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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书法争论中两种心态的质疑

2015-02-14范美霞

艺术广角 2015年1期
关键词:书家书法艺术书写

范美霞

对书法争论中两种心态的质疑

范美霞

范美霞:文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教师。从事当代艺术评论与研究。

一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变革,如今以全然不同的身份角色面对全然不同的世界,这种变革对具有悠久历史的书法艺术产生影响、甚至形成冲击,都不难理解。在新时代、新的社会环境下重新讨论书法精神也非常必要,但在近年来关于书法的诸多争论中,有两种非常明显的心理倾向,实质上妨碍了对时下书法精神的探寻。

一、“今不如昔”的怀古心态

认为今不如昔,世风日下,以古代的审美标准为准绳,暗含重回古代的心理幻想。

对时下书法最严厉也是最常见的批评是,书法失去了其古典精神内涵,变得越来越徒具形式。这种严厉批评以此观点为出发点,一方面批评现代书家不读书,尤其是不读古书,以功利态度对待书法,沉溺于电视剧等通俗文化;另一方面抨击时下社会的商品化、消费主义以及展览体制。总之,今不如昔,导致了书法精神的衰落。

现代书法可能的确不如传统书法耐看,现代书家也的确鲜有古代书家的满腹经纶,问题是古代社会以及传统的文人生活状态是否能回得去?要求享受飞机高铁、电视网络等现代文明的书家天天手捧古书,徜徉山水间,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悠游卒岁,这可能吗?因此我们是不是应该以分析的视角,重新梳理传统书法精神和书法的审美标准,区分其中的常量与变量,而不是简单的以古代的书法审美标准来要求和品评时下书法?现代书法之不能令人满意,可能并非因为其失去了古典精神内涵,而是缺乏对时代精神的真切感悟和表达。

“质文代变,与世推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由于中国古代没有有神论的宗教信仰,因此“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往往承担着指引未来发展方向的重任,“复古”也成为一个经常提起的文化口号,尧舜禹统治是历代君臣的政治理想,绘画讲究“古意”,文学有“古文运动”,但哪一次复古是真正回归过去?不过是借古开今罢了。因此,在社会文化已经发生巨大变革的现在探讨时代书法精神,与其泥古不化、带着愤怒的心态看待现代社会,不若以平和心态分析社会变革是否真的对书法构成冲击,如何构成冲击。举个例子,由于电脑及电子传媒的普及,书写的实用功能被大大削弱,这通常被认为对书法艺术构成了严重冲击。而事实上,也许并非如此。首先,书写的实用功能并没有完全丧失,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是建立在手写文字基础上的,漂亮的书写往往会赢得额外的加分,这与传统只有程度上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其次,书法作为艺术,并非是建立在书写文字的实用功能上的,汉代赵壹“非草书”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书法没有实用功能,“徒善字既不达于政,而拙草无损于治”,然而,其后书法艺术勃然兴盛,并未受“无用”的羁绊。科举考试对书写而言,也仅仅是要求考生的行楷要写得工整、流畅,太个性化的文字书写对考试无益而有害,因此形成了“千手雷同”的“馆阁体”,饱受书家诟病,这种建立在实用功能上的书写形式又何尝不是与书法精神相背离?也很难说促进了书法的发展。最后,比较现代照相技术的出现对于西方传统绘画的影响大约可以知道,计算机打印文字的普及并非必然对书法艺术构成危机,在照相技术出现时,西方许多人都觉得绘画可能会被摄影取代,因为西方绘画正是以写实为特色,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并非如此,西方绘画在取消了长久以来绑在身上的“图形写貌”的实用任务后,走上了更为艺术化的道路,抽象、表现等渐成新的潮流。与此类似,现代机器打印只是承担了文字的实用功能,书法艺术在卸下这个重任以后,可以变得更为自由,从而更符合艺术精神。也有人认为,机械打印使得“笔墨退场”,使得书法发展失去了群众基础,事实上,书法艺术从来都是少数人的、非常精英化的小众艺术,最多局限于士人阶层,从来就没有过大众基础。类似的判断还比较多,它们是时下书法争论中的伪命题,这些命题的出现,与怀古的心态有关,同时这些貌似正确的命题本身又加重了人们的怀古之情。

二、“以古非今”的崇古心态

这种心理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把书法等同于传统文化,拔高书法地位。

近年来,由于意识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传统文化再度受到重视,在这种氛围中,书法被作为国粹积极向外推广,海外孔子学院几乎都有教授写毛笔字的课程,国内学者则热衷于探讨书法如何才能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人为拔高书法地位的思想倾向。有人公开撰文强调书法是“最高艺术”,早前熊秉明“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论断也再度被人抬出热炒,成为当然的、毋庸置疑的论据。书法被认为“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保持中国文化的完整性和独特性”,“是承载着历史和民族进步的社会存在”。[1]这些表述中,书法不仅等同于传统,而且就是传统文化精粹的化身。

如果说前面一种心态只是“悲哀”的怀古,而这种心态则是在“崇古”心态下一种理直气壮的恐吓。其潜台词是,书法万万不能丢,继承了书法就继承了传统,传播了书法就传播了中国文化。这些扯虎皮当大旗的高深论断似乎的确能吓倒不少人,却并不能吸引人亲近书法。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都清楚,书法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治理、经济制度、社会心理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它一直是一种小众化的精英艺术,其参与者本身也没把它视为多么了不得的事业,不过“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它受儒道释思想浸染,却不能等同替代儒道释思想。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界经历了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检讨、反省的过程,这个过程现在仍然在继续,这个过程中虽然有许多失误,但并不意味着在过去被全盘否定的,今天就要全盘肯定。对于书法艺术也是如此,与其给它戴上各种高帽,不若老老实实地考察其在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以及这种合法性依据在现代社会是否依然存在。例如,翻检古书,发现人们对书法的喜爱,原因之一就是源于对书法形式美的追求和欣赏,包括对字体象形、笔势的联想式审美。篆书之势,“远而望之,若鸿鹄群游,络绎迁延”;草书之势,若“竦企鸟跱,志在飞移,狡兽暴骇,将驰未奔”;章草用笔“飘飏洒落”,飞白用笔“窈窕出入”。古人对书法的品评也颇为形象,如说卫夫人之隶书“婉然芳树,穆若清风”;评谢朓的草书如“薄暮川上,余霞照人,春晚林中,飞花满目”;评郑板桥的书法如“乱砖铺路”,颇有些现代构成美学的特点。不难看出,书法的形式美其实一直是书法艺术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之一,这种合法性在现代社会其实并未丧失,因此,社会转型对书法的冲击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我们对时下书法之不能满意也许是因为其在形式上还不够美,或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

崇古心理的第二种表现是把传统书法精神说得玄而又玄。

以往人们强调书法重要,往往说“字如其人”,“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就是说书写的字里行间往往透露出书写者的性情修养、精神风貌,书法审美也是人物审美。宋代以后,理论家为了使书法精神向统治思想靠拢,借汉代扬雄的论断,以儒家最为强调的“道德人品”绑架“书品”,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关联关系,造成了书法品评的混乱,对童贯、蔡京等人的书法难以评价。这表明,对于传统书学理论所阐释的书法精神需要做一番知识考古学的清理,以便去伪存真。

如今对传统书学精神的阐述却并非沿着这个方向发展,而是正好相反,把它说得更加玄乎,书法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形式美,超越了传统书论中与书写者性情甚至人品的关联,直“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有人一再强调书法的“深奥意涵”,以为书写的笔画符号之中包含了“本体论、宇宙论、心性论”,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高深意境,其中之“玄妙”,“即使专业人士也要耗费相当长时间才能深入把握其中要理”。有人以《周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记述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缘起的根源,以书法比拟圣人所立之象——八卦,以为其中包含了语言文字所不能穷尽的意涵。在这些论述中,书法俨然成了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幽冥之变”的神秘灵符,而书家则是唯一可以解读灵符的巫师毕摩。可能是受此种思想的影响,时下一些书家的写作过程也着实骇人,书写者身穿白色丝绸对襟衣服,书写前如练气功般运气,书写开始时大喊一声,然后奋笔疾书,如同作法。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确有一些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思想,也有一些对语言文字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观点,他们构成中国文化中比较玄妙的部分,对书法、审美可能都产生过影响,梳理传统书法精神当然可以去梳理分析这些思想对书法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像汤用彤、冯友兰解析“言意之辨”对魏晋玄学及审美的影响一样,解析出“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在汉末魏晋时期的兴起,其实是缘于汉末由重“言行”到重“风骨”“神韵”的人物品评风气的变化,其后王弼等人以其作为解读经典著作的基本思路,以意逆志,不拘泥于具体文字,实现了儒道思想的圆融互补。“得意忘言”“得意忘象”遂逐渐成为流行的思维方式并影响到审美,表现在绘画上,这个时期强调“传神写照”“气韵生动”比“应物象形”来得重要。书法史上说“晋人尚韵”,与这个时期流行的思维方式当然不无关联。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是“玄妙”的思想,也不是不可分析的,审美上经常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往往以“示之以意向”的方式帮助人会意,禅宗虽然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但也提供了“因指见月”的理解途径。把传统文化中具有玄妙特色的部分一股脑儿的作为书法的“深邃内涵”而不做分析、甚至抵制分析,只能使书法精神披上神秘主义的外衣,让人敬而远之,既不利于书法的发展传播,也无益于对书法精神的探讨。

结语

书法说到底不过是写字的艺术,它之所以成为艺术,一方面是因其线条形式的美感,另一方面是受文化的影响,中国书法具有与文学、绘画类似的抒情表现功能,鲁迅说郑板桥的印章“难得糊涂”刻得叉手叉脚,“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说的正是书法的这个功能。时代发展、社会变革,人们并未放弃对美的追求,情感需要抒发表达,人们也希望看到个性化的、艺术化的抒情表达,因此,书法的存在基础并未动摇。清代学者刘熙载说:“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我们的书家需要探寻和表达时代的精神风貌,这是笔头之外的世界,需要书家去积极参与感受,不是坐在书斋里或展览馆里怀古、崇古就能实现的。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0世纪以来的艺术民族化思潮研究”(编号:12YJC760017)及西南民族大学博士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大众化运动”(编号:13SZYBS2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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