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娟

(宿迁学院 外语系，江苏 宿迁223800)

对我国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一直以来都被视为跨文化交流、对外文化传播与宣传的重要渠道和途径。经典文学作品的个案翻译研究价值在于:通过分析讨论多元素(包括译者、文化背景、原文本、读者等等)下某一经典著作译本的生成过程，论证总结出可行的翻译方法论，使译者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影响文学作品翻译的因素，从而以点带面对更多的文学作品，甚至不同体裁作品的翻译实践，有切合实际的指导意义，对翻译研究整体起到助推作用。

互文性理论是在解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国内外学者对于互文性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的评价，莫衷一是，有褒有贬。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该理论自诞生以来，能够迅速跨过自身的理论范畴而被广泛应用于其他诸多领域，并且能够在翻译研究中获得长足的发展，这本身就是其理论魅力的最好说明。目前，学界在微观层面(即词、句等层面与前文本的互文关系)对互文性与文学翻译的探讨已有很多研究成果，而从宏观层面(即文学作品立意、写作手法等与其他文本的关系)对某一文学作品的关注则不多。鉴于此，本文将以宏观互文性为研究视角，通过对杰妮·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Mao)合译的《围城》英译本的宏观互文性特征及翻译的讨论，分析译者对原作中宏观互文性的处理策略和影响因素。

1 互文性与翻译活动:相互关联

首次提出互文性概念的是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她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复调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任何文本都像由众多引语一样的马赛克拼嵌起来的，每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an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 mosaic of quotations;any text is the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other)［1］。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在众多西方文论，诸如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等理论中脱颖而出的互文性理论，起初就被后结构主义者用作武器，利用该理论的开放性特质，批判结构主义的自给自足、封闭的文本观念。互文性理论打破了结构主义“封闭的束缚”，将所有的“文本”置于开放的话语空间里，使“文本”不但与“文本”之间对话，也与一切语境对话，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乃至神学的。

互文性理论本身是一种文本理论，后经许多西方文论家，包括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热奈(Gerard Genette)、里法泰尔(Michael Riffaterre)、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布鲁姆(Harold Bloom)等等，对该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被应用到其他很多非文学领域，其中之一就包括有着源远历史的翻译研究。在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方面，英国翻译理论家哈特姆和梅森(Hatim＆Mason)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话语和译者》一书中，作者称:“文本通过与其他相关文本的相互依赖得到认可，这就是互文性”(This is intertextuality，through which texts are recognized in terms of their dependence on other relevant texts)［2］。同翻译活动一样，人们对互文的研究或者说人们对于互文有意识、无意识的运用也有很长的历史。互文性研究的历史恐怕与语文学(philogy)的历史一样长［3］。互文的应用亦早已有之，如英国现代小说中最具争议的意识流小说代表作、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于1922 年出版的《尤利西斯》(Ulysses)，众多读者都能够从这部作品中读出荷马的《奥德赛》，因为无论是从写作技巧、故事主题还是人物角色、故事情节等，《尤利西斯》都与前文本《奥德赛》有不同层次的对应。这是互文性作为一个“术语”被正式提出约40 年前便已被充分应用的一个广为人知的典型例子。即使撇开历史渊源不谈，互文性理论也与翻译活动本身就有着无法抹煞的契合之处。互文性理论强调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而且这里的“文本”在理论提出者克里斯蒂娃(Kristeva)看来，包含世间万物。世界作为一种无限的文本出现，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文本化了［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性活动［5］。翻译活动涉及的原作、原作者、原语读者、译者、译作、译语读者等诸多方面无一不相互交融地处在一种对话空间中:作品与人的对话，作者与读者的对话，译者与原作、原作者的对话，译者与译作读者的对话，等等。翻译自身就是一种关联性活动，将具有关联性特征的互文性理论应用到翻译领域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更给翻译活动增添一个多元的诠释维度。

2 互文性理论应用于《围城》英译研究

互文性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强调文本与文本间相互指涉、渗透、交融，它区别于传统的影响论和语源研究。传统的影响论单独地把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简单地联系在一起，而互文性理论则把诸多文本织成一个网，使之相互交叉;传统的语源研究中，研究者为了理解某一文本的意义而论证与之相关的另一文本为其“渊源”，而互文性理论则注重文本“内容组成的过程”，或文本与其他文本对话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它与翻译研究中关注“译本生成过程”或“对译本生成产生的影响因素”有异曲同工之处。

翻译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的主体，每一位译者在对原文本进行阐释、改写之前，都希望能够忠实地传达原作，不仅是语义层面的，更是文化层面的，使译语读者产生与原语读者最大程度的共鸣。然而对于译者，尤其是文学翻译者来说，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一项困难的活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互文障碍。在某一文化体系中，人们“信手拈来”的互文指涉，往往是另一文化体系中知识的“盲区”。因此，翻译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互文符号比比皆是的文学作品，对译者来说是极大的挑战。译者不仅要透彻地理解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而且必须要对原作者有全面的了解，包括其生活的时代背景、教育程度、人生经历、写作风格等等，并且最好是在精神与气质上与原作者有着共通之处。《围城》译者杰妮·凯利(Jeanne Kelly)是一名作家、翻译家，翻译过多部中国小说;茅国权(Nathan K.Mao)出生在贵阳省贵州市，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Shippensburg State University 的教授。尽管国内翻译批评家对两位译者的《围城》译本评价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位译者对英汉两种语言以及两种文化都有很好的理解。

在《围城》中，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旁征博引，用典极其丰富，成为作品语言艺术方面的显著特征。而使这部作品家喻户晓的原因远不止于此，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主题立意等带给人们深刻的启示。整部作品互文性色彩极其浓厚，不仅表现在微观层面的造词遣句方面，也体现在宏观层面的主题立意等。本文作者已另文从微观互文性的角度阐释了《围城》英译本，为从互文性角度全面理解该译本，有必要从宏观互文性的层面作进一步的分析。

3 《围城》及英译本中宏观互文性特征解读

宏观互文性，是指一部作品在立意手法、艺术手法、谋篇布局等方面受到其他前文本的影响，而表现出的相似或关联［6］。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对此作了不同的分类，美国学者连科(Lemke)将其分为:语类互文性、主题或话题互文性、结构互文性及功能互文性［7］。本文结合国内学者的观点，将《围城》英译本中所体现的宏观互文性归结为以下几类，并对翻译策略进行详细解读。

3.1 主题互文性

互文性的观点认为，文本的产生基于吸收和转化了其他的文本。原作者或译者在创作时都会受到前文本的影响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出前文本的印记，无论是在作品主题、情节还是结构等方面。从互文性角度看，某一文本的主题与其他文本的共通、类似、关联之处称为主题互文性。《围城》中的主题互文性体现在书名与人物姓名两方面。

3.1.1 书名互文解读

每一部作品的诞生都或多或少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围城》也不例外。上世纪40 年代，中国正处在动荡的抗战时期，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夹缝时代”，社会充斥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大到国家命运、小到个人命运都不稳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围城》孕育而生。虽然作品围绕爱情这个主题展开，但其创作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讲述一个爱情故事，也是表达作者对腐化的社会深深的忧虑与讽刺，更是通过揭露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们的劣根性或“国民劣根性”而展开的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考——书名就是最好的体现。

“围城”一词存在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互文现象。在汉语中，“围城”可用作名词，指有范围之处(“城池”);用作词组，包而围之;可比喻“约束的婚姻”;或转喻为“个人天地”，寓人与人之间的疏隔;也可转喻为当时闭塞落后的中国社会;还可象征人生无常之困境［8］。“围城”一词在本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联想意义、文化内涵和感情色彩，容易激发原语读者的想象。看到这个词，原语读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婚姻、事业乃至生活的希望都像是一座“围城”。而“围城意识”也贯穿小说的故事情节:主人公方鸿渐从上海开始出国留学，回国数月就离开让他“失恋加失业”的上海，来到内地三闾大学，然而这个是非窝不能如他所愿，辞职再次返回上海，在报馆任职，但这还不是终点，工作加婚姻的不如意再次让他萌生离开上海去内地谋生的想法……几经辗转，永不安分、永不满足——人性中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作者把“围城”一词定为书名无疑是巨大的成功，激发读者的兴趣和想象，引发读者与作者同样的充满哲理意义的思考:围城无处不在，人生处处是围城。

对此，在异质文化——法语中有类似的说法，读者及译者很容易识别这一互文关系，因为作者借小说人物给读者作了“交代”借以点题。《围城》第三章中，方鸿渐与朋友们聚会吃饭大谈婚姻“哲学”时，“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9］不管是“鸟笼”还是“被围困的城堡”，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给作品画上点睛之笔，同时又让读者对《围城》有更深刻的理解。

对于具有明显互文关系的书名的翻译，译者采取直译的方法。尽管在原语文化中它是一个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互文指涉，但译者不能忽略它被用于书名这一最大的事实，对于书名互文符号翻译，译者必须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意义，如果译者采用加注方法对其作进一步的解释，势必因为语言繁琐而失去可读性。从上文引用的那句“点睛之笔”我们也可以看到，原语作者已经给出了翻译的暗示。在译入语中，“fortress besieged”几乎可以与原语达到语义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功能对等，充分激发译语读者的想象，从而实现最大程度的互文。

3.1.2 人物姓名互文解读

除了书名之外，作品中人物姓名与前文本也存在互文关系。对于小说的写作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而小说中作者使用人物互文有其深刻的寓意。通常情况下，对于文学作品中人物姓名的翻译，译者一般都采取音译的方法，这也是翻译实践中普遍认同的原则。

小说主人公方鸿渐，音译为“Fang Hungchien”，是唯一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方鸿渐的命运一直都没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出国留学是由于“岳父”的意外安排，赖以谋生的工作自己也无法左右，就连与孙柔嘉的婚姻也是出于形势所迫，辗转到最后还是失败。对于小说主人公的人物命运，了解前文本的读者从他的名字互文里可以大致推测出他的命运。“鸿渐”一词出自《易经》“渐”卦(家庭生活之卦)，此卦都以“鸿渐于……”起兴。汉语中“鸿”本义指大雁，“鸿渐”一词可指鸿鸟飞翔由低处逐渐进于高位。引自前文本的主人公名字与人物命运、小说主题之间是一种暗合的关系，具备这一互文知识可以帮助读者更容易地理解作品的主题内涵，理解小说的人物命运走向。然而这一互文特征在译入语里可能就要缺失了，为了作品的可读性，译者即便识别出这一互文特征，也很难在音译的名字背后加上与原语文化等同的内涵信息。在这一点上，文化层面的对等很难实现。

3.2 结构互文性

结构互文性意味着某一文本与前文本在结构上的相同或类似之处。《围城》的篇章结构与上文提到的《易经》呈互文关系。《围城》的主要线索是围绕主人公方鸿渐的经历展开的，他的经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构成小说的主要结构。第一阶段，方鸿渐从国外留学回到上海，在这个阶段他经历了“爱情围城”;第二阶段，离开上海前往内地的三闾大学，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然后经历了“职业围城”;第三阶段:经由香港返回上海，最后经历了“婚姻围城”。小说的发展脉络、结构布局很清晰。

再来看它与《易经》在结构上的互文关系。《易经·渐卦》:

初六，鸿渐于干;六二，鸿渐于磐;九三，鸿渐于陆;六四，鸿渐于木;九五，鸿渐于陵;上九，鸿渐于陆［10］。

其中，于干(树木)、于磐(磐石)对应第一阶段乘船从海外回到上海，于陆(平原)对应在上海的经历，于木(树木)对应在三闾大学的教书经历，于陵(山丘)指涉经由香港返回上海——于陆。原语读者能够通过小说结构上与前文本的互文指涉关系，更好地理解主题意蕴，甚至在完成阅读前就能推测出人物的命运:方鸿渐一路从海外漂至上海，后跋涉到内地，再辗转逃回上海。在《易经》里，这只鸟先飞在溪边，后飞到石头上、陆地上、树上，最后飞上山头，飞至“崇高的孤独”，就像是方鸿渐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但最终心理上仍然是孤独的，逃不出“围城”的命运。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即便能够识别出结构互文，如何在读者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呈现它，对译者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对《围城》中结构互文的翻译，译者选择了忽视它，采取直译的方法。限于译本的可接受性与可读性，译者对于结构互文的处理常常陷入无法言说的遗憾:若在文中加注释阐释说明，则有“过分翻译”之嫌，为忠实地传达原作，译者往往选择忽视它。

在这一点上，原语读者与译语读者的反应无法达到对等。

4 结语

通过对《围城》中宏观互文性特征的解读及翻译策略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处理文学作品中的宏观互文性特征时，考虑到译本的可接受性与可读性，译者往往受到很大的束缚，远没有处理微观互文性特征的自由度大。可采用的翻译方法主要以直译、音译为主，受到很大的限制。虽然宏观互文性特征对翻译的影响不大(小于微观互文性特征对翻译的影响)，但对于深刻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文化内涵、写作手法等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在词、句等微观层面能够实现最大程度的对等，但若在译入语中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文化对等，对于翻译及译者来说，也是很大的遗憾。另外，笔者需要强调的是，文章中引经据典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溯其“来源”，这有悖于互文性理论的着眼点。互文性理论真正关注的是文本生成的过程、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同样，本文分析的“意义”是开放的，旨在尝试为文本翻译解读提供可阐释的可能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是互文性理论本身的要义所在。

［1］ Kristeva J.The Kristeva Reader［M］.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37.

［2］ Hatim B，Mason I.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20.

［3］ 辛斌.语篇互文性的语用分析［J］.外语研究，2000(3):14－16.

［4］ 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J］.外国文学，1996(1):72－78.

［5］ 秦文华.在翻译文本新墨痕的字里行间——从互文性角度谈翻译［J］.外国语，2002(2):53－58.

［6］ 陈莲洁.从主题互文链和副文本互文性解读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48－54.

［7］ Lemke J L.Ideology，Intertextuality，and the Notion of Register［C］∥Benson J D，Greaves W S.Systemic Perspectives on Discourse:Volume 1.Norwood: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5:275.

［8］ 陈明华.《围城》:人类命运的寓言［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87.

［9］ 钱钟书.围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00.

［10］ 李安纲.心解易经［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362－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