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多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中国神话研究的民俗学派
——杨利慧的神话学思想及其实践

张多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杨利慧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神话学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她20多年来致力于推进中国神话学的创新。从1990年代的女娲神话研究，到2000年以后译介域外学术理论并向外介绍中国神话；从开设相关课程并撰写神话学教材，到编纂中国神话母题索引；从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到当代语境下的神话主义探讨……杨利慧的学术实践不仅极大推动了中国神话学的发展，也直接促进了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将其神话学思想置于中国民俗学转型的学术史语境中，就会看到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神话研究领域的独特优势与魅力。

杨利慧；神话学；现代口承神话；神话主义；民俗学派

神话学(Mythology)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国际显学，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神话学亦是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民俗学、民间文学、古典学、人类学等学科中，神话研究一直是它们重要甚至核心的研究领域。

在民俗学(本文“民俗学/Folklore”概念包含民间文学研究)研究中，神话作为一个文类(genre)，长期居于民俗学学术史的显要位置。一方面，神话被视为一种叙述体裁(narrative genre)，另一方面它也被作为民俗文类(folklore genre)或文化事象加以研究。在18～19世纪欧洲早期民俗学的视野中，神话、童话等作为最能体现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观念的事象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赫尔德(Herder)、格林兄弟(The brothers Grimm)等欧洲民俗学先驱都在神话研究领域留下了重要的学术遗产。在受到进化论人类学思想影响的民俗研究中，神话被视为“遗留物”、“古物”、“原始思维”的最佳表征。安德鲁·兰(Andrew Lang)、弗雷泽(James Frazer)、列维·布留尔(Levy Bruhl)等许多学者，都在神话研究领域开启了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经典研究范式。在以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为代表的、受到语言学影响的民俗研究中，神话亦被视为重要的分析对象。后来，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历史-地理学派、心理学派等将神话学研究推向持续深入。

对中国来说，神话学无疑是20世纪的舶来品。人类学派的神话研究对中国影响较大，诸如茅盾、闻一多、周作人、芮逸夫、钟敬文、王孝廉、李子贤等皆属于这一脉络。而顾颉刚、徐旭生、袁珂等则从古史研究出发，开启了考古学、文献学、文明复原的神话研究传统。

综观19～20世纪神话学的厚重积累，传统的研究范式至今依然主导着中国与世界的神话研究。比如历史-地理方法、历史文献学方法、人类学方法，依旧是目前神话研究的主要方法。但这些积累颇厚的范式，在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后，显然已不能满足学科前进的要求。突出的局限在于：“向后看”的视角仍将神话视为古典的素材；单一媒介(如文献)的研究遮蔽了神话的丰富内涵；抽象宏观的阐发与具体微观的个案分析未能较好结合，等等。在诸多学科对神话学的研究中，民俗学用力颇深，但是伴随着各国民俗学家对学科自身的省思，过去对“神话”的研究愈发显得视野狭窄。而本文将谈及的、北京师范大学杨利慧教授的神话学研究，正是建立在对这些局限进行反思的基础上。

一、女娲：杨利慧早期的神话学研究

1991年，杨利慧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1992年底，在钟敬文的建议下，她开始进行女娲神话的研究工作。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受人类学、历史-地理等理论方法影响较深，擅长用文化史的视角研究民间文学，但是其民俗学思想的开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杨利慧总结认为：“他在学术上的指导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在具体研究中，运用多种学科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探索的努力十分明显。”[1]显然，钟敬文的综合研究理念与开放的学术视野，对杨利慧后来的女娲神话研究有直接的影响。

钟敬文原先对女娲神话研究的期待是文化史式的，他也曾戏称自己是“文化史学派”[2],但最终杨利慧的博士论文《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却是着眼于“当下”的，女娲神话在当下的信仰实践彰显了神话叙事鲜活的生命力。对文化“遗留物”观念的反思以及“朝向当下”的视野一直贯穿杨利慧以后的神话学实践。

早在1930年代，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传说》和闻一多的《伏羲考》就已经奠定了伏羲、女娲神话的经典范例地位。女娲神话领域在杨利慧之前已经有非常丰厚的学术积累。杨利慧也坦言，面对一系列大师的名字，如果不是对女娲神话问题有过自己思考和探索的人，很容易放弃质疑前人的企图。[3](P4)但是，在经过多次对女娲神话与信仰的田野作业后，杨利慧看到了前人研究的重大不足，亦即对当下具体社区中活生生的神话事实的忽视。尽管前人多有人类学视野下的神话研究，但在杨利慧的研究中，神话本身得到了充分的深描与彰显，而不再是作为阐释历史的素材。在她的研究中，生活中那些神话的持有者走到台前。神话总是不断变异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迁，从而获得存在与延续的生命力。[4]

总的来看，杨利慧女娲神话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与20世纪末民俗学研究的转型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域外民俗学对民俗本体的反思促进了中国民俗学的转型，诸如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口头传统等新的理论视角，促使杨利慧反思以往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1990年代正是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关键期，大量的口承神话搜集整理大大改变了中国神话资料库的结构。杨利慧的女娲神话研究，与同时期的民族史诗研究、故事和传说讲述研究、歌谣和曲艺研究、民间信仰和仪式研究、节日研究等一道构成了20世纪末中国民俗学的鲜活图景。

《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将现代口承神话文本、古代文献与考古资料、民间信仰与民俗生活相结合，着重探讨了女娲的“始母神”神格、当代女娲信仰、神话与信仰的功能、女娲神话的古今变迁等问题。[4]这样的神话研究不仅弥补了尚无女娲神话专论的缺憾，在方法上也与前人有较大不同。民俗学的“眼光”在研究中显示出了优势。杨利慧并未纠缠于庞大的学术史论争，而是直指女娲神话本体论与当下存在形态，生动地展现了女娲神话与现代中国民众的关系，从民众生活现场出发与前人对话。在田野作业和口承神话文本梳理的基础上，其对“遗留物”观念充斥于民俗学研究的批评也就很有说服力。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杨利慧在博士后出站报告中，集中精力回答了女娲神话学术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起源。《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对女娲神话起源问题上“南方说”的经典地位提出了挑战，运用民俗学的观点，佐证了“北方说”的合理性，并进一步提出“西北说”的新推断。[3]该著作出版后引起学界极大反响，在一个看似陈旧的话题上，杨利慧运用扎实的材料做出了新的文章。自此，可以说杨利慧完成了她的女娲神话“两部曲”。无疑这“两部曲”是20世纪末中国神话学的重要成果，也使杨利慧成为新时期女娲神话研究的“集大成者”。[2]

当然，杨利慧对女娲神话的研究，与当时中国民俗学界对以往文本、事象研究的反思密切相关，而大规模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工作也是其口承神话研究的重要背景。在完成这两项研究后，杨利慧开始深入思考民俗学、神话学研究思路与理论方法的问题。

二、女娲之后：立足于神话研究的民俗学理论探索

2000年8月，杨利慧、安德明夫妇赴美访学。这次在印第安纳大学的“世纪访问”，让杨利慧对以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为代表的“表演理论”有了深入的了解。2001年底回国后，安、杨夫妇即着手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5]的编译工作。表演理论对20世纪后期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是民俗学理论创新的典型。此后，杨利慧积极借鉴表演理论，重新审视中国神话，并推动中国民俗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在积极译介的同时，杨利慧开始尝试运用表演理论的视角审视中国民间叙事，《表演理论与民间叙事研究》一文在吸收和反思表演理论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她的研究设想，包括文本的稳定性、形式与功能的结合等。[6]表演理论以表演为中心(Performance-centered)，关注口头艺术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动态形成过程和其形式的实际应用，而以往对中国神话的研究正缺乏对神话生存现场的关注；即便有民族志式的资料，也常常抽离了具体场景。不惟神话，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普遍存在这样的缺憾。21世纪初，杨利慧等一批中国民俗学者积极致力于推动民俗学重视语境研究，并最终指向学科向实证研究、当代研究、理论研究的转型。杨利慧《民间叙事的表演——以兄妹婚神话的口头表演为例，兼谈中国民间叙事研究的方法问题》[7]一文，就是其借鉴表演理论研究中国口承神话的范例。另外，杨利慧2004年发表的《美国公众民俗学的理论贡献与相关反思》[8]、2005年发表的《仪式的合法性与神话的解构与重构》[9]等也是她吸收域外多样化前沿理论的反映。

和许多译介域外理论的学者不同，杨利慧的本土学术意识很强。她在完成女娲神话“两部曲”后，也积极融会中国整体的神话传统，和陈建宪、吕微、赵宗福、田兆元、陈连山、刘宗迪、鹿忆鹿、钟宗宪、吴晓东、王宪昭、黄泽等一批同辈学者，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神话研究的民俗学派。2000年，美国知名出版机构ABC-CLIO计划编写一套“世界神话手册”(HandbookofWorldMythology)，涵盖世界所有主要文明。此前英文世界的中国神话专著寥寥，且皆非出自中国学者。这一次，ABC-CLIO邀请杨利慧用英文撰写其中的《中国神话手册》(HandbookofChineseMythology)。为了向国际学界传达中国学者的中国神话研究的声音，杨利慧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最终杨利慧与安德明合著、杰茜卡·安德森-特纳(Jessica Anderson-Turner)校改的HandbookofChineseMythology[10]，于2005年在美国出版，200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该著作首次向英语世界的读者系统呈现了来自本土视角的中国神话研究，书中提出的“神话传统的积极承载者与消极承载者”等观点，对中国神话的民族志田野作业，以及中国神话学的学术史梳理，展现了中国神话研究者的前沿成就。

从1997年开始，杨利慧便着手编制中国神话母题索引，这是一项工程量巨大、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对民间文学学者而言，母题索引和类型索引是最基本的学术工具，也是民俗学领域独具特色的分析方法。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神话的母题索引总是存在诸多缺憾。在其指导的研究生张成福的大力协助下，杨利慧最终完成了母题索引。比杨利慧稍晚，王宪昭亦致力于中国神话母题的系统研究。最终在2013年，杨利慧、张成福的《中国神话母题索引》[11]和王宪昭的《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12]皆得以出版。这是中国民俗学家对神话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除了在中西学界互通有无，杨利慧也在神话学研究中积极探索前进之路。《神话一定是神圣的叙事吗？——对神话界定的反思》[13]一文，在学界再次掀起波澜。神话是“神圣的叙事”一直以来被学界普遍接受，被认为是“神话”概念的重要特征。和质疑女娲信仰“南方说”一样，杨利慧对经典论断绝不盲从。她从自己对神话传统的田野研究出发，发现神话的神圣性并非像前人所说的那样理所当然。她旗帜鲜明地提出质疑，认为将“神话”界定为“神圣的叙事”并不能普遍概括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的神话讲述和传承样态。[13]这一观点引发了学界的不小争论。通过论争，学者们对神话神圣性问题有了深入思考，也推动了中国神话学的多样化研究。

在反思神话神圣性的基础上，杨利慧注意到了神话在现实生活尤其是技术世界中的存在。《神话的重建——以〈九歌〉、〈风帝国〉和〈哪吒传奇〉为例》一文，是中国神话学走向现代媒介研究的标志性论文。杨利慧指出：“神话学者、民俗学者应该关注神话和民俗被重建的现象，不再把神话和民俗看成是过去的‘遗留物’。而应看成是‘不断变动着的现实民俗’，它们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并且由人们根据当下的需要和目的而不断被重新塑造。”[14]与叶舒宪关注“新神话主义”的视角不同，杨利慧对民俗过程中的神话和电子媒介中的神话研究，依旧采用民俗学田野研究的方法[15]，并始终贯穿着民俗学“朝向当下”转向的理念。在2007年《民间文化论坛》组织的“民俗主义”专栏中，杨利慧的《“民俗主义”概念的涵义、应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俗学建设的意义》[16]更加鲜明地体现出她力主民俗学研究应当阐释当下社会文化的学术追求。

三、从“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到“神话主义”

从1993年开始，杨利慧便着手采用民族志方法进行神话研究。在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她又先后组织其指导的四名硕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组成团队，继续深入进行汉族地区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这项研究历时近十年，最终成果体现为《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专著的出版。[17]在这十年间，杨利慧师生对河南淮阳、重庆走马镇、陕西安康、山西洪洞等地的神话传统进行了深入的田野作业，其民族志生动展现了神话在当下社区中的传承、变异和表演。考虑到该著作仍然主要关注伏羲、女娲神话，可将其视为杨利慧女娲神话研究的“第三部曲”。该著作系统展现了杨利慧近十年来对现代口承神话民族志研究的思考，将神话的功能与意义、语境的限度和效度、神话神圣性、神话传统的积极承载者与消极承载者、神话的讲述与传播、神话综合研究法等观点融为一炉。[17]该著作是中国神话学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神话民族志”，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十年的不断探索，“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已经成为杨利慧2000～2010年学术研究的关键词。在这个关键词之下，杨利慧对中国神话的把握从女娲神话走向整体的神话传统，从单一的事象研究走向多样理论的融会。2009年，杨利慧出版了教材《神话与神话学》[18]，这不仅是她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十年教学的心得，更是她系统阐述自己的神话学思想的力作。将神话学研究置于中国民俗学学术转向的大背景中，是这一教材有别于同类教材之处。该书鲜明地体现了杨利慧“朝向当下”的民俗学和神话学理念。

客观地讲，她所引领、倡导的“朝向当下”的神话研究，在2010年代的中国神话研究者中仍然是应者不多，历史比较方法依旧盛行。但是杨利慧并未因此停步，她在2011～2012年，集中对四个汉族社区现代口承神话民族志研究做出总结、反思后，又开始了新的研究。她于2011年发表的《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19]，梳理了表演理论被中国学界接受的背景、历程和本土化实践，并就诸多误解进行澄清。此文不仅是表演理论中国本土实践的学术史力作，也代表杨利慧对自己过去研究思考的全面总结。2012年，她与安德明合作的论文《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20]发表，该文立足于更宏观的学术史视野，对中国民俗学30年来的发展做出评价与展望。

对中国民俗学进行全面的学术总结后，杨利慧继续在神话学领域开拓。2011年，杨利慧开始对“当代中国的神话传承——以遗产旅游和电子传媒的考察为中心”课题的研究。该课题力图从民俗学和神话学的视角，对中国神话传统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遗产旅游和电子传媒领域——的利用与重建状况展开更细致的民族志考察。与“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不同的是，该课题更加关注年轻人，关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的大众消费文化、都市文化和青年亚文化。[21]在《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神话主义——以导游词底本与导游的叙事表演为中心》一文中，杨利慧通过河北涉县娲皇宫的田野研究，系统阐释了她多年前就提出的“神话主义”(Mythologism)概念。杨利慧的“神话主义”概念更多地参考了“民俗主义”(folklorism)以及“民俗化”(folklorization)等概念的界定，强调的是神话被从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语境中抽取出来，在新的语境中为不同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新的功能和意义。神话主义并不限于文艺创作，而是广泛存在于现当代社会的诸多领域。[21]

神话主义概念直指工业化社会、信息化社会的文化，一反文明史溯源研究的思路，而颇具前瞻性。杨利慧除了关注旅游业尤其是遗产旅游中的神话主义现象，还关注电子游戏、影视传媒、互联网等媒介中的神话主义现象。这项“当代中国的神话传承”的研究，为民俗学阐释当下社会文化做出了探索，也较好地揭示了作为民俗文类的神话与现代社会、未来社会的关系，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观照了民俗学最核心的问题——传承与发展、生活与日常。从这一项研究的先期成果可以看出，神话主义作为一个分析工具，有助于进一步彰显作为体裁实践的神话(或民间文学)传承的内在机制。

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杨利慧的研究仍将引领或代表中国神话学的前沿，其神话学思想与实践仍将进一步深化。

四、余论

杨利慧的学术思想继承了钟敬文对中国民俗学发展的预计和谋划，但同时又在许多方面超越了老一代民俗学者的局限。她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反思精神与问题意识，强调国际视野与本土文化自信。她与同辈的一大批中国民俗学者一道，在诸多领域为中国民俗学赢得了声誉。虽然本文主要着眼于杨利慧的神话学研究，但需要说明的是，神话学只是她观照民俗学理论的一面镜子。因此，用“中国神话研究的民俗学派”来概括杨利慧的神话学思想，意在表明其民俗学的立场和视角，表明民俗学视角下的神话研究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钟敬文在1999年出版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97岁高龄的钟老号召：“中国民俗学要发展，从原则上说，仍要走自己的路。”[22](P5)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自信严重匮乏，域外学术让中国学者眼花缭乱、自叹弗如。钟老在耄耋之年的振臂高呼，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对此，季羡林先生以自己留德十载的经验评价道：“中国学术界应该有勇气、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学派。”[23]中国神话研究的“民俗学派”，也是钟老倡导的“中国民俗学派”的组成部分。在神话研究领域，杨利慧等一批民俗学家，切实地从中国厚重的历史积淀、多样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文明发展轨迹出发，积极汲取世界民俗学先进思想，用中国的视角看中国问题，在中国问题中探索中国方法。在中国神话研究的民俗学派当中，许多学者并非钟老弟子，因此这个“学派”不是“门派”，而是有着相似学术取向的共同体。概括起来，这个学术共同体追求在中国立场上审视域外神话学理论；重视发挥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的长处；重视中国文化多样性的社会现实；重视运用民俗学独特的理论方法(如母题、类型)；重视实地研究与整体研究。杨利慧的神话研究就带有自觉和鲜明的民俗学学科立场，她用自己的实践说明了民俗学家进行神话研究的独特优势。更重要的是，杨利慧从神话视点出发的民俗学研究，成为直接推动中国民俗学当代转型的中坚力量，她“朝向当下”的研究实践极大促进了民俗学参与当代社会文化进程的话语能力。

当然，评价一位学者的学术思想与实践，亦应当包括针对其局限性的批评。笔者认为，对现代媒介中的“神话主义”现象研究，不应局限于媒介转换导致的“挪用”，而应看到神话自身传承的内在恒定机制。如果将神话文类同其他民间文学文类视为一个整体，就应看到民间文学文类的“当下表演”是其内在传承机制使然，媒介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在因素。神话的“重建”、“再生”、“重述”与“回归”都是神话文类“大传统”的自然延续，也即神话传承从未曾中断和终结，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甚至电子传统从来不是截然区隔的，它们一直共同服务于民间文学的自在传承。当然更应该看到，在2010年代中国神话学领域，老一代学者如李子贤仍然奔波于田野作业和国际对话的一线；后辈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等都运用各自的理论方法(如四重证据、神话哲学等)为中国神话研究做出重要贡献。面对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神话学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助力于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是摆在每一位神话学研究者面前的现实课题。如何为世界神话学与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是21世纪中国学者肩负的更大使命。

[1]杨利慧.钟敬文及其民间文艺学思想[J].文学评论，1999(5).

[2]廖明君，杨利慧.朝向神话研究的新视点[J].民族艺术，2005(1).

[3]杨利慧.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杨利慧.表演理论与民间叙事研究[J].民俗研究，2004(1).

[7]杨利慧.民间叙事的表演——以兄妹婚神话的口头表演为例，兼谈中国民间叙事研究的方法问题[A].吕微，安德明.民间叙事的多样性[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8]杨利慧.美国公众民俗学的理论贡献与相关反思[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5).

[9]杨利慧.仪式的合法性与神话的解构与重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10]Lihui Yang，Deming An，Jessica Anderson-Turner.Handbook of Chinese Mythology[M].ABC-CLIO，2005;Reprint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11]杨利慧，张成福.中国神话母题索引[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2]王宪昭.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3]杨利慧.神话一定是神圣的叙事吗？——对神话界定的反思[J].民族文学研究，2006(3).

[14]杨利慧.神话的重建——以《九歌》、《风帝国》和《哪吒传奇》为例[J].民族艺术，2006(4).

[15]杨利慧.从“自然语境”到“实际语境”——反思民俗学的田野作业追求[J].民俗研究，2006(2).

[16]杨利慧.“民俗主义”概念的涵义、应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俗学建设的意义[J].民间文化论坛，2007(1).

[17]杨利慧，张霞，等.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8]杨利慧.神话与神话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9]杨利慧.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J].民俗研究，2011(1).

[20]安德明，杨利慧.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J].民俗研究，2012(5).

[21]杨利慧.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神话主义——以导游词底本与导游的叙事表演为中心[J].民俗研究，2014(1).

[22]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23]王宁，董晓萍.钟敬文教授《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研讨会发言纪要[N].中国教育报,2000-03-28(7).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The Folkloric School of Chinese Mythology——Mythological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Yang Lihui

ZhangDuo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

Yang Lihui is one of representative researchers of Chinese mythology since 1990s.She was devoted to promote academic innovation of Chinese mythology over the last 20 years.This paper examines her academic thoughts and practices with a focus on her perspective of folklore.Through studying the myths of Nüwa in 1990s,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 the related scholarship and martial between China and English world after 2000,composing the motif index of Chinese mythology,teaching courses on mythology and writing textbook,exploring the myths orally transmitted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mythologism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Her research greatly promotes Chinese myth studies and folklore as well.When we put her research into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olklore studies,we will find that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folklore have a unique advantage when studying myth.

Yang Lihui;mythology;myths orally transmitted in contemporary China;mythologism;the Folkloric School

2015-04-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ZW046)

张多(1989-)，男，云南昆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神话学、民俗学理论、民族文学研究。

B932

A

1673-1395 (2015)05-0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