人在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做出评价和判断时，难免会带上文化的烙印［21］。许多跨文化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有明显差异。因此中国学者邢占军提出了立足本土文化的体验论幸福观。像中国这样的东方文化背景提倡集体主义，而西方文化提倡个体主义，相比较之下，个体主义文化模式下的个人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22］。

2.5 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具有相关性，尤其是老年人这个群体。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健康自测水平，也就是主观感知比实际的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力更大［23］，但专业人员的客观健康评估会降低自测水平的影响。健康自测水平受到不良情绪和躯体疾病的影响，老人的健康自测不能真实反映躯体疾病却能反映老人的情绪状态［24］。

现代医学倡导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健康”的定义不仅是无疾病，还应该是身体-心理-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25］。患病情况下的主观幸福感更值得我们关注。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健康状况对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由于自然规律使然，进入老年后疾病的发生率，尤其是慢性疾病的发生率随之增加，因而对于中国这样的老年型人口国家而言，各种慢性疾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应受到重视。但慢性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行得并不多，因为各地经济水平、健康意识、文化背景等差异，得出的结论也并不统一。比较趋于一致的结果是:心血管疾病患者中，抑郁的患病率是16%～23%［26］。

3 高血压患者的主观幸福感

各种慢性疾病中，高血压在中国的发病率最高。2012年调查显示，中国超过15岁的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24%，中国高血压患病人数为2.66亿，每5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高血压。其中高血压患病的知晓率不到40%，患者管理率为25%，管理人群服药依从性约60%，其中血压控制率为50%。高血压是一个多因性疾病，心理和环境因素都非常重要。有研究表明，抑郁情绪障碍是原发性高血压发生、发展的独立预测因子，也有研究表明抑郁会降低血压水平。但其中的机制我们并不完全清楚。除了与抑郁、焦虑、愤怒、攻击等负性情感有关外，还有热情、成就、宽容、满足等正性情感会影响高血压患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重要的是自我认知决定主观幸福感，已有研究显示，患者的健康自测水平较患者的真实健康状况更能影响患者的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与高血压之间的关系涉及心理、环境、经济、家庭等多方面。有研究检测了主观幸福感对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发现负性情感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服药依从性就下降7%［27］。相对于药物的依从性，生活方式改善的依从性调查更少。有强烈的证据显示，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的人生活方式更为健康，体重管理和睡眠质量也更好。然而这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值得更深入研究。研究证明，用单项自陈测量表，如焦虑、抑郁量表来评估主观幸福感并不全面，而多项自陈测量法具有更好的信度和效度，如主观幸福感量表，由中国的学者在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制定的问卷基础上根据国内现状修改而成，目前应用广泛。

患者的主观幸福感，除了影响患者的发病，在患者的就诊过程中，影响患者的就诊体验吗?是不是会影响就诊结果?是不是会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这些就诊体验、就诊结果以及治疗结果对主观幸福感有什么反向作用呢?都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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