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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世界”到“公共领域”——微博信息传播的政治哲学转向*

2015-02-20姚宝权

关键词:生活世界哈贝马斯领域

姚宝权

(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微博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中国网民视野至今,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其众多的传播特征经过这五年的发展已经较为全面地呈现出来。140个字的信息传播模式不仅撬动了中国新闻传播行业改革的基础,也撼动了转型期中国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微博改变中国,围观改变中国”成为微博出现后的信息传播口号。但是,客观上来说,微博传播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其传播内容和信息传播的方式已经开始出现了转向,从最初以家长里短式的即兴感想,没有思想的随机编写,转向利用微博进行利益表达,诉求合理的利益分配,建构理性的政府。从微博使用者的个人生活世界转向政治、法治、文化等公共领域。

一。“生活世界”溯源

“生活世界”是由著名现象学大师胡塞尔首先提出的,到现在为止被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和使用。胡塞尔曾想建立一种先验的现象学,实践证明难以达到,于是转而认为必须回归生活世界。在胡塞尔这里,生活世界既包括“有经验的意义也有超验的意义”。在经验意义上,生活世界指的是“日常生活世界”;而在超验的意义上则指的是“原始生活世界”。[1]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提出源自他对哲学的危机意识,他认为“哲学在我们的时代有屈于怀疑论、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危险。”[2]在此情景下,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因此,“生活世界作为现代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由现代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普遍趋向决定的。”[3]

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许茨、马克思、哈贝马斯等不同程度地提出并讨论了这一问题。维特根斯坦则在批判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活形式”的概念。但他并没有进一步确定什么是“生活形式”。此后,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他所提出的“生活形式”。“有人把生活形式等同于语言游戏,认为变化的生活形式在特定的时期具有固定性,能为语言游戏的意义提供固定的标准;有人将其看成一种相互联系的不同行为方式的组合;有人视生活形式为生活方式,因为维特根斯坦说过有什么样的生活形式就有什么样的语言游戏;还有人从生物学角度将生活形式理解成人们对复杂环境的反应方式等。”[4]但是事实上,不同形式的解读方式并没有从本质上辨别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生活形式”与胡塞尔所提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联与区别在何处,也无法解读“生活形式”到底是存在于语言游戏的范畴之内还是作为解读“客观世界”的纯粹工具。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生活世界”,但是他却对“生活世界”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他那里,“生活世界”“是指‘现实的个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所关涉着的诸要素的总体,它是由现实的个人、人的活动、人的活动的对象和条件所构成。”[5]马克思在这种框架下用“自然历史、剧中人、剧作者和生存”等来界定他所关注的“生活世界”。

从马克思的“生活世界”“自然历史”来看,所涵括的就是客观存在的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的自然条件以及带有历史条件的人类社会本身。在这里,马克思把经济基础提到了“生活世界”的基础地位。人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自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过程都被界定为“生活世界”。

马克思在分析人类历史的时候,首先是把物质生活(经济基础)放在基础地位,而马克思在解读人类能动地自主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时,并没有关注交流或者信息传播在“生活世界”中的工具性作用。

“生活世界”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则在批判先前“生活世界”相关内涵的基础上,以建立交往理性的途径来建构现代性,从而挽救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重建合理的“生活世界”。与马克思在理解生活世界时把经济基础提高到至上地位不同,哈贝马斯则把生活世界语义系统区分开来,并以交往为生活世界的行动目的,独辟蹊径地把生活世界与此后的公共领域作了区分。他把“生活世界”作为“交往行为”的补充性概念,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的背景预设,是内含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交往结构的日常生活世界。”[6]

“生活世界”从提出至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无论是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先验性的世界,还是维特根斯坦认为“生活形式”是语言世界,抑或马克思的实践世界、哈贝马斯的交往世界,所谓的“生活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众说纷纭。实际上,所谓的“生活世界”,顾名思义,就是人的生活场所,在本文中所说的“生活世界”即包括马克思视阈中的人的生存条件(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也包括人为了自身生存而进行的信息交往。“生活世界”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各种内涵。

二、公共领域

关于“公共领域”的问题,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有着广泛的探讨。但是,由于“公共领域”概念的复杂性,在不同的时代中有了多样的演变。所以,要了解“公共领域”,首先得理解什么是“公共”。“‘公共’的意思最早出现在法语的 Le Public一词中,其确切意思指的是‘公众’”。[7]阿伦特说:“公共”(public)一词,首先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8]从这两个概念来看,前者强调的是人,后者强调的是物。而按照“哈贝马斯的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的考察,英语Public Sphere一词经历了从‘公共’、‘公众’到‘公共性’进而到‘公共领域’的演变过程。”[9]它把两者作为一个概念的前后两个进化的过程来看待。不管怎么样,其共同强调“公”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就必然要界定“私”。而关于私人领域,一度被认为是关于商品交换或劳动领域,也包括家庭的相关活动,此后专指家庭活动和个人的行为。实际上,从“公共领域”概念的使用来看,大部分是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来进行分析的,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以建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模型为出发点的,与中国当前的社会、政治现实有很大的差距。他所定义的“公共领域”是这样的:“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10]在他看来,“公共领域”是人们可以相互交流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原则上是一直向在场的谈话伙伴或有可能加入的谈话伙伴开放的。也就是说,要阻止第三者加入这种用语言构成的空间的话,是需要采取特别预防措施的”。[11]于是,他所论述的“公共领域”则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这个空间中交流的形式不受拘束,自由出入;其次,讨论问题的公开性;第三,当讨论问题达到一定规模时,需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来扩散。

在“公共领域”概念的分析中,除了提到的私人领域之外,实际上,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的第三领域。而“公共领域”要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必须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参与。这也是“公共领域”与此前的城邦制度不同的根本所在。在传统的媒介时代,报纸、广播、电视等理论上都具有建构“公共领域”的功能,但是,由于传统媒介参与性较弱的特点,“公共领域”所要求的“自由出入”“讨论问题的公开性”难以做到。而到了互联网时代,尤其是以互联网为平台发展起来的微博平台,使这种要求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三、微博信息传播的政治哲学转向

作为一种新互联网应用平台,微博在2010年与2011年经历了爆发式的发展,从2010年用户规模为6 311万上升到2013年6月底的3.31亿,三年时间增长超过5倍,网民中使用微博的比例达到56.0%。微博也从此前满足人们的社交需要逐渐演变成为大众化的舆论平台。越来越多的机构及公众人物都通过微博来发布信息。微博在重塑社会舆论平台和传播机制的同时,其发布内容和形式也随着用户粘性的增强出现明显的转向。

在2011年之前,微博凭借信息发布平台的开放性、内容简洁性和技术、经济的低门槛等特征,在网民中形成极大的聚合能力。但是,在传播内容上,此时期的微博主要以软性的个人的生活信息为主。以中国《2010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列举的全年20个热点事件为例,微博点击量的多少几乎是决定事件影响程度的最重要的因素。如“腾讯与360互相攻击”事件,在当年热点事件中排名第一,总点击量为3 375 460次,其中新浪微博独家贡献了2 605 482次,占整个点击量的77.2%。同样,排名第二的“上海世博会”总点击量为1 248 793次,新浪微博1 061 019次,占有84.9%。但是这两件事情大都与个人的生活有关,前者主要是因企业之间的竞争进而捆绑消费者,最后成为舆论热点,事件本身与普通网民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作为生活世界的围观、娱乐休闲成分较多。同样,上海世博会成为热点事件,与民众参观、访问博览会的热度相关,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旅游信息。这些事件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没有关系,也无关社会普遍性的利益问题。

2010年的20件舆论热点事件中,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利监督,公共道德建设等社会重大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的事件在微博热点中所占比例不大,如“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山西“问题疫苗”“唐福珍自焚”、部分地区罢工等事件在2010年是影响巨大的社会事件,但是在微博中点击量并不大。“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在热点事件中排名第四,新浪微博的点击量为144 840次,而“唐福珍自焚案”与部分地区罢工事件在热点事件中几乎垫底,分别为19位与20位,新浪微博点击量分别为9 651次、4 167次。同样,从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艾利艾咨询)当年的数据来看,微博首次曝光的事件为“唐骏学历门造假事件”“记者仇子明被通缉事件”“高中语文课本剔除鲁迅作品事件”“打假人士方舟子遭袭事件”“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事件”“蒙牛‘诽谤门’事件”。这些事件除“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事件”为牵涉到官二代这一持续社会热点的事件之外,其他一定程度上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件。

以2011年为节点,微博信息传播从初期的娱乐信息、单一的生活事件向影响广泛的社会事件、公共事件转变。公民利益诉求、公共道德、权利监督等事件占据微博信息传播的重要部分。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在微博中持续呈现。

《2011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7.23动车事件”“佛山小悦悦事件”“郭美美事件”“药家鑫案件”“上海地铁追尾”“房产限购”“免费午餐计划”“钱运会案”“上海染色馒头事件”“刘志军贪腐案”“微博打拐”等事件无一不是触及社会深层矛盾,撬动社会心灵的重大事件。在微博信息传播中,关于热点事件的微博信息量也大大超过2010年。此外,政务微博在本年度发展较快,政府机关借助微博平台传递政务信息成为日常工作。2012年2月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表明,“截至2011年12月10日,在新浪、腾讯、人民网、新华网四家微博客网站上的政务微博总数为50 561个,其中党政机关32 358个,党政干部微博18 203个。”这些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微博为政府机关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对话、交流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平等、快速、及时反馈的“公共领域”模式在微博世界中呈现。

到了2012年,微博从“生活世界”的信息转向“公共领域”的讨论更进一步。众多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影响重大的事件在微博空间形成持续的热潮,许多事件在微博的“关注”下得到解决或获得相关政府机关的回复。

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2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分析来看,除了方舟子与韩寒之间的争论、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公民利益诉求、公共道德、权利监督等方面的影响较小外,其他几乎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如关于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的“钓鱼岛反日游行”“黄岩岛及南海局势”问题、“王立军、薄熙来”事件、“表哥”事件等重大贪腐案件,食品、药品事件如“毒胶囊”与“皮鞋很忙”事件,因为环境问题而酿成群体性事件的“四川什邡”事件,为追求公平权利的“广东乌坎”事件等。

此外,随着微博影响力的增强,各级各类政府机关微博和官员个人微博开通数量持续增加,根据《2013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0月底,仅新浪微博平台上的政务微博数量就超过10万余个,达到100 151个,相比2012年增长率超过60%,尤其是2013年12月18日开通的“中国政府网”政务微博,使政务微博开通的层级达到了一个顶点。政府机关政务微博的开通,进一步佐证和增强了微博平台建构中国特色“公共领域”的作用。

因此,上述事件表明,微博空间的信息传播开始从原来的“生活世界”向“公共领域”进行转型。这种转型也体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微博的内容从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信息如娱乐、旅游等向关系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向,如在2010年、2011年的相关微博舆论热点中,就很少看到关于这类内容的信息。但在2012、2013年出现的微博舆论热点事情中,这些事件成为微博舆论热点事件的主流。

其次,微博信息传播的转型是由单独事件扩展为社会事件,如“佛山小悦悦”事件,本来是一件普通的交通事故,但是因为牵涉到见死不救,挑战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底线的情形,从而演变成一场社会伦理道德的大讨论。同样,“钱运会案件”也因单独的交通案件与征地拆迁相关联,经微博传播后转而变为对持续不断的违法征地拆迁的大讨论。

按照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建构,“公共领域”中讨论的问题是从私人领域中产生的。马克思也说过,“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2]但是,这些私人的问题是参与讨论的人共同关注的话题,或者关系到参与者的共同利益。

所以,上述微博传播的事件无论是“小悦悦”事件还是“钱运会”事件,起初只关系个人,即小悦悦和其家庭、钱运会和其家庭,但是在普通公民看来,这样的事件或许某一天自身也可能碰上,或只是事件有悖于公民已有的伦理道德理念,从而使单一事件上升为社会事件。于是,只关个人“生活世界”的事情向“公共领域”中转移。个人问题经微博放大后演变为社会事件。

第三,微博以自身特有的影响力,直接推动社会变革,如“免费午餐”计划与“微博打拐”。在“生活世界”中,马克思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资料生活本身。”[13]微博推动的系列慈善活动,不仅关注的是马克思在“生活世界”中所论述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更为重要的是为个人生产资料甚至本身生活资料都不足的人提供救助,以保证其作为人类的最根本的生存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微博利用自身的病毒式传播优势,把个人的行动意识上升为社会的公共行动,无论是在内容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从最初的“生活世界”模式上升到了“公共领域”模式。

四、总结

“生活世界”与“公共领域”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背景来建构的,其理论路径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众多特点来前进的。从“生活世界”一开始用来解决欧洲科学危机,到“公共领域”用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矛盾,这些理论内涵都深深地烙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印记。

但是,作为人类共性的众多特征,“生活世界”与“公共领域”中的一些理念,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中国政治、社会的实际情景加以批判吸收。“公共领域”中强调的平等交流、自由出入、公开透明以及传媒的作用,在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甚至互联网的初期,可能都只是理论上的乌托邦。而微博的出现,使介于“私人领域”和“国家领域”之间的“公共领域”的出现成为可能。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述,随着使用者日渐成熟、政府机构、党政干部开通微博等情况的变化,微博信息内容正经历着从使用之初由使用者兴趣使然下发布的生活信息到多数转向对社会、民生、政治事件的讨论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生活世界”向“公共领域”转变的实践体现[14]。

[1]张廷国.胡塞尔的“生活世界 ”理论及其意义[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2(5).

[2]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3.

[3]黄显中.生活世界的政府观念[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87.

[4]王晓升.走出语言的迷宫[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444-445.

[5]卢坤.生活世界尺度及其内涵分析[J].青海社会科学,2005(1):62.

[6]汪怀君.哈贝马斯论生活世界[J].前沿,2011(5):78.

[7][9]张翀.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共领域[J].学术交流,2010(10):38.

[8]阿伦特.人的条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8.

[10]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46.

[11]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47.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9.

[14]祝阳,王欢.微博的政治影响力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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