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玉海，易显飞

（1.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2.长沙理工大学 哲学系，长沙 410114）

“巴别塔”的技术哲学解读
——对技术事实与技术价值关系的一种阐释

葛玉海1，易显飞2

（1.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2.长沙理工大学 哲学系，长沙 410114）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来看，“巴别塔”揭示了两个问题：技术的事实问题和技术的价值问题。“巴别塔”的破灭是技术事实与技术价值相分离的结果。新的技术“巴别塔”是人的“原罪”和技术的“原罪”相结合的产物。人和技术的“自我救赎”不可能通过建造“巴别塔”，即通过技术事实和技术价值的统一来实现，“救赎”之路在于技术事实与技术价值的分离。

巴别塔；技术哲学；技术事实；技术价值

正如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一般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技术事实与技术价值的关系问题也是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在本文中，我们试图通过对“巴别塔”的技术哲学解读来重新阐释技术事实与技术价值的关系问题。在我们看来，技术事实与技术价值相分离的结果优于两者相统一的结果。为了表明我们的观点，有必要从“巴别塔”（1）说起。

一、“巴别塔”问题

《圣经》中说到这样一个故事：起初，世人拥有同样的口音、言语，当他们东迁至“示拿地”时，便在一片平原定居下来。人们彼此商议，要通过“作砖”，“把砖烧透”，并以砖代石，以“石漆”代“灰泥”，来建造可以传扬他们的声名以及使他们免于分散各处的一座城和一座顶可通天的塔。在目睹了人们所建造的城和塔之后，“神”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1］16由于言语不通，人们便停工不造那座城和塔了，他们也都“分散在全地上”。那座城因之得名为“巴别”，而那座塔也得名为“巴别塔”。

“巴别塔”隐喻通常被用来解释语言的多样性问题。然而，在我们看来，此隐喻的解释范围显然不限于此。除“语言”之外，隐喻中还涉及到“人”、“城和塔”、“神”等。这一隐喻表达的更像是某种关系，比如“人－神”关系。在人看来，“人”＋“城和塔”＝“神”；在“神”眼中，“神”－“城和塔”＝“人”。“人”和“神”的共同凭据是“‘城和塔’是‘人－神’之间的桥梁”。而“城和塔”是技术的产物，是“制作”（to make）之物。（语言也是技术的一种形式，是“行动”（to do）之物。）因此，“人－神”关系成为“人－物－神”关系，亦即“人－技术－神”关系。至此，问题开始浮现出来。

首先，上述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一方面，人类认为通过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就能传扬他们的名，并避免分散各处；另一方面，“神”也认为一旦人类做成此事，之后便无所不能了。这是如何可能的？换言之，技术为何堪称人通达“神”的桥梁？它的这种确定性是如何得到保障的？这是技术的事实问题。其次，“神”为何要阻止“巴别塔”的建立？为什么在“神”看来人类建造“巴别塔”这一活动是危险的？“巴别塔”对人类有害吗？这是技术的价值问题。

二、作为技术事实与技术价值相分离的“巴别塔”

在“巴别塔”之前，人们构筑城池用到的是“石头”和“灰泥”。由于迁徙地是一片平原，故他们才拿“砖”当石头，拿“石漆”当“灰泥”。这里的“砖”显然是一种不同以往的技术物，但它与石头具有同样的效用。这种“新”技术的效用是如何获得的呢？“作砖，把砖烧透”的这种想法又是如何获得的呢？当然，这些都可以用“偶然经验的积累”来解释。但问题还有：建造这样的一座城和一座塔，其蓝图是从哪里来的？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一蓝图似乎是确定无误的，若不是“神”的干预，它将会成为实物。总之，不管是实物，还是蓝图，均可称作技术，而且它们都是以往未曾出现过的技术，且共同具有技术的确定性。可问题仍在：技术的确定性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如果我们联想到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的故事，那么可以“断定”技术的确定性本不属于人。“城”和“塔”，甚至“砖”都不应属于人，更不用提建造它们的蓝图了。正是技术的非人性或“神性”使得技术的确定性表现为先天的。无论人原初是否想成为“神”，一旦他掌握了这种“神”才拥有的东西——技术，都会使他们躁动不安地想成为“神”或独立于“神”。因为有此可能，何不尝试一下呢？通常我们可能这样来推论：成“神”或独立，先需扬名，扬名先需建城和塔，建城和塔先需作砖，作砖先需商量，商量先需言语一样。貌似我们与“神”想的一样，因为在我们看来，“神”正是看到言语是关键，所以才能釜底抽薪。然而，如果反过来说，似乎更贴合当时之人的心思：言语一样使商量得以可能，商量使作砖得以可能，作砖使建城和塔得以可能，建城和塔使扬名得以可能，扬名使成“神”或独立得以可能……技术，不论是行动（to do）还是制作（to make）的每一步都带有极大的确定性，而确定性本身又激发和实现着人的更大的野心和欲望。“神”不允许这种野心和欲望无限膨胀，故通过变乱人类的口音，使其言语彼此不通，而迫使他们停工不造“巴别塔”。然而，“神”并没有消解技术的确定性：“巴别塔”虽不得不停工了，但它仍是可能的。

表面上看，由于建造“巴别塔”的技术是属于人的，因此“巴别塔”便是人的产物，而人的欲望就是“巴别塔”的价值——扬名或独立；但在根本上，技术和人本质上都是“神”的创造物，“巴别塔”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神”。简言之，“巴别塔”的价值，从属于人，也从属于“神”，但终归从属于“神”。（“巴别塔”有独立的价值吗？）“巴别塔”的建造暗示的是人欲将技术事实（即技术的确定性）和技术价值（在此指人的欲望）统一起来。而由于“神”眼中的人的价值并非人的欲望，故人的此种统一活动是不允许成功的。只要有“神”在，作为技术价值的人的欲望便不能或不应与技术事实相统一。但“神”会一直在吗？

三、“巴别塔”的遗存物

虽然“巴别塔”的建造活动不得不停工（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它“破灭”了），但这一过程却遗留下了两样东西：技术和人性。

（一）技术

值得推敲的是，在“巴别塔”之后，人们还会“作砖”吗？还会“商量”吗？还会再建“城和塔”吗？更一般地说，在作为整体技术的“巴别塔”失败之后，单个技术还可以生存吗，即在“行动和制作难以统一”、“事实和价值难以统一”致使“巴别塔”不能继续建造的情况下，行动和制作可以继续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说着不同的语言，得到的经验知识也不会完全忘却，于是小范围的“作砖”、“商量”还将持续下去。

在悠久的历史中，人类的语言从未统一过，即便是战争、殖民、贸易等也未能促成统一。如果我们将“巴别塔”之前的语言称作“原语言”的话，那么从“现代”开始便有一种类原语言的东西发端并流传开来，这就是现代技术。“作砖”、“商量”无疑是现代技术处于初级阶段的表现。不过，当技术一旦超越这一阶段，它便摇身变为崭新的东西。

首先，现代技术具有稳定性。你不用担心一支钢笔会变为铅笔，也不用为电子钟“上发条”。其次，现代技术具有集束性，是耦合性的技术“系统”［2］78。单个技术并不常见，常见的总是配套的技术，例如手机和充电器。再次，现代技术具有扩展性。由于技术直接导致的是更为有效率的工作，故它能俘获陌生人的心。见过联合收割机又有条件使用它的农民很少再使用镰刀。最后，现代技术具有固化性。喜欢用中性笔的人很少会返回来用钢笔。此四者都可看作是“确定性”的变形。而“确定性”代表的是技术事实。一种技术事实的确立往往带来更多的技术事实——比如技术沟通。

不同语言间的沟通需要额外的翻译机制的存在，而不同技术间的沟通一定程度上则不依赖于特定中介。究其原因，一方面，技术沟通的方式不唯一：不单凭借耳朵，也可凭借眼睛、手、脚和皮肤等。比较不同汽车，可以看看它们的构造，可以压一压它们的座椅，可以踩踩它们的离合器，可以感受一下它们的空调。正因为技术沟通的渠道不唯一，故沟通才不会被轻易阻断。另一方面，技术成为含中介为一体的交流体。如同灯泡和灯座之间不需要任何中介。（即便需要中介，此中介往往也为技术。）如此一来，现代技术便成为“无言的”人类通用语。

（二）人性

在“巴别塔”“事件”中，无论出于什么考虑，“神”都严重打击了雄心勃勃的人类，但并未摧毁其野心。既然行动和制作可以继续，那么事实和价值的“统一”又为何不能继续呢？在不毁灭人类的情况下，“神”只能通过一种技术（行动）来打压另一种技术（行动），进而打压人。这样一来，斗争将会持续，就像你很难让一个拥有跑车的人长久性地徒步旅行，尽管跑车是你不经意“送给”他的。

人类一直怀有重建“巴别塔”的愿望，尽管在“神”眼里这是一种“罪”。苦于作为一切行动之基础的语言不能统一，愿望也只能一次次地搁浅。然而，现代技术重燃了人们的希望。古代技术的地域性、偶然性和单一性，限制了它的适用性，也决定了人们对它的轻视态度。与古代技术不同，现代技术借助其确定性，从一开始就为自身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进而，当它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衣食住行，大到探索宇宙）之时，当人们日益用技术而非它者来解决问题（譬如越来越多的人在健康方面求助于医疗保健技术，而不再是日常体育锻炼）之时，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多样性的现代技术也将人的野心武装了起来。

四、作为技术事实与技术价值相统一的“巴别塔”

如果“巴别塔”在最初是真的，那之后的“巴别塔”在漫长的岁月中就都是以“隐喻”来表现的。而如今这“隐喻”逐渐又变为“本义”了。

（一）人的“巴别塔”

可以说，人类借助现代技术将“神”驱逐出自己的世界。“上帝死了”在一定意义上标榜着他们的胜利。不管是“神”没有预料到，还是“神”有意为之，人类都已经意识到现代技术本身就是“巴别塔”。拥有技术，人就可以传扬他的名，就可以凝聚起来，就可以成为“神”。这一判断的依据在于：技术是“神物”，唯有“神”才能掌控；因为我们人类掌控了现代技术，所以我们是“神”。不过，这里的“神”并不是之前的“神”——由于之前的“神”已经不存在于我们的技术世界，因此现在的“神”必然是技术与人的结合物，即“技术人”。套用托马斯·卡莱尔的话，我们可以说：“人是使用技术的动物。没有技术他什么都不是，有了技术他就是一切。”［3］192人类自诩为技术世界的统治者，因此，技术世界便以他为尺度，他的价值也就成为最高价值。

人成为技术人，人的世界遂成为技术的世界。技术世界是纯技术的世界，是由技术构造的世界。技术世界是作为整体的技术事实，它排除了非技术的事物，因而也排除了“神”再次干预的可能性。理由有二：其一，技术人不承认有“神”的存在，即便“神”出来干预，技术人也只会把这干预甚至“神”本身当作是某种潜在、未知的技术。一句话，“神”即便存在也会被技术化。其二，干预是不必要的。因为再次干预的结果无非是再次出现类原语言或类技术的某种东西，结果还是一样。除非“神”是一个爱捉弄人的小孩，否则干脆将人类毁灭。而就目前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

由于技术事实和技术价值在人的技术世界里第一次完成统一，新的“巴别塔”——技术“巴别塔”便诞生了。它不仅标志着人类固有倾向——成“神”或独立的首次实现，还标志着技术成为人类世界的根基。不过，人类的技术“巴别塔”是短暂而又危险的。

（二）技术的“巴别塔”

如果说人与技术合谋杀死了“上帝”，建立了人的“巴别塔”，那么这一“巴别塔”不久就因为技术的阴谋，改换成了技术的“巴别塔”。换言之，“巴别塔”还是同一个“巴别塔”，即技术“巴别塔”，只是变换了“主人”。

“技术的阴谋”藏匿于“技术事实和技术价值的统一”之中，而这“统一”活动是人为的，并且起始于“技术人”。现实的“技术人”是“使用技术的人”，潜在的“技术人”是“技术化的人”。“技术人”决定了技术价值的属性。技术世界作为技术事实，其属性或者是由“技术人”决定的，或者是中立的。当“技术人”是“使用技术的人”时，技术价值是属人的，技术事实也是属人的或中立的。两者的统一便是“属人的”巴别塔的诞生；当“技术人”是“技术化的人”时，技术价值是属技术的，技术事实也是属技术的，两者的统一便是“属技术的”“巴别塔”的诞生。

技术的“巴别塔”又可称作“技术垄断”或“座架”。所谓“技术垄断”，在尼尔·波斯曼看来，首先是一种文化状态，即“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4］30；其次，技术垄断也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认为：“针对旧世界的每一种信念、习惯或传统，过去和现在都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替代”［4］31；再次，技术垄断是一种结果，即在“抵御信息泛滥的防御机制崩溃之后，社会遭遇的后果”［4］42。海德格尔的“座架”指的是现代技术的本质。现代技术是纯技术的世界构造，是以限定和强求作为方式的存在展现。座架就是汇集起来的技术展现方式。

“技术垄断”和“座架”表明了同样的事实：技术已成为人类世界的基础，并作为统治者而显现出来。技术的“巴别塔”与之前的“巴别塔”的不同在于：它拥有的不仅是“高度”，更是深度和广度；它不是高举着人，而是把人踩在脚下。然而，作为世界统治者的技术并非没有危险：一方面，拥有意志自由并觉悟了的人类会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从而奋起反抗；另一方面，作为“主人”的技术似乎也永远摆脱不了人类的束缚。主人和奴隶的身份终将不断换位，因此，斗争永不会停止。于是，这对于人和技术而言都是一种“折磨”。

五、技术的“原罪”

温纳认为埃吕尔持有这样的观点：“技术是真正的恶，就是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一个吃过智慧树果实的人会带有的那种恶”［3］218。以此看来，不论埃吕尔的理由是什么，他都会赞同“技术的恶是和人的恶一样的东西”。如果“恶”是人类的“原罪”，那它自然也是技术的“原罪”。那么，技术的原罪是什么呢？

在我们看来，技术的“原罪”就是技术的确定性。它表现为三重形式：其一，如有可能，便要实现。技术在这一点上和人很相似，故可以对比来看。早在人类之初，“禁果”被偷吃的可能性就是存在的，亚当和夏娃无非是看到这种可能并实现之。退一步来说，他们虽是被诱惑的，但他们被诱惑之可能性是存在的，他们只是将这诱惑表现出来。技术潜能是作为潜在的技术事实存在的，技术事实又是作为潜在的技术价值存在的。技术价值首先只能是技术的存在。于是，有了技术的存在，就有了技术的价值，有了技术价值就有了技术事实，有了技术事实，技术潜能就会变成技术现实。

其二，表现为专业化、标准化、扩展化、固化和自动化等。这些都是作为现代技术的展现方式而出现的，它们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确定性的不同生发或变形，故它们蕴含第一重。以“自动化”为例，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无人工厂、自动驾驶的汽车等，在技术上已逐渐由可能变为现实。

其三，“巴别塔”。“巴别塔”是技术“原罪”的完成形态。技术通过“巴别塔”欲达成的目的与人通过“巴别塔”欲达成的目的是一样的，即独立或成“神”。如果说前面两重主要表明的是技术事实的话，那么最后一重则偏向于技术价值。就技术而言，“巴别塔”是其事实和价值的“真正”统一。

六、“救赎”之路：技术事实与技术价值的分离

不论是人的“巴别塔”，还是技术的“巴别塔”（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实际上都还处于建造之中。在人类可能毁灭之前，这座新的“巴别塔”的完工似乎还遥遥无期。然而，又有多少人会认为这将重蹈覆辙呢？乐观的和悲观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都值得称赞，但惟独有一种观点需要提防——这种观点是危险的，它认为在“巴别塔”建成之前是不足以评论的。试想，如果“神”在世人建成“巴别塔”之后再出来干预会是什么结果？（人人都是“神”的世界或许就是“地狱”。）

不管怎样，人类并不会主动停止建造“巴别塔”。因为如果不建“巴别塔”，人就不能称之为人；如果建了“巴别塔”，他就不会再是“人”。要么给他一座“巴别塔”，要么毁灭他。但“神”不愧为“神”，他会让人类始终处于建造“巴别塔”的过程之中——这也许可称作是“快乐的惩罚”。

试想一下，西西弗斯知道推到山顶的石头会再滚下来吗？如果知道，那他还会再次推石头上去吗？恐怕不会。如果不知道，那第二次、第三次……第一百次……还不知道吗？恐怕不会不知道。是“神”让他只拥有短暂的记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惩罚又有什么意义呢？（以儆效尤？）看来，“神”需要通过一定的措施来迫使西西弗斯不得不这样做——尽管西西弗斯明白最终结果，但他只有遵照这种过程（即不断地推石头上山）才能避免最大程度的惩罚。（还有一种猜测，西西弗斯可能怀有某种梦想或者干脆无知，但这一可能性似乎也不大。）如此一来，是否可以说，建造巴别塔是“神”对人类的惩罚？根据《圣经》的描述，显然不是这样的。但谁又能怀疑“神”不会拿“建造新的‘巴别塔’”这种事来惩罚人类？毕竟，人类没有被毁灭，而重建“巴别塔”也似乎正在进行。使人类想到又得不到，对他的野心之惩罚莫大于此！

对于缺乏“一付历史眼光”［4］31的人类而言，如果在“想到”和“得到”之间的道路十分漫长，又或者“神”在暗处捣鬼，那么“建造‘巴别塔’”便如“推石头上山”一样。但多数人与西西弗斯不同，他们享受着无知或骄傲的乐趣。即便途中遇到些荆棘，尝到些痛楚，也不在意，更不会觉醒。由于这美景似在咫尺，谁又不全力追逐呢？由于这过程如此漫长，谁又如此长寿呢？由于这结果不由人定，谁又有此觉悟呢？这样一来，人类便陷入了困境——似乎无法得到“救赎”。

然而，仍有一种重要的“救赎”方式被尝试着。大抵从休谟开始，哲学家们就明确地忧虑着这样一个问题：事实与价值如何统一？（作为背景的是如下观点：事实与价值是相分离的，事实是可以被引导的，以及价值是引导事实的占支配地位的力量。）长久以来的推敲并没有使问题更易解决，反而倒激发了这样一种观点：事实与价值应该统一吗？甚至更极端一点：存不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便事实与价值是统一的，我们也应该努力使二者分离？在我们看来，人的“原罪”同技术的“原罪”一样，就在于“事实与价值的统一”。要想获得“救赎”，需要使二者分离。

“巴别塔”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这连“神”也承认），这自然是事实。“巴别塔”应该成为现实，这是人类欲实现的价值。在人看来，两者应该统一；在“神”看来，两者不应该统一。究竟何种方案对人类有利呢？如果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统一，另一部分人认为不应该统一，那又该如何决断呢？技术“巴别塔”回避或避免了以上难题。这根本上是因为人们已经将其自身的价值看作是技术的价值，而技术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技术的可能性，保守地说，即技术事实——技术可以达成的一切。这里面丝毫不存在“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它已经被技术抛弃在外并被人们所淡忘。技术世界只谈可能与否，不谈应该与否。

技术事实的增加一般会增加技术的权力，同时消弱人的力量。举个例子，自行车使人在相同的时间里位移大幅增加（相对于步行），于是导致自行车的大量生产，自行车技术得到加强。而除了促成一些脑细胞的死亡及骑车技术的获得之外，人类在得到些许便利之时所获甚少。相比于自行车存在之前的世界，人的空间无疑被挤占了。此外，围绕着自行车的各种“操心”也侵扰着人的心境。

在技术未严重、全面威胁人类之时，人类很难下决心与之对抗。要么臣服之、崇拜之，要么一团和气。在此前提之下，人们或者认为“任何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人类可以应付一切”，或者认为“即便毁灭突然地降临，那又有何可怕和遗憾的呢？我们曾经……”，或者认为“一切皆有可能，为何要未雨绸缪？况且计划赶不上变化”。在技术世界里，最难的事莫过于让人类自我约束。这是因为，约束反映着对价值的认知，如果价值和事实合为一体，那么对价值的认知便会被搁浅，人类便只会随技术之波逐技术之流——技术变相成为“人类自己的宿命”［5］。如此一来，人的“救赎”彻底无望，而技术的“救赎”亦然。总之，即便“事实与价值应当分离”不被接受，也不妨当作人类的一首挽歌。至于何时唱起，不得人知。

注释：

（1）“巴别塔”并不只是一座塔，更确切的是指一座城和一座塔，而其更适切的名称应该是“巴别”。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仍使用“巴别塔”一词。本文并不持有有神论观点，此处的“巴别塔”以及后文中的“神”、“上帝”、“原罪”等仅以“隐喻”的方式出现。

［1］圣经（中文和合本）［M］.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

［2］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ystem［M］.New York：Continuum，1980.

［3］Langdon Winner.Autonomous Technology：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7.

［4］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N·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M］.陈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6］盛国荣.技术与控制：一个技术时代难以回避的问题［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2）：22－27.

Interpretation of“Babel”o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ical Fact and Technical Value

GE Yuhai1，YI Xianfei2
（1.Department of Philosoph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05，China；2.Department of Philosophy，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Changsha Hunan 410114，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Babel”reveals two problems：technology＇s problems of its fact and value.The collapse of Babel is the result of separation of technical fact and technical value.New technical“Babel”is the product of combining man＇s“original sin”and technology＇s“original sin”.To realize“self-salvation”of man and technology is impossible by building the tower of“Babel”，namely through the unification between technical fact and technical value.The road to“salvation”lies in the separation of technical fact and technical value.

Babel；philosophy of technology；technical fact；technical value

NO2

A

1672-0539（2015）06-0040-06

编辑：鲁彦琪

10.3969／j.issn.1672-0539.2015.06.007

2015-03-22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技术价值异化的本质、成因及弱化机制研究”（14YBA037）

葛玉海（1986－），男，安徽亳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哲学；易显飞（1974－），男，湖南醴陵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哲学与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