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树芳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基础社科部，浙江杭州310018)

殷璠《丹阳集》考辨

石树芳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基础社科部，浙江杭州310018)

唐人选唐诗;《丹阳集》;殷璠;宫廷选本;马怀素;陶翰;《河岳英灵集》

《丹阳集》是现存唯一一部以诗人籍贯为收录标准的唐人选唐诗，由于该集早已散佚，无法窥测全貌，学界普遍以《河岳英灵集》为标准考察《丹阳集》，忽视甚至无视其独立价值，《丹阳集》亟需重新认识。《丹阳集》当是殷璠应举落第流连长安之际在宫廷风气影响下编撰的地域选本，以揄扬润州诗人、壮大故乡声势为目的，与仕途达否并无直接关联，马怀素、陶翰二人诗歌落选的真正原因是他们与殷璠向无交集。《丹阳集》明显的宫廷风尚使其个性色彩并不鲜明，但客观上却更加契合当时的文化环境与社会氛围，流传更为广泛，在盛、中唐时期影响甚至大于《河岳英灵集》。

《丹阳集》是现存唯一一部以诗人籍贯为收录标准的唐人选唐诗，对于研究地域文学颇具价值。然而《丹阳集》早已散佚，现存残卷是陈尚君先生依据《吟窗杂录》整理而成的。由于《丹阳集》仅存残卷，无法窥测全貌，学界普遍以《河岳英灵集》为标准考察《丹阳集》，将《丹阳集》与《河岳英灵集》合二为一的解读随处可见。“今检殷选二集诗评，均深寓着对有才名而仕宦不进者的真切同情，当与其本身经历有关。以诗名而不以官位来选诗，是殷选为世所重的主要原因之一。”〔1〕此段论述与其说是对二书的综合分析，不如说是对《河岳英灵集》的单独评价，因《河岳英灵集》表现出明显的才高位卑的抑郁之气，则《丹阳集》亦应如此。学者依据《河岳英灵集》认识《丹阳集》显然不够客观，忽视甚至无视《丹阳集》的独立价值，使其无可避免地沦为《河岳英灵集》的附庸。然而《丹阳集》与《河岳英灵集》并非同时成书，作为一名优秀的选家，殷璠无需固守一种理念并一以贯之于各种著作，其人生理想与文学追求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丹阳集》的独特性需要重新挖掘。

一、《丹阳集》是具有宫廷特征的地域选本

殷璠，丹阳人，目前学界基本认同其有应举不第经历。陈尚君先生指出:“颇疑殷璠从进士试在开元中，因屡试不中，遂绝意仕途，退归乡里，以铨评天下英髦为志。”〔1〕这虽为猜测之词，但基本符合实际。据《南部新书》记载:“长安举子，自六月已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2〕殷璠落第之后，极有可能像其他士子一样流连长安，而屡试不中则数度延长其滞留长安的时间。笔者认为《丹阳集》是殷璠流连长安之际在宫廷风气影响下编撰的地域选本。

首先，《丹阳集》从形式到内容均带有明显的宫廷选本特征。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殷璠“以诗名而不以官位来选诗”〔1〕，既然如此，《丹阳集》完全可以像《河岳英灵集》那样只录诗人，但《丹阳集》却一一标明官职，而标明官职正是宫廷选本的最大特色。

现存唐人选唐诗仅《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丹阳集》、《国秀集》标明官职，其余三部均与宫廷密切相关。《翰林学士集》以许敬宗为中心收录帝王将相诗歌，《珠英学士集》是武后时期珠英学士的作品汇编，《国秀集》编者芮挺章为“国子生”，身居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时奉命编撰《国秀集》，授命之人乃“秘书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3〕，陈公为从三品，苏公为从四品下，二人位高权重，芮挺章在其授意之下编撰的《国秀集》亦是上层社会的产物，从内容到风格都与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丹阳集》将集中各人标明官职，未入仕途者标明身份，与《国秀集》同。又《丹阳集》所录诗歌主要涉及:送别，如包融《送国子张主簿》、周瑀《送潘三入京》;赠答，如沈如筠《寄张徵古》;写景，如丁仙芝《长宁公主旧山池》、殷遥《山行》、周瑀《潘司马别业》;羁旅，如储光羲《夜到洛口入黄河》、蔡希寂《陕中作》;闺怨，如张潮《江风行》、余延寿《折杨柳》等，甚至还有一首应制之作——《奉和扈从温泉宫承恩赐浴》，与《珠英集》等宫廷选本内容极为相似。

其次，《丹阳集》并未如《河岳英灵集》一般仅录“仕宦不达”之人，是集共录十八人，官阶集中于八、九品之间，以致许多学者由此认定《丹阳集》与《河岳英灵集》一样主要抒发不遇的愤懑。但是唐人职位的高低不能仅以官阶衡量，地理位置尤为重要。据《唐会要》记载:

龙朔三年五月，雍州司户参军韦绚除殿中侍御史，或以为非迁，中书侍郎上官仪闻而笑曰:“此田舍翁议论。殿中侍御史赤墀下供奉，接武夔龙，簉羽鵷鹭，奈何以雍州判佐相比?”以为清议。〔4〕

司户参军正七品下，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上，官阶下降令韦绚心生迷惑。深谙官场之道的上官仪嘲笑韦绚，指出官职高低贵贱不能只看官阶。又《旧唐书·潘好礼传》云:“好礼举明经，累授上蔡令，理有异绩，擢为监察御史。”〔5〕潘好礼由六品县令变为八品监察御史称“擢”，视为提拔。由此看来，官阶不是考察唐人仕途顺利与否的唯一标准，而《丹阳集》亦非凸显失意之人，至少张晕、蔡希寂、蔡希周三位前途无量。

张晕开元二十三年登第，官校书郎，杜佑《通典》曰:“(校书郎)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6〕校书郎虽为九品，但杜佑一针见血的指出其是“文士起家之良选”，因地位清贵，入仕资历要求极高，竞争相当激烈，张说、张九龄、元稹、李德裕等人均由校书郎官至宰相。又张说《兵部尚书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记载郭元振:“十八擢进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时辈皆以校书、正字为荣，公独请外官，授梓州通泉尉。”〔7〕以赞赏的口吻叙述郭元振不同流俗的选择，说明在民众眼中校书郎一职更为荣耀。陈尚君先生指出《丹阳集》结集“当在开元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之间”〔1〕，张晕开元二十三年进士及第后需要守选，“唐举子既放榜，止云及第，皆守选而后释褐”〔8〕。据王勋成先生考证:“初盛唐时期，进士及第的守选年限一般为三年。”〔9〕则张晕出任校书郎当在二十六年左右，《丹阳集》结集期间张晕人生得意，风光无限，殷璠有何理由视其为“仕途不达”?

蔡希寂，渭南尉，九品。杜佑《通典》曰:“大唐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之差。”〔6〕其中赤县、畿县处于京城大邑，地位非同一般，而“赤、畿县尉也明显高于其他等级县尉，都是美职，其身份地位，在唐代二千多个县尉当中，特别崇高，其他等级县尉难以望其项背”〔10〕。渭南为畿县，紧邻长安，处于权力中心，官员来往频繁，机会多，升迁快，如牛僧孺即由渭南尉高升至宰相，欧阳詹曾经指出:“畿县仅于百，渭南为之最。”〔7〕可见渭南县尉是众人艳羡、士子竞求的重要职位。又“畿县的县尉，常是校书郎、正字和州参军等迁官的美职。”〔10〕蔡希寂担任的渭南尉即是校书郎的迁转途径之一。进士及第授校书郎，制举及第授赤、畿县尉甚至成为唐人入仕的最高理想，沈既济《枕中记》描述渴望荣华富贵的卢生的黄粱一梦为:“明年，举进士，登甲科，解褐授校书郎。应制举，授渭南县尉。”〔11〕校书郎与渭南县尉已成为传奇小说中理想人生的完美展现。

蔡希周，监察御史，正八品上。据《唐六典》记载:

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凡将帅战伐，大克杀获，数其俘馘、审其功赏，辨其真伪。若诸道屯田及铸钱，其审功纠过亦如之。凡岭南及黔府选补，亦令一人监其得失。凡决囚徒，则与中书舍人、金吾将军监之。若在京都，则分察尚书六司，纠其过失，及知太府、司农出纳。凡冬至祀圜丘，夏至祭方丘，孟春祈谷，季秋祀明堂，孟冬祭神州，五郊迎气及享太庙，则二人共监之。若朝日、夕月及祭社稷、孔宣父、齐太公，蜡百神，则一人率其官属，阅其牲牢，省其器服，辨其轻重，有不修不敬则劾之。凡尚书省有会议，亦监其过谬。凡百官燕会、习射亦如之。〔12〕

监察御史职权范围涉及中央、边疆、文臣、武将各个方面，堪称皇帝耳目。唐代官员六品以下一般由吏部铨选，监察御史虽为八品，却由帝王委任，足见其重要程度。正如孙国栋先生所言:“六品以下的御史由君相任命，实是由普通官进入重要官的门户。故品秩虽低而地位颇重，所以由六品七品县令入监察御史，视为升;由八品监察御史出为县令，视为贬。”〔13〕监察御史官阶虽低，但几乎可以视为皇帝近侍，蔡希周的《奉和扈从温泉宫承恩赐浴》即是陪同帝王出行的真实写照。又监察御史“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选拜多自京畿县尉。”〔6〕则蔡希周所任之监察御史一职又是蔡希寂所任之渭南尉的迁转途径之一。

《封氏闻见记》曾列举唐人官至宰相的“八隽”之途:

宦途之士，自进士而历清贵，有八隽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书舍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言此八者尤为隽捷，直登宰相，不要历余官也。〔14〕

白居易《大官乏人》亦曰:

臣伏见国家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材，选于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畿赤簿尉:虽未尽是，十常六七焉。〔15〕

二人所论及之升官图都提及校书郎、畿尉、监察御史，三者虽为八、九品小官，但前景非常辉煌，甚至可以高升至宰相，因此张晕、蔡希寂、蔡希周三人仕途不可限量。

此外，《丹阳集》编撰之时，年轻一代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目前所能考知登第最晚者为谈戭、申堂构、张晕，三人所授官职分别为长洲尉、武进尉、校书郎。长洲、武进均为望县，地位仅次于赤、畿县。据赖瑞和先生考证:“一般明经、进士出身者，以释褐紧县尉最常见，望县尉和上县尉次之。”〔10〕可见谈戭、申堂构所授官职均高于普遍水平，张晕起步更高。开元末年，三人仕途都处于上升时期，甚至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作为前辈的殷璠编选《丹阳集》怎能以最坏的可能推测后辈，将其收入以“仕宦不达”为主旨的选本之中?而且《丹阳集》全书仅沈如筠一人评语为:“如筠早岁驰声，白首一尉。”〔3〕沈如筠“有《正声集》诗三百首，有曰‘阴阳燕旧都，美人花不如。’吏部侍郎卢藏用常讽诵之”〔16〕。又据《旧唐书·卢藏用传》:“景龙中，为吏部侍郎。”〔5〕则沈如筠“早岁驰声”当在景龙年间，而《丹阳集》录官为“横阳主簿”，横阳属温州，主簿为九品。景龙至开元已有数十年，可见沈如筠确实沉沦下僚，仕途偃蹇，然而《丹阳集》其余诸人评语未见类似言论，表达未遇的幽怨并非主流。

况且，《丹阳集》部分诗人向往闲适自由的生活，对仕宦进退不甚在意，如殷遥《友人山亭》:“故人虽薄宦，往往涉青溪。凿牖对山月，褰裳拂涧霓。游鱼逐水上，宿鸟向风栖。一见桃花发，能令秦汉迷。”〔3〕羡慕游山玩水、远离纷扰的单纯生活。个别作品甚至蕴含求仙归隐思想，如“倘遇乘槎客，永言星汉游”〔3〕、“追想吹箫处，应随仙骑游”〔3〕。即使表达相思离别，也平淡悠远，“春梦随我心，摇扬逐君去”〔3〕、“云蔽望乡处，雨愁为客心”〔3〕、“孤坐正愁绪，湖南谁捣衣?”〔3〕均无强烈的仕途失意、内心抑郁之情，语言婉丽清新，感情含蓄内敛，其中和淡远的诗风亦与宫廷追求恰好一脉相承。

二、《丹阳集》未录马怀素、陶翰考辨

对于《丹阳集》未录马怀素一事，学界颇多争论。陈尚君先生认为:“该集入选者都是有诗名而仕途不达的作者。这不能看作仅是偶然所致。马怀素是丹徒人，开元间仕至户部侍郎、秘书监，能诗，文名极盛，可以说是开元间润州名声最著的作者。《丹阳集》不收，绝非偶然遗落。”〔1〕吕玉华先生也认为:“殷璠《丹阳集》收录马挺，不录马怀素，恐非偶然遗漏，或许是有意为名望不显者扬名，并不迎合时势。这一点从入选诗人的署衔上表现得很清楚。”〔17〕二人均指出，马怀素虽为润州籍唯一一位飞黄腾达的诗人，但因不符合“仕途不达”的选录宗旨，所以殷璠特意不选。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笔者认为马怀素落选的真正原因是《丹阳集》编撰之时马怀素已卒，与殷璠无交集。

据《旧唐书·马怀素传》记载:马怀素“举进士，又应制举，登文学优赡科，拜郿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5〕又《登科记考补正》载，上元三年马怀素中文学优赡科，先中进士，后应制举，上元三年已应制举，中举则更早。他至迟在高宗时期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其后深受玄宗赏识:

开元初，为户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封常山县公，三迁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怀素虽居吏职，而笃学，手不释卷，谦恭谨慎，深为玄宗所礼，令与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同为侍读。每次合门，则令乘肩舆以进。上居别馆，以路远，则命宫中乘马，或亲自送迎，以申师资之礼。〔5〕

可见马怀素开元初年已为元老重臣，远早于《丹阳集》诸位诗人的活动年代。陈尚君先生指出《丹阳集》“所收诸人，当以孙处玄为最年长，今仅知其开元初岁尚存，璠未必得与游。包融、沈如筠、余延寿等，大约应为璠父执辈。储光羲、丁仙芝、蔡氏兄弟、殷遥等，年岁可能与璠仿佛，而谈戭、张晕、申堂构等，开元末始入仕途，年辈或比璠为低”〔1〕。而据《旧唐书》记载:“孙处玄，长安中徵为左拾遗。颇善属文，尝恨天下无书以广新文。神龙初，功臣桓彦范等用事，处玄遗彦范书，论时事得失，彦范竟不用其言，乃去官还乡里。以病卒。”〔5〕又《旧唐书·李濬传》:“开元初，置诸道按察使，盛选能吏，授濬润州刺史、江东按察使，累封真源县子。州人孙处玄以学行著名，濬特加礼异，累表荐之，仍令子麟与之结交。处玄竟称疾不起。”〔5〕另《唐大诏令集·遣王志愔等各巡察本管内制》诸道按察使之中包括“润州刺史李濬”〔18〕，该诏颁于开元四年七月六日，说明开元四年李濬在润州刺史之位，李濬“累表荐之”，孙处玄“称疾不起”，似乎显示孙处玄此时尚未步入老年，如果达到一定年龄完全可以如传统官吏一般以“年老不仕”，无需寻找其他借口。再考马怀素“十五，遍诵诗、礼、骚、雅，能属文，有史力，长史鱼承□特见器异，举孝廉，引同载入洛”〔19〕。又“以开元六年七月廿七日终于河南之毓财里第，春秋六十”〔19〕。则马怀素生于显庆四年(659年)，在咸亨四年(673年)十五岁时离开家乡奔赴两京。孙处玄“长安中徵为左拾遗”，“长安”为公元701～704年，则马怀素早孙处玄约三十年，与殷璠及《丹阳集》中的其他小辈相差更远。孙处玄先天二年曾经撰写《重修顺祐王庙碑》，当为退隐润州之后所作，又有《润州图注》二十卷，屡次为李濬举荐，当为一方名人。殷璠与孙处玄同里，即使未见亦应有所耳闻。殷璠作为应举士子，对于进士及第之人相当关注，而不第的经历又极有可能使其数次往返于京师与丹阳之间，因此对于京师中举之人与故乡隐居之人都相当了解。玄宗年间《文选》极度流行，宫廷内部编辑选本蔚然成风，而润州籍诗人又相继汇聚京师并且屡屡中的，因此，《丹阳集》很可能是殷璠在宫廷之风影响下编撰的一部揄扬润州诗人、壮大故乡声势的专集，所录诗人与仕途达否并无直接关联，仅录存者则更能凸显现实意义。

此外，《丹阳集》亦未选录润州诗人陶翰，此点学界尚未论及。以殷璠对陶翰的赏识程度，绝不可能将其遗漏。在《河岳英灵集》中，殷璠对陶翰评价极高，甚至认为其是最符合标准的诗人:“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3〕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陶翰集》，卷亡。润州人。开元礼部员外郎。”〔20〕又《唐诗纪事》:“翰，润州人。开元中，为礼部员外郎，以《冰壶赋》得名。”〔2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陶翰集》一卷，唐礼部员外郎丹阳陶翰撰。开元十八年进士，次年鸿词。”〔22〕三书均称陶翰为润州人，然而陶翰《晚出伊阙寄河南裴中丞》自称:“家本渭水西，异日同所适。”〔23〕傅璇琮先生指出:“似翰中年后在伊阙作客，而自云家在渭水西，或本籍虽为润州丹阳，但自小既离故里，居于秦中渭水西。”〔24〕又据顾况《礼部员外郎陶氏集序》:“开元十八年进士上第，天宝文明载登宏词拔萃两科。累陟太常博士、礼部员外。”〔7〕傅璇琮先生指出:“翰天宝时拔萃登科，当未能于开元时已任礼外，《新志》误。”〔24〕礼部员外郎，从六品上，此前为太常博士，从七品下。开元年间官阶应当更低，符合《丹阳集》“仕宦不达”标准，但仍未入选。如此看来，马怀素与陶翰不能入选《丹阳集》的原因当是其与殷璠向无交集:马怀素咸亨四年离开故乡，开元六年病卒长安，生活年代远早于殷璠，二人时间无重合;陶翰为润州人的说法源于宋代，陶翰与唐人文献未见相关记载，或其籍贯另有隐情，即使陶翰为润州籍，然自小离开故乡，二人地点无重合，殷璠也不认为他是润州人，因此未录。

三、《丹阳集》在盛、中唐时期影响大于《河岳英灵集》

作为选本，《河岳英灵集》成就远超《丹阳集》，因此后世选本似应多受《河岳英灵集》影响，如傅璇琮先生就曾指出:

《中兴间气集》受《河岳英灵集》的影响是很显然的。《英灵》分两卷，《间气》也分两卷。前者选诗至天宝十二载，近乎天宝末，后者则从至德元载开始，也似乎有意按时间顺序接续。《英灵》所收绝大部分为五言，《间气》收诗一百四十余首，七言(包括五七言杂体)不过十一首，不到十分之一。特别是《英灵》人各有评，而《间气》也是如此，虽然内容和深度不一，但体例非常接近，先是总论大体，后则列举佳句。〔3〕

王运熙先生亦认为《中兴间气集》深受《河岳英灵集》影响，理由是:

一，从选诗时间界限上看，《河岳集》专选玄宗朝诗，迄于天宝十二载，《中兴集》起于肃宗至德初年，在时间上正相衔接，有继《河岳集》而续选之意。二，从体例规模看，《河岳集》于所选诗家下各缀评语，又摘录佳句加以品评，创选评结合之体;这一体例完全为《中兴集》所承袭。《河岳集》选二十四人，诗二百余首，分为上下卷，《中兴集》规模大体相近。三，从书名上看，“中兴间气”四字与“河岳英灵”四字互相对称。间气、英灵均指杰出之诗人。中兴以时代环境言，河岳以地理环境言，亦相称。四，从用语看，《中兴集》评皇甫冉有云:“发调新奇，远出情外。”方本于《河岳集》评王季友语:“爱奇务险，远出常情之外。”又《中兴集》评郎士元为“河岳英奇”，似更径受《河岳集》书名的启发。由此可见，《中兴集》是直接继承《河岳集》而编选唐代一段时期诗歌的总集。〔25〕

笔者认为，此类说法欠妥。

首先，从微观上看，《中兴间气集》皇甫冉评语源于《河岳英灵集》王季友评语的提法令人费解，二人诗歌风格不同，如何承续?且“远出情外”本为常用词汇，并无特殊含义，两者当属巧合。又，认为《中兴间气集》评价郎士元为“河岳英奇”是受到《河岳英灵集》书名的启发，亦令人难以认同。“英灵”、“英奇”屡见记载，如《隋书·李德林传》记载江总评价李德林曰:“此即河朔之英灵也。”〔26〕又《旧唐书·裴度传》称赞裴度“禀河岳之英灵，受乾坤之间气，珪璋特达，城府洞开。”〔5〕而《隋书》评价杨素曰:“兼文武之资，包英奇之略。”〔26〕《旧唐书·魏元忠传》云:“臣闻帝王之道，务崇经略，经略之术，必仗英奇。”〔5〕又《旧唐书·刘子玄传》云:“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阁之中，英奇接武。”〔5〕可见“英灵”、“英奇”使用相当广泛，启发之说难以成立。

其次，从宏观上看，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提及诸家选本，肯定《正声》，批评《英华》、《玉台》、《珠英》、《丹阳》，唯独没有提及《河岳英灵集》。如果《中兴间气集》在卷数上等同、时间上延续、体例上模仿《河岳英灵集》，高仲武怎会在《序》中对《河岳英灵集》只字不提?高仲武没有必要刻意隐瞒，应是不知道该书的存在。又《中兴间气集》人各有评，先总论后列举佳句的体例未必源于《河岳英灵集》，《丹阳集》也是如此，高仲武只提《丹阳集》，表明中唐时期殷璠选本流传民间的是《丹阳集》而非《河岳英灵集》。究其原因，当是《丹阳集》成书于京师，长安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传播速度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加之士子应举汇聚京师，落第奔赴各方，《丹阳集》更易为人所知。而《河岳英灵集》成书于丹阳，传至全国需要时间，所以直到晚唐才出现在文人视野中。顾陶《唐诗类选序》曰:“虽前贤纂录不少，殊途同归，《英灵》、《间气》、《正声》、《南熏》之类，朗照之下，罕有孑遗。”〔7〕郑谷称:“殷璠裁鉴英灵集，颇觉同才得旨深。何事后来高仲武，品题间气未公心。”〔23〕吴融云:“桂枝自折思前代李考功于此知贡举，藻鉴难逢耻后生殷文学于此集英灵。”〔23〕三人距《河岳英灵集》成书已逾百年，期间《河岳英灵集》未见任何记载，可见流传范围较小，更不可能对其他选本产生巨大影响。唐代以后，《河岳英灵集》身价倍增，明清时期被视为典范，当前更被看做唐人选唐诗的巅峰之作。《河岳英灵集》地位飙升之后，《丹阳集》迅速衰落，直至散佚。

综上所述，殷璠的两部选本在选诗心态、编撰目的等诸多方面迥然有别，不可混为一谈。《河岳英灵集》是殷璠绝意仕进、退守丹阳后的发愤著书之作，该书摆脱主流观念的束缚，融入壮志难酬的苦闷，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优秀选本。而此前的《丹阳集》则是殷璠应举落第、流连长安之际在宫廷风气影响下编撰的地域选本，以揄扬润州诗人、壮大故乡声势为目的，入选诗人与仕途达否并无直接关联，表明其时殷璠对于前途并未绝望。《丹阳集》明显的宫廷风尚使其个性色彩并不鲜明，但客观上却更加契合当时的文化环境与社会氛围，流传更为广泛，在盛、中唐时期影响甚至大于《河岳英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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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丽霞)

Textual Study of Danyang Collection by Yin Fan

SHI Shu-fa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Zhejiang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Hangzhou 310018，China)

collection of Tang Dynasty poems seleted by people of the same time;Danyang Colletion;Yin Fan;Palace Edition;Ma Huaisu;Tao Han;Collection of Heyue Yingling

Danyang Collection is the only existing one of Tang Poetry with poems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birthplaces of the poets of the Dynasty．It can not be evaluated for most of the poems in it had disappeared．The academic circle universally takes Collection of Heyue Yingling as the guideline in the evaluation of Danyang Collection．In this way its independent value has been seriously neglected．So it is high time to take a new look at it．Danyang Collection is supposed to be written by Yin Fan during his stay in Chang'an when he fail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He was influenced much by the palace culture during his writing．The Collection aimed at publicizing the poets from Run State and at promoting the reputation of his hometown and had little to do with the writer's emotion about his official career．Works of the two poets，Ma Huaisu and Tao Han，had not been included because they both had no personal contact with Ying Pan．Although its strong palace characteristics weaken its individuality，it fitted well in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at that time．Therefore it had gained much popularity and stronger influence than the Collection of Heyue Yingling especially in the prosperous and middle stages of Tang Dynasty．

I 222．7

A

1009－4474(2015)03－0068－06

2014-12-19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后期资助项目“唐人选唐诗研究”(14HQZZ013)

石树芳(1981－)，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E-mail:shishufang2004@ 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