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毅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710119）

文翔凤与《河汾教》

马君毅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710119）

《河汾教》是明末著名儒士文翔凤所撰的一部经学论著，是他担任山西提学副使时对学校与考生的巡视工作结束后的一项总结性的文字成果。从文献上讲，《河汾教》具有研究经学史和教育学史的双重价值，它一方面反映出在明末王阳明学盛行的背景下文翔凤依旧尊崇程朱理学的倾向，另一方面则为我们深入了解明代官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提供了十分翔实而生动的资料。

《河汾教》；文翔凤；程朱理学；明代官学

一

《河汾教》全书十六卷，明文翔凤撰。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二者俱为天启元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本子已经残缺，仅存卷一、卷五至卷十六；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颇为精善，全书十六卷俱存，是现今《河汾教》一书存世的唯一足本。

该书是文翔凤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在山西典学政时撰写而成的，书前有其《自序》，但序文残缺不全、文字漫漶不清，仅能通过只言片语对其撰写此书的目的及其旨归管窥蠡测。在《自序》中，文翔凤这样写道：

今之书称河汾，且文中子之乡矣。予既以元中祠祀文中，并其门人之受经者，则兹之代昔人而教之，亦大有缘□。夫备闻王氏六经之义者，后□□尚欲跻之洙泗之侪矣。晋□□三万人从予游，奚不欲其□闻孔氏六经之义，而进一头于举子艺之外乎，肆予不得不饶舌于士，士尚起而应予，毋以师不必贤弟子，遂忽其言而枝之，予之教十三万余言，概未有诡六经者也。（《河汾教》卷首自序）［1］

在这段话中所提及的文中子是隋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王通，他在辞官回乡后“退而求诸野”，将兴王道之志付诸续述《六经》和聚徒讲学的事业上，以著述和讲学来弘扬儒学。王通历经九年撰写完成了《续六经》，此后名声大噪，求学者自远而至，盛况空前，遂有“河汾门下”之称，后世更有“河汾道统”之誉。文翔凤认为自己在王通的家乡山西典学政，又“以元中祠祀文中”，且身为孔门儒学之士“代昔人而教之”，与王通颇有缘分，而文翔凤在心中更将王通作为一个榜样，意欲仿效王通聚徒讲学和著述《续六经》以传道，于是他将自己与县学诸生的教言汇编起来，撰写成了“十三万余言”的《河汾教》。既然文翔凤撰写《河汾教》有效法王通著《续六经》的意味，那么此书的内容自然以记录文翔凤对山西县学诸生讲述、发挥儒家经典为主，并以此为县学诸生写作八股文指示门径。

《孟子·万章下》提出了对中国古代诗学影响深远的“知人论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2］302这里，孟子强调的是在阅读接受一个作品之前要对其创作主体进行一定的了解、认识，这样才能更为深入和透彻地接受作品。这个诗学理论至今仍有其巨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在阅读接受一部作品之前，应当对该作品的创作主体进行尽可能详尽地考察和认识。对于古代典籍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古籍的创作主体生活的年代与今天有着较大的时间间隔，且生活的社会环境及文化背景也与今天大相径庭，做到“知人论世”对于解读、研究一部古籍来说，可谓尤为重要。正因如此，对《河汾教》一书作者的了解与认识便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

文翔凤于《明史》中无传。关于文翔凤，四库馆丞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写道：“翔凤字天瑞，号太青，三水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3］1451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则有一段更加详细的记叙：

文翔凤，字天瑞，西安三水人。万历庚戌进士，除莱阳知县，调伊阳，再调洛阳，迁南礼部主事，调吏部，升山西提学副使，入为光禄少卿。有《伊川》、《海日》、《云门》诸集。［4］502

无论是四库馆丞还是朱彝尊，都只是将文翔凤的字号籍贯以及仕宦经历做了粗线条的勾勒，并没有对其人品德行及成就功绩进行记述。

关于文翔凤生平事迹，记载最为详尽的恐怕要数清朝著名诗人、藏书家钱谦益仿效元好问《中州集》而编成的《列朝诗集小传》了，这部诗集选取了有明一代约两千个诗人的代表作，并为他们撰写了简明扼要的小传。钱谦益为文翔凤撰写的小传如下，请看：

翔凤，字天瑞，三水人。万历庚戌进士，除莱阳知县，调伊县，迁南京吏部主事，以副使提学山西，入为光禄少卿，不赴，卒于家。天瑞父在兹，举万历甲戌进士，以程文奇异，为礼官所纠，遂不复仕，作梅花诗至万五千言，讲德摛词，以奥古为宗。天瑞缵承家学，弥益演迤。……其论学以事天为极，力排西来之教，著《太微》以翼易，谓太玄潜虚，未窥其藩。……以辞赋为专门绝学，覃思腐毫，必欲追配古人。尝称曰：“屈、宋、枚、马，生知之圣也，神至于不可知。扬，学知之圣也，大而化矣。班、张、左，大贤也，充实有光辉，而未果化。潘、陆以后，充实而美矣，光辉乎何居？余欲建子云以为师，友太冲与之为朋，而未之逮也。”……其为诗离奇奡兀，不经绳削，驰骋其才力，可与唐之刘叉、马异角奇斗险。……其为人忠孝诚敬，开明岂弟，迥然非世之君子也。……然而如天瑞之文赋，牢笼负涵，波谲云诡，其学问渊博千古，真如贯珠。其笔力雄健，一言可以扛鼎。世之人或惊怖如河汉，或引绳为批格，要不能不谓之异人，不能不谓之才子也。文中子曰：“扬子云古之振奇人也。”余于天瑞亦云。［5］652

在钱谦益的记叙中，不单印证了四库馆丞与朱彝尊对文翔凤字号籍里和仕宦经历记载的正确性，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前二者未曾提及的重要信息。首先，钱谦益明确提出了文翔凤深受其父影响并“缵承家学，弥益演迤”；其次，述及了他的为学的基本观点与治学理念，即“其论学以事天为极，力排西来之教”；再次，对其诗歌进行了评价，认为他的诗“离奇奡兀，不经绳削，驰骋其才力”，还赞赏其诗“可与唐之刘叉、马异角奇斗险”，同时对其人品德行做出了“忠孝诚敬，开明岂弟”的高度赞誉；最后，充分肯定了他在文学上的卓著才华与突出成就，赞叹他不但“学问渊博千古，真如贯珠”，而且“笔力雄健，一言可以扛鼎”，因此“不能不谓之异人，不能不谓之才子”。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关于文翔凤的记载可谓是了解文翔凤其人的一把金钥匙，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在《明史》中无传的缺憾。

此外，明清两朝士人的奏疏札记以及地方志中提及文翔凤的只言片语也成为我们了解他的宝贵资料。明末黄宗昌在《举所知以储顾问疏》中有这样的记述：“谨就臣之知者为皇上陈之于词林中得三人焉，曰：李腾芳、文震孟、陈仁锡。于部寺中得二人焉，曰：王象春、文翔凤。此五人者才行俱优，一时良粹，皆以忤奸被黜。”［6］由此可见，在与文翔凤同时代的士人眼中，他是一个“才行具优”的英杰良才，但最终却因悖忤奸佞而被罢黜。而据茅元仪《暇老斋杂记》卷五的叙述，文翔凤的才力学识之高令人激赏，请看：

近日主上自政事之外所问文学事实，阁臣以下俱莫能对，御史黄宗昌请选文学之士前南京光禄少卿文翔凤、前南京考功郎中王象春等以备顾问。阁臣竟已之，盖恐侵机务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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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身边的馆阁大臣对于政事之外的文学之事无言以对，竟然要将文翔凤等文学名士作为顾问，但最终因阁臣惧怕这些文学顾问会“侵机务”而未能付诸实现。这段记载，一方面反映了明末朝廷内臣的无能与专权，另一方面则充分反映了文翔凤的卓著才华。金日升在《兵科给事中陈献策题为击奸当伸大法用人务核真品恳祈圣断立赐彰瘅以快舆情疏》一疏中更是盛赞文翔凤为“朗识弘才”［8］。此外清人魏方泰在《行年录》中的记载也突出反映了文翔凤的文学才华，书中这样记载道：“明文翔凤，字太青，弱冠时已破万卷。闱中雷何思得其论策，诧曰：‘此必三水文翔凤也。’搜其经义，亟目为文章司命主。”［9］魏方泰实际上是借雷何思之口对文翔凤的才华学识进行了称赞，并将其视为“文章司命主”。

上文所引明清士人的奏疏中，大都是对文翔凤卓著才华与渊博学识的赞赏，而关于文翔凤“忠孝诚敬，开明岂弟”的品行，吴甡在《柴庵疏集》卷七中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翔凤素抱忠义，前秦兵入援时，首倡勤王之义，捐百金佐饷，而监司守令以下因之感动，各输助有差。今宁无闻翔凤之风而兴起者乎？一在富民之劝输也。”［10］在国家面临危难之时，他主动捐百金以佐军饷，为国家社稷奉献自己力所能及之力，感动得众人纷纷解下私囊，“各输助有差”。而文翔凤也成为了一个先锋模范式的人物，被吴甡用来在奏疏中作为“劝输”的例子。

查阅地方志文献，也有不少提及文翔凤的记录，这些记载为我们梳理文翔凤仕宦经历提供了更为立体生动而且详细的资料。

文翔凤登万历三十八年庚戌韩敬榜进士。据梁秉锟《（民国）莱阳县志·人事志》所记载的“三十九年任”［11］，可知他于进士的第二年即万历三十九年担任山东莱阳知县，又据张道超《（道光）伊阳县志》记载“文翔凤万历四十一年任”［12］，可知他在担任两年山东莱阳知县后便调任河南伊阳知县，查阅清王士俊《（雍正）河南通志》卷三十四，可知文翔凤于万历乙卯年即万历四十三年又调任河南洛阳知县［13］。此后，文翔凤调入南京吏部，任南京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明人孙承宗在文翔凤供职于南京吏部期间，为皇帝起草了下达给文翔凤的制诏，题曰：《南京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文翔凤》［14］，便是明证。后文翔凤于天启年间提学山西，清人丁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中称文翔凤“天启间以副使提学山西，力振晋人萎靡之习”［15］。由明入清的著名诗人钱谦益曾起草过给文翔凤的受职诏书《山西布政使司提学右参议兼按察司佥事文翔凤授朝议大夫》：“制曰：……文翔凤风操端严，学问渊博，登高能赋，有大夫之才，发愤遗经，有圣贤之志，三为县令，两留曹，皆有贤声，溢于官次，乃命尔往督晋学。”［16］在此诏书中钱牧斋对文翔凤的欣赏与赞叹溢于言表，如果说“风操端严，学问渊博”是对他德行才学的肯定，那么“三为县令，两留曹，皆有贤声，溢于官次”便是对他政治才能的激赏。崇祯初年，文翔凤“以太仆少卿家居武恭”［17］，虽然后来还被授予南京光禄少卿的官职，但他未曾赴任，最后官至太仆少卿。以上便是文翔凤仕宦经历的梗概。

三

一方面，文翔凤作为一个“登高能赋”的文学之士，撰有许多的诗集、文集，诸如《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于存目中的《东极篇》和《文太青文集》，以及未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皇极篇》、《南都新赋》等。另一方面，他还是一个学问渊博的儒者，他撰有体现其易学思想的《太微经》和《邵窝易诂》，而“概未有诡六经”的《河汾教》则体现了他对于儒家六经的见解与认识。

探究《河汾教》的经学思想，若从作为宋明理学先驱之一的邵雍出发，或许会是一条捷径。因为在此书中大量地引用了邵雍的论断及观点，而且每次引用后，文翔凤对其做出的评价几乎都是正面的、肯定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广阴阳十一教榆次县等六学诸生》中引用了邵雍的言语进行论述，并对这段言语进行了评价：

邵子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国行中国事，夷狄行夷狄事，谓之正道。反是者谓之邪道。”至哉，邵子之说乎！（《河汾教》卷三）［1］

文翔凤还在书中以饱满的热情对邵雍进行了高度的赞誉，流露出一种对偶像似的膜拜。如在《广成人教芮城县学诸生》中文翔凤将邵雍定义为“亚圣之成”，他说：“邵子者，亚圣之成也。”（《河汾教》卷九）［1］在《广第一流人教太原府等两学诸生》中称：“然则邵子者，又颜、孟之合而为一人者也，才力似孟子，而气象似颜子。”（《河汾教》卷十六）［1］在文翔凤看来，邵雍比亚圣孟子和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更接近于圣贤，因为他认为邵雍是孟子与颜回优长之处的结合，他既有孟子的才力，同时有颜回的气象。文翔凤对邵雍如此之高的评价不无过誉之嫌，但真实地反映出了他对邵雍以及其学说推崇备至的真情实感。

实际上，王通、邵雍及文翔凤三人，在思想上有着一定的源流嬗递关系。如果将王通、邵雍、文翔凤三人视为三颗珠子，那么将三人贯穿起来的那条线便是新儒学，即宋明理学。

王通以“道”的主宰取代了“天”的主宰，奏响理学的先声，成为了“前理学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宇宙观上，他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学说及流行于两汉时期的谶纬神学进行了猛烈抨击，一定程度上使汉代以来日益神学化的儒学向理学转变。而邵雍是一位宋代对新儒学具有很大影响的哲学家、诗人，尤其是他创“先天学”，以为万物皆由“太极”演化而成，并重新对《周易》的六十四卦进行排列，对易学术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宋史·邵雍传》记载了邵雍与一些新儒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如张载、程颐、程颢的交游往来：“雍疾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将终，共议丧葬事外庭。”由此不难看出邵雍与张载、二程关系之亲密，以至于邵雍病逝之前在邵雍居所的外庭中“共议丧葬事”。虽然邵雍不是新儒学发展历程中如同二程、朱熹这样丰碑式的代表人物，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儒学的思想及其发展的进程。文翔凤热衷于易学象数的研究，竭力宣扬天象象数相融合的儒道思想，在易学思想上与邵雍颇有共鸣之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对此领域的先辈邵雍格外敬重，并对其带有一种偶像崇拜式的推崇。由此可知，文翔凤在思想上必然受到了邵雍的影响，甚至对邵雍的思想有一种自觉意识的继承，《河汾教》的思想内容便体现出他对邵雍及宋明理学的肯定与自觉继承。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文翔凤的学术思想作出了“论学以事天为极，力排西来之教”的评价。宋明理学的核心观点是“存天理，灭人欲”，而文翔凤“论学以事天为极”正是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的自觉继承。外来的思想文化总会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与土生土长的思想文化发生碰撞，有时甚至会颠覆本土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出于对本土思想及价值系统的维护，文翔凤“力排西来之教”，希望通过对外来佛教与基督教的排斥，从而实现维护儒学独尊的美好愿景。

首先，“论学以事天为极”体现出他极力维护儒学所构建的伦理道德准则，积极贯彻儒家思想中的“尊天”与“尊孔”的思想。他认为“世诚有学圣人而得其门者与之谒帝而礼圣人，然后知孔氏之为天上、天下独尊也。”在《广放勋劳来教太谷县学诸生》中，他还将契与孔子做了比较，并认为“契之为玄王，而孔氏安得不为素王”：

契何幸而得为尧所使，而天之报契者为特厚，不止，付之以六百年之商，而孔子实殷人也，契后也。以一人览万世之权衡，而六经之教似有祖脉者，玄鸟氏之支畅远一至此。孔氏中庸之权衡，所以命令万世斥百氏者，正以人伦之五教为尊，则契之为玄王，而孔氏安得不为素王也！（《河汾教》卷一）［1］

契为商之始祖，而孔子“实殷人”，乃契之后。契靠政治手腕揽有商一代之权衡，而孔子则以“六经之教”正人伦，垂范后世，遂推孔子为素王。文翔凤甚至将孔子称为上帝代身，请看：

孔子之谓天行。其行也，以天行乎所不得不行，时行则行，身代天事者也。天运于上而为四时之行，然有孔子代之，而人始知至圣之为上帝代身矣。孔子者，人之四时也。……四时行则百物自生矣。天下后世之一切智、愚、贤、不肖，孔子所生之百物也。（《河汾教》卷二）［1］

在这段论述中，孔子俨然是被神化了一般，孔子似乎与整个天的运行都息息相关，所以“人始知至圣之为上帝代身矣”，紧接着又将孔子比作人之四时，由此得出“天下后世之一切智、愚、不肖”都是孔子所生之物，将孔子推崇到了一个极致。可见，文翔凤尊孔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地步。

其次，《河汾教》也鲜明地体现出文翔凤“力排西来之教”的观点，尤其对佛教颇多微词。如他认为“佛氏之弃礼而不知返者，逆天道之自然矣”（《河汾教》卷六）［1］，由于佛教将儒学建立的伦理道德价值置之不顾，因此他以卫道士的口吻直接指斥佛教“弃礼而不知返”。又如他在《广行远登高教五台县学诸生》就佛教对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冲击有这样的论述：

佛氏之徒，先逃夫妇，继逃父子、兄弟、君臣，而卒不能逃朋友之伦。为祖父之子孙，而不肯为子孙之祖父，止欲其平等而为朋友，不欲其等次而为君臣。天地之道，以生生为大，夫妇者，生生之道也，人类之所出，仁之至也。而欲举人类而空之，亦惑矣。（《河汾教》卷四）［1］

在《广造端夫妇教闻喜县学诸生》也有相似的论调：

佛氏先逃夫妇，逃夫妇以绝父子，逃父子以鲜兄弟，逃兄弟以叛君臣，而卒不能逃于朋友一伦之外。能自绝其夫妇、父子、兄弟而不能使天下之皆绝其夫妇以绝父子、兄弟也。使人皆绝夫妇以绝父子、兄弟，则无人而亦无有朋友之可偕矣，况其逃之也。而以师弟为父子，以长幼为兄弟，是终不能逃而去之也。而徒亲其疏，疏其亲，逆天理之自然，然实欲灭人生之类以尽归之于寂灭，而人生之类终不可灭也。（《河汾教》卷九）［1］

他认为佛教将夫妇、父子、兄弟、君臣的伦常关系击碎，“去夫妇以绝父子，远父母兄弟，而迯租税以绝君臣，独托身于朋友之一伦不得已”，因此在他看来，佛教教义简直就是悖逆天道自然的错误，遂对佛教抱以贬低排斥甚至口诛笔伐的态度。

对于从西洋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文翔凤也是加以排斥，甚至认为基督教与佛教相袭，是继佛教传入中国后影响中国儒学思想价值的第二大祸害，如在《广君子如此教泽州学诸生》中，他有这样的论述：“西洋之说袭佛氏而又盗儒氏者也，曰：‘我即天。’……是故背六经，判孔子，蔑三王，非前圣，侮天地，坏人伦，则佛氏为□之魁，而西洋氏又其助之者耳。”（《河汾教》卷十四）［1］尊孔的文翔凤实际上是将外来的佛教与基督教视为异端，认为它们的思想“背六经，判孔子，蔑三王，非前圣，侮天地，坏人伦”，前有罪魁祸首佛氏，后又有西洋基督推波助澜，对儒家建立的伦理道德体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与破坏，所以为了坚决维护儒家思想及伦理道德体系，尊奉“圣人之教”，便要“力排西来之教”。

作为一个代表中央政府巡查地方教育工作的官员，文翔凤在任山西提学副使时，积极开展对学校的巡视和对各县学生的考试工作，并在工作结束后编写了这部具有为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指示门径之用的教学参考书《河汾教》。众所周知，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重要形式，且命题范围大多局限于“四书”，而且题目较为单一。但在阅读《河汾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文翔凤与其他儒士相比起来，头脑更加灵活，所出试题范围较广，不宥于四书，几乎涵盖了除《尔雅》之外的其他十二经。而且命题的角度也较为新颖独到，选择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题目，如卷一“广贾山《至言》，教太原县等八学诸生”是从贾山的《至言》出发来阐释自己观点的议论文，又如卷十四“广《履》和《谦》尊，教泽州五学诸生”则是从《周易》中选了《履》卦和《谦》卦进行解释和发挥，这样的命题方式跳出了就“四书五经”中某一字句而代圣人立言的旧套路。文翔凤的《河汾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朝后期官方儒学的教育方式和科举考试的命题形式，为我们审视和研究明朝晚期官学教育提供了大量生动翔实的资料。

《河汾教》一书虽然名不见经传，影响力较为有限，但对《河汾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却具有重大意义。此书是明季大儒文翔凤就儒家六经而进行的论说与教学，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其经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在心学盛行的明朝中后期宋明理学依然在社会思想中有着微弱的声音，并没有随着心学的出现而在历史的进程中销声匿迹。

［1］［明］文翔凤．河汾教［M］．明天启元年刻本．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5］［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6］［明］黄宗昌．疏草［M］．清康熙刻本．

［7］［明］茅元仪．暇老斋杂记［M］．清光緖李文田家钞本．

［8］［明］金日升．颂天胪笔［M］．明崇祯二年刻本．

［9］［清］魏方泰．行年录［M］．清乾隆十七年家刻本．

［10］［明］吴甡．柴庵疏集［M］．清初刻本．

［11］［民国］梁秉锟．莱阳县志［M］．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12］［清］张道超．伊阳县志（道光）［M］．清道光十八年刊本．

［13］［清］王士俊．河南通志（雍正）［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明］孙承宗．高阳集［M］．清初刻嘉庆补修本．

［15］［清］丁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M］．清宣统三年丁氏刻霜红龛集本．

［16］［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四部丛刊景明崇祯本．

［17］［清］计六奇．明季北略［M］．清活字印本．

【责任编辑 杨 强】

Wen Xiang－feng and His Work Teachings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in Shanxi Province

MA Jun－y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710119，China）

Teachings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in Shanxi Province was a classic book of Confucian study which was written by the famous Confucian scholar Wen Xiang－feng in the later Ming Dynasty，it was a summary of his work when he was the inspection of schools and students in Shanxi Provi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this book has doubl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official education in later Ming Dynasty．On the one hand，it shows that Wen Xiang－feng was a Neo－Confucianism thinker in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philosophy of mind was very popular in late Ming Dynasty；on the other hand，it provides numerous materials which can be useful for us to make clear the official education in Ming Dynasty．

Teachings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in Shanxi Province，Wen Xiang－feng，Neo－Confucianism，official education in Ming Dynasty

K29

A

1008－8008（2015）02－0030－05

2014－10－26

马君毅（1991－），男，云南昆明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