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星同

(贵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德里达“好客”与“新国际”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易星同

(贵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德里达是当代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大师之一，同时也是一名坚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好客”、“新国际”思想，在其哲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德里达“好客”、“新国际”思想，对于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德里达；好客；新国际；当代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尽管有人认为德里达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的坚定信仰和勇敢捍卫。从这一角度而言，德里达是一位勇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与前人相比，德里达的学说和思想不仅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性，更具有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一方面，德里达以其独到的方式——解构的方法，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德里达更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了解德里达思想产生的特定环境，及其独特的思维视角，对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德里达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德里达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过程，从来都是伴随着困难与曲折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政治实践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旗帜，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真正付诸实践并取得革命胜利的苏联宣告解体，东欧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背离了其原先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层面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发展，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几个国家，经济发展则面临重重困难；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西方众多学者都在宣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闹剧，一个插曲，一场噩梦而已”[1]，更有甚者，例如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中，对社会主义学说和理论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认为历史已经走向终结，资本主义的思想、制度和意识形态，已成为人类永恒的最终追求。身处现代性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德里达，其思想正是在这一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实践遭到诸多无情的打击和嘲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之际，德里达勇敢地站了出来，坚定地捍卫和拥护马克思主义。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面临重大转折的关头，德里达“选了一个恰当的时刻，恰当的时机向马克思致敬”[2]。这样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德里达思想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二)德里达思想产生的个人背景

德里达思想的产生，与其个人背景密不可分。德里达19岁进入世界顶尖学府巴黎高师学习。他的老师，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对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虽然是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反叛，但是阿尔都塞坚持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精神和勇气，都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同乡、学生和朋友德里达，对德里达思想的产生和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使德里达在青年时期的学习过程中，其思想深处就已经深深地烙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印记。德里达博闻强识，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著作进行了认真研读和思考。仅仅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就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系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总体性、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工人运动、一党制、国家、集权主义十几个概念和范畴”[3]。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4](P21)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思想，为德里达自身思想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根基。从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深入到了他的骨髓。

此外，德里达的思想形成，亦离不开其身为犹太人这一现实背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方面，排犹主义使我深受其害，给我造成的创伤至今仍没有愈合。另外，我也根本无法融入那所犹太学校，因为这个同族人的圈子在采取残忍的手段去报复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尽管他们这样做是被迫的和无奈的(面对外部的威胁，只能这样做)。这种自卫措施当然是很自然的和合法的，甚至是无可非议的，但我从中感觉到了一种冲动，一种集体的强制性的冲动，由于是团体内的共同行为，以至于这种冲动变成了一种排斥其他民族的行为。”[5]由此可见，一方面，身为犹太人，德里达始终无法忘记千年以来欧洲几乎所有民族对于犹太民族的压迫，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犹太民族所造成的种种无法弥补的创伤；另一方面，以色列建国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于纳粹战犯的疯狂报复和追杀，对于其他民族的种种进攻(五次中东战争)，都给德里达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德里达始终在探寻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试图找到解决的方法。直到马克思主义进入到他的视野，他把对于自己民族的种种历史和现状思考融入其中时，他才开始真正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

二、德里达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德里达的“好客”政治学思想

“好客”政治学是德里达思想中一个较为核心的部分。“好客(hospitality)法则处于德里达解读马克思的核心地位。”[6](P186)因此，要理解德里达的思想，对于“好客”这一概念，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

“好客”一词，本指“无条件地提供食宿的善举”。在德里达的思想中，“好客”成为其反对西方传统政治学中的“友善”，这一个存在着“主客之分、权利义务、民族、主权、国家”等概念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德里达在其著作《暴力与形而上学：论列维纳斯的思想》中，分析了相异性、差异、伦理责任等主题，针对列维纳斯所提出的“我们友善地对待到我们面前的他者。无论他是谁，他者都超越了某种法律、经济或政治的责任规则”，德里达指出：“列维纳斯所阐发的伦理共同体概念，仅仅存在于他者加之于每个人的绝对过度的义务中。”[6](P186～187)他认为，真正的“好客”并不是像列维纳斯所说的那样，而应该是“哲学的资源与在任何时候都能占支配地位的爱、友谊、性别、性和共同体等文化形式之间，具有一种不确定的和偶然的同一性”；因此，我们要实现正义，必须坚持遵循“好客”这一行为要求，即“友善地对待那些在已确立的承认结构内未命名的和无法命名的人”[6](P190)。德里达期望“好客”政治学能够无差别、无条件地引导人们去帮助他人，不求回报的，真诚地对待他人，帮助他人，追求一种对待陌生人的“绝对责任”。而“好客”政治学的法则是“无条件地向陌生人开放的法则，这些陌生人打乱了(我的)政治认同和文化归属的满足感”[6](P191)。德里达指出：“好客法则是一种萦绕在存在的象征经济上的弥赛亚要求。”这充分说明，“好客”政治学在德里达的思想中，扮演的是一位救世主的形象。简言之，“好客”是众多人所期待的，正是因为有了人们对于“好客”的这种期待，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去调整自己的经济，才会有不计较种族、性别的可能性。

为了更好地说明“好客”这一个概念，德里达还引入了“东道主”这一概念。德里达把“东道主”定义为：“那些其军事、经济与政治实力，使他们对全球的资源拥有实际霸权的国家。”[6](P200)本来，“好客”是期望人们不需要任何的提问和要求，无需任何条件的一种“好客”，没有“主人”和“客人”之别，也不存在任何的权利和义务；但在现实中，“好客”的上述目标追求很难实现。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东道主与那些外来贫困的人之间的协商，永远不会完全终止。”[6](P200)因此，“东道主”概念的引入，就成为辅助其“好客”概念的必然。总之，德里达“好客”政治的实质，就是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进行批判。德里达甚至对资产阶级最为得意的科学技术、国际组织，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他的解构之下，资产阶级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符合“好客”原则的。德里达的“好客”，是一种具有弥赛亚性质的概念，是一种救世主式的概念。这一概念，与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目标追求，是相互契合的。

(二)德里达的“新国际”思想

德里达的“新国际”思想，可以说是其“好客”政治学的不断延伸和推进。正如罗斯·阿比奈特所言：“德里达弥赛亚性的好客法则指谓的政治要求是什么？这把我们带回到《马克思的幽灵》，或者更确切地说，带回到德里达所提出的‘新国际’概念。”[6](P201)由此可见，“新国际”和“好客”两个概念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新国际”是作为“好客”的政治要求而存在的。德里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陷入低潮后，尖锐地指出：“所有这些灾难(恐惧、压迫、镇压、屠杀、种族灭绝如此等等)仍在增加。”[3]这些灾难，正是德里达建立“新国际”的迫切的现实背景。由此而言，德里达建立“新国际”的要求，既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又是对新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努力追求。

德里达把这个“新国际”的责任，定义为解决一系列“好客”伦理学的问题，譬如“使用生物和基因技术来缓解第三世界的饥荒，是否正确？这种‘支援’是否只形成一种依赖关系？国际组织的职能是否仅仅是帮助第一世界国家利用世界上的自然资源和人类资源？西方国家对于那些愤怒和贫困的‘他者’的国际责任是什么？”[6](P201)对于“新国际”责任的这一定义方式，实际上可以看作德里达对于现今主要由资本主义世界所主导的政治、经济、生态霸权的诘难和拷问。“新国际”不仅要回答上述问题，更需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正是依靠马克思主义，依靠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的“新国际”，是由他所认为的“无效力”的成份所构成的。他将其定义为：“它是由那些‘朋友’(艺术家、哲学家、诗人、政治活动家)组成。他们所追求的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超越了他们想到的促进的观念、审美再现、文学证据和陌生人的差异得以接受的好客的根本姿态。”[6](P203)在这里，德里达设想了他的“新国际”的主要力量。不同于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理论家，也不同于卢卡奇、卢森堡等人，德里达不强调阶级属性，而开始抛弃阶级、国家等概念。这一做法，虽然有助于克服教条与僵化，反对极“左”思潮；但与此同时，使其也成为德里达思想中的巨大缺陷。正如罗斯·阿比奈特所引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其所提出的批评那样：“他(德里达)遗弃了阶级、国家、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等概念，但他所宣扬的这些概念无法构成革命政治学的基础。”[6](P195)因此，我们可以说，“新国际”在其主要依靠的力量的选择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这制约了德里达“新国际”思想的付诸实践，甚至使其“新国际”思想最终沦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无论如何，这些缺陷，并不影响其“新国际”思想所昭示的开创性意义。

三、德里达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德里达思想所蕴含的重要的当代价值。尽管德里达立足于解构主义的视角，解构马克思主义，但其目的，则在于发明“好客”、“新国际”等等思想武器，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并用这些理论武器，同资产阶级的质疑和讽刺进行论战。德里达发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时，其所面对的，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低潮期。面对资产阶级学者从理论和现实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所发起的无耻进攻，德里达表现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勇气和决心。他把马克思主义比作一个幽灵。他说道：“资本主义所能做的，只是否认这一不可否认的东西本身：一个永远也不会死亡的鬼魂，一个总是要到来复活的鬼魂。”[4](P14)这一方面体现了德里达对于资本主义无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所进行的有力批判；另一方面，更体现了德里达对于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人类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和积极态度。

德里达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其著作明确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4](P21)这些论述，时至今日，我们读来仍然觉得铿锵有力，催人奋进。当今社会，由于各种思潮的泛滥，持有不同理念的人，都希望自己所秉持的思想居于意识形态的最高点。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治国理政、安邦兴国的学问，其所受到的种种挑战、质疑、非议，远不比德里达发表《马克思的幽灵》时少。当此之时，我们是否有勇气去坚持真理，坚持自己的信念，像德里达批判福山一样，勇敢地指明其理论的荒谬所在，坚定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正是德里达思想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二)必须坚持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是德里达思想所具有的一个重要价值。“在德里达看来，我们继承马克思的遗产，必须了解他的著作的局限性。”[6](P185)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背景，德里达指出：“马克思主义立刻变得既不可缺少，同时在结构上又是不充分的：他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其条件是，他要经过改变从而适应于新的形势和意识形态的新思想。”[3](p113)德里达的“好客”、“新国际”等等思想，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德里达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仍然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学习和思考。

德里达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教条。他指出，我们应当“坚持思考和实践这种抵制：对反动的、保守主义的或新保守主义的、反科学的或蒙昧主义的企图毫不留情”[7](P127)。德里达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诫世人，我们必须坚持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德里达“好客”、“新国际”等等思想的产生，正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点。德里达关注中国，关注到“苏联解体后，中国改革开放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7](P77)，这同样表明了德里达重视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由此而言，德里达思想中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思想僵化的宝贵精神，现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作为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德里达的思想极其深邃。其一生所发表的四十多部著作，不仅影响着今天，同样将影响未来。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德里达饱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心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勇气。诚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说的那样：“因为他，法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德里达的学术成就及其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对于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价值。

[1]丛培兵，梅定国.德里达与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的幽灵》说开去[J].马克思研究，2013(8).

[2]陈红桂.作为幽灵出场的马克思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J].天津社会科学，2007(4).

[3]方向红.德里达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4).

[4](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张传泉.雅克·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形成条件[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

[6](英)罗斯·阿比奈特.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M].李鸣镝，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7](法)雅克·德里达．德里达中国讲演录[M].杜小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Derrida’s “Hospitality” and “New International”Ideolog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YiXingtong

(SchoolofMarxism,GuizhouUniversity,Guiyang550025)

Derrida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er,who is also a western Marxist that has the strongest belief. “Hospitality” and “New International” Ideology occupy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his thoughts. Under the new historic condition,research on Derrida’s thoughts,expectantly studying “Hospitality” and “New International” Ideology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meaning for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m for studying Marxism abroad.

Derrida;hospitality;new international;contemporary value;western Marxist

2015-02-11

贵州大学文科重点学科及特色学科重大科研项目 (GDZT2011008)；贵州大学2015年研究生创新基金(研人文2015054)

易星同(1991-)，男，北京人，硕士研究生。

B565

A

1673-1395 (2015)04-002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