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伟

(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成都 610066)

东晋中叶以后，题名为郑玄注的《孝经》传本逐渐占据权威地位。这一时期《孝经》郑注地位的上升绝非是一个简单的学术史问题，而应看到当时官方推崇《孝经》郑注的政治背景。具体而言，东晋穆帝、孝武帝在亲政前后讲解《孝经》，是为了实现中枢权力顺利转移所进行的必要举措。而《孝经》郑注之所以受到推崇，与其思想旨趣和官方政治意图较为契合这一缘故有关，其中尤以郑注的“先爱后敬”说最为典型。

一、东晋中晚期《孝经》郑玄注地位的提升

《孝经》郑氏注之渐受重视，大致上以东晋中期为起点。同时，《孝经》郑氏注即为郑玄注的说法也为当时官方所认可。东晋《孝经》郑玄注之受官方推崇的情形及其现实缘由，颇值得留意。

关于《孝经》不同传本在唐以前的流传情况，《隋书·经籍志》在“《孝经》类”下有专门的介绍。大致上说，秦汉时期《孝经》逐渐形成了今文和古文两个传承系统，其中《今文孝经》先出，传者众多，其中长孙氏所传的《今文孝经》较其余传本多出《闺门》一章，后出的《古文孝经》与长孙氏《今文孝经》大致相同，唯又多出三章，共计二十二章。刘向之典校《孝经》，以依据《今文孝经》为主，以参考《古文孝经》为辅，定为十八章。这一校本以东汉学者郑众、马融等人的注本为突出。除此之外，又有题名为“郑氏”的注本，相传“郑氏”即为东汉末年大儒郑玄［1］934-935。

《隋志》关于《孝经》传承情形的叙述中，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孝经》郑氏注是否即为郑玄注，一直以来就存有较大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