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炉

(1．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2．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上海 201411)

在小说叙事结构中，作为按照一定规律组合而成的一种固定的叙事方式，情节模式在小说文本结构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情节是事件的组合，是对人物行动的模仿，是人物的行动及其性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是“悲剧的第一原则，而且是它的灵魂”［1］。学者南帆在《论小说的情节模式》中认为，情节模式是“作家摄取素材、赋予重新组织生活现象的艺术秩序”，情节模式的建立“往往是人们特定的感受与认知现实的方式转化为艺术把握方式之后的积淀”［2］，既彰显文学书写的文化意蕴，同时也体现了叙述方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一种艺术形式都负载着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意义。由于当代中国的特殊境况，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受到了时代性、政治性的强烈支配和影响，惯以阶级斗争、生产矛盾、思想冲突设置叙事框架。新世纪以来，工业题材小说①本文讨论的作品范围是2000年以来公开出版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主要有《汽车城》《遍地黄金》《走进夏天》《苦楝树》《月亮上的篝火》《西圣地》《大工匠》《飞狐》《机器》《黄沙窝》《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问苍茫》《超低空滑翔》《东方大港》《漂亮的事》《八月狂想曲》《红煤》《长门芳草》《工厂工会》《无碑》《非常城市》《湿润的上海》《车头爹，车厢娘》《生铁开花》《工人》(于泽俊)、《钢铁年代》《五朵厂花》《玛依塔柯之恋》《风起毛乌素》《工人村》《红昼》《工人大院》《工人》(管新生、管燕草)等33部作品。挣脱传统创作藩篱和某些历史惯性，更加注重描写普通工人个体的性格、家庭生活，以及在“民间世界”的命运沉浮，显现出独特的叙述特征和艺术追求，其主要情节可以概括为三大模式:编年体模式、成长模式、“生活流”模式。小说整体上呈现出两种创作倾向:一是由专注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宏大叙事”向重视家庭伦理生活的“微观叙事”转变;二是由接受意识形态指挥转向贴近市场和读者。小说在进一步增强写实化、生活化、平民化和现实性的同时，也存有值得警惕的趋于“另一种模式化”的隐忧。

一、编年体模式

编年体是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顺序编撰、记述历史的一种方式。它源于中国古代史书编撰，是史学文体中最古老的一种叙事形态，代表作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等。编年体结构的叙事优势在于消弭了时空界限，对历史宏观变化作连贯轨迹清晰的描述。综观新世纪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编年体结构叙事成为一种创作常态，这主要源于中国作家创作“史诗性”作品的写作冲动，也由于百年中国工业历史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坚实土壤。新世纪工业叙事摒弃先锋小说在叙事时间上的实验和标新立异，严格按照历史事件发展的自然时序，尊重故事发展的本来面目客观表现时间，保持了故事情节完整流畅，方便读者对故事的基本情节有一个相对明晰的把握和期待视野。

以两部同名小说《工人》为例，于泽俊的《工人》叙写三代建筑工人的生活。小说从1919年母亲沈剑云出生写起，一直写到2009年，叙述了中国工人90年的生活历程，全面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小说前半部写父亲鲁润德亲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刻下了毛主席的题词，结尾叙及第二代、第三代建筑工人参加了“鸟巢”和“水立方”建设，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同一经度上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锤子、錾子，成为新一代建设者。这种貌似有意的情节设置和勾连，使得作品充盈和弥漫着历史的纵深感。管新生、管燕草的同名小说《工人》，以“编年史”体结构讲述武氏工人世家祖孙四代的命运沉浮与爱恨情仇。小说第一卷“天之光”写的是1906—1930年，主要涉及中共一大、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第二卷“地之光”写的是1930—1949年，涉及“八·一三”战火、顾正红领导纱厂工人罢工、上海第四次工人武装起义、上海解放等。第三卷“人之光”写的是1949—2011年，着眼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的坎坷命运，重点讲述国企改革的艰难。学者杨剑龙评价说:“小说在以革命史为经、以家族史为纬中，生动展现了上海现代工业发展的百年历程，也勾画了中国工人队伍发展壮大嬗变的历史轨迹”“成为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3］。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小说所叙革命史、家族史都是以时间的前后贯通和代际的有序更迭连缀形成的，“作为一部叙述时间跨度长达百年，又以工人为主角的长篇小说，……为了体现‘编年史’体的效果，其中的人物几乎每人都被分配参与了一次或几次重大的斗争，兼顾史、事、人三者，以给人留下印象”［4］。小说贯穿“史”的线索行文，遵照自然时序设置叙事时间，显现平实、简明、通俗的艺术特质。

温恕的《工人村》从小切口折射宏大主题，被誉为“沈阳工人的编年史”［5］。小说聚焦沈阳铁西工人村这一地标性城市群落，描绘了以东北熔炼厂劳模张凤林为代表的工人群体及家属的生活和成长轨迹，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直至改革开放艰难转型、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长达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肖克凡的《机器》不仅成功塑造了建国初期劳模形象，还探索表现了第二代工人形象，为作品蓄积了某种扩大的涵义。林青的《湿润的上海》对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的上海纺织工业和纺织女工进行了深度表现，为上海40万纺织女工精心构筑了一座文学的纪念碑。刘华叙写“一个铁路世家和蒸汽机时代的史诗”(《车头爹，车厢娘》)，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时空背景下叙写三代铁路人的成长历程和命运遭际。罗基础的《玛依塔柯之恋》以唐有福、唐小龙、唐小苏等为代表的三代人人生经历为主线，以炼化事业中众多事件的曲折变化为辅线，描绘出反映玛依塔柯石化基地发展壮大的历史画卷。编年体情节模式叙事，在真实的历史时间、历史环境下，通过讲述一个个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叙写一个个社会的横截面，从而再现了工人阶级群体生活的全景全貌。

二、成长模式

文学是人学，英国学者乔纳森·雷班将小说定义为:“各种各样人物之间的交互影响。”［6］对小说人物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新世纪工业叙事承续“新写实”小说创作风格，由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叙事转向原生态叙事，客观真实地描写原汁原味的生活，写人与生活的本来面目。所塑造的人物往往真实可信，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存在人物“扁平化”［7］“类型化”的弊端。

一是“危难——拯救——振兴”的人物成长模式。承袭改革小说的叙述套路和人物描写程式，倚重当代工业题材创作的某种历史积淀和惯性，在意识形态的规约和言说范围内，塑造了一批挽企业于既倒的厂(矿)长形象，他们背负祖国和工人兄弟姐妹的重托坚忍前行，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转型的标杆，是支撑社会主义经济大厦的脊梁。《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以许港钢铁厂绝地求生——发展改革——重获新生的叙事主线贯穿始终，讲述了以陈大富、刘得旺为代表的许钢人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带动企业振兴崛起的故事。《风起乌毛素》中的方政矿长、《遍地黄金》中的党委书记兼矿长刘竹山、《飞狐》里的余大中等，他们都是国企危局的拯救者和企业改革的开拓者、推动者。他们克服企业和工人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危机，打破旧的僵化行政管理和经济运行体制，凝聚人心，劈波斩浪，实现了企业的涅槃重生。这种具有鲜明的左翼文学写作特征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情节模式，大致属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精神的延续，在当下英雄主义精神稀缺的时代语境下具有特殊的意义，但也容易失之单调、刻板和概念化。

二是“蒙昧——觉醒——不知所终”的人物成长模式。由蒙昧渐趋觉醒，直至不知所终的前途和命运，是“新工人”(农民工)群体成长的缩影和写照。《红煤》中“农民轮换工”宋长玉挖空心思想转为国家正式工人。小说开篇用长达6 000字的篇幅叙写宋长玉在煤矿公共澡堂“洗澡”的情景，揭示出新工人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身份意识觉醒后的痛苦。宋长玉幻想通过洗澡洗净身上的煤尘，洗去煤矿工人身上的黑色烙印以及蛰伏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他企图追求矿长女儿唐丽华，并倚靠裙带关系实现个人宏愿。然而，心灵的煤尘却是永远洗不掉的，反而越积越多。小说后半段，宋长玉走向奢靡堕落，不择手段穷凶极恶，最终因17人矿难身亡，只好连夜“搭上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逃往异地他乡不知所终。《无碑》中的主人公李保云，因为脸有胎记被工友戏称“老乌”以致真名从此隐遁。“胎记”更寄寓着某种象征，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以及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可以说已使不少农民烙上或深或浅的胎记。小说主要围绕着老乌祛除心理胎记、摆脱歧视而寻回个人尊严、确立个人价值的心路历程而展开写作。小说的末尾，“‘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造’转型时，我的主人翁，我叫他我亲爱的老乌，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一无所有地消逝在茫茫人海中”［8］。《问苍茫》中的电子厂女工柳叶叶期望通过个人奋斗(上夜校、写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很快走向了幻灭，她的这一成长蜕变是通过爱情来完成的。当柳叶叶认清常来临、夏悦的“本质”后，毅然选择走向工友唐源及其光明的事业——兴办为工人权益而“合法斗争”的民间组织(春天劳动争议服务社)。这看似理性的选择经不起叩问和推敲，他们的未来又将会在哪里呢?这一方面真实反映了工人阶级主体意识从无到有、从自发到自觉的艰难历程，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创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以及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思索和介入的苍白与乏力。

三。“生活流”模式

“生活流”属于现代西方新现实主义创作流派的理论主张，1962年，德国当代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在专著《电影的本性》中首次提出“生活流”［9］的概念，后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引入文学创作领域，侧重于反映人的外部行为和外部世界，“(一)不写惊人的事件;(二)不写非凡的英雄人物;(三)不在作品中解答问题”［10］。其实质是主张从“平淡无奇”的生活本真出发，反映社会现实，描写人生命运。

新世纪工业叙事“生活流”结构形态凸现。一是围绕日常生活为中心设置情节结构。与传统工业题材小说基于生产矛盾、思想冲突架构情节结构不同，新世纪工业题材小说叙述空间不再局限于工厂车间，还进一步延伸到家庭、社区(工人大院)、电影院、街道甚至咖啡屋、酒楼等场所，在更大的生活、生产性衍生空间展开叙述，增强了小说情节的丰富性，也使得小说可以更立体地表现人物生活的时代、社会以及人性的复杂性。如高满堂的《大工匠》，工厂、车间消隐成为小说叙事的背景性存在，对家庭(围在一起吃饭)、工人俱乐部(从“电影院/会场”到“样板戏的舞台”再到下岗女工组建的“歌舞厅”)、一品鲜 (从国营食堂到大酒店 )、公共澡堂等工人生活、娱乐场所及其空间场景的描写，成为小说叙述的重要空间。小说叙述情节随着工人所处场景的变换而自由游走和不断推进，工人闲暇生活的描写成为激情时代的重要补白，成为工人形象塑造的重要凭借和依据。

二是客观展示时代和工人生活原貌。受时代和政治影响，传统工业题材小说往往精心构织矛盾冲突，将生活现象和作者主观意图胶合勾兑，往往体现为一种观念化写作。新世纪工业题材小说则注重于日常世俗生活的客观展示，将生活中若干日常事件和现象相互串联，以拼合出贴近生活原貌的艺术画面，汇聚形成一股平缓的叙述流。诸多作品叙述时间跨度大，叙述范围充分延展，可能绵延几年、几十年、一辈子乃至几代人的漫长生活历程，叙述情节枝枝蔓蔓，叙述节奏舒缓顿挫。如刘华的《车头爹，车厢娘》，尽管小说横跨几十年的时间长度，经历了抗日战争、“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却没有宏大的情节叙述结构，始终以微观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为主笔，不以情节的推进为节奏，而以一个个细微的人物素描(孙大路、范莹莹、陈连根、杭州、安路、奶奶等)延展小说的叙述张力。小说的叙事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和进度舒缓展开，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跃然纸上。曹征路的《问苍茫》，小说开头直接写到了罢工，按照故事推进的逻辑，接下来应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矛盾的激化或平息。可是，小说却虚晃一枪，从容不迫地描写台风来临时的场面与威力，叙说客家人惜命的传统和女人“自梳”“自靠”的民情习俗，叙写文念祖与陈太在电话里暧昧的调情。急速演进的情节在还原生活真实场景的娓娓讲述中完全被平抑和冲淡了，文章的叙事进程也由此变得舒徐从容。罗基础的《玛依塔柯之恋》独辟蹊径地以爱情生活带出百年西北石油化工重镇的历史变迁。小说避开对历史事件、建设大事、生产流程等冗长、单调的叙述，把笔墨集中在几代石油工人的十几个爱情故事上，用逼真的生活细节展现时代变迁。

总括来看，由于政治对文学的禁锢，作家对社会心理焦点和时代热点无距离地融入，当代工业题材小说曾一度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热情参与忠实记录，这一创作模式后来多为人所诟病和摒弃。新世纪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浸染熏陶下，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理念、生产方式、传播途径、审美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小说叙述者往往以迎合受众消遣娱乐的心理诉求为旨归，放弃干预生活的努力而沦为“转叙人”，在“失语”的沉闷和“零度情感”的尴尬中，专注和倾心于民间生活、历史现场的想象性还原和返顾，提供给人们缅怀和重温逝去岁月的契机。问题是，这一变化孕育艺术创新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理应引起高度警惕的艺术倾向，主要有:工业、工厂、工人生活有意淡化成单纯的叙事背景，或者成为渲染某一段逝去历史的注脚和语境;墨守现成的大众审美习惯与程式，淡化艺术形式探索与实验;小说的商品特质、娱乐意味趋浓，如大量植入反腐、黑幕、情爱等流行通俗元素等。概言之，当下工业叙事日益远离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审美价值与艺术取向。如果任由工业叙事的生活边际无限度扩大和情感自由漫溢，任由日常的琐碎凡庸消解生命的诗性和苦难承担，任由通俗流行元素对文学主体内容的渗透和全面挤压，我们不仅难以深入工人群体负重前行的内心，更无力指向时代的深度和广度，也必然导致文学最为可贵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历史感的匮乏。

当然，时代在飞速发展变化，我们没有必要停留在历史的陈规陋见中想象和评判当下工业叙事的成败得失，新世纪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理念、主题思想、情节模式、人物形象、审美风格理应增加新的内涵和质素。今天的中国还走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路上，唯有秉持高度的创作自觉，聚合文化自信，传承和发展建国初期凝练提出的“工业精神”内核，“新的‘工业精神’应包含现代性、当代性、先锋性、理想性，其内涵应注重人与人、人与生存环境、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张扬和尊重。工业题材小说作者应面对精神现实进行写作，关注个体的精神状态、生存困惑、道德困惑、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等”［11］，应努力探求历史内蕴和时代内容的交汇，努力塑造“工人阶级的整体文化形象”，强化工业题材意识，“强调作为现代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发挥文学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和建设的功能”［12］，使作品在历史意识的烛照下，呈现出丰厚的历史内涵和显著的时代气息，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这样，工业题材小说才能取得无愧时代的更大成就。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73．

［2］南帆．论小说的情节模式［J］．上海文学，1985(10)：78．

［3］杨剑龙．展现上海现代工业发展的百年历程——评管新生、管燕草的长篇小说《工人》［N］．文汇读书周报，2013-03-08．

［4］管国忠．《工人》为中国产业大军树碑立传［N］．新报，2013-02-25．

［5］林雪．2012年一季度辽宁长篇小说述［EB/OL］．http：//www．liaoningwriter．org．cn/a/zhuanti/2012czj/xiangguanbaodao/html/4552．html．

［6］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63-64．

［7］乔纳森·雷班．现代小说写作技巧［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13．

［8］穆肃．王十月：“打工文学”遮蔽我也彰显我［N］．东莞日报，2010-10-26．

［9］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89．

［10］张德林．生活流：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一种表现形态［J］．当代作家评论，1988(03)：107．

［11］牛寒婷．开拓“工业题材”重塑“工业精神”［N］．中国艺术报，2009-10-13．

［12］贺绍俊．工业题材的视域和主体性问题［J］．理论与创作，2006(0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