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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回族抗日史研究

2015-02-20杨志平海万玲

关键词:回族抗日日军

杨志平,海万玲

(1.西北民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730030;2.兰州广播电视总台,甘肃 兰州730030)

日本对中国及亚洲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政治策略,其不仅在军事上征服占领、经济上掠夺、外交上拉拢,而且还包括文化上的愚弄,民族关系上的离间等一系列的方略,因此,中华民族不分回、汉,不分南北,在武装战斗、文化传播、民族宗教、民间外交等战线与日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抗争。在国难当头之际,地处大后方的西北回族人民抗日的积极性高涨,不仅有回族男儿开赴前线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还有回族学者与学生在文化宣传方面奔走呼号,更有虔诚的穆斯林通过民间外交的方式前往中东各国揭露日本侵华的真相与觊觎整个亚洲的野心。西北回族人民的抗日行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表现出坚定、广泛、多样性的特点。

本文通过对回族文献和相关研究的梳理与分析,叙述日军对西北人民犯下的罪行与策划“回回国”的阴谋,展现西北回族人民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继而探究与说明西北回族人民在抗战时期的国家意识与社会担当。这些尘封的鲜为人知的文献,在日本否认侵华历史的今天,不仅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日本侵华的事实,而且见证了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日的壮举和决心。

一、日军侵略暴行与分裂中国的阴谋

(一)日机轰炸对西北回族犯下的罪行

“七七事变”后,日军对华实施全面侵略,由于兵力有限,利用空中优势对西北地区进行轰炸,许多清真寺和回民坊区被毁,回族民众死伤无数。

在古城西安,1938年11月23日正值当年的开斋节,日军趁回民齐集清真寺聚礼之际,出动20余架飞机以各清真寺和回民住宅区为目标实施轰炸,共投下80余枚炸弹,炸毁清真寺四座和化觉巷、大皮院、小皮院、广济街等回民房屋数十所,造成130余人死伤。1939年的双十节,日军再次轰炸西安,城西香米园的防空洞被炸毁,躲在洞中的百余名回汉群众全部遇难,其中回民60余人,回族中医孙先生一家三口全部遇难。日军的频繁轰炸使得西安回民只好每天黎明前带上干粮,拖儿带女逃到几十里外的远郊避难,晚上再返回家中,有时人们尚未出城,敌机就飞来,不少人被炸死在途中[1]。在宁夏,日军拉拢马鸿逵未遂后多次轰炸银川,无数的清真寺被毁。在兰州,日军欲炸毁中山桥,因定位不准而误炸靖远县一座黄河桥。

日军为了对回族聚居区及清真寺实施精确打击,飞机上都带有航空轰炸图,全国各地凡是有清真寺的地方都被红点标记,因而清真寺大多被炸为灰烬,如桂林、济宁、沧州、五原、晋城、南阳、镇江、常德、广州等地。

(二)日军在西北阴谋策划“回回国”,欲肢解中国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开始就实施分化分治策略,企图在长城线以外将中国分割成若干小块,建立傀儡政权以便分而治之。伪“满洲国”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组建就是其分化阴谋的产物。之后,日军又加紧在西北地区策划组建伪“回回国”,企图使甘宁青成为日本的附属地。

伪“回回国”阴谋由关东军策划,但在地域范围划分上关东军内部意见有分歧,洒井少将主张其地域应包括自新疆南疆塔里木河流域至祁连山以北河西走廊,安(息)、敦(煌)、玉(门)三属,甘凉,甘肃夹谷一带,迤东之大夏河流域,经兰州之西,北沿一条山直达贺兰山东麓,包括河套全部以及五原、临河、绥西一带,仅余蒙古之西二特别旗(阿拉善与额齐纳)属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之管辖外,其余之西北地区均为“回回国”。关东军干部派主张以当时的宁夏及绥西为“回回国”先行成立,然后逐渐扩展,贺兰山以西之蒙古二特别旗仍属于蒙疆之政治范围,其余之西北地区均为“回回国”地区[2]。1938年马鸿逵在额济纳破获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时,发现不少日本阴谋利用伊斯兰教建立西北“回回国”的文件。宁夏民政厅长李翰园也曾截获日本档案和地图,资料清楚地显示日本的战略意图是由青海直抵成都、重庆,军事进攻形成一个大包围圈[3],最终彻底灭亡中国。

为实现伪“回回国”阴谋,早在20世纪初日本政府就不断派遣浪人、特务、汉奸深入西北,调查回族人口、宗教信仰、经济、文化、回汉关系、社会民情等状况,并伺机策反国民党军政要员“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欲立其中一马为伪“回回国”傀儡,并炮制许多舆论,宣称建立“回回国”是为了“回族自治”,发动战争是“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

“七七事变”后,日军不断派调查队与特务向西蒙、宁夏和青海等地推进,阿拉善、额济纳、宁夏、武威、西宁等地均有日本特务机关活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头特务机关派人到甘肃、青海、新疆各地利用历史上清廷镇压回民起义的暴行煽动回民,宣称“回回本非中国人,来华以后,除遭受欺凌外,无他收获”[4],“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愿意帮助回民自治”,同时加紧策反“四马”脱离国民政府,日军曾找到马鸿逵胞弟马鸿炳并邀其出任伪职,让马鸿炳拉拢马鸿逵,但被马鸿逵发现后叫回宁夏拒绝了其要求。

1938年初,日本成立了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该会只有一位副会长,会长一职虚悬,日军中意马鸿逵,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亲自飞抵阿拉善旗邀请马鸿逵会谈。马鸿逵派党部书记长周百隍前去,板垣很不高兴地问马鸿逵为何不来,并说马家是清室历代忠良,现满清帝国在满洲复国,马鸿逵应继续为清室效力。周百隍回答:“你们无故占领了中国土地,杀害中国同胞。八国联军时,你们出兵最多,很多回回军人在正阳门下被你们日军杀死。如今家仇未报,国仇未雪,势不两立!”板垣征四郎劝降失败,返回后即派40余架飞机又一次轰炸了宁夏省城[5]。

拉拢马鸿逵不成,日军又开始扶持蒋辉若担任伪“回军总司令”,驻军包头,以实现建立伪“回回国”的目的。蒋辉若是甘肃回族,原为北洋军阀残渣,曾任清末副将、统领等职,北洋政府时期一度出任张北守备军总指挥及骑兵司令。北伐之后,蒋辉若贫困潦倒,因经不住日军诱惑附逆。

1939年冬,中国西北军事边防空虚,日军认为时机成熟乃命蒋辉若率日伪军首先进兵内蒙古五原县,然后再向西进攻,即可实现建立伪“回回国”的计划。此时,马鸿宾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绥西防守总司令,率领以回、撒拉等少数民族为主力的第81军主力35师驻扎在五原县城临河镇。1940年2月1日,日伪军以3万人,坦克、装甲车、汽车1 500多辆的强势军力进攻并占领五原,国军败撤。日军占领五原后,认为中国军队在短时间内没有军力恢复作战,再加上日军兵力在华战线过长,不可能在河套地区部署过多兵力就东撤主力军,只留15 000人驻守。3月下旬,马鸿宾联络傅作义将军前后夹击夺回了五原,并向黄河以南的日伪军连续发起进攻,日伪军溃不成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收复了全部据点。之后,81军继续在绥西与日军作战,抗日长达4年之久。五原战役的胜利战略意义重大,它扫除了包头以西、黄河以南的日伪军势力,彻底粉碎了日军欲占领西北从青海南下进攻重庆的战略计划,使其费尽心思策划的“回回国”阴谋也胎死腹中!

二、西北回族人民在各条战线展开反侵略斗争

抗战期间,全国各地成立了数十支回族抗日武装,陕甘宁边区有回民骑兵团,山西有壶关游击队,华北有冀中、渤海回民支队,其中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与王连芳领导的渤海回民支队驰名中外,在国民党正规部队中,以回、撒拉、保安等族为主要成员的青海骑兵第一师、第81军更是战绩辉煌。当时《新华日报》发表短评称赞,“由回民抗战,令人想起遍布我国西北华北一带的五百多万体魄强健、富有团结力的回族同胞,他们是中华的优秀儿女,是抗战中潜伏着的伟大力量。”

(一)组织武装与日军正面作战

1.第81军绥西抗日收五原。1937年,日军攻陷大同后占了绥远,10月17日又占领包头。日军拉拢马鸿逵失败后便对绥西、宁夏采取军事进攻,大量增兵包头,不断出动飞机轰炸,宁夏面临日军入侵的危险,成为西北战场之要冲,这是马鸿逵、马鸿宾兄弟意料之中的,于是开始在军事上做大规模抵御的准备,加紧部署与构筑防御工事,进行防空防毒训练,并制定克敌制胜的具体战术。在训练士兵战斗意识上马氏兄弟向将士们宣讲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鼓励广大将士要“时时刻刻记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保土卫国,尽职尽责,在战场上能攻能守,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思想准备和抗战到底的决心。”81军战士也豪迈地自谓“西军枪不硬,人硬!”表现出坚决抗战到底,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气魄。

1938年5月,马鸿宾被任命为绥西防守总司令,率第81军主力第35师全部4个团的人马驻扎五原县城临河镇,马鸿逵又派出两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旅开赴前线由马鸿宾统一指挥。马鸿宾根据绥西的实际情况亲自部署作战方案,把主力第35师分配到狼山要塞的第一线阵地担任前锋,命令其子马惇靖以81军参谋长的身份代表自己到第一线指挥作战。

1939年夏,日军板垣师团一部配置汽车、坦克、装甲车,企图消灭81军主力一举攻占其驻守的乌拉敖包,马惇靖命令部队利用防御工事沉着应战。日军连续向81军阵地炮轰,81军用迫击炮还击,但81军使用的是旧式迫击炮,一冒烟就暴露了自己,日军立即集中火力倾泻炮弹200余发将81军迫击炮打哑,日军在坦克、大炮掩护下强势压来,当日军进入射程之内后,81军官兵集中火力出击,并迅疾冲到装甲车、汽车前用大刀砍轮胎,有的日军未及下车就被砍死,下了车的还没抬枪就被打死或打伤,剩下的急忙钻进装甲车仓皇而逃。这场战斗81军缴获两辆汽车、100多发炮弹、几十箱子弹和其他军用物资,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当81军战士将所缴获汽车开进五原城时,群众热烈欢呼,在汽车上贴满了标语,当地艺人编曲唱道:“咱们的老西军,打起仗来真能行。打跑了日本兵,缴获汽车拉进五原城,全城百姓庆祝又欢迎。依靠咱们的老西军,打败日本兵,百姓得安宁。”[6]

1939年底,傅作义返回绥西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第81军归属傅作义将军指挥。12月底,傅作义部突入包头城,打死打伤日军千余人,日军认为是奇耻大辱,声称“一定要扫平河套,全部消灭傅作义军”,因此,于1940年1月集结2万余人,汽车、装甲车、坦克1 500多辆、飞机12架,分三路大举进犯,欲消灭傅作义35军主力,占领归绥、包头两个军事基地,继而占领整个河套打通大西北通道。1月31日,日军中路主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81军防守的乌不浪口一带进攻,并释放毒气,81军伤亡惨重,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守军阵地被攻破,日军占领五原。81军官兵在撤退时已是饥困交加,适逢严寒,军装单薄,700多人冻伤,或体力不支倒在路边,此次战役共有1 000余名官兵牺牲。4月初,81军重返乌不浪口寻找阵亡官兵遗骸,发现有的战士虽面目全非肢体不全,但嘴里仍死死咬着敌人血淋淋的半片耳朵,有的战士双手紧紧抱着敌人难以分开,其惨烈情景令人肃然起敬。人们含泪将找到的148具烈士遗体以回族礼仪安葬在乌不浪口两侧的向阳坡地公墓。1995年12月,五原县清真北寺为烈士公墓立石碑一座,1997年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将乌镇烈士陵园定为盟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7]。有人以诗凭吊乌不浪口牺牲烈士:铁马萧萧辞银川,不歼倭寇哪肯还。记取阴山喋血史,化作今朝大同天。边城冰封战正酣,拼捋热血补裂天。五百壮士真气在,赢得春色遍九天[8]。

3月,傅作义决定收复五原,20日傅作义主力突袭并占领五原城,日军闻讯出动大批援军,但被81军阻击,打了三天三夜,全歼五原敌伪。期间81军35师奉命防守伊克昭盟,与日军发生了恩格贝战役,日军依仗飞机大炮和装甲车的配合突然包围了35师官兵,官兵们随即迎战,战斗异常惨烈,全团官兵全部壮烈牺牲。3天后,后续部队才赶到,与当地民众将1 000多具死难战士遗体草草掩埋[9]。

在沙窝地区,马鸿宾命令各团利用敌人车辆在沙漠中不能畅行的弱点,以“磨盘”战术与敌人周旋,疲惫日军。八九天以后马鸿宾选择时机占据制高点设下埋伏,当日军逼近时猛烈袭击,日军重武器失去作用,共消灭敌人200余人。在这次战役中,81军的游击战术发挥了明显效果,致使遭屡次打击的日军终于放弃了南线作战计划。在整个收复五原的战役中,81军全歼了驻五原的日伪军,击毙日军酋水川中将,扫除了包头以西、黄河以南的日伪势力,数千甘宁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将士以其英勇无畏而闻名全国。

乘胜追击,马鸿宾命令部队向黄河以南的日伪军连续发起进攻,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扫除了伪军的全部据点,伊克昭盟东北地区全部收复,协助傅作义部队收复了绥西军事重镇包头,有效地阻止了日伪军的西进,粉碎了日军侵占宁夏和大西北的战略计划,保障了抗日大后方的安全,并有力地牵制了华北日军的力量。

2.青海骑兵第一师转战陕豫皖击寇。抗战全面爆发后,马步芳部队被国民党编入抗日队伍序列,新组建青海骑兵第一师隶属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部,肩负起抗日作战的任务。1938年1月骑一师出省赴前线作战,一直在陕西东部、河南东西中部及皖北抗击日军,直到抗战胜利才返回青海。

1937年8月,时任青海省政府代主席、第82军军长马步芳与驻河西陆军第5军军长的马步青分别从自己的军队中抽调精锐8 000人组建了暂编骑兵第一师,辖三个旅,任命马彪为师长,马元祥为第一旅旅长,马禄为第二旅旅长,马秉忠为第三旅旅长,骑一师成员中回、东乡、撒拉、保安、藏等民族青年占70%以上。

1938年2月至7月,骑一师离开青海开赴中原,担负陇海线防务,主要守卫潼关。期间,骑一师利用机动性强的优势曾奇袭山西运城日军,剿灭1 000余名日伪。1938年初骑一师进入河南战区布防陇海铁路沿线,4月奉调黄泛区的扶沟、鄢陵、西华等县担负河防任务,与侵入防区的日伪军千余人遭遇,马彪指挥两旅兵力三向包围,乘敌不备突然袭击,最终全歼来犯之敌,骑一师大获全胜的捷报传出,防区各县百姓纷纷犒劳慰问,并赠马彪“万民伞”以示崇敬之情。

1939年春,骑一师第二旅马禄部由郑州被调往陕西,并增补两旅组成暂编骑兵第二师,马禄为师长,驻防北同官(铜川)等地。马禄部与陕北边区中共对峙中,双方始终处于缓和状态,互不侵犯。马禄还依据国共合作的方针,为八路军接济粮食、弹药,先后接待了途径驻地返回延安的朱德、秦邦宪、林彪、贺龙等八路军领导,表示愿与共产党共同抗日。

1939年春末,经过补充的骑一师调驻周口至界首一带,主力驻项城以防御淮阳的日军。同年八九月间,经过激战攻占了淮阳西关,日军退守淮阳内城,前来增援的开封日军乘着100多辆卡车和装甲车,载着10门大炮,突破国民党7个主力师的防线兵临淮阳,日军里应外合,骑兵师腹背受敌,双方展开了残酷的肉搏,骑兵师三进三出淮阳城,战斗异常惨烈,双方均伤亡惨重。战斗中,第二旅旅长马秉忠手持大刀与日军拼杀中弹身亡,师长马彪手持机枪也加入了战斗,这时城外日军的10门重炮连续向骑兵阵地发射,骑兵死伤无数,日军的装甲车也冲破了三旅阵地,马彪急忙撤出城外重新集结队伍,让团长韩有才接任二旅旅长指挥战斗。一小时后,骑兵师3个旅从四面向增援的2 000多名日军突袭,使其措手不及防守崩溃,撤出阵地。淮阳一战,歼灭日军800余人、伪军1 000余人,俘虏日军20多人,缴获机枪130挺、迫击炮3门,骑一师则阵亡将士2 000余人,损失战马千匹,被俘战士30多人。这场恶仗使马彪痛苦不堪,回到驻地水寨命人把城里的白布全部买下,在水寨城南(今项城市火车站一带)挖了1 500余坟坑安葬阵亡官兵,另500多名阵亡官兵葬在新站集郊外。

由于骑一师损失惨重,兵马武器得不到补充,马彪一筹莫展。一名部下(地下党)建议马彪与新四军联手抗日,马彪权衡再三,最后派人与彭雪枫将军取得联系。10月,淮阳日军组成两个旅在飞机的掩护下向项城扑来,准备消灭骑一师占领豫皖边区。马彪急电彭雪枫,彭雪枫主力部队立即出击到敌人背后,两军对日军南北夹击,日军大败,项城保卫战在新四军的支援下大获全胜。不久,骑一师又在一次突袭中全歼日军骑兵500余人,缴获战马数十匹。骑一师接连几次重创日军,使日军锐气顿挫,称骑一师为“马胡子军”。从此,“马胡子军”的声威传遍整个敌战区,日军不敢轻举妄动,皖北防区战事得以稳定。不久,日军又抽调重兵,配备重炮、坦克向骑一师宝塔一线强攻,骑一师立即组织反攻,因武器力量悬殊骑一师主力撤退,留下100余名官兵阻击,主力安全撤退后,百余名官兵背水作战直至弹尽粮绝,全部投水自尽,壮烈殉国,显示了回族男儿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1940年7月,骑一师被整编为骑兵第八师驻防蒙城,马彪继续担任师长。9月,骑八师在皖北涡河北岸的龙岗镇炸毁日军坦克1辆,打死日军300多人;11月,骑八师被日军重兵围困,孤军抵抗七天七夜,杀敌无数,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大部分将士阵亡,只有两千余人冲出重围。

1943年到1944年之间,日军掀起了中原大会战,骑八师赴颍上一带作为侧翼掩护参加了保卫阜阳的战役。当时正值秋收季节,人马容易隐蔽,骑八师就打奇袭战,使进犯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1945年抗战胜利,骑兵师奉命接受徐州日军投降。

八年抗战中,骑兵师转战陕、豫、皖等省,前后派出23 000多人,伤亡将士8 000余人,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为远离抗日前线的甘青宁赢得了“抗日大后方”“抗战救国基地”的声誉。

(二)开展民间外交,奔赴中东地区传播抗日救亡思想

日本为掩饰侵华的非正义性,在外交活动与国际舆论中制造假象和有利于日本的舆论,甚至颠倒黑白,歪曲真相,混淆是非。如为欺骗伊斯兰国家,发行日、阿、英文合璧的报纸、杂志、画刊,输入阿拉伯各国,大肆污蔑中国为“鸦片之邦,盗匪之薮,害群之马”,而日本“坚决团结,一致护教”,日军是“王者之师,欲救中华于水火”[10]。并收买近东各国新闻媒体广泛宣传,伊斯兰国家部分政要与民众被蛊惑,倾向于日本,对中国军民的抵抗不理解。

为了还世界舆论于清白和寻求国际支持,中国回族仁人志士毅然承担起了揭露日本侵华真相的历史使命,在“七七事变”后的三四年间先后七次组织访问团、朝觐团,有著名的达浦生阿訇自费赴中东抗日宣传,还有马天英、王世明、薛文波等人组织的“近东访问团”与“南洋访问团”,西北地区的回民也组织了三次有目的的抗日宣传朝觐团,他们携带大量抗日宣传品,利用各国大众传媒与聚礼场合进行国际传播活动。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不仅有力地揭露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而且有效地传播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日的决心和壮举,让阿拉伯世界政要和民众认清了日本侵华的目的与觊觎整个亚洲的野心,赢得了中东、东南亚等国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从阿拉伯世界短短几年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全力支持看,其效果十分明显,同时也为中国争取了有力的外交空间。

1.新疆马赋良组织朝觐团进行宣传。1938年10月,新疆穆斯林马赋良与艾沙二人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名义组团前往麦加朝觐,抱着“对外说实话的目的”到中东、南亚九国进行外交联络与宣传。行前,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托他们携带《告世界回教同胞书》《告近东回教民众书》等宣传品在海外帮助散发,他们出访了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阿富汗、印度等国,所到之处不仅介绍了中国军民抗日的新情况,而且争取了各国的同情与支持,增进了中国与各国穆斯林的友谊与文化交流。

马赋良首先赴印度孟买会晤了国大党领袖甘地、尼赫鲁及穆斯林领袖真纳等政要与社会名望,各方对中国军民的抗战深表钦佩,并愿尽力支援。甘地说:“我是不愿意外国人统治着印度,当然更不愿意我的好朋友被外国人统治!”马赋良二人还将所带《告世界回教同胞书》等宣传品译为印度语与英语在各大报纸刊载,并将宣传品赠送朝野人士及学校、团体。离开孟买后又前往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德、德里、虎克诺等多个城市宣传,披露日军暴行。在加尔各答,诗坛泰斗泰戈尔向他们提供了几个信息,一是日本在印度活动得很厉害,一批一批如过江之鲫,而中国方面太缺乏宣传,有的人不免被他们蒙蔽,希望中国以后不断派人宣传,使印度人能够多多明了真相才好[11];二是日本最近想用重金收买他倾向日本,以营造亚洲的亲日舆论,下的功夫不小,但被他拒绝了。他说:“我已七十多了,我绝不能毁我一生的光荣,而我的人格也不是日本人所能收买的。”还说:“在亚洲,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最密切,痛痒相关,我绝不希望我的兄弟打败仗……中国的胜利,就是全亚洲人的胜利、全世界的胜利。”

马赋良在印度宣传访问70多天后,前往麦加朝觐。1939年1月27日,马赋良与留埃学生组成的“中国回教朝觐团”相聚,相互讨论中国穆斯林问题、中国抗战前景等,还向留学生们介绍了访印及宣传情况。二人还与留学生们对日伪派出的“华北回教朝觐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监视伪朝觐团未展开任何外交活动,没有达到其为日本宣传的目的。

在埃及,马赋良将所带宣传品译为阿拉伯、土耳其与伊朗文字广为散发,埃及各报争先报道[12]。1940年5月,马赋良到达土耳其,会晤了该国总理、外长、议长等朝野要人,向他们讲述了中国抗战的新动态。伊斯梅尔总统还邀请马赋良至官邸叙谈,总统听完马赋良的讲述后表示,“以中国之大,全民之团结,日军必被扫除,中国之复兴,绝无问题。中土两国分居亚洲之两端,实在有进一步往来之必要。”第二年年末,土耳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派出第一任驻华公使席拔希即抵达重庆就职。

马赋良又先后访问了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等国,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接待,当地报纸也刊载了所携宣传品,叙利亚报纸于显著位置刊登消息并呼吁:“叙利亚穆斯林随时勿忘日本飞机轰炸下的中国兄弟,对日本应作有效制裁。”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当地报纸一再宣传他们出访的意义,建议伊拉克人民应同情中国军民,并于中国穆斯林加强民间友谊,展开文化交流。

2.西北回胞朝觐团朴素的爱国情。这支由甘宁青老少穆斯林115人组成的朝觐团是一支纯粹的宗教团体,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有四五岁的儿童,大多是五六十岁。虽然他们是一支纯粹的宗教团体,目的就是完成朝觐功课,然而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政治觉悟较高,国家立场坚定,发自内心的朴素爱国情节很有感染力和传播力。在麦加朝圣期间,面对日伪的反华宣传,他们自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各国穆斯林流露出的误解与错误观点进行耐心的解释,真正发挥了一支民间组织的作用。朝觐团马团长介绍他们与日本朝觐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情况时说:“鬼子的宣传真是无孔不入,他们在麦加派了很多人向我们说国民政府不要回教了,当时我们很气愤地举出种种事实来反驳他们;有一次在一个15万人的大会上,我们驳倒了鬼子,我们说在政府治理下,有我们回教代表在这里朝觐,你们爱护回教,你们的朝圣代表在哪里?鬼子们没有一句话可以回答。出席的全体回教徒都同情我们,都不满意鬼子,鬼子在麦加的宣传是完全失败了。”[13]

此外,还有甘肃临夏人雷凤翔在麦加朝觐时义务宣传抗日。1939年底,雷凤翔只身一人前往麦加。他携带用阿拉伯文撰写的《告近东回教同胞书》万余册,在朝觐前后向各国穆斯林散发,不仅如此,他还将中国西北各地回汉军民共赴国难,决心抗战到底的信念和精神传达给了各国穆斯林。这对中东人民了解中国抗战真相,进而同情、支持中国抗战大有裨益[14]。

(三)宗教人士通过自身声望影响穆斯林抗日

西北回族坊间一直流传着一段抗日佳话,即虎嵩山拟祷词祈佑中华。虎嵩山(1880年~1955年),宁夏同心县人,思想开明,宗教知识丰厚,曾任同心县城清真大寺教长,他针对宁夏回族传统宗教教育提出了改革建议,主张“遵经革俗”,深受宁夏回汉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1925年,虎嵩山去麦加朝觐,沿途发现中国人由于国弱民穷,处处受到外国人的歧视,因此认识到没有富强的祖国就没有个人的尊严,宗教也不例外。这次朝觐不仅使他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陷入深深地反思。他回顾了自明清以来西北地区民族矛盾的历史,深感提高回族各界的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十分重要。回国后,虎嵩山在各清真寺任教时十分注重提高回民的基本素质,开阔他们的眼界,尽量讲述国内外大事,同时大力提倡兴办回民学校,普及文化教育。

1938年,虎嵩山担任吴忠中阿师范学校校长,此时宁夏已被日机轰炸多次,为了配合全民抗战,虎嵩山依靠学校组织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他规定全体教师要利用升旗的机会,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揭露日军烧杀掳掠的罪行。他还指导学生每七天出一次墙报,举行一次讲演会,内容都以抗日救国为中心。他利用聚礼日演讲的机会,引用《古兰经》、《圣训》动员回族学生和群众为抗日救国做贡献。他亲自执笔用阿拉伯文写了一篇反日祈祷词,汉译后用双语印成宣传品分发各清真寺,利用在宗教界的声望要求各寺在每周的聚礼前向群众宣读。“真主啊!你援助我们的政府与国家,战胜侵略者,消灭我们的敌人。……他们霸占我们的城市,杀害我们的人民。……你使他们的军队瓦解!经济崩溃!你给他们降临应得的惩罚!真主啊,你答应我们的祈祷吧!”

(四)回族社团与报刊发挥社会职责,揭露日本肢解中国之阴谋

“七七事变”后,回教界成立了众多抗日救国社团组织,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在其旗下各省建立分会,各县设支会,这些组织从成立初期即通过报刊开始宣传,1939年协会在重庆创办《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西北各省也随即创办报刊,如陕西的《西北回民正论》、兰州的《回声》、西宁的《昆仑》《星月》等刊物。

回族报刊滥觞于20世纪初叶至二三十年代蓬勃发展,三四十年代处于繁盛状态,据不完全统计,总数近170种[15]。其中“九一八”事变后,在西北、西南等地创办、复刊的较有影响的抗日爱国报刊就有50余种[16]。从其宣传宗旨、政治倾向与报道内容分析,无不把传播抗日信息与事迹、揭露日军暴行与分裂阴谋、鼓励回胞参军御敌作为报刊的要旨,就连一些纯宗教纯学术的报刊,在抗战爆发后转变宗旨,一致将抗战救国宣传置于首位,表现了回族媒介的国家意识与政治觉悟。

据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显示,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日军实行法西斯新闻统制,垄断新闻传播渠道和社会舆论,致使报馆关闭,报人转行,新闻出版数量下降,言论无自由,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历史。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回族报刊却较为繁盛,数量达到50多种,显现出回族文人在国难当头之际的历史担当和使命感。

随着武装侵华的全面展开,日本舆论开始渗入回教界。早在1905年~1919年,日本人福田规矩男就密谋“中国穆斯林独立运动”和“独立运动”的议程等计划。作为最早着眼于回教问题研究的日本浪人组织“黑龙会”,在1914年就派淘秀成化名马秀龙“专赴西北及东北各省,从事回教之独立运动”,“马成龙在甘肃组织‘黑龙会’,滥发宣言,从事挑拨回、汉关系的活动”。1937年日本内务省创立“伊斯兰文化协会”,创办《伊斯兰》杂志;同年,日本“回教圈考究所”创办了《回教圈》杂志;1938年大日本回教协会成立,创办《回教世界》;同年伪“西北回教联合会”在呼和浩特创办了《回教月刊》(又名《西北钟声》),以“复兴回教”为幌子,搞民族分裂,夸大回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17]。日伪的宣传致使舆论混沌,难辨正义与邪恶。

针对日伪的分裂宣传,回族报人进行了针锋相对斗争,认为有必要揭露其阴谋,为民众消除认识中的迷雾,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暴日利用回教阴谋的一斑》《日本帝国主义者给回教民族的诱惑》《回教世界的魔鬼活动》。在《为暴敌惨炸回民区西安回民同胞告世界伊斯兰兄弟书》一文中披露,日本侵略者“高唱的扶植宗教等政策,只是用以掩蔽其屠杀中华民族组成的一分子伊斯兰兄弟和毁坏真宰(真主)的朝堂麦斯之德(清真寺)的烟幕。”[18]

(五)以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思想

抗战爆发后,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回族艺术家,他们创作与改编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其中以抗日诗歌、小说、话剧、歌曲、绘画等形式最有特色,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不满和唤起回胞御敌卫国的激情。

《回教大众》主编沙蕾在《新华日报》《大公报》《抗战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篇和政论文章,如《瞧着吧,倒底谁使谁屈服?!》《别再暗处饮泣》《我们没有悲哀》《火药味中我们诞生了》,揭露日军的暴行,激发回胞的抗日热情。

云南回族作家白阶平撰写的小说《跨过横断山脉》和《驿路》,以云南各族人民修筑滇缅公路和民间马帮为题材,反映了中国民众抗日的决心与力量,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了巴金、沈从文的推崇。

著名的新闻记者穆青撰写的《雁翎队》,热情讴歌了敌后抗日游击队英勇抗敌的英雄事迹,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杀敌勇气。

回族作家马宗融,早年留学日本和法国,回国后先后任复旦大学、广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39年他约请老舍、宋之的合写了表现回汉团结抗日的话剧《国家至上》,得到郭沫若、郑用之等人的支持,由著名演员张瑞芳、余师龙、孙坚白等人出演。为了加强宣传效果,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大力支持,在重庆、昆明、成都、兰州、西安、桂林、香港等地上演,反响强烈。话剧《国家至上》是中国回族第一部抗日戏剧,反映了回汉团结抗日的一段佳话。

歌曲具有强烈地抒发情感的作用,鼓动性与感染力极强,而且易于被接受与传播,回族知识分子利用这一文艺形式谱写了大量歌曲。为了激发回胞的抗日热情,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等回教社团还专门组织人员谱写充满爱国爱教情感的歌曲,现保存下来的约有数十首,这些歌曲通过回族报刊媒介、回民支队、回民学校、清真寺、回族坊间等场合广泛传播,表达了回族不畏强敌、英勇抗日的精神风貌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著名的抗日歌曲《在太行山上》,是回族青年桂涛声为战斗在太行山区的游击队谱写的名作。这首歌曲在当时的回民支队、回民学校、坊间广为流传,感染力与传播效果很强。歌词文体属散文诗,字里行间既有战鼓般的气势与铿锵,又有诗意般的抒情与韵味,粗犷中透出了秀美,豪迈中蕴涵着自信,他还撰写了《歌八百壮士》《送棉衣》等抗日歌曲。回族青年薛文波作词、王梦扬谱曲的《中国回族抗战歌》,在回族坊间广为流传。“敌虏饮马黄河水,神圣抗战起怒涛;回民自有真肝胆,偷生为耻战为高。礼拜寺今成焦土,无辜妇孺染血膏……宗教示我‘舍西德’(烈士),何惜流血头颅抛;倭寇破灭腾欢日,回族男儿解战袍。”歌曲民族色彩较浓,强调民族身份与民族精神,号召力和斗争性很强。大后方甘肃临潭西道堂启西女校也谱写了以抗日为主题的校歌,激励学生奔赴战场浴血杀敌。“洮水涌、朝日临,回民儿童的大本营。……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拚掉敌人的头,将来献给国家民族。”

三、回族抗日斗争的历史意义

经过战争的洗礼和锤炼,西北回族各界政治觉悟、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空前提高,表现出抗日的广泛性、彻底性、坚决性,有力地推动了回族社会的觉醒和进步,并且增强了与各民族的广泛团结,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1.促进了回族社会的觉醒和内部团结。回族社会觉醒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利益高于族群意识,爱国成为回族社会的共识,抗日救亡成为民族内部的粘合剂,族群内聚力骤然增强。历史上,由于清政府的打击,回族社会自清末以来囿于宗教圈子,不问政治,内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联系。白崇禧曾坦言,“我们回教自遭满清摧残之后,有不敢过问政治的趋势,所以有些回胞抱‘争教不争国’的观念,这是错误的见解。必须要使每个教胞都知道,有国家才有宗教,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主权不能独立,宗教也就失去了保障……这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就是小国家小民族是不能存在的,分化的阴谋最为险毒。”[19]但抗战爆发后,回教宗教界人士提出“‘宗教意识’与‘国家意识’需要彻底地联合起来。”“救国就是救教”“兴教不忘救国为天职”。在这种大背景下,回族社会全民族抗日意识空前统一,不论派系畛域团结起来,只有一个目的——与日军进行殊死的武装斗争和文化斗争。

2.增强了回族与其他民族的团结。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一些学者致力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研究和动员,传播党的民族平等原则,批评大汉族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意识,回教宗教人士和精英也主动宣传国家意识和团结意识,要求回教界放弃历史包袱,消除心理隔阂,主动融入抗日洪流。如中国共产党研究出版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回回民族问题》等文章和书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负担;但要回教徒担负起这沉重的职责,必先使非回教徒尽量知道回教中一切,才能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业。”[20]正是在全民族的理解与民族平等的政策激励下,回族社会迅速觉醒,与各民族密切联合在抗日救亡的各条战线上成为劲旅。

3.加强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国家认同感。回族具有反侵略和爱国的基因,《古兰经》明确反对任何非正义的侵略行为,“被进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穆罕默德曾说,“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要爱你们的家园,犹如鸟儿爱其巢窝。”在精神信仰的支持下,回族民众发扬爱国精神保家卫国。其实,战争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回族社会经受了战争的考验,爱国主义精神再一次升华,国家认同感进一步增强。

[1][5][10][12][15]李伟,雍际春,王三义.抗日战争中的回族[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39,35,220,239,351.

[2]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下册[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1792-1793.

[3]谢觉哉日记(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40-141.

[4]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1.

[6]王五典.国民党八十一军绥西抗战的回忆[A].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宁夏三马[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103.

[7][16][18]周瑞海.中国回族抗日救亡史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41,442,372.

[8]白震.绥西抗日回族劲旅乌镇阻击战亲历记[A].呼和浩特回族史料(第6集)[C].呼和浩特:政协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委员会编辑出版,2004.

[9]江兵.与你同行[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142.

[11][14]中国回教朝觐团日记[J].回民言论,第1卷,(9).

[13]秦家岗上的一群—一个民间的国际宣传队[J].回民言论,第1卷,(9).

[17]邱树森.中国回族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955.

[19]林松.白崇禧与回族及伊斯兰教[A].近现代回族人物研究[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205.

[20]顾颉刚.回教的文化运动[A].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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