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晖

鲍照，字明远，南朝宋代著名诗人，与颜延之、谢灵运并称“元嘉三大家”，是六朝作家中最具创新品质的诗人。他在五言诗称霸天下的魏晋南北朝诗坛上，慧心独具，对七言诗进行大力开拓，以个人天才创造为诗体的新发展导乎先路。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在《鲍参军集注》前言中指出：鲍照从民歌中吸取营养，丰富了诗歌的语言，发展了诗歌的表现形式……他不仅写了不少五言乐府，而且还写了20多首七言乐府，把七言诗推到了成熟的阶段。从此，七言的新形式，逐渐地被诗人们广泛地采用。到了唐代，七言就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1］3。可以说，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鲍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诗人，唐朝诗人也正是站在他的肩膀上发展了七言体并使之兴盛。

鲍照对唐朝诗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囿于写作需要本文只就鲍照诗歌对唐朝歌行的影响进行阐析。

一、鲍照七言歌行在唐代的价值体现

论及南朝人对唐诗的影响，自然注意到鲍照、谢灵运、谢眺和庾信等四位诗人。鲍照、庾信的影响主要在七言乐府和七律，谢灵运和谢眺主要影响在五律和律诗的偶对上。在鲍照奠定七言体诗的基础上，其后至隋唐以前七言诗是否就开始出现兴盛壮大的局面呢？结果则不尽然。

根据逯钦立先生选编的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歌》进行粗略统计，鲍照之后到隋代以前，文人创作的七言诗约为100首，按朝代分大致为：宋3首，齐3首，梁79首，陈28首，北朝5首。写作七言诗较多的诗人主要是：梁代的萧衍12首，沈约9首，吴均5首，萧子显5首，萧纲14首，其中吴均《行路难五首》明显受到鲍照的影响；陈代的江总17首。而对唐诗影响颇著的庾信，也仅见《燕歌行》《杨柳歌》2首完整的七言诗。鲍照最具影响的七言歌行代表作《拟行路难十八首》，在其后至隋代前，所见到的作品总数仅在10首上下。总览统计的七言诗，数量比鲍照以前的七言诗数量有所增加，但是就个人创作数量以及开拓性而言，大都在鲍照七言歌行和曹丕《燕歌行》的范围以内，特别是受到宫体诗的影响，作品题材狭窄，气格卑弱，极少见到如鲍照《拟行路难》那样激情昂扬、令人激动的作品。由此可见，鲍照在南朝诗坛奠定的七言诗基础确是一种独特重要的现象。正如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说“明远乐府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2］211。

七言诗发展滞后，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坛主流还是以五言诗为主，恰如梁代钟嵘 《诗品》所称的五言诗是“最有滋味者”的诗歌观念关系甚大。二是七言体来自民间，尚未引起作家足够的重视，甚至对之采取轻视的态度，晋代傅玄《拟四愁诗》序中就曾这样说：“体小而俗，七言类也”［3］573。而鲍照则不然，其“才秀人微”，来自社会基层，对那些散见的七言民间歌谣有相当的亲近感并能慧眼识珠，发展并奠定了七言歌行的基本范式［4］。因此，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古乐府歌行”评价鲍照在七言诗上的贡献时高度称许：“七言之制，断以明远为祖何？前虽有作者，正荒忽中鸟径耳。明远于此，实已范围千古，故七言不程，清代学者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有一个较为简明切近的概括：“七古自晋世乐府以后，成于鲍参军， 盛于李、杜，畅于韩、苏，凡此俱属正锋”［6］924。李重华这段论述，既点明了鲍照七言歌行诗在文学史上所处的方位，也点明了唐朝诗人及其七言体与鲍诗的联系。

二、唐朝诗人对鲍照心慕手追

知人方可论世，从诗歌接受史的考察视野来看，唐人向六朝文学学习借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鲍照的影响而言，他的创造精神、悲剧性的人生，以及其诗歌“发唱惊挺、操调险急、倾炫心魄”［1］444的艺术特色和抒情特征，与诗歌充满创新、人生进取、个性张扬的唐代诗人颇为契合：唐朝特别是盛唐诗人那不甘沉沦下僚的积极进取精神和追求功名成就的热切激情，冲破传统束缚的骋才使气、畅抒心怀的个性表现，以及唐人兼收并蓄的胸襟，使得鲍照成为他们的知音在唐代的接受达到一个高峰期。

在诗言诗，唐朝很多诗人在诗歌中多次提到鲍照，表达了他们对鲍照的认可和追慕之情。笔者据《全唐诗》进行统计，诗歌中提到鲍照的诗人有24位，累计诗歌38首。其中代表诗人杜甫7首、李白3首、白居易2首；著名诗人元稹、李商隐、皎然各2首，岑参、韩愈、李贺、李瀚、杨巨源、李端、戎昱、陆龟蒙、韦庄、郑谷各1首，僧诗人齐己更是把鲍照当作人生知己，有4首诗歌写到鲍照；另有其他7位诗人各一首共7首。据此，鲍照受到的关注程度除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之外，位居多数六朝诗人前列。杜甫《春日忆李白》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诗作不仅点明了李白与鲍照的联系，而且“俊逸”一词成为鲍照诗歌艺术特色的经典概括。李白《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说：“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既是对友人韦良宰诗作的颂扬，也是对鲍照、江淹两位六朝诗人诗歌的高度肯定。再如，岑参的《送弘文李校书往汉南拜亲》：“如逢祢处士，似见鲍参军”；杜甫的《寄高适、岑参三十韵》：“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崔子向的《上鲍大夫》：“行尽江南塞北时，无人不诵鲍家诗”；杨巨源的《酬于驸马二首》：“戚里旧知何驸马，诗家今得鲍参军”；韩愈的《荐士》：“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白居易的《寄李蕲州》：“下车书奏龚黄课，动笔诗传鲍谢风”；李贺的《秋来》：“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陆龟蒙的《芙蓉》：“闲吟鲍照赋，更起屈平愁”；皎然的《奉同颜使君真卿、袁侍御骆驼桥玩月》：“乌惊宪府客，人咏鲍家诗”；齐己的《寄益上人》：“风骚味薄谁相爱，欹枕常多梦鲍照”等，这些诗歌无不表达了诗人们对鲍照的喜爱和首肯之情。当然，也有例外的，如白居易的《反鲍明远〈白头吟〉》、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所云的“乐章轻鲍照，碑板笑颜竣”等两首诗歌有对鲍照的批评，这显然是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来批评鲍照那种“操调险急，倾炫心魄”个性张扬的诗歌。但总体而言，对鲍照的肯定和颂扬是评价的主要方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多位诗人诗歌中有“鲍家诗”一说，显然是将鲍照当作一种“诗体”或“诗歌”的代名词，鲍诗在唐人心目中甚见知赏可见一斑。由此可见，唐朝诗人对鲍照应当是非常熟悉的，他们欣赏这位心灵相得、文气相投的前代知音，在他们心中激起了多少文学智慧和创作灵感，心慕手追那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关于鲍照与唐诗的联系，古今学者多有论列。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宋代朱熹《朱子语类》，元代陈绎曾《诗谱》，明人胡应麟《诗薮》，清人王夫之《古诗评选》、沈德潜《古诗源》、叶爕《原诗》、何焯《义门读书记》、刘熙载《艺概》、方东树《昭味詹言》等著作都有相关评论。其中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评价至高：“诗至明远，发露无余，李、杜、韩、白皆从此出也。”［7］925虽是誉美有加，但也大体不差。现代学者叶嘉莹先生在《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代序》中在评论杜甫诗歌融汇古今时指出：“南北朝时期给唐代影响最多的一位作者是鲍照”［8］。王钟陵先生也指出：“鲍照的诗对于唐代一大批勃兴的中下层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骨力充沛、沉雄奇矫的诗风，直接为陈子昂、李太白所继承，成为中国诗歌从南朝诗风向盛唐诗风转变的中介之一”［9］621。

三、鲍照七言歌行在唐朝发展壮大

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去考察七言歌行演变历程，三国时代曹丕的《燕歌行》虽是现存最早的第一首完整的七言歌行，但使七言歌行真正得以成为一种大家公认的诗歌体式的，鲍照肯定是最具建设性贡献的一位诗人。

要说鲍照对唐代歌行的影响，何以主要在七言歌行上呢？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唐人的歌行诗体观念来一个梳理。歌行作为一种诗体现世不能不提北宋初李昉等人编撰的大型诗文作品集 《文苑英华》，该集收录上自魏晋，下讫唐五代的诗文作品，其中唐人的作品数量达90%以上。《文苑英华》首次将“歌行”有别于“诗”和“乐府”，作为一种诗体编为20卷，共收歌行作品363篇；把本集中与“诗”“乐府”重复的11篇作品排除以后，实际歌行作品是352篇。按照诗歌语言分类原则，则有七言体209篇，七言为主的杂言体123篇，五言体19篇，四言体1篇。据此，七言及七言杂体歌行多达331篇，所占比例为94.32%。而北宋距唐未远，其编选的歌行体作品又是以唐人的作品为主，因此七言体应当是唐朝歌行的主要形式，由此亦可推定唐人观念中歌行诗属于七言体是有普遍共识的。其后，宋代学者严羽《沧浪诗话》又从理论角度明确了歌行的诗体学概念，他认为歌行就是七言古体诗：“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10］48其以诗歌句式的变化为视角，简明描述了自先秦至唐代诗体演变的轨迹：由《诗经》的四言，变而为骚体的六言，再变而为西汉的五言，再到七言古体歌行，直至变为沈佺期、宋之问开创的五律、七律体。明代学者胡应麟则在《诗薮·内编卷三》中明确给“歌行”下了一个定义：“七言古诗，概曰歌行”［11］41。当然，关于“歌行体”的辨析学界还有很多讨论，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就鲍照对唐代歌行的影响或唐代歌行对鲍照七言歌行的接受而言，其针对性还是明确的。

至于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概况，胡应麟在 《诗薮》中按照唐诗发展的3个阶段罗列了相应的主要作家：初唐歌行的主要作家是初唐四杰和张、李、沈、宋等人；盛唐则以高、岑、王、李及太白、少陵为代表；中唐主要诗人是钱、刘、元、白、昌黎、卢仝、马异、李贺、刘叉、张籍、王建等诗人；晚唐仅点到温庭筠等［11］50。胡氏认为唐朝歌行创作成就最高的当属盛唐，我们据《文苑英华》所录作品来看，盛唐歌行作品确是收录最多的，情况正如胡应麟所言。以上诸人中，盛唐的高适、岑参、王维、李白、杜甫；中唐的元稹、白居易、韩愈、李贺等都受到鲍照的影响，他们的诗作中也都曾提到过鲍照。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说：“七言古虽肇自《柏梁》，在唐以前，具体而已。魏文《燕歌行》已见音节，鲍明远诸篇已见魄力。然开合变化，波澜壮阔，必至盛唐而后大昌”［6］983。盛唐歌行之 “大昌”，自然与鲍照七言歌行的“魄力”有关，其中原因不仅在于鲍照歌行情感充沛的强势，还在于对后世歌行影响之深远。因此，著名乐府诗研究学者萧涤非先生评鲍照七言歌行时说：“其感人之深，影响之大，跌宕悲凉，驰骋纵横，如骅骝之开道路，鹰隼之出风尘者，尤当推明远少作七言《拟行路难》十八首”［12］260。下文将结合作品具体分析鲍照歌行对唐朝歌行体诗歌的影响。

四、鲍照为唐朝歌行创作提供范式

鲍照对唐朝歌行的影响，在艺术形式上当然主要是七言歌行。而唐人对鲍照诗歌内容诸方面的接受和借鉴则不仅局限于七言歌行，也包括五言歌行及其他诗文作品。

（一）鲍照建立了七言歌行的基本范式

鲍照突破了过去“柏梁体”七言体句句押韵的传统，改之为隔句押韵而又可自由换韵的形式，为七言歌行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根据笔者统计，鲍照现存的29首七言体诗中，押韵的基本情况是：隔句押韵、一韵到底的，有9首；隔句押韵并转韵的，有12首；句句押韵、一韵到底的，有4首；句句押韵并转韵的，有4首［4］。那么，隔句押韵的诗歌总共就有21首，所占比例达72%，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柏梁体”和曹丕以来《燕歌行》句句押韵的传统。鲍照所开创的七言歌行范式为唐人所接受：一方面他改变过去七言体诗歌较为机械呆板的押韵形式，使用的隔句押韵形式更适合诗歌语言的跳跃性，从而使诗歌韵律疏密相间、错落有致，更符合音乐音节强弱交替的旋律规则，具有更为良好的听觉效果。另一方面，鲍照歌行还可以自由换韵，这为篇幅一般都较长的歌行体诗歌留下了自由发挥的空间，既可以根据感情的变化而改变韵脚，达成腾挪变化、开阖自如的艺术表达效果；同时，还较少受到韵律规则的形式束缚，可以尽情表达，使诗人们能随情赋词、骋才使气、畅胸吐怀。因此，鲍照开创的这种七言歌行范式，正合自由开放、激情满怀、才华横溢的唐人特别是盛唐诗人的文学趣味，故深受包括李白、杜甫、岑参、高适等一批著名诗人的喜爱。而鲍照作为七言歌行范式的载体诗题《行路难》，原题已经不见于世，存世最早的当为鲍照的《拟行路难》。对于《行路难》这一诗题，唐朝人采用或仿学者众多，凡抒发慷慨不平、英雄失路、壮志难酬者大多就会创作《行路难》。笔者根据《全唐诗》统计，作有《行路难》诗题的诗人有29位，共47首诗歌；作者涉及卢照邻、骆宾王、王昌龄、贺兰进明、李白、崔颢、李颀、高适、张籍、顾况、聂夷中、韦应物、柳宗元、钱起、戴叔伦等一批著名诗人，其中李白《行路难三首》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另外，鲍照七言歌行首创“君不见”鲜新的发端句式，引起唐朝诗人的极大兴趣。“君不见”用在诗歌开头或中间，起到点醒或营造先声夺人艺术效果的作用。我们知道歌行体诗歌同时也是一种说唱文学［13］283，吸引读者和营造氛围确实是需要的。所以，唐朝诗人使用“君不见”的发端句式就很普遍。“君不见”句式在唐诗中首见于卢照邻《行路难》，后用者越来越多，几乎涵盖唐代大部分著名诗人。据对《全唐诗》粗略统计，大约有53位诗人124首诗歌使用过“君不见”句式，这些诗歌大多数属于歌行体诗歌。其中以盛唐、中唐诗人使用居多，杜甫使用多达19首；李白、白居易居次，分别为12首和13首；再次是高适、岑参各6首，贺兰进明5首。唐末诗人用得少，但僧人贯休则例外，涉及诗歌有9首。这基本符合歌行体在唐朝的发展规律，唐末诗人生逢乱世，情感比较内敛，本不适应以平地风雷式的“君不见”来抒发感情。

（二）鲍照歌行的“气”在唐朝歌行中被广泛接受

清人方东树《昭味詹言》云：“李、杜皆推服明远，称曰俊逸，盖取其气也”［1］451。“气”主要指“抒情”与“气势”，即鲍照的诗歌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同时又具有刘熙载《艺概》所称的那种“慷慨任气，磊落使才”［1］450的不凡气势。所以胡应麟说鲍照：“上挽曹、刘之逸步， 下开李、杜之先鞭”［11］149，正说明鲍照的诗歌具有风骨，富有气势，他在诗风从“建安风骨”向“盛唐知音”的嬗递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罗根泽先生在《乐府文学史》中说到鲍照与唐朝诗人的关系时说：“南朝唯一鲍照，能自振于流俗，故唐人亦每乐道之。胡适之谓高适最得力于鲍照，其实何止高适，唐代诗人得力于鲍照者固甚多。”［14］183在对鲍照的“气”格接受的唐朝诗人中，许多鼎鼎有名的诗人赫然在列，如清方东树说：“杜、韩常取鲍照气格”［1］452，又有王夫之评《拟行路难十八首》说：“看明远乐府……觉蓬勃如春烟，弥漫如秋水，溢目盈心……岑嘉州、李供奉正从此出”［1］244。再如，唐人殷璠评崔颢：“可与鲍照并驱也！ ”［15］212等等。从这些评论这看来，鲍照对李白、杜甫影响尤著，岑参、高适、韩愈、崔颢等诗人也受到其沾溉和影响。

（三）鲍照诗歌内容与语言句式常被唐人借鉴化用

首先，鲍照对唐边塞诗影响极大。尽管在鲍照之前已有边塞诗的滥殇，但只是散见的偶然之作，至于鲍照个人则留下了14首边塞诗，是六朝时代创造边塞诗最多的诗人。钟优民先生说鲍照：“如同陶渊明开田园诗一派、谢灵运开山水诗一派相类似，鲍照实为中国边塞诗一派的开山之祖。”［16］264唐代杰出边塞诗人岑参边塞歌行对鲍照接受尤其突出，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等皆为盛唐七言歌行的传世名篇。诗中所描绘的皑皑雪原，坚冰百丈，莽莽平沙，腾腾热海，风狂石飞等壮丽雄奇的边塞景观，创造了独到的诗歌境界，表现出盛唐歌行具有强大的张力与大开大阖的艺术魅力。这其中不难看出岑参对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苦热行》等边塞歌行诗的融汇和吸收。鲍照五言歌行《代出自蓟北门行》历来被称为边塞诗的杰作，清代著名学者王闿运赞其为：“用十二分力量作边塞诗，是唐人所祖”［1］168。方虚谷评《代苦热行》诗中热地描写的“至恶”、“至难”时评曰：“此诗连用十六句言苦热……富哉言乎！”［1］188这说明鲍照以赋的铺陈手法入诗，写得神色飞动，辞采富丽，极富表现力，正如沈约《宋书》所评鲍照诗歌之特点为“文辞赡逸”［1］427。这正好为写诗“尚奇”的岑参借鉴来表现大漠边关充满动感和力量的奇人奇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次，很多唐代歌行作品由鲍照诗歌生发而出。最明显当数李白《行路难三首》其一“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诗句，出自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六的诗句“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李白《将进酒》的“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也继承了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六“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李白《妾薄命》中诗句“覆水难再收，各自东西流”也肖似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四“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李白《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借鉴自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八“人生不得恒称意，惆怅依徙至夜半”。杜甫《杜鹃行二首》其一云：“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四月五月偏号呼，其声哀痛口流血”，也看出有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七的影子：“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故明代李梦阳在《章园饯会诗引》里曾说：“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鲍（照）谢（灵运），用其全句甚多。”其评说确是事实。而崔颢的《孟门行》与鲍照《行路难》的关系颇为近切，王夫之评《孟门行》时说：“宛转比兴，直逼鲍照《行路难》”［17］13。李贺有些诗也向鲍照学习，如其名作 《雁门太守行》：“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明显化自鲍照 《代出自北门行》：“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此不赘述，可见唐代歌行与鲍照的联系是如此的切近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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