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兴平 刘铮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莎菲形象新解：反对自己的现代女性

管兴平 刘铮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莎菲的苦闷和感伤，在19世纪20年代末的时代背景下，意味深长：一方面，其切合了“五四”退潮后的青年情绪，使得时间现场后移；另一方面，在左翼文学兴起前的时代，莎菲却并无革命的激情。从现代性开端的时空点来看，莎菲的反对自己和最终逃离之举，正是其追寻爱与美的结果。这导致了其爱的迷狂。

莎菲；现代女性；爱与美；迷狂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塑造了一位现代女性形象，展示了其不断反对自己，最终逃避一切，前路未卜的心路历程。学界对于丁玲的这篇小说，长期以来，一直有着不同的评价。其主要观点认为，丁玲塑造了一位“五四”思潮影响下的苦闷女青年形象，其心理表现，明显受到郁达夫感伤主义文学的影响。时至今日，这篇小说已然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以及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的典范文本。它和丁玲复杂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形成互文，一起构织出了一个不同一般的中国现代女性形象。

莎菲属于“后五四”一代。“与五四那一代人不同，这一代人怀疑自己改变现实的能力，对个人前途也没有信心，人际关系的各种矛盾令他们混乱，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也使他们迷惘。”[1](P157)已有的对该小说的众多解读，主要集中在莎菲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上：她有着克服不了的自身弱点，只是关注自己的心理变化和个人情绪，不顾及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陷入了个人小天地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而言，其是一个负面的形象，至少是一个不能够让人满意的形象。而其后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对莎菲形象的解读，又过于强调了妇女的解放和独立，以及女性立场。这一解读，尽管对左翼叙事和男性话语中心有着一定的矫正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当前多元的文化研究格局中，显示出了某种狭小和封闭性。因此，有必要在当前社会思潮变化和多种文化研究的思路下，对莎菲形象做出新的解读。

一

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现代性过程，尽管人们认为这一现代性尚未完成，但是在丁玲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时，这一现代性进程至少已经开始了30年。一般的看法认为，作为“五四”文学的代表作，小说中显示的“五四”前后的现场状态，确定不移地带有“五四”的时代因子，是“五四”时代精神的映现，而其主人公苦闷彷徨和无聊空虚的精神现状，也带有“五四”退潮之后问题小说的痕迹。因此，对该小说的考察，无疑要回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原点，即现代性的开端。

莎菲出场时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报来了，便看报，顺着次序看那大号字标题的国内新闻，然后又看国外要闻，本埠琐闻……把教育界，党化教育，经济界，九六公债盘价……全看完，还要再去温习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编级新生的广告，那些为分家产起诉的启事，连那些什么六0六，百灵机，美容药水，开明戏，真光电影……都熟习了过后才懒懒的丢开报纸。自然，有时是会发现点新的广告，但也除不了是些绸缎铺五年六年纪念的减价，恕讣不周的讣闻之类。”这一段文字，点明了现代性进程开启以来，莎菲所处的时间与空间：媒介时代的到来，多样化的现实生存状态，对身体消费的重视，新的时尚的出现，视图时代的开端，等等。莎菲极其熟悉这一环境。对于外在环境的把握，她凭借一张报纸就可以获得。“懒懒的”、“会发现点”、“也除不了”等字眼的运用，进一步突出了人在现实面前的无力与疲乏；但更重要的是，在此种情形下，莎菲却要执意和自己过不去。因而在小说中，紧接着的是，“报看完，想不出能找点什么事做，只好一人坐在火炉旁生气”，“也许这只是我一人如是。但我却宁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只是新的，无论好坏，似乎都隔得我太远了”。找不出事做而生闷气，似乎是有闲小姐常做的事情。这也间接点出了莎菲的来历——她并非一个一无所知的旧式农村女子。在这里，莎菲强调的是她的个人行为。她寻求着“新的”东西——她已经经历过许多“新的”东西，经历过喜悦和挫折，抛掉了初期的懵懵懂懂，学会了辨别好坏——然而，“新的”东西没有到来，她对“新的”东西也渐趋冷淡了。

一般的看法认为，这是“五四”退潮之后一般青年人的心态：社会苦闷和人生苦闷折磨着他们，让他们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满意。莎菲对自己也不满意，又要不断地需求新的不满意来烦恼和折磨自己。但是小说发表的时代已远离“五四”退潮时，而莎菲却依然保持着这样的苦闷情绪，且如此持久，这倒是出人意料。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可以继续推论，丁玲将莎菲所处的时代现场往后移，正是在表现启蒙文学由喧闹归于沉潜之后，一般青年人对社会、人生、自我的失望，甚至对于即将到来的“新的”东西——我们可以问，是革命文学吗？——连一点模模糊糊的感觉都没有。与以上理解不同的是，如果透过历史现场来看莎菲，可以发现这篇小说发表时的时代背景：民国即将统一，北伐军在北方的征战即将结束。但是身处这样时代中的莎菲身上，却没有彰显出任何的政治色彩。她的表现，虽然和茅盾小说《虹》中梅行素早期的经历相似，但却与梅行素后来的走向革命不同。莎菲的颓废超过了梅行素。这也是莎菲没有直接面对社会层面变革的重要因素。莎菲对于“新的”东西，实际上是远离的，漠不关心的。不仅是对启蒙文学理念，还有更为直接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变革，莎菲都没有丝毫的兴趣。她实际上陷入了自我迷失状态之中。无聊和空虚控制着她，但她却又不甘寂寞。“我真不知应怎样才能分析出我自己来。”这一关注自我的取向，使她陷入爱的烦恼，爱的游戏之中。小说最后，游戏结束了，更大的空虚在挤压着她。

“是的，我好像又在发牢骚了。但这只是隐忍着在心头而反复向自己说，似乎还无碍。因为我并未曾有过那种胆量，给人看我的蹙紧眉头，和听我的叹气，虽说人们早已无条件的赠送过我以‘狷傲’、‘怪癖’等等好字眼。”在一般人看来，莎菲身上具有名士气度。但是作为一名女性的莎菲，却是一个名士气度和狂士气质结合的中性形象。她有着古典的意味，并没有脱去古人的个性；是一个异于常人的知识者，因为她瞧不起一般平常人；她有意识地对社会常规和正常社会加以排斥，同时却又不得不接受不被他人所理解的命运。小说中不时透露出，莎菲也是一个接受新事物影响的新女性。莎菲的身上，同样具有现代的因素。她在大都市独自过活(虽然有一些朋友随时在交往，但根本上她是一个人生活着)，不排斥他人，在面对他人时，却不免神情有异。她关注自我的存在，多于对他人的迎合。在时间叙事上，丁玲已经给予了莎菲接受和改变的过程，而其间的过渡，则是由现代性的开端所带来的：男女平等的观念，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

二

现代性的开端也和虚无相关联，这主要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随着现代性想象的展开，文学作品更多地描画了人物空虚无聊与寂寞的精神状态。小说中随后描写的莎菲和凌吉士的爱情游戏，以及之前就已开始的莎菲和苇弟的暧昧，都充分说明了爱情这一古老游戏与现代性的空虚之间的关联。这既有现实层面的表现，一位安徽粗壮男人的来信，击毁了莎菲的幻想；也有理想层面的表现，莎菲以一种理想化的心理去接近凌吉士，结果重蹈了与苇弟暧昧的覆辙。莎菲对凌吉士的失望，正是对自己的失望。她的最终逃离，是一种文化上的疏离。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恋最终破灭的主要原因，是莎菲身上的个人主义观念。从柏拉图过渡到尼采，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在莎菲身上，这一过渡却是接连发生的，也可以说是同时发生的。为了对抗空虚，莎菲展示自己的身体。她的身体解放的能量与关注自我、个体的价值观，呈现出紧密联系的状态。她一方面寻求身体之爱，这是实在的；一方面却又陷入了理想之爱，这是虚幻的。因此，她身上存在着明显的悖谬：自己反对自己。

在固有价值体系崩溃的时代前夜，莎菲是没有出路的。她和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只是游魂，不知飘泊到何处安身。当然，她鄙视并抛弃了安身立命的观念。她更多地关注的只是灵魂的慰藉而不是家国情怀。在现代性压力下，莎菲舔着自己的伤口，表现出对现实的背离。然而现实织就了天罗地网，莎菲实在无可逃遁。“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她实际上做不到。从丁玲所交代的莎菲的生存背景来看，莎菲对即将到来的革命和革命文学，并不抱有什么希望。莎菲无法真正实现她的个人理想，于是，她只能选择自我放逐，在人世飘零。

从现代性之初的“涕泪飘零”，再从“五四”之思到“问题小说”，而后到莎菲的苦闷，现代文学所探讨的，关于爱的苦闷、爱是什么、为什么爱、爱了又怎样、爱的空虚与无聊这些问题的线索，虽然越来越清晰，但是这些都是虚的，而莎菲则是一步一步明白过来的。她经历了一系列的心理变化过程。莎菲要寻找的，是切切实实的“实在”，是男人面对女人，或者女人面对男人，是她所言的“堕落”，然后她又用“美梦”来超越“堕落”。莎菲的醒悟到来得很快，“唉，我能说什么呢？当我明白了那使我爱慕的一个高贵的美型里，是安置着如此的一个卑劣的灵魂，并且无缘无故还接受过他的许多亲密，这亲密自然还值不了在他从妓院中挥霍里剩余下的一半多！想起那落在我发际的吻来，真又使我悔恨到想哭了！”莎菲所想的是自己“甘于堕落”，“真的，有时我为愿保存我所爱的，我竟想到‘我有没有力去杀死一个人呢？’”“我想遍了，我觉得为了保存我的美梦，为了免除使我生活的力一天天减少，顶好是即刻上西山去”。一般的看法认为，在19世纪20年代，“对那些认为生活就是享受的人说，北平实在是个好地方”[2](P113～114)，那么，莎菲所说的与“生活的力”面对的又是什么？

三

莎菲的形象直接指向了男女关系。男女之爱各自不同，恋爱中的女人切望着对方完全了解懂得自己。莎菲也点明了男女关系中所蕴含的生活与人生的意义和道理。这是其理智一面的显现，但是她自己完全避免不了理智与情感(情热)的冲突。作为昭示男女之爱的例子，小说中写到了蕴姊的爱。蕴姊的死，给了莎菲很大的震撼。蕴姊婚姻的失败给其带来的了无生趣，以及其最终的死，如同一面镜子在照着莎菲。借助蕴姊的例子，小说也写到了同性之爱。这可以看作男女之爱的对照。“自然，这日记，我总觉得除了蕴姊我不愿给任何人看。第一是因为这是特为了蕴姊要知道我的生活而记下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事，二是我也怕别人给一些理智的面孔给我看，好更刺透我的心；似乎我自己也会因了别人所尊崇的道德而真的也感到像犯了罪一样的难受。”莎菲觉得蕴姊是可亲近的，因为她理解自己。莎菲其实只是需要一个理解自己的人，一个了解自己的爱人。莎菲需要精神的爱，蕴姊可以部分地满足她；但与此同时，肉的爱也在诱惑着她，故而她也放不下凌吉士。她的性格因此反复无常：她不断地背叛自我，同时又不断地回归自我。

莎菲对男女关系所持有的态度，是对传统观念的反叛，比如她对于苇弟的态度：“苇弟爱我，并会说那样好听的话，但他忽略了第一他应当真的减少他的热望，第二他也应隐藏起他的爱来。我为了这一个老实男人，所感到无能的抱歉，真也够受的了。”莎菲遵循着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爱的艺术》中的教导，抛弃传统道德观，颠覆了传统的男女关系。莎菲的情爱中，有着明显的生理成分。作为一名女性，她这样的表现是大胆的。生理感官的欲求与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自身实现，以及创造性的人生，构成了莎菲的实在要求。

柏拉图关于爱的论述中，有所谓高尚的爱、凡俗的爱之分；同时，他也区分了理式的美即美本身与形体的美。莎菲爱上凌吉士，摒弃了安徽男人，正有所谓对高尚爱和形体美的追求，但她所鄙视的凡俗的爱却又是其理智恢复之后的感受，因而对美本身即理式美的追求，在莎菲那里是没有完成的。苇弟的爱由于缺乏爱的技巧，最终也被莎菲所抛弃。莎菲一步一步地寻求，她最终寻找的是真“爱”。小说最后，莎菲为了保存真爱，进入了灵魂的“回忆”之中，从而产生了迷狂。“有这种迷狂的人，见到尘世的美，就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因而恢复羽翼，而且新生羽翼，急于高飞远举，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像一个鸟儿一样，昂首向高处凝望，把下界一切置之度外，因此被人指为迷狂。”[3](P125)莎菲看似在逃避一切，实际上还没有脱离出灵魂的“迷狂”。因此，从以上分析来看，丁玲的这篇小说和关乎自我的理念有着极大的关联。作为一位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女性，丁玲对柏拉图和尼采的接受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其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柏拉图带给莎菲“爱”和“如何爱”的观念，使得莎菲寻求理想之爱；尼采的个人主义思想，则影响了莎菲对自身空虚的作战。

莎菲背弃了“五四”启蒙文学由兴盛到沉潜之后的理趣。在左翼文学即将兴盛的前夜，莎菲也没有即将跃入革命行列的激情与冲动。她的苦闷情怀和感伤情绪，彰显了她与时代的距离。莎菲从外表到气质都趋向于现代化，而在现代都市之中，她既无法摆脱孤独感，也无法控制个人情绪。她想极力挣脱消极心理，却不免陷入反对自己的泥淖，最终落入生存困境之中。

[1](美)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M].冯夏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3](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Safi’s New Interpretation: Against Their Own Modern Women

GuanXingpingLiuZheng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YangtzeUniversity,Jingzhou434023)

Safi’s boredom and sadness appear to be meaningful in the late 1920’s background.On one hand,in line with the youth’s mood after “May 4th” movement,makes the scene after the shift.On the other hand,in the era before the rise of the left wing literature,Safi has no revolutionary enthusiasm.From the point of view in the beginning of modernity,Safi’s opposition to himself and the ultimate escape from the move is the result of his pursuit of love and beauty,which leads to the madness of love.

Safi;the modern female image;love and beauty;ecstasy

2015-03-20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4G142)

管兴平(1969—)，男，湖北潜江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42

A

1673-1395 (2015)05-003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