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活态史料的发掘与保存——以《重庆诗歌访谈》为例*<br/>

新诗活态史料的发掘与保存——以《重庆诗歌访谈》为例*

2015-02-20杨新友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1期

杨新友

(1．安顺学院，贵州安顺 561000;2．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回首百年新诗走过的道路，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涌现了诸如胡适、郭沫若、冯至、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臧克家、卞之琳、何其芳、艾青、田间、穆旦、贺敬之、郭小川、北岛、舒婷、顾城、海子、韩东、西川、王家新、于坚等众多代表性诗人，同时也产生了数量不少的经典新诗名篇。然而，诚如谢冕先生所言:“它(新诗)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当然，可能也留下了一些未能如愿、至今仍待解决的遗憾。”［1］1新诗史料发掘、收集、整理工作或许就是这其中的“未能如愿”和“遗憾”之一。史料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标志着一门学科的成熟。相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史料工作似乎一直是新诗研究的软肋，“中国新诗研究最缺乏的恰是资料性的收集、汇编和统计工作”［2］，这无疑极大地阻滞了新诗研究的纵深发展，使得新诗研究工作难以获得更好的研究平台和新的学术生长点。进入21世纪来，在研究者、诗人、读者及诗歌爱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新诗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抢救和保存了一批宝贵的新诗史料，并且先后汇编、结集出版，令人深感欣慰。在这方面，重庆新诗史料发掘保存工作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以《重庆诗歌访谈》为例，试作考察和剖析。

一。《重庆诗歌访谈》成书及预想

《重庆诗歌访谈》(2013年10月，重庆大学出版社)是西南大学蒋登科教授历时近三年主持完成的同名课题结题成果，是近年来重庆诗歌(这里指新诗，下同)研究收获的颇具代表性的诗歌类著述，是继《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吕进主编，2004年6月，重庆出版社，被学界誉为“国内第一部地方新诗史”)和《重庆抗战诗歌研究》(吕进主编，2009年10月，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之后重庆诗歌研究界奉献给国内诗界和广大读者的又一新诗史料性著作。不过与此前两种著作偏重于重庆新诗文献史料的概括、描述不同，《重庆诗歌访谈》有意借鉴学术界流行的“田野调查”经验做法，主要采取口述诗歌(史)的作业方式，通过运用现场访谈、委托他人访谈、电子邮件访谈等多种访谈方式获取重庆新诗活态史料及诗歌发展第一手资料。关于新诗活态史料的概念、形式载体及其重要性，新诗史料专家刘福春先生曾作如下描述:即“存活于诗人及当事人头脑中的史实本身就是难得的资料”，主要是以诗人回忆录和对诗人“有目的的访谈”的访谈录的形式呈现。“活”史料发掘工作“总的来讲还需加强，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项只能今天做而明天做不了的工作”。［3］正是本着以“收集和保存重庆诗歌发展的第一手资料，进一步探索重庆诗歌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走向，开启重庆诗歌发展的新的可能”［4］为宗旨，赶在今天“还来得及”的时候，尽量发掘重庆新诗活态资料，为重庆新诗发展研究日后减少些“遗憾”，《重庆诗歌访谈》课题组在过去三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对60多位重庆老中青三代诗人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采访，访谈话题涉及重庆诗歌历史、诗歌现状、诗歌未来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对现当代重庆诗歌发展作了一次全面“摸家底”和零距离深度观照，是一项充满积极诗学意义和具有深刻影响的新诗活态史料发掘工作以及诗歌基础研究工作，对于当前及今后的重庆诗歌发展和中国新诗活态史料工作来说不无裨益。

二。《重庆诗歌访谈》访谈对象择选

活态史料是新诗史料的重要构成，是已发现并被载入诗歌史书的新诗文献史料的不可或缺的有效补充。活态史料以其自身的丰富性、开放性、多元性及动态性等特征，往往“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5］24，对于理解新诗艺术生态的多样性和还原被遮蔽的诗歌史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访谈作为获取活态史料的一种重要途径，备受学术界和诗歌界青睐。在访谈工作开展过程中，访谈对象的考虑及择选显得尤为突出。

访谈诗歌，自然离不开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诗人;访谈重庆诗歌，必然要将重庆诗人纳入视野。《重庆诗歌访谈》既然是以访谈的方式开展实施，其实就是对重庆诗人及诗评家进行诗歌“有目的的访谈”。在廓清“重庆诗人”与“重庆诗歌”等关键性概念之后，如何从数以百计的重庆诗人及诗评家当中择选出最终访谈对象，也就成为重庆诗歌访谈工作遇到的首要问题。“选择受访者应极其严格，他必须是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参与者或亲历者”［6］。但是“要对所有可以称之为(重庆)诗人的人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几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7］6。针对访谈对象择选问题，蒋登科先生提出了五条具有可操控性的选择标准，即“年龄因素、地域因素、文体因素、作品因素、诗歌评论家”，经过综合考量，最终确定了包括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获得者傅天琳，第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获得者李钢和194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诗人代表杨本泉、石天河、余薇野、张继楼、梁上泉、万龙生与“50后”诗人代表王川平、杨辉隆、谭朝春、谭明及“60后”“70后”诗人代表李元胜、王顺彬、杨矿、冉冉、钟代华、冉仲景、唐诗、雨馨、金铃子、梅依然以及诗评家吕进教授等在内的数十位老中青三代重庆诗人及诗评家作为《重庆诗歌访谈》拟定采访对象。不难发现，上述名单几乎涵盖了1920—1970年代(“80后”“90后”诗人暂不列入此次访谈计划)出生的各个不同年龄阶段的重庆诗人及诗评家。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出生于1923年的老诗人杨本泉(穆仁)先生，年龄最小的是1979年出生的青年诗人西叶，二人年龄整整相差56岁。这说明《重庆诗歌访谈》采访对象基本囊括了现当代重庆诗歌各个不同时期的所有在世诗人及诗评家，他们是重庆新诗发展的“直接当事人、参与者或亲历者”，保证了旨在获取重庆新诗活态史料及第一手资料的《重庆诗歌访谈》行动的真实性、可信性和完整性。

三、活态史料之一:创作总结及自我评价

关于诗人创作总结及自我评价的访谈是《重庆诗歌访谈》的三大重点话题之一，亦是课题组向访谈对象抛出的第一个问题。诗人个体及作品个案是建构诗坛、诗歌史的基本前提和组成单元。“所谓的诗坛、诗歌史都是由众多个人的艺术探索和他们创作的作品构成的”［8］，不同生活题材、不同审美体验、不同风格技巧的诗人及诗歌艺术共同组成了新诗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体现了新诗生态的多元与丰富。这种丰富与多元同样表现于重庆新诗之中。因此，对重庆诗人创作总结及自我评价的访谈，便成为观照重庆诗歌发展和获取重庆新诗活态史料及第一手资料信息的重要窗口和切入路径。

对重庆诗人创作总结及自我评价话题的访谈，主要是通过访谈对象自我回顾、总结、评价个人的创作经历以及代表诗作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在访谈过程中，诗人对自己的创作经历及其代表诗作的审视评价态度尤其重要，故意夸大自己的诗歌创作及诗坛地位或者过于贬低个人的诗歌创作及地位，都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只有秉持公允、合理、负责的诗歌评价态度，方能准确地定位诗人自身和评价自我创作，使访谈工作取得实效。在《重庆诗歌访谈》课题组成员的精心准备和认真对待下，绝大多数受访诗人愉快顺利地接受了采访，同时比较全面、中肯地回答了自我创作总结以及代表诗作的评价问题。通过梳理“诗人创作及自我评价”话题访谈信息，全方位展示了现当代重庆诗歌诗人荟萃、作品丰富、风格多元、精彩纷呈的繁荣景象。

老诗人杨本泉先生早在1942年发表了处女诗作《您》，这是本次访谈回顾的重庆新诗发表最早的作品。此外，诗人另有诗作《天窗》(1944)、《寄自钢铁厂的诗》(1955)、《记忆与遗忘》(1978)、《看芭蕾专场》(1983)、《茶馆》(1988)等，并出版了《绿色小唱》和《穆仁诗选》等诗集，其创作覆盖了1940年到当下各个不同的诗歌时期，诗龄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见证了重庆新诗的发展进程。但老诗人却非常谦虚，仅“给自己打六、七十分”［9］3。

著名诗人梁上泉从195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喧腾的高原》至今共出版了31部诗集，有代表诗作《阿妈的吻》《月亮里的声音》及长诗《祖母的画像》等。梁上泉数量众多且具有较高质量的诗歌作品及诗集，足以证实重庆新诗有着辉煌、骄人的过去，写下了重庆诗歌发展上的壮丽篇章。在自我评价时，诗人同样极为谦虚，面对如此丰厚的创作成绩，只是说:“应该还算是可以的。”［10］26

女诗人傅天琳1961年毕业被分配至北碚缙云山果园，第二年开始诗歌创作，在山上度过了十九个春秋，被亲切地称作“果园诗人”。从198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绿色的音符》(获首届“1979—1982”全国新诗二等奖)算起，她先后出版了《在孩子和世界之间》《红草莓》和《傅天琳诗选》等多本诗集。诗集《柠檬叶子》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为重庆诗歌增添了新的荣誉与光彩。面对诗歌创作实绩，傅天琳十分谦虚，自我评价“在重庆只能说一般般了”［11］136。

诗人李钢1979年写出“影响了一代人，一代诗”(李瑛语)的《蓝水兵》组诗时已是复员离开南海舰队十年之后，《蓝水兵》成就了诗人李钢，人们迅速记住了李钢的名字。后来，诗人凭借诗集《白玫瑰》赢得1986年第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并和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获得者傅天琳等重庆诗人一道让“重庆的作品去影响了中国诗歌”［12］168，展示了1980年代重庆诗歌令人瞩目的创作实力和艺术水平。

重庆中青年诗人领军人物李元胜1981年开始写诗，成为重庆大学新时期第一位校园诗人，出版有《另一个有相同伤口的我》《李元胜诗选》《重庆生活》和《无限事》等诗集。1998年底李元胜与诗人李钢、欧阳斌、何房子等创办了“界限”诗歌论坛，成为全国较早的同类诗歌网站，迄今为止发现、培养了一批在重庆本土及国内诗坛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优秀诗人。“界限”诗歌论坛“在全国诗歌论坛中也算得一个响当当的‘角色’”［13］95。

青年女诗人梅依然2003年12月开始诗歌创作，出版诗集《女人的声音》，被《诗选刊》评选为“2007·最具活力的20名青年诗人”之一。她主张诗歌写作即“个人表达”“我表达，我存在”，认为“诗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吸”，［14］368并与宇舒、沈利、金铃子、西叶、红线女和重庆子衣等女诗人积极倡导践行新世纪女性意识诗歌写作，引起诗歌界的较大关注。

“60后”“70后”诗人构成了当今重庆诗坛中坚创作力量，他们的诗歌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重庆诗歌探索在目前所能达到的高度。以李元胜和梅依然为代表的“60后”“70后”诗人，对自身诗歌创作以及重庆诗歌充满自信。李元胜说:“我觉得我写的每一首诗都是代表作。”［15］240梅依然说:“如果我是一颗熠熠发光的星，就会有人看到它的光亮与它的存在。”［14］369对诗人自身诗歌创作充满自信，对重庆诗歌满怀自信，透过诗人的自我创作回顾和审视评价，重庆诗歌创作及自我评价风景正好，是为此次重庆诗歌访谈行动获取的难得的第一组重庆新诗活态史料及第一手资料。

四、活态史料之二:重庆诗歌历史及发展现状

关于重庆“诗歌历史及发展现状”的访谈是《重庆诗歌访谈》另一重点话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地理的演进轨迹中，重庆这座城市一直扮演着重要的在场者、参与者及亲历者角色，并在抗战时期跃升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的中心。重庆诗歌与中国新诗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20世纪中国新诗来说，重庆“是一座重要的诗城”［16］。因此，开展重庆诗歌访谈，就不能不涉及对重庆诗歌的历史及现状作整体审视和思考，具体落实到对重庆诗歌的地位和影响的看法以及怎样看待“诗歌重镇”重庆等问题。

对重庆诗歌地位及其影响的评价，大多数诗人及诗评家认为，重庆诗歌的发展是公认的，新诗成绩斐然，且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在全国诗坛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他们认为:自“五四”新诗发轫之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重庆及所辖区县先后走出了吴芳吉、邓均吾、何其芳、方敬、杨吉甫、沙鸥等代表诗人，创作了一批思想性强、艺术水准较高的诗歌作品，部分诗作传诵至今，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诗篇。尤为引人瞩目的是，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一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的中心，其诗歌贡献必将永载新文学史册。20世纪50年代文坛流行有“上海的小说，重庆的诗歌，东北的电影”之说［17］324，梁上泉、陆棨、穆仁、杨山、石天河、邹绛、张继楼、余薇野、邹雨林、蒲华清、冉庄等人的诗歌创作日益受到关注。新时期以来，重庆诗坛焕发蓬勃生机，先后涌现出傅天琳、李钢、王川平、万龙生、华万里、李元胜、王顺彬、杨矿、钟代华、谭朝春、冉冉、欧阳斌、邱正伦、冉仲景、唐诗、梅依然、金铃子等一批优秀的诗人，公开发表、出版了数量极其可观的诗歌作品及诗集。诗人傅天琳、李钢分别获得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冉庄、何小竹、冉冉先后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钟代华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王顺彬获《中国作家》郭沫若文学奖;金铃子获第二届徐志摩诗歌奖;2010年傅天琳凭借诗集《柠檬叶子》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打破了重庆文学界多年无缘“鲁奖”的尴尬局面，再度展示了重庆诗歌不菲的创作实力和独特魅力;李元胜凭借诗集《无限事》在2014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为重庆诗歌的成就、地位和影响增添了新的“砝码”。

傅光明认为，“口述史的首要价值就在于，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再造原有的各种立场”［6］，再现历史的多元阐释维度，还原历史主客体的丰富与完整，归纳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口述诗歌(史)如果只出现一种评价声音，其行为本身的真实性让人产生怀疑，工作成效必将大打折扣。在“诗歌历史及发展现状”话题访谈过程中，采访者详细记取了受访诗人及诗评家关于重庆诗歌的地位、影响所持的不同观点和见解，其实这也是不可多得的重庆新诗活态史料及第一手资料。占有一定数量比例的受访诗人及诗评家，尤其是1940年前出生的部分受访诗人以及某些其他年龄段诗人抱持相对保守、谨慎的观点，他们认为重庆诗歌在抗战时期和新时期具有较大的影响，但在其他时期的地位并不高，尤其在新时期之后，重庆诗歌诗人众多，诗作不少，看似很热闹，但能够在全国诗坛产生较大影响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并不是很多。“换句话说，两个‘黄金期’之外的重庆诗坛是缺乏重量级诗人的”。［7］12

对于重庆是否可以称之为“诗歌重镇”的看法，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以吕进先生为代表的众多诗人及诗评家认为，重庆是当之无愧的“诗歌重镇”。首先，重庆“诗人在整体性、梯次性地出现”［18］69，目前已形成了一支包括老、中、青三代在内的规模庞大、创作势头强劲的诗人队伍，国内知名的重庆诗坛“三套车(傅天琳、李钢、王川平)”［19］122依旧驰骋诗坛，“三峡诗群”“渝西诗群”“乌江诗群”及女性诗人群等在重庆本土悄然崛起。其次，重庆诗歌作品数量多，并且拥有一批有分量、有影响的诗作及诗集。如:梁上泉的《阿妈的吻》、傅天琳的《绿色的音符》及《柠檬叶子》、李钢的《白玫瑰》、冉庄的《冉庄诗选》、冉冉的《从冬天到冬天》、李元胜的《另一个有相同伤口的我》《无限事》、冉仲景的《从吹奏到朗诵》、金铃子的《太阳普照》等，都是公认的诗歌或诗集精品。第三，重庆诗坛拥有不少杰出的诗歌评论家，如吕进、马立鞭、陈本益、何休、周晓风、蒋登科、李怡，等，并率先于1986年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新诗研究所——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在开展诗歌研究交流、普及诗歌教育、培养诗学研究人才、推动重庆诗歌及中国新诗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除以上主张重庆是当之无愧的“诗歌重镇”观点之外，另有部分诗人及评论家认为重庆只是在20世纪某些时段呈现“诗歌重镇”的特征，但在经历抗战时期、1950年代和1980年代等数个繁华时段的荣光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重庆诗歌地位远远不及国内其他的诗歌大省和诗歌强市，如北京、广东、福建、江苏、山东、湖北、甘肃等地区。还有人认为:重庆根本就没有达到成为“诗歌重镇”的条件，也没有成为过“诗歌重镇”，所谓“诗歌重镇”的说法“只是自我拔高、自我安慰而已”。

倾听、记录重庆诗人及诗评家对重庆诗歌的地位及影响问题的看法观点，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新诗在重庆的衍生轨迹和演绎进程，把握重庆及重庆诗歌在全国诗坛的地位以及产生的影响，全面认识“诗歌重镇”重庆这一说法，对总结重庆诗歌历史经验、推进重庆诗歌未来发展，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诗学意义。

五、活态史料之三:存在问题及未来展望

关于重庆诗歌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的访谈是《重庆诗歌访谈》的第三个重点话题，是为此次重庆诗歌访谈行动获取的第三组重庆新诗活态史料及第一手资料。通过对重庆诗歌“存在问题及未来展望”话题的访谈，集中展示了重庆诗人及诗评家对当前重庆诗歌生态的高度关注和问题聚焦，同时寄托了诗歌界人士对重庆诗歌发展的深沉思考和美好祝愿。

对于重庆诗歌目前存在的问题，广大受访诗人及诗评家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较大影响的诗人和诗歌作品还不够，有待进一步提升诗人和诗歌作品的影响力、感染力和传播力。新时期以来重庆诗人及诗歌作品荣膺全国大小诗歌奖项数量不少，但在全国范围内享有较高声誉和较大影响的诗人仍然不够，重庆诗歌仍需继续走出“夔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二是存在一定的小山头、小圈子、小利益方面的问题。在访谈中，著名儿童诗人、老诗人张继楼甚至不无忧虑地说:“我深深感到重庆的诗人并不团结……各行其是，互不相干。……这个问题不解决，想提高(诗歌)整体水平，难!”［20］23三是缺乏属于重庆自己的诗歌刊物，缺乏对重庆诗歌艺术的有效研讨和推介。虽然“当下诗歌是(重庆)文学的唯一亮点”［18］69，但是重庆根本就没有一本由官方主办、公开出版发行的诗歌类刊物，仅有《中外诗歌研究》《银河系》《大风》等数种内部诗歌刊物及《东方诗风》《三峡诗刊》《国际汉语诗坛》等民间诗刊，诗人推介及诗歌发表阵地有限。此外，相关机构举办的诗歌交流活动及研讨会也非常有限。

针对如何解决重庆诗歌目前存在的问题，大力促进重庆诗歌的未来发展繁荣，诗人及诗评家纷纷发表了个人的看法并相应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和建议。首先，诗人要调整创作心态，克服浮躁情绪，克服功利观念，抵制各种诱惑，能够安静下来，不断积累经验，深入思考诗歌创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逐步探索诗歌艺术的特征和规律，创作出真正有影响的诗歌作品。评论家李怡教授和诗人冬婴都特别强调指出诗人良好的心态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浮躁的心态尤其应该警惕。其次，作协、文联及宣传部等组织机构和有关部门要重视加强对重庆诗歌事业的关心、关注和投入。关注重庆所有的诗人，特别是那些年事已高但还在执著创作的诗人和那些正在发育、生长的新生诗歌力量，那些远离主城的区县里面经常被忽略的诗人和诗歌作品;要拓宽诗歌发表出版阵地，要定期组织举办各类公益诗歌讲座、开展有真正意义的诗人及作品研讨会，敢于对诗人创作、诗歌作品之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进行尖锐批评，不能只说好话，光说好话，“诗人与评论家之间，唯有相互激荡，相互砥砺，相互支撑”［21］286，方能开创重庆诗歌创作和评论双赢双丰收局面。最后，重庆诗人要继续加强对外交流，加强与国内诗歌同仁及海外诗歌界的交往与联系，进一步拓展诗歌写作视野，提升诗歌技艺水平，打造“具有震撼力和穿透力的诗歌精品”［22］174，促进诗人自身与诗歌创作的协同发展进步。

展望重庆诗歌的未来发展，诗人及诗评家都充满了热情期待和美好祝愿。重庆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明凯指出，重庆诗歌“已经展示出广阔而可期的前景”。［23］185周晓风教授说:“重庆有丰富的诗歌土壤。”［24］209诗人唐诗坚信“重庆这座大山大江的大城市，一定会诞生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影响的大诗人、大评论家、大品牌的诗歌活动”。［25］322与此同时，许多诗人一致表示愿意为重庆未来诗歌发展作出属于自己的新的贡献。“永不服老”的老诗人华万里说:“默默写诗，写好诗，写大诗，写史诗。”［26］109“三峡诗人”杨辉隆表示:“愿意多创作，力争写出较好的作品，不愧诗人的称号。”［22］174年龄最小的诗人西叶呼吁:“要让诗歌带给人们更多的美感，让更多的人走向诗歌。”［27］404观照广大诗人及诗评家对重庆诗歌未来的把握和展望，重庆新诗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六。《重庆诗歌访谈》意义及启示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明确指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28］40王本朝认为:“史料的发掘与利用是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动力和基石。”“新的史料发掘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工作的一份，它不仅仅是一个史料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发展的问题，需要作全面的思考和长期的建设。”［29］229-230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新诗研究同样亟需加强新的史料的发掘、整理、鉴辨和运用，回首百年新诗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在今天谈论、探讨新诗活态史料及诗歌发展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和保存工作，《重庆诗歌访谈》显然具有不可忽略和替代的诗学意义及启示。

在蒋登科先生及《重庆诗歌访谈》课题组成员的努力付出下，通过有效择选访谈对象，合理设计访谈话题，精心组织实施对重庆诗人及诗评家的具体访谈工作，并认真、详致、准确地做好访谈记录，及时获取保存了一批宝贵的重庆新诗活态史料及第一手资料，总体实现了“收集和保存重庆诗歌发展的第一手资料”的预期目标。其中关于诗人徐国志的访谈资料甚至成为这位重庆老诗人生前接受诗歌采访的最后“绝唱”，诗人在2012年4月3日接受《重庆诗歌访谈》课题组现场访谈，在两年后的2014年4月27日不幸辞世。刘福春先生曾经感叹活态史料发掘工作:“随着一批老诗人的故去，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机会，一定不能再失去更多。”［3］《重庆诗歌访谈》课题组对诗人徐国志开展的诗歌访谈，成为了他生前留下的极其难得的口述资料。另外，作为此次诗歌访谈行动的直接成果，《重庆诗歌访谈》也是新世纪以来重庆诗歌收获的不可多得的批评类著述，在重庆诗歌和重庆文学批评界占据了比较突出的地位。诗人重庆子衣认为:“这应该是重庆诗歌评论界送给(重庆)诗人们最好的新年(2014 年)礼物。”［30］383

针对中国新诗意义而言，《重庆诗歌访谈》在为21世纪中国新诗研究提供了一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重庆地域诗歌活态史料的同时，也为当前及今后继续发掘、整理和保存中国新诗活态史料工作带来了新的借鉴与启示。诚如刘增杰先生所声称，史料问题“仍然是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之一，或者竟至可以说，史料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生成研究中脆弱的软肋”［31］78，何况中国新诗面临的史料困境更趋严重，“命运多舛的新诗在发展过程中，本来出版就艰难，发行量很小，而长期的战乱又在毁灭着新诗的原始资料，……使新诗研究在资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缺失”［2］。为了有效发掘、整理和保存新诗史料，不少诗人、研究者及诗歌爱好人士数十年如一日地在新诗史料园地默默耕耘和苦苦寻觅。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方法在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借鉴、挪移和使用，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口述历史法、田野调查法等诸多非诗歌研究方法也被有意植入中国新诗研究范畴，如香港诗人王伟明的《诗人诗事》(1999)、《诗人密语》(2004)，孙文涛的《大地访诗人》(2003)，西渡、王家新的《访问中国诗歌:中国23位顶尖诗人访谈录》(2009)等，以上著作均从“口述史”这一新的视角切入诗歌观照和研究，为新诗研究“提供了独特而难以被替代的参照系”［32］320，获取了许多非常宝贵的中国新诗活态史料。在此背景下，《重庆诗歌访谈》在借鉴国内诗歌界同仁口述诗歌(史)经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运用现场访谈、委托他人访谈、电子邮件访谈等多种访谈方式获取重庆新诗活态史料及第一手资料，无疑进一步增强与扩大了口述诗歌(史)及其他获取新诗活态史料方法的可行性、公信力和影响力，引发了诗人及评论家、学者竞相开展新一轮诗歌访谈的势头(如东南大学王珂先生的“新诗田园”调查等)，为中国新诗活态史料发掘、保存工作和21世纪中国新诗建设作出了属于诗城重庆及重庆诗歌界的重要贡献。我们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重庆诗歌访谈》必将成长为重庆诗歌、重庆文学甚至中国新诗研究领域的不可缺少的兼及诗歌访谈和新诗活态史料发掘、保存的双重典范!重庆诗歌及中国新诗活态史料发掘工作定将再创丰收!

［1］谢冕，洪子诚，等．百年中国新诗史略：《中国新诗总系》导言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鲍昌宝．编年体史料性的新诗史著作［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3］刘福春．20世纪新诗史料工作述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

［4］蒋登科．重庆诗歌访谈·封底［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5］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第一版序言)［M］．覃方明，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6］傅光明．口述史：历史、价值与方法［J］．甘肃社会科学，2008，(1)．

［7］蒋登科．关于重庆诗歌的一次“田野调查”：重庆诗歌访谈和一些背景材料［M］//蒋登科．重庆诗歌访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8］蒋登科．地域诗史研究的全局意义［J］．文艺评论，2005，(3)．

［9］杨本泉．铺满诗意的往事［M］//蒋登科．重庆诗歌访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10］梁上泉：生活是诗歌的源泉［M］//蒋登科．重庆诗歌访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11］傅天琳．诗是发自灵魂的力量［M］//蒋登科．重庆诗歌访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12］李钢．诗是灵魂的写照［M］//蒋登科．重庆诗歌访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