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映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蜀学研究·

庄学大师王叔岷

李映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庄子研究，是我国先秦诸子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王叔岷治庄子之学数十年，从斠雠学入手，对《庄子》文句、版本源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校勘和梳理，从而对庄子的故里、生平及学问旨义进行了探究，多有新的见解以别前人之说，并立新体系，自成一家之言。

王叔岷；庄子；斠雠学；先秦诸子

先秦诸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源头活水，流淌三千余年，浇灌着中华文明。先秦诸子中，孔孟儒家之学、老庄道家之学、韩非法家之学、孙子兵家之学都是“显学”。尤其是孔孟、老庄的学问，不仅在国家治理与人心收拾上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而且在数千年的学术文化源流中也一直浩浩荡荡，艳采缤纷。仅以庄子而论，为其校勘、注释、正误、集解、疏正的近二百家。时代在前进，文化在发展，历史固可垂鉴，前人可为后人之师，可是“觉今是而昨非”，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王叔岷先生的国学，在前人的基础上，集众家之说，比对斠正，探究发微，奉献出许多使人耳目一新之说，为国内外学人所赞誉。

一、从斠雠学入手研究庄子

王叔岷，号慕庐，1914年生于今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当年属简阳县)。自幼爱国学，尤喜读《庄子》、《史记》、《陶渊明集》。他21岁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傅斯年为指导教师，汤用彤为副指导教师。此时是抗战期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附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长。地址已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今属宜宾市)。那时，年轻的王叔岷颇有传统文人风流倜傥的才子气，时时吟诗作赋，不时哼曲抚琴。王叔岷在李庄板栗坳(栗峰)第一次见到傅斯年先生就呈上自己从家乡赴李庄一路上吟成的一首五言古诗：“宿读李庄书，今向李庄行。行行八百里，山水路纵横。秋色淡无际，秋兴转凄清。适然居得所，山坳屋数楹。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素琴常在壁，信手陶吾情……。”傅先生看后笑一笑，问：“你将研究何书？”王叔岷回答：“《庄子》。”傅先生饶有兴趣地背颂了《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一大段文章，然后严肃地对这位学生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下苦工，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副指导教师汤用彤先生也说，研究学问必须“痛下功夫”。

王叔岷对严师的教导“乍听很不自在”，但还是“不违如愚”，硬是“独坐三年板凳冷”。从对《庄子》全文的校勘、训诂入手，博览群书，搜集相关的资料，于1944年完成《庄子校释》一书，凡20万言。这是王叔岷第一部学术著作。在李庄三年的严格训练、实践，开启和奠定了王叔岷今后一生的学术路子、治学作风，甚至对他立人处世人生修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先秦诸子之书，秦汉史籍，凡古代流传至今的文献，在研究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所据版本(资料)的正确性、可信度。这是因为史籍在流传历程中，或是篇章残缺，字句模糊难辨，或是传抄、转刻而错漏、讹误，或因古今字体相同相异，古文、籀文、篆文、隶书、草书、楷书、俗写字体相混，而引起的误判。乱改字句，或因古今人句读的不当而引起文句文义的相异，等等。要澄清诸如此类的历史尘埃，就得潜心进行校勘、辨伪，涤误存真，这就是斠雠学。中国是文明古国，古典文献十分丰富，文献斠雠也就成为了国学中的一个颇为显著的学术领域。魏晋以降，尤其是唐宋以后出现了不少的斠雠著作和斠雠大师；清代斠雠学是乾嘉考据学的主要成就。王叔岷在前贤的肩上站立起来，在撰写《庄子校诠》的年月，培养起以斠雠学研究古代经籍、古代文献的学术兴趣和学术风格。他回忆说，在李庄，“勉强接受傅先生的教训，初由爱好文学转向考据，颇感枯燥乏味。继而参考前贤及近人研究《庄子》的成果……校释古籍的方法，更收辑直接、间接的相关资料，渐渐领会到研究《庄子》，甚至研究一切古书，从校勘训诂入手，是最切实的基础工作”。这是清冷枯燥的治学，他牢记汤用彤先生“研究学问，只有痛下功夫！” 的教导。他说：“‘痛下功夫’这四个字，影响我一生，我大致是办到了的。”[1]3、4

抗战胜利后，王叔岷在南京史语所，发表《庄子通论》一文。1948年，他随史语所、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迁台。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王叔岷受聘于该校讲授“国文”、“斠雠学”、“庄子”等课。1959年，去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时间一年。1963—1980年先后受聘于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新加坡大学等任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及中文系主任。1981年回台大中文系任教。1984年在史语所退休。王叔岷在台大或新加坡，除教学之外，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古典史籍斠雠和《庄子》研究，退休后仍笔耕不辍。他说：“岷雠理故籍垂三十年，检验类书二十余种。解决钩棘疑难之问题，创获残缺之资料常引以为快。”[1]561据统计，王叔岷著述共有19种30册。那时期，大陆还未改革开放，王叔岷的著述主要在台湾发表，影响在海外。鉴于价值高，影响大，于是中华书局将其整理荟编成《王叔岷著作集》共14种19册，于2007年夏开始以精装本出版发行。其书目为：《诸子斠正》、《庄子校诠》、《庄学管闚》、《左传考校》、《史记斠正》、《列仙传校笺》、《陶渊明诗笺证稿》、《钟嵘诗品笺证稿》、《列子集证》、《先秦道法思想讲稿》、《斠雠学(补订本) 斠雠别录》、《古籍虚字广义》、《慕庐论学集》(一、二)等。王叔岷的学问成就，主要在庄学研究。众多成果“皆以庄子之旨为依归”。这不仅表明王叔岷先生是当今考据学、斠雠学的大师，也表明他从斠雠入手研究《庄子》的深厚基础和精深造诣。

二、斠雠《庄子》新说

古代史籍研究，第一是研究其版本、文句的原始性、真实性，方可为依据；第二是在认定其可为依据的基础上，若是史料记载文献，就分析其发生的前因后果；若是思想或文艺典籍，就阐发思想旨义或文采。这是我国学术界治国学的传统遗风。《庄子》是古代哲学名著，也是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王叔岷先生研究庄子，十分重视可信的“底本”。以此为据而后广泛涉猎，旁征博采。在李庄读书时，傅斯年先生用重金购得宋代版本的《庄子》，并供给他使用，在南京又读到旧钞卷子本《庄子》七卷。在数十年的斠雠研究中，除了历代前贤关于庄子的著述，仅就流传国内外的《庄子》尽力搜罗阅读考究。

王叔岷所研究过的《庄子》版本有两类：古写本和古刻本。古写本有：日本高山寺藏古写本7卷，巴黎图书馆藏、伦敦博物馆藏、莫斯科亚细亚人民研究所藏、罗振玉贞松堂藏的敦煌唐代写本残卷。历代流传的各类刻本有：道藏本《庄子》，这又包括唐成玄英疏本、宋王元泽新传本，林希逸国义本、褚伯秀义海纂微本，明罗勉道循本、白文本；古逸丛书《庄子》覆宋本；续古逸丛书《庄子》景北本、南宋合刊本；南宋蜀刻本《庄子》；元嘉纂图互注本《庄子》；明世德堂本。

王叔岷面对如此多的古写本、古刻本，残卷残书，不同朝代文人的传抄、注疏，硬是舍去数十年岁月，下苦功夫考证求真，从而求得自己的见解。这是十分细心而繁巨的劳动。例如：

(1)《庄子·天地篇》有句：“方且尊知而火驰。”由于传写、古刻有的“火”字形状象两个“八”字重叠。清代孙诒让说这是个“分”字。在《庄子·外物篇》有句“火驰而不顾”，其“火”字也作两个“八”字重叠之形，若以分字解，上下文义不顺。王叔岷认定这是“北”字形之误。“北驰”，就是“背驰”，即背道而驰。他引《史记·太史公自序》句子“北正黎以司隶”，唐朝司马贞索隐“北正”就是“火正”之例，以旁证“火”与“北”古时互借相用的作法。[1]282

(2)《庄子·天地篇》有句：“且若是，则其自为遽，危其观台。”晋郭象注为“此皆自处高显，若台观之可观也”，其意为居高位，可登高望远。唐成玄英疏曰：“既高危，必遭隳败，犹如台观峻耸，处置危县(悬)”。王叔岷据赵谏议本、覆宋本、世德堂本、道藏本皆作“则其自为处，危其观台”，指出“遽”是“处”字的古俗字之误而易了字，从而使注疏者异议。王叔岷指出，在谢灵运《离合诗》中也存在把俗字“处”误为“遽”的错误。[1]303

(3)《庄子·达生篇》有句：“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王叔岷据宋释慧宝《北山录》所引“不幸遇饿虎杀而食之”，还列其他旁证，指出今本此句重叠了“饿虎”二字。[1]321

(4)《庄子·达生篇》有句：“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王叔岷指出“凝”字为“疑”字之误，此句出于《列子》。《列子》中为“万疑为神”。苏东坡说，蜀本《庄子》是“乃疑为神”。明焦竑《庄子翼本》也为“乃疑于神”，均证今本此字错误。[1]351

(5)《庄子·德充篇》有句：“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这句是错的。郭象据此议论：“以是非为情，则无是无非，无好无恶者。”成玄英据此说：“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恶，憎嫌等也。”王叔岷指出，此句应为“是非吾所谓无情也”，掉了一个“无”字。此句下文就有“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申解其无情之义。[1]241

(6)《庄子·在宥篇》有句：“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王叔岷指出，《白帖》十三、《初学记》二十引此句，均为“理”字，这是唐朝人避唐高宗李治的讳而改的字。[1]363

上述6例，因字形、俗字、互借、误叠、脱字、避讳等引起的错误。王叔岷在校勘《庄子》和其他古籍中发现的错误情况，还有因古书均为竖行而引起的上下文一字分为二字、二字合为一字，还有涉偏傍之误、联想之误，后人将前人注、批、抄入正文之误等等124种情况。斠雠时，他不轻下结论，不穿凿附会，不迷信古本、古注，集相关群书、注疏、比较求证，择其合史事、合情理、合文字与行文规范者而从之。

三、庄学研究中的创见

王叔岷在考据斠雠的坚实基础上，对庄子及其学说进行了全面深入地研究。

1.《庄子》及其研究源流。王叔岷说，庄子之书原为多少篇，现不可考。后汉班固、高诱等人见到的《庄子》有52篇，晋司马彪、孟氏的注本亦为52篇(可能不是班固见到的本子)。以后李颐集解本30篇(有的本子作35篇)。晋郭象注《庄子》为33篇。前人研究认为，《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内篇为庄子本人作品，外篇、杂篇中多有后学之作。对于郭象《庄子》注本，也以此眼光视之，并认为郭象注本为流传至今最好的本子。

王叔岷深入研究后指出：“郭本内、外、杂篇的区划，盖由私意所定。”其情况是：外篇合入内篇；外篇移入内篇；内篇移为外篇；两篇合为一篇；一篇分为两篇。于是产生了“真伪杂揉”的状况，这是以郭象本研究庄子必须得注意的。①

在庄学流传研究中，王叔岷认为：“晋郭象本(中)向秀说，参以己见，而注《庄子》，其了解庄子之深，诚足成一家之言。然非即符合庄子之本旨。自晋以降，至于晚近，中外学人，注释论说庄子甚众，能会庄子之旨者，诚不易得。”[2]3

对于当今注释《庄子》的情况，王叔岷指出：“晚近注释庄子，收集资料最备者，当推钱穆先生之《庄子纂笺》，次则王孝鱼校补之《庄子集释》亦差可观。”[3]钱穆书以清末马其昶《庄子故》为蓝本，摘录了前人158家之说，其行文亦简要、明畅。王孝鱼书据清末郭庆藩《庄子集释》整理、补充，详引诸家之说，此书优点在于诸说详备，颇便于初学。

2.庄子学问渊源。司马迁《史记》卷64《老子韩非列传》中，老子传后附庄子传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毁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4]庄子故里“蒙”，司马迁未详指，自古以来争论不一。王叔岷认为是战国时的宋国地，后为梁国，在今河南商丘南。②庄子生卒年大约为公元前368—前288年，终年81岁(此备一说。考究者多，有生于前369—前286年，83岁之说)。关于学问，一直流传的“老庄之学”、“黄老之学”的说法，似乎庄子的学问宗于老子，滥觞于皇帝。王叔岷指出，“庄子之学不为老子所限”[5]6，不能说庄子的老师是老子，老子早已死百余年，在学问立论重点上，老子重人事，庄子重天道；老子重外王，庄子重内圣；老子重生，庄子讲外生死。庄子之学，“乃超学派之学，其要归于老子之言，又不为老子之言所限……老子为道家，不得已，强称庄子为超道家之道家耳”[5]27。另外，“庄子称黄帝，乃出于假托。庄子之学本于老子，与黄帝无关”[5]54。

庄子学问，有人说不仅宗于老子，而且还深受当惠施的影响。惠施是庄子的好朋友，时常在一起相互争辩问题，比庄子早亡。对此，王叔岷指出“近人多以为庄周之学受惠施影响”，这不对。“惠施与庄周同时，且同为宋人，尝相遇而辩难。惠施逞智，庄周全德；惠施逐末，庄周返本；庄周知惠施，惠施不足知庄周也”。“庄周之学圆融无间，何致受惠施之影响！惠施与庄周辩难，皆为庄周所屈而不复言”。王叔岷还指出，实际上在二人争辩中，惠施还全了自己的学问。如庄子说“兼怀万物”、“万物与我为一”，惠施提炼为“氾爱万物，天地一体”③。惠施追逐名利，为争梁国相位，遭渡河坠水，居相位后，还担心庄周夺其职；庄周淡泊尘世，心游大千，不仅不与惠施的无礼计较，而且认定惠施是辩论学问的至友。庄子过惠施之墓叹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6]338由此可见，惠施是庄周成就学问的一块“磨刀石”，焉能言庄学传承于他。

3.庄学的旨义。《庄子》问世以来，关于该书所言之旨义，历代学者各有不同议论。司马迁说《庄子》是寓言，“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4]3144。“洸洋”即“汪洋”，此指放纵。其意为，庄周以放纵大话编寓言故事以图自己适情快意，所以没有治世价值，王公大人因之而不予以重视。司马迁评语影响着后人。汉代的扬雄、王充、晋郭象、唐成玄英、宋朱熹等认为《庄子》是“扬荡而不法”之语，“谬然之说，荒唐之语”是“为我之学”。上世纪，钱穆、冯友兰也认为是“为我之学”[5]11-17。当今还有人说是“狂人狂语”。对此，王叔岷不同于流传已久的旧说，指出四点：

(1)非为我。不是如杨朱一样的“为我”学问，“杨朱取为我，庄子重忘我，其学廻异”，并以《逍遥篇》“至人无己”，《秋水篇》“大人无己”，《在宥篇》“大同而无己”为据。④

(2)非放任。不是放荡不羁的狂言呓语。“《庄子》全书，凡论养生、处世、齐物、全德、内圣、外王(六大系统)，咸归之自然……庄子之言，说高而不亢，其为人清而不容物，决非放任也”。他引据以证：《应帝王篇》中讲圣人治世，“正而后行”；《膳性篇》中讲，古之有名的君子，“正己而已矣”；《间世篇》告诚，“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女字，即汝称。同时亦指出：“凡庄书记载庄子，如有过激之词，或过激之行，皆庄学之徒所附，未足据以论庄子也。”

(3)非避世。不是超凡脱俗的妄语。王叔岷曰：“弃人世之事而不为，则避世矣。”《庄子·天下篇》明写着：“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者为友。”“外死生无终者”即得道之人。庄子所言，“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孝。无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这就是庄子立人处世的真实态度和修养。

(4)非空谈。不是不切实际、无补于社会人心的空话。王叔岷指出：“庄子陈义甚高，皆有体验而来，与空谈者廻异！”《齐物论》中言“庄周梦蝶”而悟出“物化之理，即生死之理。在生适于生，在死适于死，则无所谓生死”，成为庄子“养生的最高境界”。这是从体验中获得的，并非空谈所能致。

王叔岷对于现存的《庄子》33篇文，按内容新立“六大系统”，即养生、处世、齐物、全德、内圣、外王。如此分类，便于当今初学者。他在《庄子通论》中讲，庄子大义一个字——“游”。“审此游字，义殊鸿洞”，庄子“一切议论譬喻似皆本此字发挥”。“所谓游者，即无待之意……唯无所待，乃能无入而不自得”，无挂碍而心游万物。

王叔岷言《庄子》文的新分类，旨义新说，均有一反历史旧说潮流的意义，是“庄子之我见”的独到之说。

四、“勤志服知”治庄学

王叔岷在斠雠和研究庄学中有如此多著述，如此多卓见，是他数十年“勤志服知”攻治的成果。

1974年8月8日，王叔岷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吟成一绝句：“斠证迁书年复年，服知勤志毫毛颠。及时领略生生意，喜看秋湖出红莲。”诗中“服知勤志”，就是《庄子》寓言篇中的“勤志服知”。王叔岷说：“我斠证《史记》十七年，不过是勤志服知而已”[1]627他一生勤奋酬志，斠雠古籍经典，折服于庄子学问、庄子精神，并奉为自己修身立人的圭臬。

王叔岷有《独爱》诗一首：“纷纷战国竞兵戎，诸子争鸣各自雄。独爱庄周名利外，怡然长住性情中。”⑤《安居》诗曰：“连朝梅雨润图书，一卷南华味有余。无用如能明大用，人间何世不安居。”《闲情》诗曰：“爱读南华数十春，至言至味淡而醇。忘年忘义寓无竟，剩有闲情未去身。”这三首诗，王叔岷自白了为何喜研《庄子》及由年轻至耄耋不同境遇下研读《庄子》的情形。

王叔岷自幼好读《庄子》。他曾说：“岷年十三四时，随先君耀卿公寓成都，日承庭训，广读经传子史，于诸子中，最好《庄子》。生性鲁钝，久不开悟，一读《庄子》，襟怀豁然，朗沏通明，喜不自胜！自是之后，博学泛览，日求进益，皆以《庄子》之旨为依归，所谓不期然而然者矣。”[2]为研究庄子而斠雠，为深切领悟、正确评议庄子而斠雠相关的史籍、文献；著述中论庄学者最多，教学和演说中论述和评议庄学的时间最长。他一生“勤志服知”的学问成就，主要在于此。

在李庄三年，学术路径起步，他以此态度研读《庄子》，另有了一番心得，作《寂寂》诗曰：“吾爱蒙庄子，处世得环中。无用为大用，以此应无穷。并立使人化，至异而能同。众鸟唏灵凤，万木仰孤松。谁能达此境，寂寂春山中。”他还说：“庄周生于乱世，入俗而超俗，至清而容物，为岷一生最景仰先哲。”[5]序在后来几十年的研究中，他曾深情地说：“《庄子》一书之义蕴，循环无端，著而不著，最难了解；然亦不难了解，性情与庄子近，则展卷一读，必获我心；性情与庄子不近，虽诵之终生，亦杆格不入。”[2]

王叔岷认为，他的“性情与庄子近”，一读《庄子》“必获我心”，一生最景仰庄子。如此虔诚地景仰人物，迷恋学问，穿越历史时空与庄子神交，庄子精神默化了王叔岷的精神世界。“入俗而超俗，与世无争，容物”。表现出来的修养是：偏爱自然之道，恬静自得，与世无争，不慕名利。庄子不应楚怀王高位之聘，王叔岷一生不参加任何社会团体，专心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

他抱定庄周的“无待”，社会生活中不期待浮名虚荣，学术研究中求实求真，不迷信权威，不受旧说羁缚。有《论庄》诗曰：“自视诠庄亦等闲，敢将糟粨炫人间。任何盛业齐推举，欲闭浮名且闭关。”《老庄》诗有句：“今古纷纷恣毁誉，几人曾识老庄来。”这是科学治学态度，对学术研究能作出贡献，亦有益于扶正学术风气。

王叔岷一生主要生活在台湾和新加坡。面对所处的社会生活，他说：“君子居之世，怃然忆庄子”(《多思》)，“矧人最灵旨，立身自亦方……顺人不失己，旦复效蒙庄”(《效蒙庄》)。他在《俗物》诗中，蔑视社会乱象：“庄周与陶潜、高操不可攀。大智而忘智，至贤而忘贤。今之儒者流，大言不智惭，圣贤为己任，名利亦所贪；党同而伐异，曲说誇真诠。俗中一物耳，古道慨难传！”

王叔岷早年在四川李庄校释《庄子》，晚年在台北南港旧庄校诠《庄子》，居住地与学问都与“庄”有缘，他十分高兴这“宿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的生活环境，不是庄周所处的乡野，也不是自己的川西乡里，而是在炫彩斑烂的工商社会，喧闹中，他抱定庄周的“入俗而超俗”的信念。他的《旧梦》诗曰：“茫茫沧海一孤舟，万里随风任去留，花雨翩翩萦旧梦，谁知忍泪说庄周。”1948年，他去了台湾，1963年至1981年他又在台湾与新加坡之间大洋中往返。他的《高风》诗句：“既爱幽人隐在丘，亦从城市任浮游。庄周入俗而超俗，万方高风绝匹俦！”他没有被“红尘”玷污，在学术界高风亮节，在社会生活中洁身自好，适情自得。他坚信，“能保其真性，何往而非吾”(《明权》)！

王叔岷一生以研究学问为最大兴趣，除了授课，就闭门读书。在新加坡、吉隆坡18年间，不是上课，就是著述，假期也不去旅游。学生请教，问他有没有时间，他说：“你来我就有时间，你不来，我就没有时间。”他热情对待学生，诲人不倦。他长期超负荷劳动，影响了健康，生了病，他却在《伤生》中乐观地说：“为探玄旨耗形精，重释南华义益明。梦里庄周应笑我，养生未得已伤生。”他还说：“庄周垂至巧，巧至无劳累”，“我爱庄周智，卓然异诸子。”(《智慧》)

王叔岷的夫人去世后，有朋友、同仁劝他续弦。他谢绝曰：“庄周妻既卒，不闻复续弦。陶潜有继室，乃由助耕田。我今无旧业，何庸缔新缘？”“但得琴书趣，足以乐余年。”(《谢续弦》)

凡热爱传统文化的中国人，都是认定根，热爱故土的。王叔岷“万里随风任去留”，常常“忍泪说庄周”，2002年终于回到阔别了半个多世纪的故里成都市龙泉驿。2008年8月，他于睡梦中去逝，享年94岁。他在晚年仍忙于读书和著述，有《自笑》诗曰：“晚岁诠庄子，转觉味愈厚。自笑一何愚，行罢甘长守，既不为浮名，亦非惜敝帚。何当竞此业，逍遥外尘垢。”

王叔岷曾有诗句曰：“可怜举世誇红学，不见红楼梦里人。”(《不见》)其意是“红学”研究在海内外十分热闹，有几个红学家像《红楼梦》里的人，像曹雪芹？以此自表心迹，他热爱“庄学”，却像《庄子》里的人，像庄周：“真情与真知，难与流俗伍”(《答静农兄》)，“犹幸此生归我有，行藏语默尚随心”(《随心》)。庄子精神穿透了王叔岷的灵魂，铸就了他的人生修养。王叔岷依归庄子精神，活出了“自我”。如此做学问的大家，古今少见。

余论

1994年，王叔岷80岁，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在香港曾受教于先生而成名的学者聚会为先生祝寿，盛赞先生的为人师表和道德文章，“给新、马汉学界影响深”，“为新、马树立起新的楷模”[7]。

1998年5月，他应邀参加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并作学术报告。2000年，他获台湾“行政院”文化奖，将其奖金捐给台大中文系作奖学金。2008年8月，台大文学院举行“王叔岷教授追思会”，所撰的《王叔岷先生行述》中写道：“先生之学术，兼及四部，著述丰宏，而皆渊博精深，成一家之言；古籍之斠雠笺证，尤为当世推重。”《行述》还指出，先生治学“更融校勘、训释、义理为一体，开启‘由实入虚’的治学途径”⑥。这对他的学术地位作了如实的肯定。

1990年9月，王叔岷在《校雠学与中国学术》一文中指出，清代朴学中校雠名家是阮元、卢文弨、陆心源、胡克家、俞樾、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孙诒让；训诂名家是郭懿行、段玉裁、王念孙、朱骏声、吴昌莹。“五四”以来的新朴学名家是胡朴安、蒋元卿、陈垣、余嘉锡、蒋伯潜、向宗鲁、张舜徽、陈钟凡、吴孟复、王欣夫等人[1]508。清代至上世纪的朴学是一脉传承的，王叔岷继承了这一传统。

从上世纪的国学一脉而论，王叔岷是傅斯年、汤用彤、陈垣、钱穆等名家的学问传承人。

从治庄学一脉而论，王叔岷是清王先谦、茆泮林、郭庆藩、马其昶等及其以前先贤学问的传人，而且更有创新，发展弘扬。至于上世纪初及后五十年“近人”治庄者的学问，王叔岷多有揶揄。同时代的台湾治庄学者不多，其他人的成果远不及王叔岷。

在大陆，上世纪后五十年，“庄学”未独立成为一门学问受人钻研，而是纳入“中国思想史”中进行论述。其视角，其路子全不同于王叔岷，而是在马列主义观点指导下，以“唯心”、“唯物”、“阶级观点”进行分析，以“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方法进行取舍；指其为“十足的没落奴隶主思想意识”、“主观唯心主义”。冯友兰、任继愈、张岱年、杨荣国等人相关的著述都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成果。

王叔岷在李庄学习《庄子》时的副指导教师汤用彤先生是任继愈的指导教师。1973年，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出版，书中论战国哲学一章设了“庄子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一节，其内容包括：对唯心主义与宿命论、相对主义、无条件的精神自由等三个问题进行批判论述[8]141-154。此书名噪一时。如此论述庄子大概可为代表，是当时的一种模式和路子。关锋也是研究庄子的著名文人，他说：“庄子把‘相对’和‘绝对’分割开来……一边是排斥‘绝对’的‘相对’，另一边是排斥‘相对’的独立自在‘绝对’。”⑦汤一介先生也说：“庄子抓住了事物相对性一面，加以夸大，把事物的相对性绝对化，得出其无是非、大小、生死等相对主义的结论……抹杀事物质的区别。”⑧

由此可见，大陆学者治庄与王叔岷“廻异”。改革开放后，海峡两岸及海外相互和平交往，文化交流，大陆治庄有了新发展。不过，多数成果是注释《庄子》，或者随着旅游业发展，争论庄子故里何处的讨论会和论文集。由于王叔岷不慕名利，未参加社会集团，他的名声与学术成果罕为大陆同行学者所了解，直到当前大陆学者关于庄子的著述，几乎无人引用王叔岷的成果。

大陆开放了，中华书局发现了王叔岷治庄的学术成果，2007年编印发行“王叔岷著作集”14种19册，广布海内外。每种书都附有一个同样的“出版说明”，其中明告世人，王叔岷“是海内外广受推崇的斠雠大家”。我们相信，随着王叔岷著述的大量广泛发行，必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庄学研究的推进将大有助益。

注释：

① 王叔岷《庄学管闚》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17-20页。所言诸种情况，皆有例证，此不赘列。

② 庄子故里“蒙”，有河南商丘说、安徽蒙城说、山东荷泽市说。参见潘建荣主编《庄子故里考辨》中国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③ 王叔岷《惠施与庄周》,载《庄学管闚》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33、39、43页。

④ 王叔岷《庄学管闚》中华书局2007年第11页。以下所言三点的引文均见本书11-17页，恕不赘注。

⑤ 王叔岷《读庄余韵》载《庄学管闚·附录》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253-272页。本文所引诗，未另注出处者，皆出于此。

⑥ 转引自胡开全《洛带出了一位国学大师》。

⑦ 关锋《庄子哲学批判》，转引自李锦全、曹智颂著《庄子》，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⑧ 汤一介《关于庄子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转引自李锦全、曹智颂《庄子》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1] 王叔岷.斠雠学 斠雠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王叔岷.庄学管闚·引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 王叔岷.庄子校诠序论[M]//斠雠学 斠雠别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629.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43、2144.

[5] 王叔岷.庄学管闚[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 王世舜.庄子注释[M].济南:齐鲁书社,1998.

[7] 郑树良.百年汉学论集[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印行,2007:543、544.

[8]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责任编辑 陈玉兰]

Zhuang-ology Master Wang Shumin

LI Ying-fa

(CollegeofHistoryandCulture,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41,China)

The study on Zhuangzi is one of the major fields for pre-Qin Dynasty scholars in our country. Wang Shumin, who studied Zhuangzi for decades, had a sufficient emendation and sorting forZhuangzi’s diction and version from the point of proofreading. And then he made a thorough inquiry about zhuangzi’s hometown, lifetime and learning gist, and produced some new understandings which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viewpoints, hence setting up a new system to establish his own school of thought.

Wang Shumin; Zhuangzi; proofreading; scholars of pre-Qin Dynasty

2014-11-20

李映发(1940—)，男，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科学技术史。

K825.5

A

1672-8505(2015)05-005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